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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間：智、愚；賢、不肖，秉性各異。智、愚乃人性天資之差；賢、不肖乃人格、品行之別。不論天資如何，都須具有知真假、辨是非、明善惡的基本常識與能力。人不論智愚，一旦當其淪為不知真假、不辨是非、不明善惡者時，就只能用“賢”與“不肖”來區分了！

中華民族現代史上的空前大事——“辛亥百年”到來之際，凡有良知的中華兒女，無不由衷緬懷孫中山先生的豐功偉績、歷史貢獻。無不將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大綱》、《建國方略》等著作，視作中華民族精神殿堂的瑰寶。但是，無視歷史事實，對孫中山先生提出質疑、指責批判，甚至謾罵（漫罵）者也不乏其人。在這一群體中，成分相當復雜：有專家，有教授，有訪問學者，有獨立作家，有異議人士，也有所謂的民運人士，還有所謂知名的海內外傳媒人……。

孫中山了卻國民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孫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勛業就是要留于后人評說的，他的思想、品德、人格、情操等同樣也是要聽憑后人評說的。不過，對于每一位評說者來說，自當本于史實，本于道德，本于良知。指責批判，當于史有據；嬉笑謾罵，也須罵之有理。總而言之，所評所論，人人皆當本于問心無愧！

在紛紛嚷嚷交混回響的雜音中，有說孫中山有個人野心、權力欲望強烈的；有說孫中山一生精于暗殺謀劃的；有說辛亥革命孫中山完全不知情，武昌起義和孫中山根本無關的；有說為實現總統夢孫中山不擇手段的；有說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后，即對南北和談從中作梗，由一個革命的促進者，蛻化為革命的絆腳石的；有說孫中山是謀刺宋教仁嫌疑人的；有說孫中山推翻帝制卻不懂民主憲政的；有說孫中山政治觀念謬誤多多，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其實與今天世界上的民主和人權普世價值并不相同，它既不是民主，也不是人權的；甚至還有人指責孫中山出賣國家主權的；也有說百年反思，孫中山是“問題人物”的。等等等等。他們對孫中山先生的指責批判可謂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評說者無一不言之鑿鑿、煞有其事，但聽評者凡是稍具辛亥百年史常識的人們，聞之則無不微微一笑、嗤之以鼻。

當然他們在眾多的指責與批判的同時，也不能不肯定孫中山，比如他們說“辛亥革命是必須的，是清廷拒絕或拖延政改的必然結果，孫中山長年推動革命，值得肯定”。至于孫中山在長年推動革命的過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說了些什么？說的做的有哪些值得肯定？卻只字未見，所以這樣的肯定，只是抽象的肯定。同時還說“孫中山革命有功，但不該拆臺南北議和”。這樣的說法，看似功過分明，很具所謂“唯物辯證”的思維，但當細想時，功是空洞的，而過則是具體的。

那么孫中山先生，究竟是如何推動中國革命、推翻專制獨裁家天下政治制度的呢？我們不妨來做一個簡單的回顧。

一、中華民族發起民主革命的第一人

滿清王朝末期，政治腐敗，吏治腐敗，司法腐敗，官場腐敗……。滿清政府自鴉片戰爭起，每戰必敗，自鴉片戰爭失敗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起，每次戰敗，無不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每簽喪權辱國條約 ，無一例外的都是割地賠款，只要能保住滿清皇族的江山社稷，只要能保住愛新覺羅家手中的獨裁權力，什么割地賠款全不在乎，所謂“寧與外人，弗與家奴”！這就是一百年前中華大地的社會現實。

