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一九八四年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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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鄧一小一平點名批判     

從大一饑一荒到文一革,目睹毛的卑鄙殘忍,心想只要有機會,一定要說話,揭露這個害死千萬人的獨裁者。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的出版,終于有了一個機會。

如果問共一產一黨一統治一中國近六十年最大的劣跡是什么?回答不是土改、鎮反、反右、文一革、六一一四……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導致的三年大一饑一荒。為什么?評估世上任何災難的嚴重程度只有一個至為重要的標尺,那就是人命的喪失。中一共尤其是毛一澤一東一獨一裁時期,大規模政治運動不斷,每次運動造成的死亡人數,固然多少不一,都未超過“百萬”這個數量級,但是,三年大一饑一荒的死亡人數無論是官方透露和海內外各種研究成果,都達到“千萬”數量級。這數千萬人喪生的責任算在共一產一黨身上,有無根據?是否合理?這就形成了對這場大一饑一荒兩個最根本的質疑:一、究竟餓死多少人?二、原因何在?

楊繼繩推翻官方對大一饑一荒的定性

讓我們先看看中共官方的回答。對饑荒死亡人數,若干高干說過一些概略的數字,但近五十年來,官方從未發布一個大一饑一荒的正式死亡數;對于饑荒原因卻有一個著名的提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一以來黨的若干一歷史一問題的決一議》,這是一個權威的文件,在鄧一小一平主持下制定,主要為了應付當時黨內外的批毛浪潮。決議批判了五八年大一躍一進運動,指為嚴重的“左傾錯誤”。對于大一饑一荒的描述只有這樣一段話:

“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現在到了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時候。這三十年中,中共官方對大一饑一荒的上述一段話的定性,從未改變過(或者各屆領導人對此閉口不說)。換言之,對大一饑一荒,中共至今沒有改變毛時代的定性,名稱叫“三年一困難一時期”,原因有三:“大躍進的錯誤、自然災害、蘇聯背信棄義”,結局是“重大損失”。這個定性是抽像的、不負責任的、違反事實的。

但是,三十年來,中國有良知的學者,一直采取“你不給說法,我來給說法”的求實態度,對大一饑一荒作了不少研究,包括學者蔣正華、李南、金輝、曹樹基等,但這些大陸學者偏重于根據一些人口統計資料,作死亡人數的推算,而對饑荒原因、饑荒慘狀的分析顯得不足。直到今年八月,楊繼繩在香港出版的巨著:《墓碑》,才給大一饑一荒研究樹起一座紀念碑。楊先生是北京被認為是黨內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黃春秋》的副社長,曾是新華社資深記者,他為調查大一饑一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搜集大量翔實的資料,完全推翻了中一共當局對大一饑一荒的定性。他認同“三千六百萬”的死亡數字。

我的“大一饑一荒情結”由來已久

楊繼繩來港校閱書稿時,我曾和他見面,對他治學著述風格的樸實嚴謹留下清晰印象。我和他交換過研究大一饑一荒的情況,談到過八十年代在香港搜集大陸人口資料的往事。一九九九年我們出版《共產中國五十年》時,我曾簡單地回顧過我一九八四年被鄧一小一平點名批評的事。現在想來,有必要對此作一些比較詳細的交待,因為這并非個人的得失毀譽,而是有關中共大躍進政策的一個旁證。

我的“大一饑一荒情結”由來已久。和楊繼繩的家族遭遇不同,早在文一革前,因從事水利技術工作,經常下鄉去水利工地與各地農民接觸。多次聽到那些貧下中農主動向我們訴說“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情況,甚至有公社干部說四清開“憶苦思甜會”,農民不憶舊社會的苦,反而憶共一產一黨大躍進之苦。一九六四年我曾去我的出生地湖南桃源三陽港一游,見到外婆家的老佃農諶家老大(我外祖父家是該鄉地主),拉著我的手告訴我,小時候記得的誰誰誰,一個二個地都餓死了。使我心里十分震動。

后來,文一革中批判彭德懷,看到他的材料深為他感到不平。文一革中,我作為“四類”反黨份子挨批斗。從社會上大量負面材料中,終于看清了毛“反修批修”發動文一革的本質,都與那場“大躍進”的失敗有關。心想有朝一日,能說話時,一定要揭露這“千古奇冤”。一個闖下彌天大禍的獨夫竟然還發動(文一革)這么大的運動,去打倒為老百姓說了兩句公道話的老戰友(彭一德一懷、劉一少一奇),且置于死地而后快,天下還有如此混帳的事嗎!

