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絞痛鄉土情景中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

簡體傳統

鄉土情景中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
　　看慣了新中國抗戰電影的人們，很自然地會以為農民對外族侵略者的同仇敵愾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惜的是，事實上在中國的現代歷史中，并不存在這樣的“理所當然”。
　　在歷史上，農民中的大多數當然知道自己屬于什么國（王朝），也知道自家的民族歸屬，這是私塾先生和鄉紳們，通過圣賢之書告訴他們的，也從俗文化中的戲曲說唱中得到了強化。但是，對于國家的認知，除了舞臺上模糊的帝王將相之外，主要來源于交糧納賦的政治現實，由于這種現實相當冷酷，所以這種認知不會很清晰或者明確，甚至還帶有點不愉快的感覺。至于種族的體認稍好一點，農民不僅可以明確感知到異族跟自己的文化差異，而且能夠清晰地辨認出彼此的體貌特征，從鼻子眼睛到頭發胡子。晚清國門始開，第一次見到西洋人的小知們，競相描繪的，都是洋人們金發碧眼的容貌，一般老百姓，也正是從他們的述說中，深切地感覺到了自己和洋人的不同。嚴格說來，盡管我們在歷史可以找出很多下層百姓的愛國事跡，但他們真正關心的所在，還是自己生活的社區，即他們的宗族和鄉社，異族入侵者，遭到農民自發抵抗的真正原因，往往是這些侵略者破壞了農民的生活，危及到了他們的屋廬田園和婦女孩子。
　　電影《鬼子來了》，雖然在感覺上有點后現代的荒誕，很為某些見慣了英雄主義格調的人們所不喜，其實倒是真實地反映出一直處在國家底層的農民，在民族國家遭受侵略時的“國民狀況”。電影的主人公和他所在村莊的老百姓，對于壓在他們頭上日本鬼子，顯然并沒有多少深仇大恨，他們之所以關押著那個鬼子和翻譯官，只是因為害怕將鬼子交給他們的抗日人員（當然也因為這種關押行為本身而害怕外面的鬼子）。當遲遲沒有人來“取貨”，手里的鬼子成了累贅、麻煩乃至禍患的時候，他們曾經打算將鬼子處理掉（殺掉），但臨了卻誰也下不了手。還沒有被現代化污染的農民就是這樣，沒有仇恨，難起殺心，“覺悟不高”，很有些婦人之仁，實際上是中國農民天性的善良。最后，農民用自己最常用的方式解決了難題，像日常趕集一樣進行了一場交易，鬼子被放了回去。可是，滿以為可以換回同等善意的農民，等到的卻是一場真正的災難。在一場“軍民聯歡”之后，鬼子進行了大屠殺，全村的父老鄉親，都倒在了血泊里。其時，日本已經投降，鬼子已經在身份上變成了敗軍，日軍指揮官之所以還要大開殺戒，僅僅是因為村民關押“皇軍”的行為觸犯了日本武士的尊嚴，所以即使戰爭已經結束，日本已經成為戰敗國，但“支那豬”卻還是要受到懲戒。雖然電影是虛構的，但日軍看不起勝利的中國人卻是一種普遍的情緒，其實，我們在岡村寧次、今井武夫等侵華日軍將領的回憶中，也能找到他們對于“搭車”取得勝利的中國人“不自信”的嘲諷。這種嘲諷，其實一直到今天也沒有從某些日本人的嘴角上消去，導致日本的對歷史問題的認識，長時間跟日本以外的人有很大的距離。
　　影片的結局是全片最荒誕的所在，在大屠殺中漏網的主人公，回村看到屠殺的慘狀，真的憤怒了。如果在此之前他能有此時十分之一的情緒，那個被他關了很有些日子的日本人早就人頭落地了，后來的麻煩肯定就不存在了。當他揮著砍刀前去復仇的時候，只能去戰俘營了。可惜，作為戰勝者的國家此刻已經不需要這種仇恨（而在此之前，國家曾經想方設法激勵和動員出這種東西來），不僅不需要，而且要制裁這種復仇行為。事實上，此時的日本軍人，已經變成了將要大打出手的“國軍”的寶貝，在國民黨正規軍和閻錫山的軍隊里，都存在著一大批留用的日本軍人，某些臭名昭著的戰犯，實際上已經成了內戰的“國家顧問”。當然，一些日本軍隊的技術人員，也為共產黨的軍隊留用。雖然真實的世界里未必會有國軍將領授意日軍砍掉私自報仇者人頭的事情，但事情的邏輯也就是這樣的，違反國家意志者應該受到懲罚，而當違反者是農民時，懲罚就更加嚴厲。這里，作為中國人的一方，沒有愛國者，也沒有愛國行為。當民族國家遭受侵略的時候，國家和農民之間甚至存在著邏輯上的沖突與捍格。而作為侵略者的一方，其刻入骨髓的殘忍，通過電影近乎荒誕的敘述，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民族主義說到底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本質上為了某種需要建構出來的。要想激起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社會動員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在中國歷史上，在民眾里，也存在過類似的民族主義情懷，那是因為中國的古代國家有基于儒家倫理的華夷之辯，也有種族和文化層面的國家建構，在外族入侵的時候，甚至還有社會精英的大眾動員，顯然，這種建構和動員，比起現代國家而言，力度要差得多。特別是，當中國被西方拖入現代的時候，原來的國家理念，隨著天下觀的崩潰而支離破碎，原來的社會精英也灰頭土臉，好不容易形成的對西方的大規模反抗的義和團運動，雖然得到了因戊戌政變而走向反動的政府的默許，但所憑借的其實只是虛幻的刀槍不入法術，當法術不靈的時候，大家則紛紛作鳥獸散。民眾面對列強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能有的更多的是無奈和麻木。