面對這風雨飄搖、勢將呼啦啦傾倒的王朝大廈，面對這政治腐朽、各類腐敗若汪洋大海般泛濫四溢的社會現實，體制內的官僚政客們，無一人敢發出革故鼎新的呼聲，更不敢妄談政治體制改革。只不過做一些所謂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罷了，所謂洋務運動，本該有兩個層面的事情：一是學習西方優良的政治制度；一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政治制度與科學技術是一個國家的兩條腿。清末的洋務運動，只學西方的造船造槍造炮造機器的實用技術，對西方的政治制度一概封殺。一條腿的洋務運動，轟轟烈烈三十年，花費納稅人的血汗錢不知幾許，但所有所謂的成果幾乎完全喪失于中日甲午戰爭的一旦之中。這時尚處于體制外的康、梁諸人，則發出了變法維新的吶喊，這一吶喊，可謂是專制獨裁家天下體制中救亡圖存的新聲。這對身處帝位、有職無權、備受壓抑的傀儡皇帝光緒來說，似乎看到了可使自己謀求新生的希望，于是，便立即開展旨在改變大清王朝以及自身命運的變法運動，但是“戊戌變法”不過百日，便迅速被嗜權如命的慈禧的“戊戌政變”所摧毀。康梁逃亡海外，譚嗣同等六君子則血灑碧空，令國人為之慨嘆。

康梁師徒流亡海外之后，打住推動維新變法的旗號，在華僑中大肆募捐，創辦報刊，極力宣傳君主立憲。然而這時的外部世界，君權至上已被所有民主國家所否定，民權至上已成為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康梁之輩囿于君本位思想的束縛，不能放開眼界，去觀察和借鑒世界上先進的政治理念，更不能去學習世界上治國安邦的優良制度，從而成為一個保守的政治群體。

其實，在康梁推動戊戌變法的三年前，孫中山先生已經發動了旨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第一次廣州起義，以求推翻“專制獨裁家天下”，開創“天下為公、民主憲政”的新紀元，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古老中國的國體政體問題。然而，當時的國人昏昏沉沉，不明事理，不辨善惡，而把孫中山等人看作是大逆不道，亂臣賊子，匪徒海盜，犯上作亂的洪水猛獸，為舉世所非笑唾罵。歷史告訴我們：革命黨人就是在這樣的逆境中還是毅然決然的豎起了民主革命的大旗！

孫中山——中華民族發起民主革命的第一人。

二、振起既死之人心 昭蘇將盡之國魂

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孫中山等人發起革命，其危險之大、困難之巨，后人無法想象。設想當時，孫中山一個文人，一介書生，要舉旗造反，翻轉乾坤，推翻一個舊王朝，開創一個新世界，他的對手又是一個龐大的滿清帝國。盡管它已衰落，但滿清帝國已有二百余年的基業，擁有龐大的專政機器；擁有四萬萬俯首帖耳的子民；擁有掌握一切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更何況他們懷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殘忍本性。沒有雄心、沒有膽識、沒有毅力、沒有過人的遠見卓識者，誰能敢于豎起這桿追求民主的革命大旗？！

首次廣州起義，可以說是一群年輕愛國的仁人志士，為實現民主治國的理想，甘冒殺頭滅門之危險，挺身而出號召國人奮起自救的一次血祭，其結果當然是失敗。當時國人的評論，社會的反映，既折射出國人思想的迷茫與認識的模糊，更使滿腔熱血的愛國俊才們深感世道人心的枯死。

語云：哀莫大于心死。對于一個個人，心死將無異于行尸；對于一個民族，心死必將走向滅亡。如何喚起昏昏沉睡、麻木無知的同胞，如何激發中華民族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精神，這是決定革命能不能發動起來，以及革命能不能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于是，孫中山先生首先將他的革命思想、治國理念對留學生們進行宣講，以使滿腔熱血、滿懷愛國熱情的學子們受到啟發，得到教育，自覺行動起來，宣傳革命思想，團結帶動國民，一起投入到救國救民的革命洪流中。

