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語錄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么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經典評說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準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顧準辭世后吳敬璉親手將其推進太平間
顧準是誰？
他曾是官員，也是學者。更重要的，他是一名思想者。
1957年，計劃經濟全面啟動，舉國“躍進”之時，顧準逆勢而為，提出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提出要市場化改革。
這一提法是他罹難的開端，隨之而來的是，兩頂“右派”帽子，下放“牛棚”，妻子自殺，子女與之斷絕關系。
他惶惶地失去了一切，并自嘲為喪家之犬。
但對于自己的思想，他仍牢捏在手。他獨自一人，在漆黑的思想隧道里，用劍來挑戰人類的愚昧，用火照亮人性的良知。
1974年，他留給病床前的學生吳敬璉最后一句話，“中國的神武景氣終將到來”，并要他“待時守機”。后來，吳敬璉稱他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
天縱奇才 19歲講學
關于出身，用顧準自己的話說，是“生活在一個破產的中等資產階級家庭中”。他父親姓陳，在上海經營棉花生意，后破產。
顧準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隨母姓。
顧準上學至初中后，因貧寒輟學。但他自幼聰穎。
12歲，他去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任練習生，端茶倒水、刻制講義；16歲，在立信會計學校講課；19歲，撰寫了我國第一本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被各大學采用，同時開始在大學任兼職教授。
顧準早年參加革命，1935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投奔革命根據地，直到1949年，隨陳毅的解放大軍重回上海。
當時34歲的他，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這是他一生中最顯赫的時日。
曾經做過顧準秘書的陳丹晨在回憶中提到，那時顧準是財經方面一個很重要的人物，老百姓都知道他，關系百姓民生的很多征稅布告都有局長的名字。因此顧準成了“出布告最多的局長”。
上海當時聚集著全國最多的資本家和買辦。如何完成稅收，如何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顧準開始在辦公室里苦思冥想，當時他每天要抽兩三包煙。
上海的稅收問題非常復雜。當時出現了兩種稅法之爭，一種是中央推行的“民主評議”；而顧準根據上海的實際，主張的是“稅收專管”。這是一套更接近現代稅收制度的做法。《顧準自述》中寫道“我們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評議，只有兩種后果，一是征收實額低于稅法規定的稅率，這會使資產階級占盡便宜。二是征收實稅高于稅法規定的稅率，這就會變成‘攤派’……”
顧準組成了一支300余人的軍管隊伍，對工商業實施“自報實交，輕稅重罚”的稅收辦法。
事實證明了顧準的稅法比較符合上海的實際，從1949年到1952年，上海的財政稅務工作為實現全國財政統一，保證供給，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物價，恢復和發展生產，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顧準又早于全國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舉動，引起了社會不小的震動。
此后，顧準被調到北京工作。
舉國“計劃” 獨倡“市場”
1956年以后，顧準不愿從政，只想鉆研學術，他提出要去經濟研究所（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員。
在研究中，顧準發現，蘇聯實行的計劃經濟出現了問題，其農業、輕工業在建國后的近40年里幾乎處于停滯。
在這基礎上，他于1957年發表長篇論文《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就是廢除市場制度。所以，為了提高效率，社會主義經濟應通過價格來調節產品的生產和流通。
因為此文，吳敬璉稱顧準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
這個在如今看來屬于常識范疇的經濟理論，在當時則是一種驚世駭俗的吶喊。
中國剛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經濟全面確立，也就是在1957年，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當時有人指責顧準，“誰企圖用價值與價值規律來解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現象，誰就是違背馬克思主義”。
1957年，在完成“市場經濟第一文”之后，顧準走上了中科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的新崗位，因抵制蘇聯專家在黑龍江水資源開發問題上的沙文主義，被扣上了“有損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的帽子，又因倡導過市場經濟，被康生親自點名，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南農村改造。
在河南改造中，大家惟恐不夠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爛衫作自我保護，而顧準卻經常穿著以前上海流行的背帶西裝褲。他在日記中說：不愿做“馴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兩度右派 妻離子散
1962年，顧準重新回到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員，受孫冶方的委托，再次進行會計研究，并再次呼吁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呼吁以提高農產品價格而不是政治掛帥來促進農業增產，呼吁重視南斯拉夫等“離經叛道”的經濟與政治改革。
在此期間，他還潛心研究民主社會主義重大課題，在國內首譯了熊彼得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
1965年，顧準再次被康生點名打成“極右派”。
抗戰時期就與顧準熟識的學者王元化說，“據我所知，這是絕無僅有的。”
“兩次戴帽”所帶來的壓力，瓦解了顧準的家庭。1966年，顧準與妻子汪璧32年的婚姻結束。第二年底，他又收到一封家里來信，信中只是一句簡短聲明：“和顧準斷絕父子關系”，下面是四個子女的聯合簽名。
拆骨為燭 照亮人心
1972年夏，顧準回到北京，住在中科院的一間斗室中。他天天跑北京圖書館，大量閱讀與做筆記，為一本名叫《希臘城邦制度》的書做準備。
這位經濟學家不再滿足自己的專業，他將研究的領域擴展到先秦，再擴展到中世紀的法國，又擴展到最為人稱道的希臘的城邦制度。
在顧準全心鉆研時，1974年11月，醫生在他的痰中發現了癌細胞。12月3日凌晨，顧準辭世，享年59歲。
4年后，中國社會開始轉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顧準、孫冶方當時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重視價值規律、實行商品經濟等觀點開始被社會接受。
孫冶方在晚年撰文寫道，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問題，是吳絳楓（顧準曾用的筆名）最早向他提出的。
顧準晚年一直由經濟學家吳敬璉陪伴著。
吳敬璉曾撰文記錄他對顧準的認識，“顧準一直在思考‘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能避免失誤和贏得真正的進步；社會主義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實行計劃經濟，而不能讓市場價格自發波動來調節生產等。顧準對它們一一做出了解答。他的見解往往驚世駭俗，卻又有理有據，使人不能不信服。”
1980年2月9日，顧準被“恢復名譽，徹底平反”，當日，中科院為他和妻子汪璧召開追悼會，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級墓室”里。1994年9月，《顧準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顧準日記》出版。
王元化后來為顧準的《理想主義與經驗主義》一書作了《序言》，其中說道，許多夾纏不清的問題，經他一點，立即豁然開朗。
王元化評價說，在造神運動席卷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沖破教條主義的人，僅就這一點來說，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顧準書籍出版后，在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刮起了“顧準旋風”。學者李慎之說，顧準其實是拆下自己肋骨當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文/本報記者 錢昊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