黃鐘：大丈夫與小丈夫——“國學”隨筆之一

簡體傳統

自信“當今之世，舍我其誰”的孟老夫子，仁呀，義呀，喜歡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而且是見了當權派就講。
    在他的心目中，仁者無敵。
    可是當時七國紛爭，相互都是亡我之心不死，面對火燒眉毛的存亡問題，對梁惠王們來說，孟子的大道理，只能是東邊耳朵進，西邊耳朵出。
    其間想實行仁政的，倒還可能會招來麻煩。
    萬章向孟子請教時，就提到這樣一件事情：宋是個小國，現在要實行仁政，齊楚兩國對此很討厭，就出兵攻擊它。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宋國如果實行仁政，自然就會對其他國家的百姓產生吸引力，或者是想偷渡到宋國，或者是想入非非，希望全盤宋化：人家宋國都能夠實行的好政策好制度，為什么我們就不能實行呢？如此一來，對齊楚的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就是無形的威脅。因此齊楚兩國試圖通過國際干預，把宋國的仁政扼殺在搖籃之中，也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怪事了。不過，這種因政治文明差異而引起沖突的事情，只是當時國際風云變幻中的小插曲而已。
    不管怎樣，反正最后定江山的，不是仁者，而是嬴政的金戈鐵馬。用一句套話講，就是實踐證明孟子的理論行不通。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理論學說也一樣。
    所以，弄的到了漢代，桑弘羊還在說孟子“不知世務”。
    其實鼓吹以德服人的孟子并不傻，他心里很清楚，不仁道也可能得到一個國家，只是他堅信霸道不能使天下心悅誠服。
    也正因為這樣，孟子經常引用這個故事：商湯征伐南方，北方不高興，征伐東方，西方不高興，都說：“為什么把我們拉在后面，而不打我們這里呀？”老百姓盼望商湯趕緊來把自己的祖國給滅了，就像大旱盼甘露一樣。簞食壺漿歡迎解放者，只不過想逃避水深火熱的苦日子罷了。在孟子看來，這沒有什么不對，因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
    不過，并不是所有的當權者都明白這樣的道理，或者愿意接受這樣的道理。
    有一年，鄒國跟魯國交火吃了大虧，光領導干部就死了三十三個。這也算是國恨了吧，可老百姓楞沒有一個出來幫忙報仇表現出點愛國主義精神來。對這事，鄒穆公忒生氣：“殺了他們吧，又殺不了那么多；不殺吧，看到他們對長官見死不救，又實在可恨。”于是他就問孟子該怎么辦。
    孟子直言不諱：平時政府不但不關心百姓疾苦，還變著法子欺負他們，現在你的百姓這樣做，也算是對政府的回報。你也不要責備他們了。如果你實行仁政的話，老百姓自然也就愛戴上級，有事的時候也愿意為他們犧牲了。
    在孟子他看來，權位首先意味著責任，而不是意味著百姓有了無條件忠誠的對象。
    孟子路過齊國的平陸時，問當地的領導孔距心：“如果你的戰士一天三次失職，你會開除他嗎？”
    “等不到三次，我就把他開了。”
    孔距心回答的很果斷，卻沒想到孟子接著不留情面地指出：“你自己失職的地方可不少啊。饑荒年成，平陸百姓有餓死的，有逃難的。”潛臺詞很清楚。
    孔距心也不傻，趕緊為自己辯解：這事可不是我孔距心力所能及的。
    孟子說：“現在有個人接受委托，給別人放牧牛羊，那就有義務去找牧場和草料。如果牧場和草料都找不到，他應該物歸原主，還是站在那里，眼睜睜地看著牛羊一個個死掉呢？”
    于是，孔距心認了錯。
    過了些時候，孟子見到齊宣王，就跟他說：你的地方領導，我認識五個，可只有孔距心一個人明白自己的罪過。
    這樣追問責任的圈套，孟子也讓齊宣王鉆過一回。
    孟子問齊宣王：假如您有一個臣子，他要去楚國，把老婆孩子托付給朋友照顧，結果回來發現，妻室兒女在挨餓受凍。您說該怎么辦？
    齊宣王說，跟他絕交。
    “如果您的司法官沒能管理好下級，那該怎么辦？”孟子的話又進了一步。
    “那就撤他的職！”齊宣王回答得一點也不含糊。
    接著，孟子又問：“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搞得很糟的話，那又該怎么辦呢？”
    齊宣王挺尷尬，東張張西望望，就把話題給岔開了。
