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龍《寬容》五　囚禁

簡體傳統

五　囚禁

　　當幃幕行將最后一次落在古代世界上的時候，有一個人物出現在歷史舞臺上，他過早的去世是很可惜的，但他無愧于“圣徒”的稱號。

　　我講的是朱利安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三三一年出生于帝國的新首都。三三七年，他的名聲顯赫的叔叔死了，三個兒子立刻撲到共有的財產上，餓狼般地打做一團。

　　為了不讓別人分享產業，他們命令殺死住在城里和附近的所有皇親。朱利安的父親就慘遭毒手。他的母親生下他后沒過幾年便去世了，六歲的孩子成了孤兒。一個體弱多病的表兄與他分担了寂寞，兩人在一起念書，學的內容大部分都是宣揚基督信仰的好處，講課的是待人親親熱熱但為人又庸庸碌碌的尤斯比厄斯主教。

　　孩子們長大以后，大家覺得最好把他們送得遠一些，免得樹大招風，重蹈小拜占廷王子們的厄運。兩個孩子被送到小亞細亞中部的一個小村莊里，生活雖然索然無味響下，30年代在英國形成了以威斯頓（JohnWisdom，，卻使朱利安有機會學到不少有用的東西，因為他的鄰居都是凱帕多西亞的山里人，很樸實，仍在信仰祖先傳下來的天神。

　　孩子在那里根本沒有可能掌管什么要職。他要求能夠專心做點學問，得到了批準。

　　他首先來到尼科姆迪，只有在那里和其它幾個屈指可數的地方還在繼續教授古希臘哲學。他的腦子里裝滿了文學和科學，從尤斯比厄斯那兒學來的東西全都被擠掉了。

　　繼而他獲準去雅典，在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呆過的圣地從事學習。

　　與此同時，他的表兄也被暗殺了。他的堂兄，君士坦丁剩下的唯一兒子君士坦蒂厄斯，想起來只有他和他的堂弟，小哲學家，才是皇族中的兩個唯一活著的男性，便親切地把他接回來，還讓他娶了自己的妹妹海倫娜，并命令他去高盧抵御野蠻人。

　　看來朱利安從希臘老師那兒學到了比嚼舌斗口更為有用的東西。三五七年阿拉曼尼人威脅法國，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打垮了他們的軍隊，還巧用計謀，把默慈和親茵河納入了自己的省份。他住進巴黎，把圖書室裝滿了自己喜愛的作家的書，他盡管平時不茍言笑，但這次也不禁喜形于色了。

　　勝利的消息傳到了皇帝耳朵里，卻沒有點燃慶祝的火焰。相反，他們制定了周密計劃，要除掉這個對手，因為他的成功有些過頭。

　　可是朱利安在士兵中享有崇高威望。他們一聽到總司令要被召回（一種客氣的邀請，回去就要斬首），便闖入他的宮殿，宣布他為皇帝，同時還四處張揚說，如果朱利安拒不接受，就殺死他。

　　朱利安的腦子并不遲鈍，他慷慨領諾了。

　　那時候，通往羅馬的道路仍然是一夫把關萬夫莫敵。朱利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搶先把部隊從法國中部開到博斯普魯斯海岸。但是在他到達首都之前，消息傳來，他的堂兄君士坦蒂厄斯已經死了。

　　就這樣，異教徒又當了西方世界的統治者。

　　朱利安要做的事情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說來也十分奇怪，這樣富于智慧的人竟會認為，過去死了的東西可以借某種力量復活，伯里克利的時代可以復蘇，只要重建衛城的廢墟、在荒蕪的學園樹林里重新住上人、教授穿起過時的寬外袍、彼此用五世紀前就已消失的語言講話，就可以再現過去的一切。

　　然而這正是朱利安力圖要做到的。

　　他在執政的短暫兩年里，致力于恢復當時大多數人都不屑一顧的古老科學，想重新探索僧人統治的世界，那些僧人目不識丁，認為一切值得了解的東西都包括在一本書里，獨立的研究和調查只能導致喪失信仰，引地獄之火來燒身；朱利安還想恢復具有高度活力和熱情的人的歡樂生活。

　　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比他更堅韌的人也會被反對之聲搞得曉夜不安、悲觀失望。至于朱利安，他簡直暈頭轉向了，有一段時間還乞靈于祖先的真灼經驗。安提阿的基督庶民向他投擲石塊和泥上，可是他不肯懲罚這座城市。頭腦遲鈍的僧人想激怒他，重演迫害的悲劇，而皇帝卻一再告誡手下的官員，“不要造成任何犧牲者。”