孫中山，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同年十月發動首次廣州起義。起義雖然失敗，并遭到各式各樣的嘲笑和非議，但這次起義還是將清末這池幾于沉死的湖水掀起了驚天巨浪，且漸漸波及于全國。一八九六年十月，孫中山個人單獨赴美歐考察國是，在英國倫敦，遭滿清使館誘捕，幾乎被押解回國梟首示眾。后得英人看守柯爾幫助，經恩師康德黎奔走營救得以脫險。孫逸仙倫敦蒙難脫險的消息，通過英國各家報紙，以及美國《紐約時報》等媒體的宣傳報導，孫逸仙這個讓滿清王朝聞之喪膽的名字，立即傳播于世界各地。使當時散居于世界各國的中國留學生們，也很快知道了民主革命先驅孫逸仙的大名。

隨住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日漸傳播，民主革命的理念漸漸浸入人心，各界人士受到啟蒙，奮發拼搏的民族意識漸漸蘇醒。八年之后，黃興等人（1903年11月）在湖南成立了華興會。九年之后，蔡元培等（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了光復會。奮起開展革命救國的光輝大業。

清朝末年，心系救國救民的有志青年出國留學者日見增多，乙巳（1905年）春間，孫先生重至歐洲，這里的留學生都是新從內地或日本來到歐洲，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不僅贊成革命，且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階段。于是，孫先生即用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思想，天下為公的治國理念進行號召，組織革命團體。首先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第一次會議，宣傳主義，號召革命。第二次會議舉行于德國柏林，第三次會議舉行于法國巴黎，孫中山先生曾與在那里的留學生們，就革命主力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孫先生問留學生：“各同志主張革命，其進行方法如何”？時在布魯塞爾留學的朱和中發言道：“更換新軍腦筋，開通士子知識”。即要爭取新軍及廣大知識分子加入革命隊伍。中山先生深以為然。

當時吸納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是日本。

一九○五年七月十九日，孫中山先生由泰西再度到達日本。在宮崎寅藏的安排下，留日學生開始與孫先生會晤。接著，在黃興、宋教仁、程家檉、張繼、田桐等的籌備下，八月十三日，留日學生為孫中山先生舉辦了盛況空前的歡迎大會。會上，孫先生發表了有志青年如何救國的演說，演說指陳國情，切中時弊，內容豐富，思想新穎，并號召大家說“鄙人無他，惟愿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留學生聆聽演講，極感振奮。

孫先生演說畢，程家檉繼起致辭：“法國不僅有一拿破侖，美國不僅有一華盛頓。先有無數的拿破侖、華盛頓，而此有名之拿破侖、華盛頓，乃始能奏其功。故今日吾國不可專倚賴孫君一人。人人志孫君之志，為孫先生之為。中國庶克有濟”。

陳天華記錄這次歡迎大會空前盛況刊載于《民報》：

“東京自有留學生以來，開會之人數，未有如是日之多而且整齊者。

“余每見日本人之歡迎其陸海軍帥也，殆舉國若狂。私心揣度曰：使其人而在中國也，中國人視之當何如？迄今觀留學生之歡迎孫君，而知我中國人愛國之忱，崇拜英雄之性，視日本有加無已也。夫孫君者，非內地之僭主偽吏，迂師曲儒，所詆為大逆不道者乎，而留學生殆舉全數以歡迎之。孟子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大老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吾今亦曰：留學生者，中國之代表也，代表歸之，被代表者焉往？其有疑吾言者乎！蓋俟之諸異日。

“至于孫君所言，驟聽似為人人能言者。特人言之而不行，孫君則行之而后言，此其所以異也。況孫君于十余年之前民智蒙昧之世，已能見及此而實行之，得不謂為世間之豪杰乎！

“孫君為一造時勢之英雄，則吾所敢必也。

“或者謂余曰：人不可失自尊心。孫君英雄，吾獨非英雄乎，何其崇拜之也。答之曰：吾以崇拜民族之故，因而崇拜實行民族主義之孫君。是日之歡迎孫君者，余敢斷言其非失自尊心，而出于愛國之熱忱。識者當不以余言為謬”。（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二編 第十四章）