　　這種無奈和麻木曾經刺激過很多仁人志士，魯迅的故事是我們所熟知的，他為此而放棄了前程很好的醫學學業，投入到喚醒民眾拯救靈魂的事業中。另一個軍人的故事我們可能不太熟悉，那是著名的愛國將領馮玉祥，在他還是小軍官的時候，有感于北方老百姓，誰統治都行，誰來了給誰納糧的言論。成了氣候以后，開始在自己的軍隊中實行愛國主義教育，每個營都有展覽室，掛著國恥圖，教育士兵要想著收復被侵略的國土。當然，這樣的喚醒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共產黨人，直到今天，國民黨的老人，還在感慨，共產黨就是會宣傳。其實，在國家的建設中，當政的國民黨也并不是沒有起過這方面的作用。然而，盡管如此，在中國廣袤的鄉土上，還是大量存在著傳統和現代之間特有的麻木。
　　無論是理性的民族主義者還是現代的“憤青”，都只能從受過現代教育的群體中產生，而傳統的農民，支配他們的主要是生活的理性。其實，他們并不喜歡外國人，即使這些人沒有為他們所不習慣的長相，也有他們所不喜歡或者說看不慣的行為習慣，從某種程度上說，即使狀況同樣糟糕，他們倒是寧愿接受中國人的統治。但是，不以他們意志為轉移的是，侵略總是要來的，而且來的時候，平時統治他們的政府總是沒有能力保護他們，把他們丟掉不管成了某種慣例。對于一般的平頭百姓來說，逃亡畢竟是一種不得已，本身就意味著無限的風險，多少人的逃亡，只是應付戰爭初期混亂的臨時措施，一旦局勢稍有緩和，還是要回到本鄉本土來討生活，只要侵略者不過分地燒殺搶掠，接受現實無疑也是一種選擇。如果外來侵略者紀律稍微好一點，再來點小恩小惠，那么老百姓可能就要以手加額，歡喜念佛了。當年八國聯軍進占北京，分區統治，其中的美占區和日占區相對懷柔一點，于是老百姓的萬民傘一頂又一頂地送到了美軍和日軍指揮部。我們當然可以對這種行為加以道德批判，但卻難以阻止類似行為的再演。正像電影中的村民可以跟鬼子一起“聯歡”一樣，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同樣可以坐在一起握手言歡，盡管這背后也許有著很多的無奈。八國聯軍的統帥瓦德西在日記里就記載了許多次吃飯和看戲的經歷，都是北京商民邀請，“與民同樂”，人家其實并不樂意。
　　當國家沒有能力保護好自己的百姓，將大片的國土和民眾丟給侵略者的時候，我們這些后人，顯然沒有那么充分的理由去譴責當時的老百姓，為什么不去和鬼子以死相拼，做人體炸彈。老百姓在什么時候，首先要考慮的都是怎么活下去，“to be or not to be”這種莎士比亞的問題，在老百姓那里，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to be，活下去，只要有這個可能。所以，在侵略者的治下，他們也要就業，要謀職，上學的上學，打工的打工，做生意的做生意，免不了有順民的面目，如果按道德至上論者的誅心之論，無論做什么，都可能是間接地為侵略者提供了某種服務。但如果真是這樣，也是沒辦法的事情，誠心實意為侵略者做事，甚至為虎作倀，跟出于謀生的需要，不得不做點事情掙飯，兩者之間是有本質區別的。我們贊賞梅蘭芳在淪陷區蓄須明志，不登臺演戲的壯舉，但似乎也沒有必要譴責那些在日本人治下依然吃戲飯的人，因為他們的儲蓄不夠多，家里大人孩子要吃飯。給鬼子漢奸唱戲，并不等于就是漢奸。然而，在國家至上觀念占上風的時候，所有在淪陷區生活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負有道德上的罪感，或者被那些逃到大后方的人們認為有罪惡。抗戰勝利后，不僅淪陷區中國人開的工廠和商店，變成了敵產，連在淪陷區上學的大學生，都被稱為“偽學生”，受到低人一等的待遇。這種道德批判，其理據，實際上是以道德優勢自居的霸道，是國家至上的強橫，正是這種霸道和強橫，在電影里則表現為主人公的頭顱，最終被代表中國國家力量所恩準的鬼子的刀斫下，頭顱的眼睛里透出一個血色的世界。
　　多少年來，我們看慣了電影電視作品里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悲歌和贊歌，可是，如果真的想把農民都變成具有愛國主義情懷的人，需要國家給他們更多的東西，比如教育、自治、福利、保障等等，就是說，要使他們變成公民，否則，一旦鬼子來了，世界還可能變成血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