　　三六三年，一支仁慈的波斯箭結束了這個奇怪的生涯。

　　對于這位最后、也是最偉大的異教徒統治者來說，這種結局倒是再好不過了。

　　他如果活得再長一些，容忍力和對蠢行的憎惡反而會使他變為當時最專橫的人。他在醫院的病床上能坦然回憶起在他的統治下沒有一個人因為與他見解不同而被處死。可是，他的基督臣民以永恒的仇恨報答了他的仁慈。他們大肆炫耀說是皇帝自己的士兵（一個基督徒軍團的士兵）射死了他，還精心炮制了頌詞歌頌兇手。他們大講朱利安死前是怎樣承認自己做法的錯誤和承認基督的權力。為了誹謗這位一生儉樸苦行、全心全意為自己臣民謀取幸福的正人君子的名聲，他們搜腸刮肚，把四世紀盛行的貶義形容詞都派了用場。

　　朱利安被抬進了墳墓，基督教的主教們終于可以自詡為帝國名符其實的統治者了。他們立即開始掃蕩歐洲、亞洲和非洲的每個角落，摧毀一切反對勢力。

　　在瓦林廷尼安和瓦林斯兄弟當政的三六四至三七八年，通過了一項法令，禁止任何羅馬人為舊天神祭祀牲畜。這等于剝奪了異教教士的收入，他們必須改行另謀出路才行。

　　不過這些規定還算是輕的。狄奧多斯皇帝頒布的法律不只是讓所有臣民都接受基督教義，而且還必須接受“天主教”的形式；他自己儼然成為天主教的庇擴者，位大主教壟斷了人們的精神世界。

　　法律頒布以后，所有堅持“錯誤觀點”的人，所有抱住“愚蠢的異端邪說”不放的人，所有繼續忠實于“可恥教義”的入，全都要自食拒不執行法律的惡果，被流放到遠方或處以極刑。

　　從那以后，舊世界走向最后滅亡的步子更快了。在意大利、高盧、西班牙和英格蘭，異教徒的廟宇蕩然無存，不是被拆去建造橋梁、街道、城墻和了望塔，就是被重建為基督徒的會場。成千上萬座從共和國建立時就開始積累的金制和銀制神像被沒收或偷盜，最后所剩無幾，殘存的也被打得粉碎。

　　六個多世紀以來希臘人、羅馬人和埃及人所尊崇的亞歷山大的塞拉佩尤姆廟被夷為平地。從亞歷山大大帝之時起就聞名于世的大學仍然留在故地，繼續教授和解釋古代哲學。地中海各個角落的學生聞風而至。亞歷山大主教下諭不讓這所大學關閉，但教區的僧人自行其事。他們闖入教堂，毒刑拷打最后一位柏拉圖學派的教師海帕蒂婭，把她大卸八塊，扔到大街上喂狗。

　　羅馬的情況更糟。

　　丘比特的廟宇關閉了，古羅馬信仰的經典《古羅馬神言集》被付之一炬。首都成了一片廢墟。

　　在著名的圖爾斯主教當權的高盧，舊天神被宣布是基督教義中魔鬼的前身，于是所有廟宇都從地球上消失了。

　　在邊遠的鄉間，有時農民會起來保衛自己心愛的天神，軍隊就開來，用斧子和絞架平息“撒旦的叛亂”。

　　希臘的破壞進行得慢一些，但是到了三九四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終于被禁止。希臘國家生活的中心（從無間斷地進行了一千一百七十年）一終止，其它活動便土崩瓦解。哲學家被逐出國境，最后賈斯蒂尼安皇帝一道命令，雅典大學也關閉了，基金被沒收。最后的六位教授喪失了謀生之路，逃到波斯。喬思羅斯國王倒是友好地接待了他們，安排他們過世外桃源式的晚年，玩一玩神奇新穎的印度游戲——棋。

　　到了五世紀上半葉，克萊索斯陀大主教便毫不夸張地宣稱，古代作者和哲學家的書已經在地球上銷聲匿跡了。西塞羅、蘇格拉底和荷馬（更不必說被所有好基督徒恨之入骨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都被扔在頂樓和地窖里被忘卻。他們要再過六百年才能重見光明，在這以前人們只能戰戰兢兢地對待文學藝術，聽憑神學家的擺布。