于此，中華民族的民主革命事業出現根本性的轉機，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政治團體以及廣大留日學生代表，一起開會，共同研究，于同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同時創辦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這是一個大型月刊，是當時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傳陣地，其前身為宋教仁于1905年6月在東京創辦的《二十世紀支那》雜志，該雜志第二期因刊載《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等文，尚未發行即遭日本政府沒收，雜志被查封。同盟會成立后，遂將其改為《民報》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成為進步輿論的中心。

當時，保皇黨干將梁啟超主持的《新民叢報》，已早在一九○二年出版發行，該報以反對革命，提倡君主立憲為言論主體。甚迎合國內外中年以上保守人士的意趣，發行量甚大，影響面很廣。《民報》創刊之前，革命人士無以應對。《民報》問世，面對現實，立即對《新民叢報》予以迎頭痛擊。孫中山親自為《民報》撰寫發刊詞，提出“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即“三民主義”的思想理論。汪精衛、胡漢民、陳天華、朱大苻（執信）等相繼撰文，闡發三民主義精義。

《民報》，《新民叢報》，作為革命、保皇兩大團體的機關報，就如何才能挽救中華民族、中國究竟該向何處去的問題，展開了一場振聾發聵的國是大辯論。針對孫先生推翻專制、徹底革命的觀點，梁啟超發表 “開明專制論”以相抗衡。因此，雙方為這一問題先后發表十二篇論文相互辯駁。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強調：

“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眾生謀幸福，因不愿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達到了這三樣目的之后，我們中國當成為至完美的國家”。

經過一場激烈辯論，《民報》第十七號出版時，《新民叢報》已經停刊。事實上，對于論戰，梁啟超早已理屈詞窮，無力應戰。對于《民報》與《新民叢報》的這次國是大辯論，吳相湘先生在他所編著的《孫逸仙先生傳》中指出：

“古今中外各種問題，常有各種不同觀點與意見及主張，而其是非、利害、得失，又時因各方相互辯論而多暴露于大眾之前。為期有知識與學養人士得平心靜氣比較這一論辯而發現真理所在。雙方于辯論數據、理論、事實、文字都是全力以赴，務求壓倒對方，爭取原無成見的人從此信仰我方主義；原來彷徨歧途的從此決定方向；原屬對方信徒也轉變來從。故是非利害確實愈辯愈明，革命主義之大張，得自這一大論戰的極關重要”。（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二編 第十六章）

振起人心，昭蘇國魂，不可能一蹴而見成效，它需要用先進而新穎的思想理論，若春雨潤物一般漸進式的感化四萬萬同胞，方能事半而功倍。孫中山一八九五年在廣州舉行首次起義，一九O五年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用去了十年的時光，其實，第一次廣州起義，就猶如二十四節中的驚蟄，自此，國人即已漸漸地開始蘇醒。同盟會成立之前，孫中山曾經舉行過兩次起義，即一八九五年的廣州首次起義，一九○○年的惠州起義，兩次起義均告失敗。當初次之敗，舉國輿論莫不目孫中山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于耳；先生等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交游。惠州起義失敗，國人反應則與前次大有不同，所以孫先生說：

“惟庚子失敗之后，則鮮聞一般人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有志之士，多起救國之思，而革命風潮自此萌芽矣”。（《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建國方略”P235（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一九O五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無疑標志著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從此進入了一個歷史新階段。正如孫先生自己所說：

“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沖，為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1905年）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于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于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孫中山全集》第六卷 “建國方略”P237（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三、南京三月 創建中華民國

同盟會成立之后，孫中山先生率領辛亥先賢們，一面抓緊民主革命思想的大力宣傳，一面加緊武裝起義的步伐：僅一九O七年一年中先后舉行四次起義；一九O八年又舉行兩次，一九一O年的廣州新軍起義和一九一一年“三·二九”的黃花崗起義更是震動全國，把四萬萬華夏同胞渴望推翻專制、創建共和的理想推向高潮，為半年后武昌起義的勝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誠若洪波之決危堤，一泄千里，滿清王朝雖欲御之已不可得。革命形勢，迅猛發展，全國各地紛紛響應，發動起義，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不到兩月已有十余行省宣布獨立，全國各地一片沸騰，諸事頭緒紛繁，事權亟待歸一。十一月十四日，江蘇軍政府都督程德全通電各省都督，請公電孫中山先生迅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以一事權：“中山先生為首創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組織臨時政府，舍伊莫屬”。

