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西方傳教士眼中的明代中國

簡體傳統

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師，中官馬堂以其方物進獻，自稱大西洋人。”

在那個時代，東來中國傳教的天主教傳教士不乏其人，“時著聲中土者，更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略、鄧玉函諸人。”但無疑利瑪竇是最成功的一個，“已而帝嘉其遠來，假館授粲，給賜優厚。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晉接。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以三十八年四月卒于京。賜葬西郭外。”在中國的三十年間，利瑪竇“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李之藻輩，首好其說，且為潤色其文詞，故其教驟興。”（《明史列傳214（外國7）》），據有關資料，單是在明朝宮廷內信徒就達到540之眾，其中包括后妃、皇族、宦官和王公大臣。

和馬可.波羅的走馬觀花不同，利瑪竇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熟諳中文，結交廣泛，對當時中國社會的風氣和民情認識和了解比馬可.波羅深入的多，其記述更真實，更據參考價值。其中的很多看法知道今天仍值得深思。

作為十六世紀的西方人，利瑪竇對中國的幅員廣闊和物產豐富印象深刻，“就其領土漫長的伸延和邊界而言，它目前超過世界上所有的王國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的時代里．它都是超過它們的。” 對于中國的豐饒，利瑪竇認為“凡是人們為了維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東西，無論是衣食用品還是奇巧物與奢侈品，這個王國的境內都有豐富的出產，無須由外國進口。我甚至愿意冒昧地說，實際上凡在歐洲生長的一切都可照樣在中國找到。還有大量為歐洲人聞所未聞的各種各樣的產品。”以那個時代西方人而言，這說法雖有些溢美，但也并不算太夸張。

令西方人大為羨慕的地大物博的背后，利瑪竇同時察覺到，“他們的國家版圖很大，邊界遼遠，而且他們對海外世界全無了解，以致他們認為整個世界部包括在他們的國家之內。”

而這正造成中國歷代來的滿足現狀，不思進取的一個重要原因。利瑪竇同時代的一些西方人曾經認定中國是一個羅馬式的帝國，對此利瑪竇作了澄清，“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帝和人民卻從未想道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于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和歐州人很不相同。歐洲人常常不滿意自己的政府，并貪求別人所享有的東西。西方國家似乎被最高統治權的念頭消耗得精疲力盡，但他們連老祖宗傳給他們的東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國人卻已經保持達數千年之久……我仔細研究了中國長達四千多年的歷史，我不得不承認我從未見到有這類征服的記載，也沒聽說過他們擴張國界。”

地大物博還有另一個致命傷，就是對外來人士和外來學說的排斥和抵觸。“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看做沒有知識的野蠻人，并且就用這樣的詞句來稱呼他們。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里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和知識。如果他們偶爾在他們的著述今有提到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也會把他們當做好像毋庸置疑地和森林與原野里的野獸差不多。甚至他們表示外國人這個詞的書面語匯也利用于野獸的一樣，他們難得給外國人一個比他們加之于野獸的更尊貴的名稱。人們簡直難以置信．他們對于派來向皇上致敬或納貢或辦理別項事務的鄰國使節或使臣懷著多么大的疑懼了。”

因此，“中國人不允許外國人在他們國境內自由居住，如果他還打算離開或者與外部世界有聯系的話。不管什么情況，他們都不允許外國人深入到這個國家的腹地…… 這種習慣是許多世代以來對外國根深蒂固的恐懼和不信任所形成的。他們不僅對住在海外或距離遙遠的人以及事實上他們并不了解的人懷有猜疑，而且也猜疑友好的和敵意的異國人，甚至與他們有貿易關系的人，例如沿用中國法律的鄰邦朝鮮人。我在這里居留的整個期間，從未在中國看到過一個朝鮮人，除了有一個婦女．她是一個解放了的奴隸，是一位中國將領在朝鮮居住多年后帶回來的。”

反過來，“當有必要派人出國時，即使給予適當的證書和委任狀，也很難找到愿意接受這項任務的人。當這位使節出發時．他全家都痛哭惜別．就好像他是去送死一樣。然而，他回來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為他一般都要受獎。”

這種極度自大和排斥是很容易走向反面的。或許這因為如此，中國人才會如此地頑固守舊，因為“在他們看來，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夸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一目真相大白，他們就越自卑。”利瑪竇通過自己切身的送禮經歷就敏銳地發現了，“中國人有一種天真的脾氣，一旦發現外國貨質量更好，就喜好外來的東西有甚于自己的東西。看來好像他們的驕傲是出于他們不知道有更好的東西以及他們發現自己遠遠優勝于他們四周的野蠻國家這一事實。”

