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德特在耶魯大學學報是這樣嘲笑中國大學的：“它們把經濟上的成功當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為傲，這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話。”
恢復高考33年來，中國共選拔了5438萬名大學生。
千軍萬馬過的不再是獨木橋，大學也不再是從前的大學。近三十年來，中國的大學經歷了市場化(如取消畢業分配和實行收費制)、國際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學”和大規模合并)、產業化(如瘋狂擴招和建大學城)三大高潮。
它變得像混合了**和企業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務，卻由家長們高額支出；是產業經營，卻背負了2500億元債務；出售產品，卻沒有售后服務；是投資，卻不保證你的回報。大學的理念越來越混亂，而其行政管理、評估體系、課程、老師和學生，都出了問題。大學的定位和專業設置同質化嚴重，從教授到學生的造假舞弊令學術成為笑話。大學的腐敗、兩性和安全亂象總在社會新聞版出現。中國的大學不再精心培養能獨立思考的“人”，而熱衷于培養“就業員”。
大學從殘酷社會中的象牙塔，墮落成了生產不合格產品的壞公司，這是可怕的事!少數好教師和好學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虛擲，夢想沒來得及描繪就已挫敗，這是可怕的事!大學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們聽話和考試，這是可怕的事!大學生相信關系和潛規則，甚于相信知識和能力，這是可怕的事!2010年，中國957萬名考生參加了高考，其中657萬人有機會成為大學新生。
什么毀了中國的大學?
當大學成為消滅童年、浪費青春、消磨斗志、回報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識就無力改變個人命運；當大學成為官場、商場、歡場與名利場，大學的謊言就毀了中國精英的生長土壤——可敬的大學，就成了可怕的大學。
校長官員化、行政官僚化，評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際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資源集權化、招生產業化、擴張盲目化、文憑貶值化、財政腐敗化、監督無力化、授課形式化、學術邊緣化、科研虛偽化、精神犬儒化、姿態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綱統一化、設科短視化、教授娛樂化、學者江湖化、教師妖魔化、學生墮落化、學社商業化、作弊正常化、情愛游戲化、暴力頻繁化、心理危機化……
簡單歸納，即可得出出30個常遭輿論批判的大學之病。但即便中國的大學如同一個身軀日益臃腫、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你白以為用生命的前18年來支付這筆未來的幸福保證金實屬必要，皆因青春時父母需要這個目標，獨立時老板需要這個證據，成家時丈母娘又需要這個指標，一張文憑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山西臨縣因即將高考強制關閉網吧，全縣網吧都在劫難逃；杭州有媽媽為讓孩子好好學習開出千元工資，同時有小學生為學生周刊寫出《搞好學習是我的生財之道》的“評論”。“考上大學是脫貧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標語貼在小城的中學教學樓上，這條“出路”，仿佛全社會為你而設的一個賭局，你用快樂、自由、幻想與純真投注，哪怕收獲的是北大學生貶值到賣豬肉的殘酷結局。
這是中國大學的黑色幽默——這個人生必經的圈套越是“毀人不倦”，越顯成就珍貴；這個圈套越是明顯，擁戴者越多；這個圈套越是被你認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進入。皆因這個圈套的布局者、參加者與受害者，老實說是人人有份。
大學已經功利化，因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當讀大學成了一個消滅童年、浪費青春、消磨斗志、回報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識就無力改變個人命運；當大學成為了官場、商場、歡場與名利場，大學的謊言就摧毀了中國精英的生長土壤——可敬的大學，就成了可怕的大學。
大學為什么不能改變命運?
“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學了這么多知識，也不見命運有何改變?”2009年，上海海事大學法學系研究生楊元元自殺前如是說。“耶魯改變了我一生。”2010年，耶魯畢業的中國人張磊公開告自如是說。他要給耶魯捐款888.8888萬美元，據說是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捐款最多的人。
兩者皆拿一生的命運說事。楊元元的話讓公眾質問教育，張磊被公眾質問為什么不給中國的母校捐款一好在，仍有天涯網友為他解圍：“捐到耶魯不一定能體現價值，但是捐到國內一定體現不出價值。”
2009年，重慶上萬農村高三應屆考生拒絕了高考，湖北省2.6萬學生放棄了高考：2010年，中國高考報名總人數比200g年減少了65萬_人。新的“讀書無用論，，正在抬頭——《中國青年報》曾報道一個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裝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學畢業快一年了，還沒有找到工作。農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觸地說：“我真謝謝我自己，沒有考上大學。”
也許，全因我們與大學的關系早已改變。古時，彼此是家庭關系，“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師大學堂變成現代大學時，學校自治，學生自由，彼此是朋友關系；1952年以后，中國大學學習斯大林模式，大學其實是高等技術專科學校，都是為社會服務的螺絲釘，彼此是同事關系；1977年，關閉11年的高考閘門再次開啟，大學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義的追求者，彼此是戀愛關系；到了2010年，大學招生推動GDP、大學城建立拉動房地產，彼此早就成了交易關系。
當我們與大學失去了親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倫理，大學就只剩滿足短期需要的供需關系——江蘇省10年換了5個高考方案，50萬考生的命運也跟隨著朝令夕改；《2010年就業藍皮書》顯示，數年前的熱門專業轉眼便成了“失業熱門”，法學、計算機、英語、國際貿易、工商管理等專業是2007年至2D09年連續三屆失業人數最多的專業。
也許，全因中國“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階層”嚴重缺貨。北大和清華都未進亞洲大學排行榜前十同時，斯坦福大學校長有一個說法，中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最快還需20年。這是客氣的說法，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批判中國大學：“他們以為社會對出類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課程多、老師多、學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來，大學本應該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終自由表達思想的、最糟糕同時又是最理想的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