    此后二千年多年里，居然一直未能順著這個故事追問下去，是中國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上最大的不幸之一。
    當然，追問是有風險的。換到秦始皇的時代，誰要是這樣跟嬴政說話，非掉腦袋不可。
    所以孟子需要宣揚“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有一次，孟子跟縱橫家景春辯論時就說：如果覺得正義在握，就應該勇往直前，雖千萬人，吾往矣。能夠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叫大丈夫。
    孟子的這番話，很有些個人英雄主義的味道。如果國民都把孟子的話奉為座右銘，朝廷還怎么統治呢？按照法家的理論，治國靠的就是刑賞兩手，哪一手都軟不得，倘若錢也收買不了，刑罚又嚇唬不住，這樣的刺頭留著對朝廷有什么用呢？因為朝廷沒法把他們當馴服工具用呀。把那些出頭鳥給剪除了，一方面向老百姓用血淋淋的事實證明，胳膊扭不過大腿，老實聽話才能活命，另一方面，也就維持了整個社會的怯懦和散沙狀態。用法家的話來說，這就是弱民強國之術。在法家的理想國里，百姓不能有自己的標準和原則，朝廷今天說，一加一等于三，跪下呼萬歲，朝廷明天說，一加一等于五，還呼萬歲。弄得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沒有骨氣沒啥出息，是歷代王朝千方百計要做的一件大事。
    當然，孟子也明白，不可能舉國上下都是大丈夫，但他并不因此就覺得人的覺悟低，需要強制改造。當告子一本正經地說，要像把柜柳樹制成杯盤那樣，也把人的本性改造得符合仁義，平時滿口仁義道德的孟子，卻很是不贊成告子那種居高臨下的思想改造：“率領天下人損害仁義的，一定是你的這種學說！”
    所以孟子只是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個政治道德的底線，是任何人要做都能夠做得到的。雖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做大丈夫，但起碼可以做小丈夫。小丈夫不是小人，盡管沒有砍頭不要緊的膽量，偶爾為情勢所迫，也有違背良心的時候，但他始終知道自己違背良心，只要沒有人把刀架在脖子上，他就不會主動跟大丈夫劃清界限，或者主動說大丈夫是傻冒，一有機會，他就會聽從良心的召喚，也就是說，他始終有一顆向善的心。這樣，社會可能就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久而久之，這個民族就會有一股“浩然之氣”，充塞于天地之間，每個國民都會生活得有尊嚴。
    盡管孟子跟自己的弟子陳臻說過，“哪有君子可以拿錢收買的呢？”但他并不鄙視金錢，相反，他深知金錢的力量。有一次，滕文公向他請教治國的問題時，孟子為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這和管子的倉廩實而知禮節，異曲同工。
    孟子明白，如果上不足以贍養父母，下不足以撫養妻兒，年成好，過的窮困潦倒，年成不好，就死路一條，在這種生存狀態下，每個人竭力活命都怕來不及，哪里還有工夫和心思學習禮義呢？經濟不獨立，思想政治上也就難以獨立。除了萬里挑一的大丈夫，一般人沒有飯吃了，能不惶惶如也？
    孟子明白的道理，專制者也明白。自從秦始皇以后，朝廷盡可能把每個人的生計、小命，都牢牢拽在自己的手里。大概也正是因為這樣，中國的統治者就把國民的自由和生存問題對立了起來。通過控制國民的活路，使國民不敢想望自由和獨立，通過剝奪國民的獨立和自由，使國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秦以后的王朝實際上就是最大的綁匪，不聽話就撕票。所以，中國人生下來不是想給皇帝拉馬車，而是朝廷千方百計要把百姓弄得生下來不能不給皇帝拉馬車，否則就沒有活路。
    這倒使我想起了加爾布雷思自傳里一個耐人尋味的小故事：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加爾布雷思非常疲憊，想休息一會，吩咐女傭把所有的來電都給擋掉。不久，林登·約翰遜總統打來電話，讓她叫醒加爾布雷思，可這位女傭說：“那可不行，總統先生。我是為他干事而不是為你干事。”
    這個女傭并不是什么英雄豪杰，但她卻能夠做一個中國需要大丈夫才敢做的事情。中國跟西方發達國家固然是科技和經濟方面的距離，但文明的差距恐怕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