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日記我所知道的顧準與“三反”

簡體傳統

我所知道的顧準與“三反”
陳敏之
顧準，在1952年的“三反”運動（由黨中央發動的反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運動，簡稱“三反”）中倒下，從此以后在上海消失了。他是頭上戴著“惡劣分子”的帽子離開上海的。他究竟是“惡劣分子”，還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我決無意于為他翻案，現在也已無此必要（黨對他歷次所受的錯誤處分，在他死后已經先后進行平反、糾正，雖然不無遺憾的是這些都來得遲了一步，死者生前未能親見）。我的目的只是想把他被扭曲了的形象，恢復其本來的真實面目；這也是我道義上責無旁貸的一種責任。
顧準和上海應當說有著比較深的淵源。從1934年起，他曾先后担任過中國民族武裝自衛會上海分會主席、總會宣傳部副部長（有一個時期，我們家里成了印刷發行黨的秘密油印刊物和宣傳品的機關）、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江蘇省委職委書記、文委副書記（書記為孫冶方），一直到1940年7月去蘇南抗日根據地為止。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顧準隨軍南下，担任準備接管上海財政經濟的一支干部隊伍——青州總隊（下分財政、工業、輕工業、銀行、商業、公用事業等大隊，共約二千人）的總隊長。上海解放，他担任上海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局長，上海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潘漢年），華東財政部副部長（部長陳國棟）。從1927年至1940年，他在我國著名的潘序倫創辦的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工作14年。通過自學，30年代他自己也成了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輕的會計學家。他的職業和黨的地下工作的經歷，使他對上海的經濟和職工運動具有一定的了解。
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委召開宣布黎玉、顧準等八個黨員撤職或開除黨籍處分的干部大會我也參加了。當時除了震驚，也感到愕然。我相信他和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無關，但為什么要給他這樣嚴厲的處分，實在不能理解，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謎。我至今還記得，就在召開這次大會的前一天，顧準還在電臺作關于開展“五反”運動（指一些資本家的行賄、漏稅偷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五種違法行為。“五反” 是由中央發動與“三反”先后同時開展的一次運動）的廣播講話。（顧準遺留下來的自傳材料中有這樣的記載：“受譚震林委托，暫時負責‘五反’運動的領導，并在譚和顧之間建立直接的指揮關系，此事在華東局的一次會議上，得到了陳毅同志的欣然同意”，可以證實我的記憶并無錯誤。）可是，相隔不過一天，一個“五反” 的領導者，為什么在“三反” 中被撤職，我不能不感到意外。不過，事后我從來沒有問過顧準本人，因為我怕觸動他這個傷疤。其實，對顧準本人，也是十分突然的，當時市委負責人之一的陳丕顯曾詢問他對處分的意見，顧準直率地表示了“感覺十分突然”。事隔22年，1974年9月，離他去世前兩個多月，我和他在北京有過一個多星期的盤桓。在他對一些往事并不輕松的回憶中，“三反”中他為什么被撤職，我才第一次有了一些了解，原來它和上海稅收方法之爭有關。解放初期，在稅收方法上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中財部的意見，主張“民主評議”；一種是顧準的意見，主張“專管、查賬、店員協稅”。“民主評議”是解放初期通行于剛解放不久的中小城市的一種稅收方法，它的具體步驟是：（1）規定某一時期全市應納工商稅總額；（2）由城市稅收機關會同市工商聯合會把這一稅額分攤到各行業；（3）再在各行業范圍內把稅額分攤到各戶，由各戶自報公議。這種稅收方法在賬冊不健全、征稅技術上有困難、納稅戶也不太多的情況下，也未嘗不可作為一種權宜的過渡方法采用。顧準從上海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為上海大中廠商的賬冊一般比較健全，完全可以依率計征；上海的工商戶數量眾多，采取民主評議，不僅層次多，而且有極大的可能造成稅負不公；再說征稅總額也難以確定，很難使征稅戶的稅額完全符合稅法規定的稅率；上海有強大的工人階級，可以動員他們來協助監督，防止偷逃稅的行為。顧準在工作上提出不同意見，并且敢于堅持，當然不是為了一己的私利。這場爭論因為涉及到與中財部的意見相左，當然驚動了上海市委。