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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大學的一位院長在紀念周上公開講演“民主”，說“校長為政府之代表，有資格談民主；教授為校長所聘，可以稍談一點民主；至于學生則根本不能談民主。”

　　可惜無法親聆那位院長先生的“高論”，不知他所說的詳細理由是什么。但從這簡單的新聞報道中，我們也不難推論一些出來。能夠代表政府的校長(不能代表政府的校長并沒算在內)，當然“有資格談民主”，而且只要能夠代表政府而決不是代表人民的，就都有資格，某院長本人即為實例。因為他們這類的先生們所談的不過是括號內的“民主”，也可以說是“政府主”或“××主”，與人民利不相關而害相連，大談之是不妨的。教授又不同了一些，他們的言論不一定都能夠代表政府，有的談到民主就要認真起來(這是每個愛好真理的學者所必有的態度)，這樣會把事情弄得大不妙。不過他們到底還是校長聘的，雙方都應該顧及到一點情面，只要在不大妨礙校長以及校長所代表的政府情形下，是“可以稍談一點民主”的。至于學生呢?只要不是那些賦有特殊使命來掛名讀書的人們，都是年少氣盛，遇事更其認真，說起話來，不懂得情面，也很少顧忌，若讓他們來談民主，就會要真正的徹底的來談一下，這是與校長及其所代表的政府要談的“民主”完全不相符合的，所以他們就“根本不能談民主”。

　　在另外一位名人教訓青年的文章中，我們又看到這類的話，要我們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和平等，來貢獻給國家和革命。乍看起來，這是很有道理的。為了國家利益和革命事業，我們應該貢獻出自己的一切。但這必須事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我們那樣犧牲自己是真正為了國家和革命么?第二，我們所有的一切是些什么?頭一個問題暫且不去討論它，只就第二個來說。要青年犧牲個人的自由，就來看如今的青年有些什么樣的自由可拿出來貢獻和犧牲的。今天青年有集會結社、讀書閱報的自由么?完全沒有。有談話作文、交友通信的自由么?也完全沒有。也許可以說，青年不是還有失學、失業、饑餓和死亡的自由么(目前這樣的“自由人”真太多了!)?這些“自由”都是青年所樂于“犧牲”而唯恐“犧牲”不掉的，試問教訓青年要犧牲的先生有辦法讓他們“犧牲”這些自由么?否則叫青年貢獻什么和如何貢獻給國家和革命?說到平等，青年并沒有和一切別的人爭取到平等的地位，青年群中也有許多等級的不平等，沒有什么可以拿來做犧牲品的。至于所謂“個人的平等”，在我這個笨人看來真太難解，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對自己還有什么平等不平等的問題發生，自然更想不到還有“個人的平等”是應該貢獻出來的了。

　　話說到這里可以轉回來，我們不要罵那位院長所說的都是屁話，而應該說他所說的正是實情；也不要以為這位名人對青年的要求太過分，其實這也不算什么新的要求，而是“既成事實”。

　　一面說青年“根本不能談民主”，一面是叫青年“必須犧牲個人的自由”，這就是在我們這個國度里對青年所施行的“標準”的“民主自由”的教育。雖然有時也要牽著某些青年的鼻子，叫他們來唱唱“愛自由、愛民主”的歌調(但緊接在后面的總要露出那些什么第一什么集中之類的狐貍原腔來)，那不過是為著要裝裝門面而已。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5日

黃元真 2012-08-21 17: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