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梁啟超的感慨與金融危機

簡體傳統

一九一八年底，梁啟超率領一個半官方的考察團訪問歐洲。除去他本人，團員中還有蔣百里、張君勱、丁文江等，都是中國年輕的一代知識精英。
考察團有雙重目的，一是參加巴黎和會，另一個是拜訪當時歐洲的一流知識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涌入中國，他們迫切的想從他們身上獲得更直接的指教。
此刻歐洲的景象，比中國代表團在和談中受到的挫敗感，更令梁啟超感到觸動。他們參觀了曼徹斯特的工廠，巴黎的巴士底獄，在阿爾卑斯山等待日出，拜訪了伊奧肯、伯格森的哲學家。歐洲給予他“一片沉憂凄斷之色”之感，一次世界大戰的摧毀效應，比他想象的更嚴重。
“誰又敢說那老英老法老德這些闊佬，也一個個像我們一樣叫起窮來。靠著重利借債過日子？”，他在《歐游心影錄》里寫道，“誰又敢說那如火如荼的歐洲各國，他那[曾]很舒服過活的人民，竟會有一日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皺起眉來……”
這頹敗景象甚至動搖了他一直以來的信念。自從一八九五年的公車上書以來，西方，尤其是英、德、法為代表的歐洲，一直是他這一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榜樣——古老的中國應向她們學習，它象征著科學、進步、理性。一九零三年前往美國訪問時，他仍堅信，中國離西方世界的距離太大了，仍有漫長的路要走。
但現在，梁啟超開始覺得西方走得太過了。它不再是他眼中的共和制、物質昌盛、科學進步的希望，而是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貪婪與野心，他感慨說“誰又敢說（戰前）我們素來認為天經地義盡善盡美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墻腳上筑筑動搖起來”，“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一些西方人的悲觀論調也確認了他的疑惑。一位美國記者塞蒙氏對他說，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他回美國就關起門來，等著中國文明輸入進入拯救他們。
四十六歲的梁啟超用了大半生試圖向西方尋求中國重生之路，西方既令他充滿希望，又讓他沮喪。但此刻，歐洲的潰敗似乎給他某種少見的信心，他準備要重估被他猛烈批判的中國文化遺產。這種信心還轉化成自我陶醉，他對中國發出了這樣的呼喊：“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
在中國國內，很多人分享了他類似的情緒。比他更年長，曾經是亞當·斯密、赫伯特·斯賓塞的熱烈翻譯者的嚴復，在一九一八年給朋友信中寫道：“……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
這種情緒最終在一九二三演化成一場“東方與西方”、“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如今看來，這場激情洋溢、人數眾多的論戰，混亂而經常錯過重點，雙方的論述經常被對方簡化。人們記住了梁啟超情緒激動的“科學破產”，從來沒有注意到他后來的冷靜補充：“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人們僅僅記住了梁漱溟的“東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質”，“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的片面論斷，而不知他想表達的是對過分功利主義的警覺。同樣的，丁文江、胡適對科學精神的捍衛，也經常被誤解為仍然相信“科學的萬能”。
這場論戰，也顯示了日后中國很多爭論的特征——它是高度一元思維的，結論總是非此即彼。科學獲勝了，但是勝利中又充滿了苦澀，科學變成了一種唯科學主義，它排斥懷疑精神，變成了一種教條與迷信，它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直到今天，仍帶有著這種唯科學主義的特征。
那是個內心焦灼的年代。因為中國在軍事、經濟與制度上的失敗，讓中國渴望學習外來文明，但這種學習轉化成某種迷信；但是它內心的驕傲與憤懣又時時涌現出來，變成不切實際的自我安慰和滿足，去美化現實。
