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正午-隋唐五代的另類歷史千年滅倭第一戰

簡體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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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正午》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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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宗駕崩，武才人削發為尼，在感業寺的青燈下熬了數日。已是皇帝的李治拜佛為名，在寺廟里摟住這位小媽就是一頓亂親，互訴衷腸。召入宮中之后，武“才人”成為了武“昭儀”，不久，進號“宸妃”。此后故事，耳熟能詳，最讓人心驚肉跳的，莫過于武氏為了搞掉對手王皇后，竟然忍心親手掐死自己粉雕玉琢的小女兒，然后向高宗哭訴是王皇后所為，殘忍心機，讓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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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滅倭第一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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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滅倭第一戰――唐高宗龍朔三年白江之役
　　說起中倭之間的戰爭，一般人均會想起中華民族死傷三千多萬人的抗日戰爭，令人切齒嗟嘆、盡喪北洋水師的甲午海戰，十六世紀慘烈的抗倭援朝戰爭以及忽必烈居心叵測想順帶消滅漢人“新附軍”、最終功虧一簣的元朝征倭大戰。數次戰爭，說句實話，代價巨大，敗多勝少。特別是距離今日最近的抗倭戰爭，最后關頭，如果沒有美國最后兩顆原子彈，狂妄叫囂“一億玉碎”的倭人不知還要涂炭我中華多少生靈。
　　其實，遠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們偉大的唐朝先人曾在朝鮮半島的白江（今韓國錦江）干凈利索地打過一個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披靡、一蹶不振。當時，漢軍、新羅聯軍兩萬多（漢軍一萬多，新羅軍不到一萬），對倭軍、百濟聯軍七萬多（倭軍五萬，百濟軍兩萬），真正以少勝多，重創倭夷，且水陸并勝，焚燒倭軍戰般四百多艘，四戰走捷，倭、百聯軍不戰即降，余則倉惶遁走。而且，與明朝援朝抗倭不同，那次戰爭明朝主將鄧子龍與朝鮮主將李舜臣均壯烈戰死；白江之戰，唐軍主將劉仁軌與新羅王金法敏都精神抖擻，完好無損。倭國國內大震，剩下未被屠殺的殘兵敗將逃返本島。心肝膽裂之余，倭人在國內鑿三重巨塹以防唐軍進攻。
　　當時當地，如此赫赫戰功，《舊唐書?劉仁軌》傳中，卻只有短短一百二十三個字：“于是（劉）仁師、（劉）仁愿及新羅王金法敏師陸軍以進。（劉）仁軌乃別率杜爽、扶余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劉）仁軌遇倭兵于白江之日，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扶）余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余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眾并耽羅國使，一時并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資治通鑒?唐記十七》基本也是類似的描述，短短數十字。
　　即使以現代眼光來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謂大勝：又是以少勝多，又是水陸并進，又是“借東風”燒敵船，又是友軍配合作戰破敵聯軍，該記載該褒功該宣傳的地方多的是。但在唐朝，以及書寫新、舊唐書以及《資治通鑒》的五代和宋朝，倭國名氣太小，近乎被史臣忽略不計。當時的大將們，也以平高麗、滅突厥、卻土蕃、擊回鶻等等自耀大功，誰都不會把打敗倭人的戰績拿出來顯擺。當時的中國人，也沒多少知道倭國，估計可能吃過倭瓜。就像今天的美國人，如果對他說美國大兵很狠狠教訓了斯威士蘭一頓，對方肯定一臉茫然：“斯威士蘭，哪里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有石油嗎？不是斯里蘭卡吧？……”一直到數月后在哪個電視小節目上看見娛樂新聞數千美女猛晃豪乳競當國王新妃，這個美國人才恍然，“哦，斯威士蘭是南非一個部落小國啊。”由此可推，美國將士也只會吹牛說“兄弟在二戰、韓戰、越戰的那會兒…..”,絕對不會吹噓他在斯威士蘭宰過多少”馬猴“――當時的唐朝，乃世界性泱泱帝國，天朝，所以，對白江之戰，根本沒有什么人太當回事，不過是一次雞毛蒜皮的小勝利而已。