市委（還有華東局）曾不止一次地討論過這個問題。1950年8月陳毅在去南京軍區前夕，曾專門找潘漢年和顧準到他家里討論這個問題，陳毅同志的結論，毫無保留地指出要廢除民主評議，采取“自報、查賬、店員協稅”的方法。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市委和陳毅同志的同意和支持，顧準的主張是不可能付諸執行的。這場爭論自然也通到了中央。1951年12月，陳云同志（當時的中財委主任）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指出，上海稅收方法爭論中，“顧準的方法是對的”，這個意見還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朱如言（解放初期上海稅務局副局長，已故）生前曾親口對我說過類似的話，告訴我陳云認為稅收方法之爭，“直在顧”。按照顧準的稅收方法，1951年 3月稅收實績 1．8億元，較 1950年增加 6倍；1952年3月，入庫稅收3億元，較 1950年增加 10倍。1950年“二·六”轟炸以后，上海工商業一度萎縮，1951年的稅收增長，可視為工商業恢復的反映；1951年至1952年上海工商業已恢復正常，稅收的增長明顯地高于經濟的增長，應當認為這與稅收方法的科學性以及采取有力的組織措施（根據顧準的建議，市委已批準各區設立區稅務局和按地區設置稅務專戶專管員等）有關。
這場爭論到這里本來應該結束了，是非曲直也已有了結論，顧準自己也是這樣認為的。然而，事實并不完全這樣。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委在大會上宣布的顧準的罪名是“一貫存在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犯黨的政策方針，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這個罪名顯然不屬于“三反”的范圍。就在這次大會召開前夕，稅收方法之爭的一方，中財部領導以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的身份到上海來幫助“三反”五反工作。既然大會宣布的顧準的罪名與‘“三反”無關，人們從宣布的罪名的措辭中也就很自然地會把它和稅收方法之爭聯系起來，顧準自己作這種推論，自然更容易理解。
1974年9月，顧準在和我追述這件往事，曾直言不諱地直陳他的推論，不過，口氣是平靜的。他還列舉了其他一些事實來證明他的推論并非純屬無根據的虛妄。我當然無法否定他的并非完全沒有根據的推論，但是我仍然不想把他的推論公之于眾。這倒不是因為出于要為尊者諱或還有什么顧慮。不，這點勇氣我還是有的，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什么妻室老小的后顧之憂，我之所以不想這樣做，是因為我現在重提這件發生在四十一年以前的錯案，其目的并不在追究什么個人責任，只是想把顧準在“三反”中被嚴重扭曲的形象恢復過來，讓大家知道他決不是什么“惡劣分子”，而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我還衷心祈愿，把一個人的真實形象加以人為扭曲的現象，從此以后不要再發生。須知這種現象不論發生在什么人身上，它的后果有多么嚴重！
1980年2月，在北京召開了顧準和他的妻子汪璧的追悼會，為他們進行了平反昭雪。但是，這時顧準在上海“三反”中所受的錯誤處分，還未解決。
1985年，顧準的子女和我同時向上海市委提出了申請。在此案處理過程中，市經委案件處的一位同志（恕我沒有記得他的姓名）曾到我家里提到處理此案遇到的困難，說“‘三反’中顧準受處分，在市委的檔案中找不到有關的書面正式文件，惟一能找到的根據就是《解放日報》發表的消息”。因此，市委為顧準恢復政治名譽的批復也只能用“撤銷1952年2月29日市委負責同志在全市負責干部會議上宣布的撤銷顧準同志市委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職務的決定”這樣的措辭，這實在是異乎尋常的。
1952年“三反”至1974年顧準去世，歷時二十二年。在我國，在那個年代，一個人遭受了第一次厄運，第二次、第三次也就非常容易再次光臨，于是就有1957年的第一次錯劃為右派分子，1965年的第二次錯劃為右派分子；接踵而來的是對全國人民都是一場沒頂之災的文化大革命，顧準自然不能幸免。于是，顧準在這種反復的折騰中，未及見到文革的結束，以不滿60周歲的壯年就謝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兩年，在無意中為我們留下了《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兩本遺篇。他留下的東西不多，但啟迪人們深思。
顧準在“三反”中受到處分的真實原因，看來已經很難弄清楚。不過，這在現在已經不重要，因為“三反” 中對他的處分是錯誤的，這一點現在已經得到了肯定。可惜顧準生前未及親見，“三反”錯案的平反，已在他死后十一年。顧準一生的形象是被嚴重扭曲了的，這使我想起了哈哈鏡現象。上海的大世界，進大門兩邊墻上有幾面哈哈鏡（凹凸鏡），任何人站在它前面，都會因自己的形象被扭曲而哈哈大笑（哈哈鏡由此得名）；顧準和類似顧準的悲劇，也是一種哈哈鏡現象，不過它不會使人發笑。隨之而來的是凌辱、苦役、迫害、家庭的對立、分裂、破碎，然后是喪失親人的無盡的哀痛，也許還有難以擺脫的終生的悔恨。多少個家庭在經歷了難以盡訴的痛楚之后，都會說：“哈哈鏡”現象應該從此停止。這實在是蒼生之福，社稷之幸。