對于中國的人文傳統，利瑪竇以西方的實證觀點看來，“中國所熟習的惟一較高深的哲理科學就是道德哲學，但在這方面他們由于引入了錯誤似乎非但沒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們沒有邏輯規則的概念，因而處理倫理學的某些教誡時毫不考慮這一課題各個分支相互的內在聯系。在他們那里，倫理學這門科學只是他們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達到的一系列混亂的格言和推論。”

利瑪竇在指出了中國在天文學、幾何學等近代科學方面的不足和混亂的同時，他也非常明白緣由，“在這里每個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學領域成名者，沒有人會愿意費勁去鉆研數學或醫學。結果是幾乎沒有人獻身于研究數學或醫學，除非由于家務或才力平庸的阻撓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認為是更高級的研究。鉆研數學和醫學并不受人尊敬，因為它們不像哲學研究那樣受到榮譽的鼓勵，學生們因希望著隨之而來的榮譽和報酬而被吸引。這一點從人們對學習道德哲學深感興趣上，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這一領域被提升到更高學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實際上已達到了中國人幸福的頂峰。”

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但這種禮儀卻相當形式化。盡管利瑪竇久居中國，傳教也以上層為主攻方向，和京城的很多王公貴族和知名知識分子都有交往，熟悉中國人的禮節，但他以西方人的思維仍舊認為，“他們的禮儀那么多，實在浪費了他們大部份的時間。熟悉他們風俗的人實在感到遺憾。他們為什么不拋棄這種外在的表現？”

中國的君主政體，被利瑪竇稱之為“家族統治”，政治運行機制則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交付給他們來掌握。”

至于文官，也就是利瑪竇稱為所謂“哲學家”的選拔制度──科舉制，他也很不以為然，“在歐洲人看來．那似乎是一種頗為奇怪的并且有點無效的方法。所有考試中……主考或監考都總是從哲學元老中選出，從不增加一位軍事專家或數學家或醫生。擅長于倫理學的人，其智慧受到極高的尊敬．他們似乎能對任何問題做出正當的判斷，盡管這些問題離他們自己的專長很遠。”

對官僚政治，利瑪竇看得也很清楚，“這個國家的刑法似乎并不太嚴厲，但被大臣們非法處死的似乎和合法處決的人數是同樣地多；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是由于這個國家有一項固定而古老的習慣，允許大臣不經過法律手續和審判．就可以隨意鞭打任何人。”

這因為這種對權力的縱容和濫用，造成了“大臣們作威作福到這種地步，以致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膽，惟恐受到誣告而被剝奪他所有的一切。正如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們也不大關心什么真理，行事總是十分謹慎，難得信任任何人。”

皇帝也一樣，“出于同樣的恐懼，近世的皇上也廢除了公開露面的習慣。即使在以前，皇上離開皇宮禁地之前，不采取成多種防范措施，他們就不敢外出。在這種場合，整個朝廷都處于軍事戒備之下。沿皇帝要經過的道路以及與之相通的路上．都密布著便衣警衛。不僅人們看不見他，而且人們也無從知道在他行列里很多轎子中他到底乘的是哪一頂。人們會以為他是在敵國中旅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子民萬眾之中出巡。”

所以，利瑪竇尖銳地說：“一個不相信自己的人民和親屬的民族，對于無論從四鄰或國外來的外國人都心懷疑懼，看來也就不足為奇了。”

對于中國王朝龐大的軍備，利瑪竇評價也不高。“担任警衛的士兵總要受到別的哨兵的監視，怕他們可能企圖造反或者造成騷動。由于同一原因，指揮官從來不許統率大軍。整個軍隊置于哲人參議院的管轄之下，由這個機構發放薪俸以及軍事裝備。為了確保他們個人的忠誠，士兵們本人以及他們的生計都有賴于上級軍官以外的領導。這個國家中大概沒有別的階層的人民比士兵更墮落和更懶惰的了。軍隊必定過的是一種悲慘的生活，因為他們應召入伍并非出自愛國心，又不是出于皇上的忠誠，也不是出自任何想獲得聲名榮譽的愿望，而僅僅是作為臣民不得不為雇主勞作而已。”

軍事是文官的事情。“戰爭政策由哲學家規劃，軍事問題僅僅由哲學家決定……軍隊的官兵部對他們十分尊敬并極為恭順利服從，他們常常對軍隊進行約束，就像老師懲罚小學生那樣。他們的建議和意見比軍事領袖的更受皇帝的重視,事實上，這類意見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見的情況下，是交給作戰會議討論的。”