　　真是古怪的節食（按醫學行話講），但并不平衡。

　　基督教會雖然戰勝了異教徒，卻沒能擺脫困境。大聲疾呼要為自己的古老上帝進香的高盧和盧西塔尼亞貧苦農民還是容易制服的。但要命的是，奧斯特羅戈斯、阿拉曼和朗戈巴德人為亞力山大教士艾利厄斯所描繪的基督真實面目是否正確、同一城市里艾利厄斯的死對頭阿塔納修斯是否錯誤爭執得面紅耳赤，朗戈巴德人和法蘭克人在是否堅持基督與上帝“井非同類，只是相象而已”的問題上打得不可開支，范達爾人和薩克遜人為證明內斯特所說的圣母瑪麗亞只是“基督的母親”而不是“上帝的母親”的正確性撕破了臉，布爾戈尼人和弗利西人為承認或否認耶穌具有二重性，即半人半神而劍拔彎張。這些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野蠻人雖然接受了基督教義，卻不幸誤入歧途。不過他們還是教會的堅定朋友和支持者，不能按照一般戒律革出教門，也不能用地獄煉火恫嚇。他們必須用婉言說服，指出錯誤，引回具有仁愛和獻身精神的信徒隊伍。他們必須首先有明確教旨，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人們要求把形形色色有關信仰的說法集于一同，這便導致了著名的集會——“基督教世界范圍聯合會”。自從四世紀中葉，這種會議就不定時地召開，決定哪些教義對，哪些帶有異端邪說的痕跡，應被指為錯誤、謬論和異端。

　　聯合會的第一次會議于三二五年在離特洛伊不遠的尼西亞召開，第二次會議五十六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舉行，第三次四三一年在以弗所召開。后來，會議連續在查爾斯頓開了幾次，在君士坦丁堡開兩次，在尼西亞開了一次，最后一次于八六九年又在君士坦丁堡召開。

　　從那以后，會議便在羅馬或教皇指定的歐洲任何一個城市召集，因為在四世紀，人們已經默認，皇帝雖然有布置會議地點的權利（這一特權也迫使他為忠誠的主教出路費），可是權力博大的羅馬主教提出的建議卻必須予以高度重視。我們無從得知是誰主持了第一次尼西亞會議，不過以后的會議都是由教皇主持的，圣會的決定不經教皇或他的代表批準就沒有效力。

　　現在我們告別君士坦丁堡，到西部風調雨順的地區走一走。

　　寬容與專橫之爭一直此起彼落，一方把寬容捧為人類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卻抵毀它是道德觀念衰弱的產物。我并不想從理論角度談這個問題。不過必須承認，教會的支持者在為殘酷鎮壓異教徒而辯解時，講得都是頭頭是道。

　　他們說：“教會和其它組織一樣，猶如一個村莊、一個部落和一片森林，必須有一名總指揮、一套明確的法規和細則，所有成員都必須遵守。一切宣誓效忠教會的人就等于立誓尊敬總指揮、服從法規。如果他們做不到，就要根據他們自己做出的決定，自試其法，從教會滾出去。”

　　迄今為止，這些都是正確合理的。

　　如今，一個大臣如果不再信仰浸禮會教派的經典，可以改信美以美教派，如果因為某種原因對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失去信仰，還可以轉到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或猶太教，也可以信印度教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教。廣闊世界大路縱橫，任人馳騁，除去饑腸轆轆的家人外，沒有人和他唱反調。

　　但這是輪船、火車和充滿經濟機緣的時代。

　　五世紀的世界卻并不這么簡單。羅馬主教的影響無所不在，無處不有。當然，人們可以去波斯或印度，但旅程遙遠，十去九不還，而且還意味著永遠妻離子散天各一方。

　　既然人們心里感到自己對基督的理解是正確的，說服教會修改一下教旨只是時間問題，那為什么還要放棄自由信仰的權利呢？

　　這正是關鍵所在。

　　早期基督徒，不管是虔誠的還是異端的，都認為思想的價值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博學的神學家極力想說明無法解釋的事情，把上帝的本質歸納成公式，這就象數學家們為x絕對值的爭論把對方送上絞架一樣荒唐可笑。

　　但是，自詡正確和專橫的風氣彌漫了整個世界，直到最近，在“人們從不可能分辨對與錯”的基礎上倡導寬容的人在履行自己的主張時還要冒殺身之禍，他門只得把忠告小心翼翼地隱含在拉丁文里，而能夠理解他們意思的聰明讀者卻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