從大一饑一荒到文一革,耳聞目睹,我的世界觀完全成熟,對毛和他的制度徹底幻滅。

因此,八○年來港,八一年進入新聞界(加入七十年代月刊做編輯)后,我的政論立場就是批毛不遺余力,留意相關資料。每逢遇到對毛恨之入骨的人,就像他鄉遇知己般的愉快。有一次《紅都風流錄》的作者夷叔老先生來香港,他是高級統戰對象,對毛知之甚深。他對我表示:共一產一黨老說“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我撼不了大樹,也要剝他兩塊樹皮!

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的出版

在香港雖然更深地接觸資料,了解到不少毛一周一王朝的內幕,但大一饑一荒的材料仍有限。一九八四年夏天,一位北京社科院出來的生意人王俊銘先生告訴我,一九八三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出版了,你可以找來看看。對數字絕不陌生的我,拿到這本滿是數字的書,一下子便發現,他們公布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逐年的統計資料!因為以前的官方統計,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就空白,跳到一九六二年,顯然是將大一饑一荒四年的資料封鎖起來,見不得人。現在這四年的人口等數據都有了。

雖然,并不理想,如一九六○年人口銳減一千萬整,沒有零頭——這哪像統計資料嘛,但好過沒有。我興奮而不眠地在數字中探索,估算出五八至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一千五百三十萬。后來,我又看到一套《中國人口》叢書(聯合國資助出版),分各省市三十二冊,不僅有數年人口數,還有死亡人口的“絕對數字”,我到處尋找,于一九九三年查到了各省的數據,便以五七年和六一年正常的死亡平均數,來估算四年大一饑一荒的非正常死亡數。得出二十四個省死于饑荒的總人數為二千零四十萬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號《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國三十五年專題中發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國三次大挫敗〉,其中主要論述是“大躍進”引致之大一饑一荒。文中提出餓死人數之估計,還以官方數據,駁斥大一饑一荒的自然災害之說,從外貿資料指出大一饑一荒期間糧食出口太多,進口大減,是令饑民處于死亡線的原因之一。當然,公糧征收超過正常標準一倍,更是饑荒的主因。也駁斥了蘇聯撤援的說法。

鄧一小一平內部批評牧一夫文章

一個月之后,十一月十二日,總編輯李怡叫我談話,告訴我中大教授李南雄傳話,有大陸學者來港打聽牧夫是誰,鄧一小一平點名批評牧夫〈三次大挫敗〉一文,指示十月號《九十年代》月刊不準在國內流傳。李說,昨晚他又將我的文章詳讀一遍,覺得寫得持平,沒有情緒化,都是根據官方資料。不知何以如此被重視?

接著,李怡召集編輯方蘇一道商討這件事。李說,可能是文章把三十年全否定了,鄧要維護黨;方說,中共老是只準自己說,不準別人說。他可以否定,你不能去否定。我則表示,這篇文章份量不輕,有新觀點,把批評具體化了,他們受不了。你可以籠統批評大躍進怎么錯,但要具體批就不行。我還談到對大躍進餓死人的感受,說那么慘,提起來都會哭……我還表示,鄧的批評顯示雜志的影響力。

過兩天,十四日,李怡請大家在合和中心飲茶。他笑著說,牧夫已是“鄧一小一平級的人”,應該由他來請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以上是根據我當年日記摘錄的部分細節。

中共領導人點名批評一名香港的評論家,確實是絕無僅有的事。李曾表示,他將披露鄧的批評,但他沒有做。我也沒有“跟進”。

這件被老鄧點名批評的事,經過大致如此。事隔二十四年,這樣寫出來并非炫耀我的文章如何高明,事實上,我的一點功夫比之后來幾位學者的研究,是很膚淺和簡約的(例如曹樹基查過上千冊縣志及明清的史藉,作背景分析)。只不過我用的方法和作出的結論沒有大的問題。我沒有忘記李卜克內西的一句話,他說,知識份子斗爭的武器是論據。值得解讀的是:

鄧一小一平為什么要批評我的文章?

一、鄧點名批評的真實性。我雖然沒有專門去做證實,但估計是可信的。根據是,當時《九十年代》這個刊物和北京一當局的關系,不是香港一般媒體可以相比。雖然,該刊在八○年之后,言論方向已向右轉,但組織關系如何,是外人很難明白的。該刊七○年創刊以來,一直是中共統戰海外青年知識份子的一個重要陣地,在港共中的地位大大高過今日《鏡報》月刊。由于其七十年代追隨文一革的極左路線,而中共已否定文一革,其言論向右轉乃是不得不為的選擇。但該刊八十年代初期至少還維持著和北京方面的某些內部聯系,仍是一份有統戰價值的中共高層重視的內參讀物。而透過官方學者傳話,并非小道消息。