　　盛唐大宋，對倭國真的不甚了了，道聽途說，只作如下記載“日本，古倭奴也……國無城郭，聯木為柵落，以草茨屋（貧民窟一樣的草棚子）。左右小島五十余，皆自名國，而臣附之（散亂的部落聯盟）……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其俗椎髻，無冠帶，跣以行，幅節貫后，貴者冒錦（倭國自古就窮）；婦人衣純色裙，長腰襦，結發于后（跟高麗學的）。至（隋）煬帝，賜其民錦線冠，飾以金玉（日本在煬帝之前連衣冠都沒有，更甭想“衣冠人物”和“道德文章”）……”；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或云：日本舊小國，并倭國之地……”。直到“遣唐使”一批批來大唐跪拜求學打秋風，中華才對這些矬個子的小人種稍加留意。其中一批貢使來唐，副使仲滿（阿倍仲麻呂）“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為朝衡……留京師五十年，好書籍。放歸鄉，逗留不去。”朝衡就是晁衡，這倭國哥們在天寶十三年忽起思鄉之情，想搭乘遣唐使藤原清河的便船“衣錦還鄉”，中途遇風，差點被淹死。詩仙李白以為和自己一塊吃過倭瓜并收受過對方一件日本裘皮大衣的矮小哥們喂了王八，三兩黃酒下肚，信筆涂鴉，有《哭晁衡卿》一詩：“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哭也不是真哭。三天之后，李白本來把矬哥們這“死人”就忘了。過了數月，忽然又驚見此人現身長安諸王公的大宅院酒席間，李白還以為白日見鬼遇詐尸，實實嚇了一大跳。不過，詩也不白寫，此詩后來被人肉麻地吹捧為“中日友誼史傳誦千年的名作”。
　　半島也三國――高麗、百濟、新羅與唐朝的關系
　　今天的朝鮮半島，在唐朝初年存有高麗、百濟與新羅三個“國家”。其中，高麗名聲最大，軍力最強，對中央王朝一直是時降時叛，時慕時倨。隋煬帝亡國，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麗，致使國內民生凋敝，國力大耗。唐高祖李淵稱帝后，對高麗“遣使稱臣”并不感冒，對臣下說：“高麗雖臣于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勸：“遼東本箕子封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于列星，不可以降。”話聽上去雖有些“沙文主義”味道，也確實有道理。當時的高麗國王，是隋煬帝時一直和帝國叫板的國王高元異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國虛實，遣使臣獻上封域圖，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遼東舊戰場，收埋戰沒隋朝將士尸骨，平毀高麗人夸功耀武的京觀。高建武害怕，下令國人“建長城千里，東北首扶余，西南屬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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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滅倭第一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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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來，高麗內部政變，東部大人蓋蘇文殺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宮把高麗王高建武也宰掉，“殘其尸投諸溝”，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為傀儡王，自為莫離支（主兵元師）。這位棒子通古斯種群，“貌魁秀，美順髯，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蓋蘇文每次上下馬，國內貴人大臣都爭搶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給他當“腳墊”。
　　高麗內變，臣下勸太宗討伐其弒主之罪，“因喪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詔拜高藏為遼東郡王。不久，高麗、百濟二國聯合，大舉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乞援。眾臣商議，最后李勣力勸征遼。不巧的是，適值遼水泛濫，唐軍無功而返。
　　貞觀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駕親征，率陸軍六萬，水軍四萬，又發契丹、奚、新羅等國兵，進擊高麗。唐軍初進克捷，攻克蓋牟城（今遼寧蓋平）、沙卑城（今遼寧復縣），并克陷遼東（今遼寧遼陽）堅城。不久，唐軍又陷白崖城（今遼陽東），向安市（今遼寧蓋平東北）進發。高麗大將高延壽等人率高麗及靺鞨兵十五萬來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設計大破。高延壽勢屈，悉眾投降，膝行匍匐入轅門求請饒命。太宗怒喝：“以后還敢和天子交虞嗎！”高延壽“惶汗不能對”。
　　高麗舉國震恐，堅壁清野，向后方緊縮戰線。黃城（今遼寧遼陽）、銀城（遼寧鐵嶺）一帶頓時空無一人。
　　唐軍進至安市，此城“地險眾悍”，城上高麗兵將見太宗旌旗儀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勣一旁也氣憤，勸太宗說，城下之日，盡屠守戰男丁。安市城內守兵聞知此訊，“故死戰”。
　　膠著數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氣，太宗惜愛將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師。其實，安市城是高麗國內一方諸侯，蓋蘇文執政后也曾派兵攻打，“擊之不能下，因與之”。地險，人死戰，又遇酷寒，唐軍人再多兵再強也無可施展。臨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雖然沒有被攻屠，高麗守軍也知曉了唐軍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賜絹百匹”。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本準備集三十萬大軍，以長孫無忌為大總管，一舉擊滅高麗。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麗又逃過一劫。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羅國向唐廷告狀，說高麗、百濟、靺鞨連兵，攻取新羅三十多城。唐廷下詔勸和，不聽。作為帝國仲裁者，唐廷于顯慶五年（公元660年），詔派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等人率兵攻討。當時，唐朝剛剛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賀魯，又分西突厥為兩部，設昆陵、濛池督護府。北方突厥問題解決，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鮮半島上竄下跳的高麗和百濟。
