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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看一些老片子。
一百年前的北京,一幅灰蒙蒙的畫面:一切房屋都顯得低矮,只有皇宮和城樓巍峨地聳立。拖著辮子的漢子,肩上搭著褡褳,趕著駱駝慢悠悠地在宮門外行走,馬匹在漲滿的護城河飲水,人力車夫拉著客人在飄著簾子的街上急急跑過。
四十年前的北京,一幅幅紅色基調的畫面:廣場、街道像紅的海洋,紅色標語、紅色氣球、紅旗在風中獵獵招展,傳單與耳光齊飛,紅綢與拳頭共舞,一群群佩帶著“紅衛兵”袖標的年輕人或在砸掉古舊的店牌,或在揪斗被反剪雙手的老者,或在街道樹起新的路標。
三十年前的北京,一幅黑白分明的畫面:上百萬人垂手肅立天安門廣場,胸佩白花,臂戴黑紗,哀悼一位深刻影響了億萬中國人生活的巨人離去。
然后是今天。我們就生活在今天,生活在當下。
但我們又生活在歷史之中。雖然現時代的特征就是注意當下、就是時間的切片化,但在我們的身后,實際還是拖著過去時代和歷史的長長的影子,在我們的身內,更是還留有祖先和父輩的血脈,隱秘地攜帶著他們的觀念、他們的情感和渴望。
中國以與西方大規模遭遇和沖突為標志,進入一個不僅是空間范疇的“世界”或不僅是時間范疇的“近現代”,已經有一個半世紀以上了。在前面的一個世紀中,中國處在劇烈的政治和軍事動蕩之中,乃至戰亂頻仍,在后面的半個多世紀中,則基本上享受了和平,但社會的變化依然激烈甚至更為徹底,尤其在最近一些年,經濟更有飛速的發展。
我們生活在現在,我們又生活在“歷史”或“傳統”之中。我們不可避免地被各種“傳統”力量糾纏。我們所做的一切也在迅速地成為“歷史”。“傳統”在塑造我們,而我們也在創造“歷史”。那么,到底有幾種在有力地塑造我們今天的現實和未來的力量呢?我們可以辨認出三種主要的力量,或者說三種“傳統”。
第一種傳統或可稱之為“以千年計的傳統”或簡稱“千年傳統”,這就是中國在它真正面對西方和異己的一個“世界”之前的傳統、它維持了中國社會在漫長的兩三千年中的穩定發展和文明特質。它也可以說是一種“千禧年(millennium)式的傳統”,常表現為一種逆向的“烏托邦”,認為理想社會在更久遠的古代,希望“復三代”。它的基本時間單位相當漫長,節奏相當緩慢。它的歷史觀念基本上是循環的。
第二種是近代、尤其是五四以來的“以百年(century)計的傳統”或“百年傳統”、“二十世紀的傳統”,那是前期啟蒙、后期革命的傳統。它給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和思想觀念帶來了持久的激蕩和天翻地覆的變化。它所設定的理想社會放到了未來,它的基本時間單位縮短了,節奏也是加速度的。它歡欣鼓舞的接受了一種單線的、進化的歷史觀。
第三種則是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以十年(decades)計的傳統”或“十年傳統”。這就是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傳統”。我這里有意用的是英文的復數,因為它現在的基本時間單位更短了,但卻不斷像拉洋片一樣變換,且節奏從一開始就是疾速的。它最重要的成果是這些年來市場經濟的勃興,以及由此帶來的中國經濟和國力的迅速崛起和人們物質生活的極大改變。它是否還抱有長遠和宏大的歷史觀是一個疑問,至少在一段長時間里它更愿意“摸著石頭過河”。
那么,這三種“傳統”今天是如何影響和塑造著我們呢?我們也許可以說,當前的“千年傳統”主要是在比較潛在但也持久的文化價值和信仰層面影響著我們;“百年傳統”主要是作為國家架構和政治觀念在發生作用;而“十年傳統”則在以一種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改變著我們當下的、以經濟活動為主體的日常生活。
當然,嚴格說來,“千年傳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傳統”,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國傳統文化”。暴風驟雨般的“百年傳統”剛剛過去,它雖然比“千年傳統”短暫,但因借助和動員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會力量,其遺產卻是非常巨大而富有影響力的。而今天的“十年傳統”挾“全球化”鋪天蓋地之勢,不僅是我們“現實”的,看來也將是我們“未來”的主要構成力量,我們說它是“傳統”,則主要是在一種現在完成式的意義上說的,因其與中國已有文化的某種異質和新穎,我們肯定它無論如何將成為一種未來的“傳統”。
那么我們現在是否可以說“通三統”?今天已出現的這類說法至少大大低估了這三種“傳統”的異質和沖突。因為“千年傳統”是傳統社會的“正統”,而“百年傳統”實際上是一種激烈反這種“正統”的“傳統”,它代表著一種決裂、或至少是斷裂。而“十年傳統”則直接是對“百年傳統”的一種回撥,或如當時人們所說的“撥亂反正”。在某種意義上,它也開始試圖對“千年傳統”做部分回歸,但是,它更是代表一種對過去中國人的經驗完全新穎的東西。“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這三種“傳統”的“書法”或“觀念形態”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首先分別地梳理、清醒地認識和深入地反省這三種“傳統”,而不是急于談“會通”。真正的“合”的階段可能還沒有到來,甚至要不要“合”、能不能“合”也還是個問題。而我們急需的也許是重建某種歷史意識和時間觀念,以幫助我們把握一個變化越來越快的世界。總之,哪怕是為了前瞻,我們也需要停下來不時回顧,就像在一部叫《魂游一八七一》的影片中,主人公曾說過的一句話:“我們能據以面對未來的,就只有我們的過去。”