歷史不重復自身，卻充滿了平行線式的相似。在過去的一個多月里，關于中國拯救世界的說法風行一時。在這種群體性的迷惘中，中國散發出特別的誘惑。它強大的政府力量被視作深謀遠慮，它的社會主義標簽被理解成可以給普通人提供保護，它曾經被詬病的封閉的金融市場，如今則免除了傳染性的恐慌……它變成了一塊希望之地。
歐盟主席巴羅佐與法國總統薩科齊都敦促中國在為解決這場危機而做出重要貢獻；《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大衛·伊格內修斯在十月十六日寫道：“在2008年的大恐慌中，我們都要面對一個現實是，沒人希望站在市場的刀刃上過活。我們需要資本主義經濟所獨有的活力和靈活性。但我們也需要保護——個人在市場崩潰時能保護我們和家人的安全網。”他認定中國正是這樣一個提供保護的國家，宣稱“我們現在都是中國人”；而中國經濟學家余永定或許代表了很多中國知識精英的感受：“美國曾是中國的榜樣，但現在它出了這么大的麻煩，我們要再思考。”
這場危機被形容成美國式資本主義的終結。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民主政體和自由市場，被視作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兩大支柱。因為布什政府傲慢，它在伊拉克戰爭上的虛偽與失敗，民主的魅力已經大打折扣，而華爾街的失敗則使自由市場的理念遭遇重創，“人人都是社會主義者”口號已經開始流行。
梁啟超短暫的個人陶醉沒能持續多久。歐洲的失敗，并不能證明中國的成功。一九一九年是中國現代史上悲劇的一年，即使中國是戰勝國，它似乎也對自己的國土無能為力，青島差點就從德國手里轉到日本名下。而在整個二十年代，讓外來者羅素陶醉的西湖邊轎夫的笑容掩飾不了社會的空前失敗，戰亂、腐敗、饑荒、失序，困擾著中國，如果你稍加留意，它并不比戰后動蕩的歐洲更好，只不過中國人更習慣忍受這些折磨。歐洲的失敗，也加劇了中國價值觀的混亂。十月革命后的俄國魅力的陡然升起，日后將中國引上了一條更加悲劇性的道路。
二零零八年的中國，已與一九一九年，不可同日而語。它獲得了獨立，也強大、富裕得多。但相似之處也很多。在某種意義上，它們都是缺乏內在目標的摹仿者，都處于巨大的轉型時期，都面臨著種種觀念的混亂。那時的中國學習歐洲，科學與民主，像是兩面旗幟，但是整個國家對它們的理解仍停留在口號的程度；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是美國的摹仿者，民主與自由市場是它的標志，同樣的，我們對于它們的理解，既片面又淺薄，充滿了工具主義的色彩，伴隨著國際風潮的改變，要么是不加分析的崇拜，要么是厭棄。
梁啟超將一次世界大戰，視作西方推崇的科學上的失敗，是代議制政體的失敗，用帝國主義、軍國主義這些簡單的符號來形容歐洲國家。但事實上，近代歐洲精神與體制，卻并未隨著大戰而終結，它仍有力的支配著二十世紀，并先后戰勝了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而此刻呢，被貪婪、欺詐劫持的華爾街，不值得信賴與同情，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并非是自由市場的問題，而是它缺乏制衡的政治與社會力量。我們看到伊拉克民主進程的挫敗，陳水扁的丑聞，將之歸結于對民主制的懷疑，卻經常忘記了獨裁體制的危害更令人驚恐，民主新政權也同樣經常受到昔日幽靈的影響。
那些過分贊譽中國制度的美好的論斷，多少像是梁啟超在九十年前鼓勵中國青年拯救世界的呼喊一樣，對于中國社會的巨大困境視而不見。中國金融體制充滿漏洞，只不過它從來掩藏在權力的保護下，所以黑洞沒有爆發出來；中國高額的失業率，普通人缺乏經濟保護，只不過中國人更習慣這一切，更容易忍耐……
如果，你在中國的普通地方生活過，你就會知道，什么才是危機中的生活。正令西方人抱怨不已的生活質量的下降、對未來的恐慌，和它比起來，實在算不了什么。以為此刻的中國能給世界提供某種全新的可能，這多少像是梁啟超“等你來超拔”的呼吁，它給予我們自我麻醉式的快樂，卻引入了更深的誤解。在中國的電視屏幕上，正充斥著對美國危機和臺灣丑聞的報道，它們像是我們對自身困境的一種巧妙的回避。被壟斷權力所干涉的市場，缺乏民主監督的政治體制，仍是這個國家主要悲劇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