二、鄧為什么要批評牧夫這篇文章?現在看來,比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一共一高層,尤其是鄧一小一平這號人,完全了解中一共內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開地揭露其要害。具體說我的文章令老鄧不安之處,不在于估算了大躍進餓死人的數字大小(我的估算明顯偏低),而在于確鑿地指出餓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們維持多年的謊言,將餓死這么多人的罪責完全歸結到中一共政策上面:苛政猛于虎。

鄧一作為毛的親信,是何等精明的共一犯!他肯定知道中共幾十年統治,就是“大一饑一荒”這一關過不去,其他問題都可以推到階級斗爭、敵我矛盾、四人幫之類遁詞上去。這位總書記絕對知道餓死的幾千萬人都是農民,是中一共口口聲聲依靠的貧下中農!而有無天災、蘇一聯是否逼債(現有資料顯示,蘇共非但沒有逼債,還減輕了中國的債一務)?他比誰都清楚!他相信擁有的絕對權力可以定一個鐵案。

楊一繼一繩的書,驚人地揭示一九六一年陳國棟、周伯萍、賈啟允三人匯總各省人口統計,全國少了幾千萬,報告給周一恩一來一毛一澤一東二人。周恩來閱后通知周一伯一萍“立即銷毀,不得外傳”。三人銷毀材料和印刷版后,周不放心還特地電話追查一次。周伯萍時任糧食部副部長。楊繼繩采訪所得,公安部規定各省人口統計數是“絕密”資料,只能讓極少數人看。如山東省只有正副書記、正副省長、公安廳長五人可以看!可見,中一共一高一層對釀成大一饑一荒的犯罪恐懼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陰暗!

毛制造大一饑一荒的罪責終將清算

我的文章,是《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出版后,第一個公開的回應,鄧一小一平的緊張應可以理解。重要的是,這是中共領導人三十年中唯一一次對揭露大一饑一荒真相作出的反應。

兩年后,我發表批周文章〈另一一個周一恩一來〉,在香港輿論界亦激起一片漣漪,并引起北京決策方面(鄧一力一群)的注意。后來我們又出版《紅一朝一宰一相:周恩來人一格一解一剖》長銷至今,去年東京發行日文版。但是周助紂為虐的一面(多次逢迎毛意,曲解大一饑一荒,有案可查)仍然被官方強力的粉飾所掩蓋。

最后應指出毛對大一饑一荒造成巨大死亡的態度。眾所周知,毛曾多次在黨一國重大會議上,肆無忌憚地大談“殺人”經,殺了多少,殺與不殺……從歷次運動殺人策略說到原子大戰死一半無所謂。霸氣凌人,不可一世。殊不知在現代政治中,尤其是死刑已遭到質疑的潮流下,舉世沒有一個領袖敢于在殿堂之上這樣炫耀殺人的權力。毛承繼蘇區“殺人放火,占山為王”的土一匪作風統治一個大國,毒化千萬干部,殺人如麻、死人無動于衷便是必然的局面。看看楊一繼一繩書中,那些人吃人的悲劇,今人不可置信。

但是,沒有記錄看到毛這樣公開說“大一饑一荒”的死人問題,他有忌諱。當我們讀到劉原一九九八年文章,寫父親劉一少一奇六二年當面對毛說:“餓死這么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無語。但是他記住了。為劉這句話,他就該下臺。害死三千萬人,罪不可恕。但朕既為霸一王,豈容你等得勢?張一一戎毛傳披露,劉少奇在饑荒最慘烈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訴蘇聯大使一契爾一沃年科,中國已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大一饑一荒三千萬冤魂決定了毛要以“亞洲最大的政治一流氓”(劉一賓一雁語)的一切手段,不計后果地鏟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帳的人。雖然如謝一韜教授這樣的智者幸免于死,終于在去年《炎黃春秋》上嗆聲:“三年大一饑一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然而,這位古今中外最大的暴一君,仍然被供奉在北京一紅一廟里。一九六一年餓殍遍野之際,他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中國人不缺糧食,吃得好。”這篇談話已經解密,公開出來,十三億人卻無一人站出來直斥其非。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這是林一一昭的名句。三千萬條人命是超過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總數的一筆血債,中南海的貪一權一食一利者,以為憑幾桿一破槍一袋臭一錢就可以毀滅一個民族的記憶,西諺有云:“你可以長久騙一部分人,也可以騙很多人于一時,卻不能騙所有的人于永遠。”楊一繼一繩宅心仁厚,建議天安門立大一饑一荒紀念碑,這是中國人起碼應該做的事。


(2008年9月25日 紐約)


牧夫 2010-07-15 08: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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