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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內戰時期，國民黨“軍隊紀律敗壞，黨部組織崩潰，政治制度未能建立，國家紀綱廢弛，社會紊亂，民心渙散，革命基礎與精神完全毀滅”。面對軍事政治經濟的全面失敗，蔣介石也不得不開始反思原因，雖然還是歸罪于共產黨，歸罪于“人民之愚弱，學者之糊涂，政客之鼓盪，奸商之作惡，加之美國之侮華”，但也無法否認國民黨自身存在諸多問題。

      1945年12月，蔣介石在反省錄中哀嘆：“敵國投降以后，反演成最大之恥辱，無上之苦痛。有人援助，而我無能力接受其援助；有機復興，而我無人才，致失此千載一時之良機。無組織，無干部，為共匪所誣陷，為反動所挾制，而尤為外人所譏刺與輕侮，此為最難堪之事，而又不能不為之忍受。”29日，蔣介石巡視南京和北京，再次發出感慨：“干部不力與腐敗之現象，最使人對國家前途發生無窮之感也”，說明蔣介石已經認識到國民黨無人才、無組織、無干部、無知識、無能力、貪污腐敗等問題，對前途感到担憂。

      國民黨軍事上接連失利，蔣介石認識到國民黨軍“紀律廢弛，內部腐化，外表枯竭”，“各軍師之間，只圖自保，而毫無合作之精神，其次為將領只知防守，而不敢進攻，可謂毫無斗志，不知廉恥，此為失敗最大之原因”。此外，政治、社會、教育等也“均告動搖”，尤其是經濟危殆，民生艱困，致使“社會人心，益惶惶不可終日”。蔣介石認為這一切皆因“親近左右之干部，不知自強自立，而一意推諉塞責，以求自全，……只怪他人，互忌抱疑，而不肯為國家，為其職責，減損絲毫之權益與名利”。

      認識歸認識，蔣介石并無決心和能力解決這些問題。1947年6月，蔣介石已經感覺到危局難以挽回，猶如“大廈之傾，獨木難支”。盡管如此，蔣介石還是力圖采取措施挽救危局。1947年7月9日，他提出政治工作的四個方向：

      “（一）‘黨’‘團’工作應集中在農村、軍隊與匪區。

     （二）應征收財產稅與土地稅。

     （三）應厲行消費節約運動與監察。

     （四）應以‘平均地權’與‘調節貧富’為政治建設之方向。”

       8月30日，蔣又考慮自力更生之道，擬訂十項辦法：

      “一曰社會革新，二曰為民眾服務與解除民眾痛苦，三曰勤儉報國，四曰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五曰掃除貪污，六曰掃除文盲，七曰衛生清潔與醫藥，八曰自反自責，互敬互愛，九曰不排外，不報復，愛人如己，十曰不借債，自重自立。”

       蔣介石深知這些都不是局部技術問題，“乃為全般大原則之確立與重生問題”。如果只是“枝節補救，在目前形勢下，將利未見而害先覩，反疑一切改革為不可能”。31日，他再三考慮之后，確定了整治和改革的重點：

      “（一）祛除感情，懲治貪污；

     （二）提倡民主法治，加強群眾監督力量，滌蕩官僚習氣；

     （三）建立組織與制度；

     （四）建立干部制度，促進新陳代謝機能。”

       能提出懲治貪污、民主法治、平均地權等，說明蔣介石對國民黨失敗之癥結所在，認識還是比較清醒的，所提改革方案也還是比較全面的。但是，這些方案只是停留在蔣介石的日記中，并未得到實施，當然不能改變國民黨失敗的局面。

      1948年2月5日，蔣介石與夫人到燕子磯游玩，途中仍在“檢討抗戰期間與勝利后，外交、經濟失敗之原因與責任”，結果散心未成，反倒“不勝抑郁”。反復思考之后，蔣介石在22日的反省錄中得出結論：“今日政治、軍事、外交之失敗與恥辱，皆因用人不當，以致今日經濟崩潰，對內、對外，皆蒙受奇恥大辱。此種痛苦無法申訴，深覺文武干部不能成材之苦，然此皆余不識之過，于人何尤。”3月25日，蔣介石又感嘆道：“自愧不知組織，以致今日黨務、軍事、政治、經濟、教育皆無干部，一經危困，所有基礎，完全動搖。”“文武之忠勇干部，喪失殆盡，幾無能用之人，悲痛極矣！”