武昌首義日，孫先生正在美國西岸乘火車，往中、東部各地向致公堂兄弟募捐途中。十月十一日，行抵哥羅拉多州丹佛城。因旅途過于勞累，十二日午前十一時才起床，至飯堂用餐，經過回廊報攤購報入餐室閱之。展開報紙則見專電一則云：“武昌為革命黨占領”。從中國同盟會成立，到武昌起義成功，只用了六年的時間。

孫先生見到這一喜訊，大感快慰。“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則二十余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一快平生。乃以此時吾當盡力與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后回國。”（《孫中山全集》第六卷P157“建國方略·第八章”（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先生分析當時國際形勢認為，與英國外交關系如何，將是決定新生中華民國成敗存亡的關鍵，遂迅即由美國趕赴英國倫敦，進行外交斡旋。先生在英國個人所能盡之義務圓滿完成之后，乃取道法國而東歸。

十二月二十一日，孫先生輪行抵香港。胡漢民廖仲愷等乘兵艦至香港歡迎。胡漢民廖仲愷見到孫中山后，極力主張孫先生先回廣東，別去上海。他們的理由是：

“滿洲政府人心已失，惟尚有北洋數鎮兵力未打破，故得延期殘喘。袁世凱心實不可測，首鼠兩端，但所恃也只數萬兵力。這一勢力不被鏟除，即革命無由澈底，革命無一種威力以鞏固政權，則破壞與建設兩無可言。先生一至滬寧，眾情所屬，必被推戴，幕府當在南京，而兵無可用，何以直搗黃龍？……元首且同虛器。……何如留粵，就粵中各軍整理，可立得精兵數萬，鼓行而前，始有勝算，盡北洋數鎮之力，則兩三月內未能摧破東南；而吾事已濟，以實力廓清強敵，乃真成南北統一之局。粵寧相較，事正相反：若鶩虛聲，且貽后悔。最近福建、廣西、貴州諸省，正以寧、鄂當沖，有暫推粵為首都之議，吾輩方謙讓未遑，先生則可控制此局。”（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第三編 第二十七章。）

胡漢民等的意見，總體上說不無道理，從全局著眼也不能說不為可行之策，但仔細品味，似有動用心機、自修戰備、靜觀局變、以收漁利之嫌，因此至誠無我的孫中山卻而不用，堅持即行北上。先生意味深長的說：

“以形勢論，滬寧在前方，不以身當其沖，而退就粵中以修戰備，此為避難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領屬望，至此其為我何？我恃人心，敵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長，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岐趨，寧復有內部之糾紛，以之委敵，所謂趙舉而秦強，形勢益失，我然后舉兵以圖恢復，豈云得計？朱明末局，正坐東南不守，而粵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轍？革命軍驟起，有不可向邇之勢，列強倉猝，無以為計，故只得守其向來局外中立之慣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勢頓挫，則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齊文之于太平天國，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慮？謂袁世凱不可信，誠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貴族專制之滿州，則賢于用兵十萬。縱其欲繼滿州以為惡，而其基礎已遠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圓滿之段落。我若不至滬寧，則此一切對內對外大計主持，決非他人所能任。子宜從我速行。”（《孫中山全集》第一卷“與胡漢民廖仲愷的談話”（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夫今日人民及黨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堅強之兵力也，乃在能收拾殘破之局以撥亂反治也。今如君之言，不徑赴中部應民眾收拾時局之望，而遄返故里從事養兵，人其為我何？且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開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之大患即在無政府，如能創建政府，則滿清之政府必傾覆；即袁世凱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為患于新政府，不宜預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謀以武力爭天下為也。”（《孫中山全集》第一卷“與胡漢民廖仲愷的談話·同題異文”（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由此對胡漢民廖仲愷等的訓導可見，孫中山以主義倡導革命，以人格膺孚天下，以道德創建民國，一以貫之之精神。