或許這就是歷代以來中國始終是軍事弱國的重要原因。除此，還造成了尚武精神的缺失。“結果是凡希望成為有教養的人都不贊成戰爭，他們寧愿做最低等的哲學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們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感和尊重以及在發財致富方面，文官要遠遠優于武官。”

對中國的一些社會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利瑪竇的關注點和中國人有所不同，通常是為國人習以為常的陋習，不僅當時，有的甚至直到今天仍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但在利瑪竇看來則是嚴重的社會痢疾乃至罪惡。

比如仆役女裨，利瑪竇視之為變相奴隸制。“全國事實上到處都是奴隸，這種奴隸不是戰爭中俘獲或從國外帶回來的，而是就生在這個國家里，甚至就生在他們生活的那個城市或鄉村里。”

還是溺斃女嬰。“中國有一種更為嚴重的罪惡是某些省份溺斃女嬰的做法。這樣做的原因據說是她們的父母無力養活她們。有時候這樣做的人并不是赤貧，他們是怕以后不能照料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賣給不認識的兇狠的奴隸主。”“他們為這種駭人暴行披上了善良的外衣，認為他們把孩子殺死是對孩子做了件好事。根據他們的思想方法．他們是免得法子和自己所出生的家庭一起受苦，從而孩子可以重新出生到另一個生活較好的家庭中去。因此，這種屠殺無辜的事情不是偷偷干的，而是公開讓大家都知道的情況下做的。”

再有就是自殺，“另一種也多少是相當普遍的風俗，比前述的那種更為野蠻。就是因為無法糊口或者遭到災禍而極度絕望或者更加愚蠢更加儒怯地只為了憤恨仇敵而自殺。據說一年當中總有成千上萬的人自殺，既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做法經常是在公眾聚會的場所或在仇家的門前上吊自殺。跳河或服毒也是常用的方法，他們往往為了很小的事而自殺。如果父母控告某人逼死了他們的兒子，官吏是要嚴加判處的，這時被控的人別無他法擺脫困境，常常只好自殺了事。”

作為宗教人士，利瑪竇當然相當重視中國的宗教習俗。經對儒釋道三教的具體考察，利瑪竇得出的結論是：“三大教實際已合為一套信條，它們可以而且應該全都相信。當然，由于這樣的評價，他們就把自己和別人引入了令人無所適從的錯誤境地，競相信談論宗教問題方式越不同，對公眾就越有好處。實際上，他們最終所得到的東西與他們所預期的完全不同。他們相信他們能同時尊奉所有三種教派，結果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任何一種，因為他們并不安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種。他們大多數公開承認他們沒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裝相信宗教借以欺騙自己時，他們就大都陷入了無神論。”

信仰缺失的結果是，讓迷信大行其道。“街上、客店里以及所有其他公共場所都充斥著這類占星家、地師、算命先生。或者也可以把他們歸為一類，即都是騙子。他們的業務就是收一定的費來空口許愿說以后的運氣好。他們有些是瞎子，有些是社會底層的人，有時還有一些行跡可疑的婦女……而且他們為數眾多，以至可以說是構成為一種普遍的禍害。事實上，這個令人厭惡的階級在各大城市甚至在宮廷里都是名副其實的害人蟲。他們的生活手段就是這樣。其中有不少的人能維持一大家人闊綽的生活，有時還能積累可觀的財富。人不分高低、讀過書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內的高官顯宦以及皇帝本人都不能例外。”

虔誠可能是一種蒙昧，但也是一種強大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底線。中國人敬鬼神而遠之或僅僅寧信其有的心理，本質是一種基于現實功利的虛偽。利瑪竇對此的結論可謂一針見血，雖然從表面看來，“全中國各地偶像的數目赫然之多簡直無法置信……但是可以十分肯定，這個民族并沒有多少人對偶像崇拜這種做作的、可惡的虛構有什么信仰。他們在這上面之所以相信，惟一根據便是他們認為，外表上崇奉偶像即使無益，至少也不會有害。”

利瑪竇在中國期間，除了傳教，對當時的中西文化交流也貢獻卓著，深為后人所稱道，這里略過不提。他晚年計劃以自己在中國的傳教經歷為主寫一部《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到死時，手稿除小部份遺失外，已基本完成。后由另一位比利時籍傳教士金尼閣帶回歐洲，整理成書。這就是后人讀到的關于對當時中國社會的觀察，關于東漸教會的曲折是非，關于一個西方人在華經歷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

本文所引出自《利瑪竇中國札記》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