      國民黨“人才缺乏”，黨政人員“老朽昏庸與幼稚自私”，黨中干部“醉生夢死”，“無膽無識，無能無智，不知責任與恥辱”，蔣介石對這樣一個“頹廢、衰老與散漫之黨”，除了哀怨，基本上束手無策。更加嚴重的還在于軍政腐敗情形，這一點，蔣介石心知肚明。1948年5、6月，他在日記中痛斥國民黨官員浪費金鈔的惡劣風氣以及“中央軍隊高級將領之貪污”，批評他們“幾乎莫不以金錢是視，耗費公帑，吸盡人民脂膏，不以為意。人欲橫流，道德淪亡，廉恥蕩然無存，此實亡國之劣性，滅種之惡習，不知如何挽救矣”。但是，蔣介石沒有懲治貪腐的好辦法，1945年12月審核的肅清貪污運動綱領及改革黨務方案也沒見效，他在和長公子蔣經國談時局時說，“黨政軍干部之自私無能，散漫腐敗，似已至不可救藥之境”。他所能想到的只是“重振道德，恢復禮教，而后乃能言戡亂建國也”。

      1948年7月7日，蔣介石反思了以往政治和用人方面的弊端：“一、未注意從制度上政策上奠立根基，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蓋政治只可有遠見，不可施奇謀。只有使之漸進，而決無捷徑可循也。二、培養領導人才，未得其法，以致不能新陳代謝，致有無才寡力，而又未獲啟發，及至用人之時，又欲顧及其有才能而無資望，或有資望而無才能，摩擦糾紛，皆由此起。”蔣介石決心“今后應一面破格用人，一面從根本上培養黨政軍與社會之新生力量。”

       7月10日，蔣介石又繼續考慮整飭將領與干部之道：“一、對將領如何使之革除以往畏匪與腐化惡習。二、對黨政干部如何使之化除過去成見與敵對仇視心理，恢復革命朝氣，提高其奮斗精神，團結一致，同心一德，以反共剿匪為惟一目標，以民主集權制為共同信條。合則留，不合則去，勿再因循泄沓，拖泥帶水，以敗壞我黨革命之紀律也。”

       8月18日，蔣介石再次研究失敗之原因與今后改正之道：

   “其失敗原因：

    一、將領精神喪失，軍隊腐敗。

    二、政治教育不清，組織絕無，因之考核監督更談不上。

    三、經理制度不良，軍費無從核實，因之將領吃餉貪污。

    四、力行哲學不講，一切法令皆不能實施，等于具文。

    至于今后之改正：

    一、提高力行與負責知恥之精神。

    二、加強政治教育之方法。

    三、特別加強軍官團之組織訓練。

    四、改革經理制度與核實員額及收支。”

      1949年3月31日，蔣介石對失敗的重要原因作了徹底檢討，擬成條目，以便反省與改革：

   “（甲）外交失敗為最大之近因；

    （乙）軍事教育與高等教育之失敗為其最大之基因；

    （丙）黨內分裂，紀律掃地，組織崩潰，為革命失敗之總因；

    （丁）經濟金融政策之失敗，實為軍事崩潰之總因；

    （戊）民主憲政之時期與制度以及國民大會代表等之選舉，以動搖剿匪之基本，此實與剿匪反共政策背道而馳也。

    （已）社會經濟政策與民主主義尚未實行，此乃惟一之致命傷也。”

      可見，蔣介石對于國民黨失敗的原因，認識還算深刻，敢于直面問題。但是，對于自己的檢討，蔣介石卻只是蜻蜓點水，不愿深究，只說自己用人不當，識人不察，遷就環境，不知自主，政治上未能把握時機等等。身為最高領袖，他理應主動承担最主要的責任，但是他卻很反感別人對他的指責：“凡一切失敗之責任，皆推至元首一身，……幾乎領袖之一舉一動，一言一令，皆認為錯誤，皆以為越權，皆指為誤國。”他還認為其他人不體恤其苦心，卻批評他“獨攬一切”，“使各主管不能盡職，謂軍政失機，咎由于此”。何應欽、白崇禧等人將軍事失利歸咎于蔣介石直接指揮部隊所致，他非常憤慨，認為他們是“諉過卸責，妄加誣蔑”，他為自己辯解，“惟因前方將領逕電請示，余身為統帥，不得不批覆督導，以示激勵，焉得即指為越級指揮耶？”他不承認自己專制獨裁的錯誤，就連兒子蔣經國“以諸葛武侯治蜀，事無巨細為諫”，他也聽不進去。他頑固地以“文武干部，多成官僚，生活泄沓，工作敷衍”和“人心動蕩，險象四伏”為理由，堅持“黨、政固不能不親自督導，而軍事尤不能不負責主持”。有這樣的認識，蔣介石又怎么可能真心改正呢？

       總之，國民黨失敗的癥結，“實在內部，而不在外敵”。中國歷史告訴蔣介石，“歷代亡國之原因，并不在于敵寇外患之強大，而實在于內部之分崩離析所致”。蔣介石和國民黨失敗的教訓，的確發人深省，值得后人深刻反思，引以為戒。

網載 2012-08-05 10:5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