　　圍魏救趙，斷其一方。唐軍并未直接救援新羅，而是集中力量進攻高麗的幫兇百濟。百濟同高麗一樣，“扶余別種也”，當時的國王是扶余義慈。唐軍從城山（今山東榮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濟軍，又克真都城，擊滅百濟軍主力，“斬首萬余級，撥其城”。百濟王扶余義慈和太子扶余隆蒼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蘇定方唐軍團團包圍。扶余義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為王，率眾固守百濟城。扶余義慈的嫡孫扶余文思對左右人講：“現在國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會被王叔殺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隨城而出”，城內人見王太孫如此，也紛紛跟隨，扶余泰連殺數人也無法阻止。無奈，扶余泰出降，百濟都城告陷。很快，唐軍又逮捕了百濟王扶余義慈父子以及百濟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長安。“平其國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戶七十六萬。”
　　唐朝在百濟設熊津、馬韓等五個都督府，擇其酋長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詔釋不誅”。扶余義慈也是倒霉蛋，本來此人上孝下親，很有榮名，有“海東曾子”的時譽。戰前，唐高宗還下詔勸諭：“……王所兼城宜還之（新羅），新羅所俘（百濟兵士）亦畀還王。不如詔者，任王決戰，朕將發契丹諸國，度遼深入。王可思之，無后悔。”百濟王總以為唐兵不會輕出，繼續當高麗幫兇。殊不料，蘇定方諸將一出，百濟立時破滅，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數千里地歸罪長安。不久，扶余義慈病死，唐廷施恩，贈衛尉卿，并允許其被俘舊臣臨喪，“詔葬孫皓、陳叔寶墓左”――此舉意味深長，同為降臣，下場也一樣，終免橫死。
　　倭奴自送死――百濟的“復國”活動
　　滅百濟后，唐朝大軍振旅而還，留下郎將劉仁愿率數千唐兵留守百濟城，并派左衛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詔以劉仁軌代之。
　　百濟王扶余義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來已經降服唐軍，待他看到唐軍主力回國，萌生賊心，并與一個叫道琛的和尚聯手，在周留城聚百濟舊民造反。由于百濟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鍋端，擒送長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濟王義慈數年前送往倭國的王子扶余豐。當時朝鮮半島各國以及倭國等小國常常交換王子為質子，如同春秋戰國時的諸侯所為。倭人不自量力，想攪趟渾水討便宜，就派兵護送扶余豐回百濟，準備幫百濟“復國”，擴展自己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當時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齊明“天皇”，還是個娘們兒。估計是頓遭天譴，不久，這個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繼位，號為天智“天皇”――其實是“無智天皇”。繼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馬加鞭把扶余豐送回周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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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滅倭第一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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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扶余豐這個“幌子”，百濟“西部皆應”，紛紛據城造反，支持扶余豐。眾軍相聚，反而把唐軍劉仁愿的留守軍團團包圍于百濟城。
　　唐廷下詔，任劉仁軌檢校帶方刺史，統王文度舊部與新羅軍合勢救援劉仁愿。唐、新聯軍一路廝殺戰斗，直殺百濟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邊建兩座巨大的兵壘，劉仁軌率眾猛攻，百濟軍不敵，“爭梁墮溺者萬人”。道琛等人大敗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與和尚道琛爭權，道琛被殺。扶余福信“并其兵馬，招誘亡叛，其勢益張”。劉仁軌、劉仁愿二人合軍后，休整士伍，準備再戰。新羅兵掠取大量百濟財物后，提前還軍。
　　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唐軍三十五萬在大將蘇定方率領下，又攻打高麗。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軍不得不重演“班師”一幕。高宗下詔給劉仁軌，指示說：“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撥軍就新羅，共其屯守。若（新羅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處；若其不須，即宜泛海返國”。
