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八年，中國教育事業竟于戰火紛飛中得大發展。僅以高等教育為例，大學數量由戰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師生數量增加了48%，學生數量幾乎翻了一倍。

抗戰爆發后，最主流的輿論意見是教育應該完全服務于抗戰

自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東南沿海教育發達地區首當其沖，相繼淪陷，中國教育事業損失巨大。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共計108所，戰爭爆發后，77所被迫內遷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辦；原有公立中學，多數設在沿海地區，戰爭爆發后大多停辦，青年失學者極多；影響最大者莫過于初等教育，學生年齡過小，學校無法內遷，只得隨國土一并淪陷，其所受日軍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如何處理教育和抗戰之間的關系，成了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教育界內部也圍繞著如何制定新的“戰時教育方針”，而展開了論戰。最主流的意見，是認為教育應該完全服務于抗戰。不但學科要調整，變為以軍事課為主，如“化學師生可從事軍用品制造”；教育對象也要調整，須“以民眾為對象”，“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以改組或即停辦”。這種意見，在師生內部也相當普遍。南京失守后，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準備再度南遷至昆明，決定甫一頒布，即在校內師生間引起激烈辯論，許多批評者認為：在國家急需調動三湘民眾起來抗日的時刻，學校內遷至昆明，有損道義。學生自治會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漢，向國民政府請愿，反對內遷，要求參加抗戰。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持反對態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只可因戰爭做若干臨時調整，而不能全盤改弦更張。最具代表性的，則莫過于胡適向蔣介石的進言：“國防教育不是非常時期的教育，是常態教育”。但這類意見，在當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體現當日教育方針意見分歧的，可推張治中和陳誠在“長沙臨時大學”的兩場演講。張治中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講劈頭就罵：“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服務，躲在這里干么？”陳誠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其演講高度贊成學校內遷，將學生譽為國寶，鼓勵他們于國家危難之際努力完成學業，因為十年之后，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

蔣介石等人力排眾議，認為國防教育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后”

教育部為這場論戰做出的最終“裁決”是“戰時需作平時看”，雖有各種暫時措施，“但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換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張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務于抗戰的意見。教育部如此決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后果將更不堪”；其二，“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征調此類大學生之必要”。

在當時的輿論環境下，教育部如此決策，與國民政府最高領導層的認知關系極大。陳誠的意見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也認為“國防之內涵，并不限于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陳立夫的意見，與蔣介石高度一致。在蔣氏看來，戰時教育不僅僅需要滿足抗戰救國，更需要滿足戰后建設——1939年3月，蔣氏在重慶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說道：“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為應急之故而丟棄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時期中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后。”

初等教育：以鄉鎮地方財政50%為主要經費來源；抗戰結束時后方入學率維持在50%以上

因為年齡問題，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問題，沒有被“戰時教育方針論戰”所波及。自抗戰爆發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點，主要是義務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個工作重點：對成年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自此，“每鄉鎮設中心小學，每保設國民學校，均包括兒童、成人、婦女三部分，使民眾教育與義務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屬于地方自辦事業，中央政府每年有專門的補助費，但主要經費來源仍以地方自籌為主。為保證教育質量和適齡兒童入學率，1940年，教育部頒布規定，指定鄉鎮地方財政中至少50%須用作初等教育經費；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國防最高委員會出臺規定，將初等教育經費列為“特種基金”納入預算，嚴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適齡兒童入學率達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陜西58%……總體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學生為300余萬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萬余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學生48萬，抗戰結束時增至126萬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廳辦理，中央并不直接負責。抗戰爆發后，為安置從淪陷區流亡到后方的中學生就學，國民政府開始創辦國立中學，至1944年，共設立國力中學34所，國立大學附屬中學16所，國立師范學校和職業學校14所，遍及后方12個省區。國立中學的主要職責，是收容來自淪陷區的中學生就學；以及吸收來自淪陷區的骨干教師，解決其生存問題并保證教育質量。

在淪陷區，國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設置“教育指導區”。1938年，淪陷區9省4市曾設置50個“教育指導區”，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淪陷區從事公開或秘密的教育活動。隨著戰爭的推進，“教育指導區”不斷增加至18省6市102個之多。“指導區”的主要工作，是聯絡、吸收敵占區的仍忠于國家的中小學教師，借以消滅奴化教育。1940年，國民政府還特別通過《津貼淪陷區中小學教師辦法》，對淪陷區內暗中為國家服務的中小學教師給予津貼補助。接受津貼的教師須宣誓效忠國家，其誓詞如下：“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矢志盡忠國家，遵守政府法令，擁護抗戰國策，絕對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敗類，遺羞子孫。如違誓詞，愿受政府最嚴厲的處分。”同時，教育部還特別制訂了淪陷區中學畢業生升入大后方大學就學的規定。1936年在校中學生為48萬余人，正因為當局的努力，至抗戰結束，在校中學生數量不降反增至120余萬。具體增長數據如下圖：