我們不妨再借用今文經學的一個說法來作為描述的范疇,董仲舒劃分孔子《春秋》紀年的歷史為三世:“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立足于今天,我們也許可以說,我們的“所見世”主要是“十年傳統”在活躍地起作用,我們作為獨立和活躍的主體親自見證著這一段歷史;而我們的“所聞世”主要是“百年傳統”在活躍地起作用,我們對這一世的知識多是得自耳聞,得自父祖輩的經驗教訓;而我們的“所傳聞世”則自然主要是“千年傳統”在起作用,我們了解它主要是通過各種典籍。它一度湮沒無聞,打入黑暗,直到最近才漸漸透出些光亮。今天的回憶和解釋者大概也常常是“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而這些回憶和解釋,或將也匯入到影響后人的“傳統”之流中去。
本書的發愿正是基于這樣一些對歷史的初步認識。我們希望對我們的“所見”有所記錄,希望對我們所“親歷”的有所回顧。而2006年還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是歷史上某個重大事件的三十周年,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結束,意味著中國向一個新時代過渡的“開始”。
我們想就選擇這一“開始”作為我們回憶和敘述的基本起點,這些年可以說是三種“傳統”開始匯聚到一起的年代,也是本書的作者們作為活躍的主體開始發揮自己作用的年代。在前面的十五年,形式上還有“百年傳統”的延續,即還是運動式的、動員式的,但學者們比較一致地試圖回到百年前期的啟蒙;在后面的十五年,則開啟了一個新的進程——走向全球化和市場社會的進程,知識分子也嚴重地分化了:有人擁抱市場經濟,有人堅持思想啟蒙,有人回歸千年傳統,也有人重新訴諸革命遺產。當然,作為學者,我們主要是寫下與知識和思想有關的工作和精神歷程。我們愿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或全景、或片段、或細致、或概略地展示:
三十年,我們這樣走過。
于是就有了現在的這本書。本書由曹保印主其事,他的工作精神、態度和效率令人佩服,我們還是在今年1月說起此事,他在2月就完成了組稿。我們衷心感謝本書的眾多作者,他們作為“所見世”乃至“所聞世”的親歷者,敘說了自己的故事。
王學泰和李楯是本書作者中最年長的兩位先生,他們一個敘述了自己從監獄中出來之后在1978年10月左右的“平反路”,一個敘述了自己退休后到清華所做的許多事情,使人感嘆如果沒有那些人為的障礙,人們本來可以做多少事情。
季衛東、徐友漁、崔衛平、陳家琪等主要回憶了自己在“文革”結束后向新時期轉折的一些經歷和感受,他們那時候還都是大學生或研究生,那的確是“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的時期”,一個清新和青春的時期,雖然也包含著選擇的煩惱。還有像梁小民、黨國英所記述的追求理性和科學的過程,李寶元“從農村走來”,徐賁“與文學做伴”的經歷,也都深切真摯。
歷史巨變往往是通過一些小事和個人表現出來。吳祚來回顧了我們被一些不同的聲音掌握的過程——先是被哨聲和高音喇叭、后來是收錄機和電視聲,現在是手機、電腦和網絡聲。周永生也回憶了自己在大題目下的幾件小事。袁岳談到了教養的重要,記述了一位師摯龔祥瑞對自己的影響,而邵建則談到了自己如何被一位未曾謀面的“先生”的精神深深吸引。
祖述憲、汪永晨、蔣高明等分別記述了在保護生態環境和動物方面的心路歷程或艱苦斗爭。李銀河回顧了中國性文化的三十年變遷,沈睿記述了自己走向女權主義的真切道路,還有丁東,近年一直孜孜不倦地打撈那些散落的珍貴的“民間思想”。程方平等人的文章探討了教育等現實而緊迫的問題,而長平、何懷宏的文字則涉及個人與文化的靈魂如何歸屬與安頓。
雖然經歷了許多困苦,但我們可以感到許多作者的心態仍是樂觀的,雖然曾經“田野上飄來苦澀的風”(倪樂雄),但今天“憧憬仍是照亮心空的太陽”(鄢烈山)。而只要能夠思想,每一顆星星都“可以與太陽媲美”(傅國涌)。而一些有希望的制度的種子——如蔡定劍記述的村民自治制度、楊東平記述的ngo——也在發芽和生長。
我寫這篇序時還沒有讀到全部書稿,但這些故事足以使人深深感動并進入沉思。經歷了這最近“百年”、“十年”巨變的個人或有幸運或不幸的遭遇,但從認識的角度來說又都可說是幸運的:中國歷史上何曾有過在如此之短時間里發生如此之大變化的時代?
然而,要讓這些經歷真正成為一種思想和精神的財富,卻需要認真的反省和回顧。本書只是一種“滄海一粟”般的努力,但開始這樣一種努力畢竟是值得的,其意義正如陳家琪在他的回憶中所說:“抵抗遺忘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的力量。”
何懷宏
寫于2006年3月12日,植樹節
何懷宏 2013-08-20 10: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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