　　不僅高宗詔示還軍，唐軍將士也卻想返回老家。天寒地凍冷面泡菜，鬼才想待。
　　劉仁軌上表，表示：“……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敵人又起，而我軍備預甚嚴，宜厲兵秣馬，擊其不備。戰而有勝，士卒自安。如此，則勝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軍既回，熊津又撥，則百濟余燼，不日復興。高麗賊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濟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腳，即為亡虜。撥入新羅，又是坐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況（扶余）福信兇暴，殘虐過甚，（扶余）豐猜惑，外合內離，勢必相圖。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
　　高宗君臣仔細研究，深覺劉仁軌言之有理，便讓唐軍繼續留在百濟城堅守。
　　唐軍并不龜縮于百濟城中不敢輕出。劉仁軌先出奇兵，首發制人，率軍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峴城（今韓國鎮岑縣），雖然此城“臨江高陸”，唐軍連夜奇襲，一舉攻破，“遂通新羅運糧之路”。
　　另一個好消息傳來：果如劉仁軌所料，百濟王子扶余豐越來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兩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殺。全身被劍捅刀劈之時，不知這位大將是否后悔自己召來了作為“掘墓人”的大侄子。
　　殺掉扶余福信，扶余豐連忙派使，分往高麗和倭國搬兵。高麗沒啥大動靜，倭國卻迫不急待，他們也效“圍魏救趙”之計，派兵數萬進擊新羅，攻取數城，然后直撲百濟舊地。
　　唐廷也沒大意，急詔右威衛將軍孫仁率近一萬唐兵從海路乘軍船馳援。兩軍會師百濟城，“兵士大振”。也難怪，孫仁唐軍不僅帶來生力軍，又有堅船斗艦，大量補給、輜重也隨船而至，難怪唐兵歡天動地。
　　唐軍諸將議事。有人建議率先進攻當水陸要沖的加林城。
　　劉仁軌不同意。“加林城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圍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韓國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周留城乃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盡，須撥其源。如克周留，則諸城自下”。
　　于是，劉仁師、劉仁愿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率陸軍，劉仁軌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濟王子扶余隆率水軍，從熊津江出發，水陸并進，直趨白江口，準備合軍直搗固周堅城。
　　高宗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劉仁軌水軍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國水軍四百余艘也綿延駛至。寬闊水面上，唐、倭兩路水軍對峙。
　　雙方合戰。唐軍四戰皆捷，水陸連勝。雖然唐軍軍船在數量上占絕對劣勢，但隋唐時期我國的造船技術還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堅，設計精良，日本的兵船與之相較，自然簡陋寒酸。當時，倭奴還未從我中華天朝偷師學藝，技術方面落后得很，兵將甲胄質量又不好，唐軍箭雨之下，倭兵倭將往往被射得透心涼。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劉仁軌自然通曉“火燒赤壁”之事，倭奴當時還不像唐以后那樣精通中華典故、兵書，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樣擠在一起，被唐軍連發火箭，順風投火，一時間“煙焰漲天，海水皆赤”。燒死嗆死外加棄船跳水淹死，一萬多倭奴軍全都成了水怪沉到白江口水底喂了王八。
　　海上大敗，百濟、倭奴陸軍也抗不住唐、新聯軍的進攻，被殺得人仰馬翻。扶余豐脫身而逃，唐軍最終是“獲其寶劍”，這個“百濟王”竟不知所之，人間蒸發了（估計是被殺、淹死或在逃跑途中讓自己人干掉。早知如此，當初他還不如留在倭國吃生魚片呢）。周留城內拒守的百濟王室扶余忠勝、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勢已去，率城內守軍、士女以及未被殺掉的倭奴兵將，“一時并降”。當時，倭人好像還沒養成臨敗自己用刀掏肚子的習慣，一系列小矬個子軍將，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聽憑唐軍與新羅軍發落。五、六萬倭奴軍，死的死、傷的傷，降的降，跑的跑，終于心悅誠服地挨了中華天朝一頓猛揍。
　　“百濟諸城，皆復歸順”。就連降而復叛的百濟大將黑齒常之等人，也乖乖詣劉仁軌軍營投降。黑齒常之后來還成為唐朝得力大將，威振朔方。