▲1936～1945學年度全國中學教育發展概況統計表(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

高等教育：1936年在校學生4萬余人，抗戰結束時增至8萬余人

1936年之前，中國的高等學府大部分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的大城市，其學費普遍“年須數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無力入學。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責過中國的高等教育“以富人為中心，以權貴為中心”。抗戰爆發后，學費問題轉由國民政府出面解決，不但保證了來自淪陷區的大學生可以繼續求學，而且打破了中國高等教育舊有的貴族化傾向。

解決大學生學費問題的同時，國民政府還竭力解決私立大學的運營經費問題。較典型者如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撥款補助，才得以繼續運轉。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學因資金緊張而申請改為國立獲批，而得以繼續維持。因為當局的種種努力，中國的高等教育在校學生數，在抗戰期間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萬余人，增至1945年的8萬余人。具體數據如下表：

▲1936～1946學年度大學專科以上教育發展概況統計表(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

高校研究所：從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

戰前，各大學的研究所， 大多由各大學自動發展成立，1936年共計有研究所22個，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戰爆發后，大學大量內遷，多數研究工作中斷。1939年，教育部認為“抗戰建國正在邁進之際，學術研究需要尤大”，開始從政策、經費上扶持各大學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學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運轉經費、設備經費、研究生的學費等各項費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負担。

絕大多數大、中學生享受政府免費教育、免費伙食及一定的醫療保障

將戰時教育如平常時期那般維持的最大困難，是大部分離鄉背井的大、中學生都喪失了經濟來源，政府不但要負担起對他們“教”的責任，還必須承担對他們“養”的義務。1938年，國民政府開始實施“貸金制度”，規定家在戰區的專科以上學生，可向政府申請“貸金”，畢業后三年內再向政府無息償還。但抗戰既系持久，學生畢業后并無正常就業環境，加之自1940年以來國內通脹日趨嚴重，“貸金制”在1943年被“公費制”取代。其發放范圍也大大擴大，連家住重慶有經濟來源的大學生也可以享受公費待遇，私立學校入復旦學的學生，同樣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費”。高等教育當中，每年獲得國民政府的“貸金”和“公費”者達5-7萬人，約占了全部學生的80%以上。這些“貸金”和“公費”不但包括學費、生活費，還包括一定程度的醫療保障，故學生看病相當便宜。譬如：中央大學政治系學生唐飛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今去衛生室治牙，可笑掛號金僅一元，藥費亦寥寥五元”——當時從重慶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郵資是20元。

“貸金制”和“公費制”不僅僅面向高等教育，同樣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規定，國立中學招收的學生，不僅免除學費，而且免費提供伙食、制服和書籍。

40年后物價飛漲，大、中學校師生生活艱難，但有政府特殊補助，比其他公務員好很多

教師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學教授平均每月可獲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資，收入雖不如戰前，但較之大城市，后方物價低廉，其實際購買力較之戰前并無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課堂搬到了餐館里。學生方面，畢業于復旦大學的羅文錦，1940年以前“每月可領貸金法幣八元，以六元繳納學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當時，八塊錢的購買力是相當高的，西南聯大“學生的伙食費1938年每月7元，還可以吃到肉和雞蛋”。

1940年，因日軍的封鎖，大后方物價暴漲。教育部及時制定《戰時救濟大中學生膳食暫時辦法》。該辦法要求財政部于每年的一、七兩月向學生預發半年的救濟費和生活費，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間和秋季七、八月間盡量購買糧食儲存，以備青黃不接時的糧價高漲。該辦法實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訂，負責救濟大中學生膳食的部門，由財政部變換為了糧食部。如此修訂的原因在于：各地糧價不同，荒歉地甚至無糧可購以及糧價持續上漲等因素，使得財政部的統一撥款無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糧食部向師生員工“免費發給公糧”。此一時期，大、中等學校師生的生活水準雖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補助的“平價食糧代金”，較之其他公務員（如國民黨中央及地方黨部的工作人員），已算比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報》社論明言：靠薪水收入維生者，早已靠典賣度日，生活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