十二月二十五日，孫先生乘輪安抵上海，立即與各方商談，著手籌備成立臨時政府相關事宜。二十九日，孫中山被各省代表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中華民國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先生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職。誓詞曰：

“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于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于世，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僅以此誓于國民”。

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時，首先向國民履行“宣誓”的程序，開中華民族的歷史先河。因為孫中山高度重視“信誓”二字，先生認為“宣誓典禮”是施行法治的根本。要想把國人如同一片散沙的心理，有機地固結為法治國家的主人，就必須從宣誓開始，作為“正心、誠意”的發端，才可望達到“修、齊、治、平”的境界。所以孫先生說“今世文明法治之國，莫不以宣誓為法治之根本手續也”。

孫中山宣誓以畢，即行授印，印文曰：“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孫中山受印后，隨即于就職宣言書上用印，由胡漢民代為宣讀。元月五日，又發表對外宣言書。

兩項宣言表明，孫先生及辛亥先賢們建設中華民國的藍圖。對內方針：盡掃中國數千年專制政治之流毒，確立共和政體，實現全國民族、領土、軍政、內治、財政之統一，以達革命之宗旨。對外方針：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使中國見重于國際社會，使世界漸趨于世界大同。

辛亥烈士們的鮮血，于此結晶。

   孫中山先生發動民主革命，旨在更化國體，將“天下公權”由“君主私有”更化為“國民公有”。他強調“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開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所以先生就任大總統以后，為免戰火蔓延，為免生靈涂炭，立即著手促成南北和談。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溥儀（宣統）聲明交出政權，宣布退位。

清室既于十二日宣布退位，袁世凱亦宣布贊成共和，孫中山于十三日即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并咨請參議院，代表國民公意，速舉賢能，來南京接事，以便解職。在未解職以前，仍然行使大總統一切職權。

    開國諸端大事，一切部署就緒，二月十五日，孫中山即在南京舉行了中華民國南北統一大典。

當時的參議院即中華民國的立法機關，相當于國會。孫中山對此極端重視，宣誓就職的第三天，即著手籌建，經過二十八天的努力，參議院即正式成立。參議院成立后首項任務就是制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自二月七日開始，歷時三十三日，兩易其稿由參議院審議通過，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孫中山大總統向國人公布了由參議院審議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至此，中華民國的國體性質、主權歸屬，通過臨時約法以法律的形式確立、鞏固下來。

孫中山舉辦完中華民國統一大典，又于二月十八日向全體國民發出布告，布告國人，今后應消除畛域，共謀建設。布告文曰：

“大總統孫文布告：今中華民國已完全統一矣！中華民國之建設，專為擁護億兆國民之自由權利，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濟，丕振實業，促進教育，推廣東球之商務，維持世界之和平，俾五洲列國益敦親睦于我，視為唇齒兄弟之邦。因此敢告我國民，而今而后務當消融意見，蠲消畛域，以營私為無利，以公益為當謀，增祖國之光榮，造國民之幸福，文謹惓惓焉。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八日”。

    至此，孫中山先生與辛亥先賢們一起，從法理上、程序上、組織上、外交上、輿論上、全體國民的思想上、心理上，將一個完整的中華民國扎扎實實地建立了起來！中華民族的現代史，從此拉開了大幕！亞洲第一共和國，從此屹立于世界的東方。

孫中山，“南京三月”，一手創建成一個完整無缺的中華民國，隨之，毅然決然辭去開國大總統職務。世人贊之曰：“公以一手變天下如反掌，即以一手讓天下如敝屣，皆以為民也。”

四、除舊布新 開創民國新時代

對于古老的中華民族而言，民國是一亙古未有的嶄新國體，她是在孕育、形成、發展、延續了千年帝國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從上到下，從官場到民間，從學界到軍界，士農工商等各界、各行、各業，專制獨裁的思想意識根深蒂固，隨時隨地呈現出一股腐朽勢力的歷史慣性。