　　劉仁愿回長安后，高宗向他詢問情況，這位大將不專功，說明戰役主要指揮者以及表章主擬人均是劉仁軌。高宗“深嘆賞之，因超加（劉）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本來，顯慶五年高宗征高麗，時為青州刺史的劉仁軌監統水軍，因中途遇風失期，到達戰場時晚了一天，被削奪官職“以白衣隨軍自效。”正是因為百濟余孽跳梁，倭奴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終于成就了劉仁軌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劉仁軌乃文官儒將，破百濟時已是六十老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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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滅倭第一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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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仁軌絲毫不敢懈怠。他安撫百濟余眾，屯田厲兵，積糧撫士，準備下一步進滅高麗的戰爭。同時，他連上表奏，極言百濟之地不可輕棄，“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齊備，舉無遺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納其言。
　　百濟亡國，下一個肯定輪到高麗。幾年后，權臣蓋蘇文病死，其諸子爭權，長子泉男生為二個弟弟泉男建、泉男產所逐，窮急之下投奔唐朝。在這個“內奸”帶路指引下，高宗總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將李勣為師，一舉踏平高麗，終于完成了隋煬帝、唐太宗未竟之業，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戶。唐朝置安東都護府，留大將薛仁貴等二萬多唐兵于平壤，高麗終成我天朝治地。可笑的是，類似中國《推背圖》的《高麗秘記》中早有“預言”：“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亡”。高氏王族自漢代起據有高麗，一直到滅亡，當時正好恰恰快到九百年，唐軍主師李勣時年八十。嚴絲合縫，預言得中。由于高麗王高藏一直是個傀儡，唐廷赦而不誅，還把他封為司平太常伯，只把負隅頑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蠻荒之地，估計傻哥們至死連驢也見不到一個。
　　但沒過兩年，唐軍與吐蕃作戰失利，先失安西四鎮。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樂都護府兩次先后由平壤退撤至遼東。鑒于吐蕃的壓力，唐朝在朝鮮半島的統治逐漸萎縮。677年，唐廷相繼撤走高麗和百濟舊地上的漢族官員，送原高麗王高藏回國，想扶持這個“傀儡”繼續唐朝在當地的影響力。同時，為牽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濟王子扶余隆駐守遼東附近地區。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獨立”，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長安。
　　本來一直被高麗、百濟聯軍差點滅國的新羅，狗仗人勢，借大唐軍隊平滅兩個主要敵手后，狼子野心，開始想獨霸朝鮮半島，并與唐軍發生規模不一的軍事沖突，同時，新羅不斷接納百濟和高麗逃亡兵士，蠶食兩國舊地，日漸坐大。
　　武則天掌權后，把國內的李唐勢力和異己官僚勢力視為心腹大患，根本顧不上朝鮮半島。接二連三，又有契丹、突厥問題相繼出現，她就在公元700年（武則天久視元年）下敕：“東至高麗國、南至真臘國、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入為蕃，以作為絕域”――完全視高麗舊地為外蕃，再不把其當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羅蹦達了數年，出來一個靺鞨族為主的部落在它旁邊建立了震國。713年，大祚榮改國名為渤海國，與新羅南北對峙。
　　倭奴雖大敗，但失敗確實是成功他媽。倭人本性就是欺軟怕硬，此后一直乖乖當孫子，數百年間不斷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師學藝，逐漸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國數百年間幾乎就是唐朝的一個“具體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中間元朝擊倭不算數），近一千年間倭人未敢和中華天朝叫板。所以，白江口之役，擊悶同時又擊醒了倭人，福兮禍兮，真不好說。
　　倭人在明治維新以前，常以“漢土”、“唐土”、“中國”稱呼我們天朝。以后倭奴有了點銀子，大了些膽子，就以支那（羅馬字母為SINA）音譯來稱乎天朝。特別是甲午海戰以及“七七事變”后，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此稱謂來稱呼中國。美國兩顆原子彈扔到日本，日本人尿了，沒有“玉碎”反而“下跪”，并被盟軍勒令禁止蔑稱中國為“支那”。時至如今，日本右翼們，比如東京市長石原慎太郎仍稱中國為“支那”。據一些專家考據，支那音譯原為無貶意，后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才成為今天這個樣子。其實，稱呼并無所謂，“日本人”如果從我們中文的字面上解，就是“Fuckingmyself”，大家也沒有誰振臂較真。至于小邦心態，改“漢城”為“鼠爾”者，更是不值一曬（鼠爾，鼠爾，鼠輩安敢爾）。當然，日本首都市長仍稱中國為“支那”，我們國人大可遵舊稱管這個東鄰叫“倭奴”，因為古史上這樣記載，它的天皇向天朝上書這樣自稱，中華皇帝賜它的金印也是如此稱呼（日本自己出土的，本來是炫耀它“久遠”歷史，真假不知）。
　　（筆者雖精通英、法兩夷之語，但對倭文和朝文一無所通，所以，白江口一役史料，絕大多數取自中國傳統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