民主共和，應運新生，革故鼎新，清除皇權帝制長期以來形成的積習惡俗，刻不容緩。

其實，在發動革命之始，孫中山先生所運用的就是一套在中華大地上亙古未有的全新思想理念。發動革命之初即向天下表明：我們進行的是平民革命，不是改朝換代，不是帝王革命。革命黨人不做皇帝，所以不會為爭奪帝位、不顧人民疾苦而進行戰爭。只是想將中華民族的國體、政體導向民主憲政而與世界同軌，以謀求國家的萬世太平。

嶄新的中華民國，開國伊始，創新工作，頭緒紛繁，孫中山先生以他超凡的政治智慧，及時發布各項文告，有條不紊地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一一作出規劃。誠可謂是：確立國本，創建民國，立章建制，選賢任能，建元改歷，改變稱呼，廢止跪拜（早在南京各省代表會上，孫先生即提出廢止跪拜禮，規定普通相見一鞠躬，最敬禮為三鞠躬。一經先生提出，全體代表欣然贊成，從此，鞠躬行禮便逐漸通行），限期剪髪，勸禁纏足，嚴禁鴉片，禁止賭博，儉樸奉公，關愛華僑，保護私產，關注民生，自總統以至于百官群僚，皆為國民之公仆，等等等等。從上到下，從官到民，處處事事，樁樁件件，無一不除舊布新。孫中山為中華民族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新時代——民國時代！為炎黃子孫開辟了一片光明生活的新天地！

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重時，大家知先生病勢已臻絕望，極力主張預備后事。于右任以為萬一不幸，應有昭示國人之遺命，至于如何行文，如“遺誥”、“遺訓”之名未定。吳敬恒認為，吾輩是平民主義。孫中山先生是一位開創民國新時代的革命家，不是新一代帝國的開拓者，行文用詞不應帶帝王語氣，遂決定用“遺囑”二字。原稿由吳敬恒起草后再三商榷修改，由汪兆銘抄錄而成。

至誠無息的中山先生，在病危彌留之際，仍言不及私，唯將“和平·奮斗·救中國”一語，斷斷續續，念誦數遍而與世長辭。

和平·奮斗·救中國，事關中華民族百年千年大計，孫中山臨終念念于斯，這是先生一生未了的心愿。中山先生其所以念念不忘者，正是對炎黃子孫們鄭重而莊嚴的囑詑！

孫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國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篇中告訴我們：

“夫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于中國也，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建國方略·第八章”P228（中華書局2006年11月第2版））

 回顧孫中山先生一生的所作所為，平心而論，無一不是“順乎天理，應乎人情”，無一不是“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無一不是為華夏民族民權民生革命而奔波奮斗，竭盡心智。

“幸已達破壞之成功，而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終必能達完全之目的也”。先生對于及身未竟的革命事業，充滿希望，充滿信心，并斷定“必能達完全之目的”。

辛亥百年之際，中華民國在臺灣省遵照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教導，政黨政治的格局已經形成，中華民國的國民運用手中的選票，以文明平和的方式順利實現了政黨輪替治國的國策，從而成為全世界華人企盼實現民主憲政的光輝典范！中華民國精彩百年的輝煌成果，誠可以告慰辛亥先賢前輩們的在天之靈！可讓先知先覺的中山先生含笑云端、深感欣慰了！這才是炎黃子孫們對辛亥百年的最好紀念！

孫中山，一位來自貧寒農家的子弟、一個原本學醫的人，一介書生，一個文人，在中華民族面臨繼絕存亡之秋，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大義凜然，挺身而出，不屈不撓，奮斗一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華民族四千年來的歷史走向，為華夏同胞開創了一個民權至上的新時代。毫不夸張地說，可謂是千年不一遇的超時代歷史偉人。那么，百年以后的今天，我們大家一起來共同反思，孫中山先生究竟該是一個什么樣的“問題人物”呢？！

袁 定 華 2012-09-29 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