顧準的最后十年
陳敏之
他成了一個有家不能歸的“寡人”
往事如煙，不過，有些往事卻是一輩子難以忘懷，也不應該忘記的，因為它是那樣刻骨銘心。1965年冬，汪璧（我的五嫂）在來信中告訴我，她準備和五哥（顧準）離婚，雙方已商談過并已取得協議，如果我沒有什么意見，就打算分別向各自的組織打報告。不過，信中還說，只要五哥有一天脫掉右派帽子，就可以立即復婚。言外之意，仿佛在告訴我是出于無奈。就此事征求我的意見，希望我復信云云。讀信，我并不感到太突然，在我心里倒是覺得可以理解的。我心里明白，導致離婚的原因與不久前發生的那件事有關。也就是1965年的春天，有一天收到五嫂來信說，某日晚上突然來兩個人把五哥帶走了，帶到哪里去，不知道。對此，我倒是真的吃了一驚。因為根據我的經驗，這是一種非同尋常的手段，我沒有想到在我們共和國也會發生這種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行為（以后到了文革時期，就成了司空見慣的了），我完全能夠感覺到問題的嚴重程度。然而我無法向五嫂說一句安慰的話，因為我同樣一籌莫展，只能默默地等待。接著，警報又從我大姊那里傳過來，在清華讀書的她的次子的學校里來了兩個人，聲稱要家里把她兒子的來信全部交出來，大姊來和我商量，為了不要把顧準牽連進去，我出了一個不高明的主意，主張信不要交出去，結果，當然沒有起什么作用。那么，大姊的兒子在學校里究竟犯了哪一條，要如此大動干戈？原來，他和幾個同學組織一個什么現代馬列主義研究會的組織，這些年青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共和國雖然公開聲明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立國的思想基礎，但是哪里能隨便研究得的，自由結社更是犯天條。這件事傳到了康生那里，本來打算把張聞天、孫冶方、顧準串起來打成一個有組織的反革命集團，結果是空歡喜一場。經過嚴格的隔離審查，證實組織上與顧準毫無干系，但是思想上的影響卻是擺脫不掉的。過了大約四個多月，五哥給我來信，說已經回到家里，在隔離期間，除了他的外甥交代的他都承認下來以外，他沒有作過任何交代，因為他事前對這個組織毫無所知，實在沒有什么可交代的，對于難以容忍的逼供行為，他曾經以絕食抗議過；現在在等待處理，大概國慶以后可以作出決定。不久，決定下來了，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去京郊房山大韓繼村勞動改造。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從上海接到解放區、曾經在戰爭環境中輾轉流徙、年近八旬的老母親，這次只能送到太原的妹妹處，讓她有一個比較安寧的生活環境，不至于為兒子担驚受怕。
這時，姚文元的《評< 海瑞罷官>》已經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根據我的政治經驗，我預感到這是一場政治風暴即將來臨的征兆，雖然我無法預知這場風暴將持續多久，范圍多大。在這種政治氣候下面，五哥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固然是五嫂決心離婚的一個因素，但當時她的內外處境的艱難、困窘和難以明言的復雜情況，比我所能知道的可能嚴重得多。對此，我完全能理解。我深知，從1934年他倆結婚以后的三十多年來，真是兩情相篤，患難與共，經歷過多少驚濤駭浪，不是出于萬不得已，五嫂是絕對不會提出這種看來絕情的措施的。對此，我當然只能表示同意，雖然我內心深處并不贊成。我沒有想到五哥這個家庭的這種裂變，以后會成為破碎一片，再也未能復原。
五哥到房山大韓繼村勞動改造，通信好像還有自由，還能和我通信。因為已經辦過離婚手續（實際上不過各自提出了離婚申請，沒有經過法院，并無法律效力），他覺得不便和家里直接通信，要我作中介，代為轉信，我自然一口應承了。1952年“三反” 以后，他先后在上海（建造二萬戶公房）、洛陽（當時156項國家重點工程中有幾個在洛陽建設），有過一些搞建筑工程的實際經驗，因此，對當時正在建造中的工程，常常還多嘴多舌，提出這樣那樣他認為必須提出的意見，還是那樣不安分，不避嫌疑，不顧別人會有什么看法，完全忘了自己當時的身份，認為這是他應盡的責任。
離婚對他實在是一件不堪重負、令人心酸腸斷的事，他喪失了可以向之傾訴一切的妻子，喪失了孩子，喪失了家庭這個惟一可以讓他稍稍休息、得到一點溫暖的所在，他成了一個有家不能歸、孑然一身的孤獨的“寡人”。這時他在給我的信中經常出現“喪家之犬”、“白虎星”（言指害了他的孩子）這類自嘲自責的字眼。
“我為秀服喪是終身的”
1966年冬，紅衛兵運動的狂飚從城市到農村席卷祖國大地，近在京師近郊的房山當然不會例外。開始時，他的真實身份并沒有公開，后來，終于被紅衛兵知道，一場災難不可避免地降臨到他的身上。在一封信中，他告訴我，紅衛兵將他一頓痛打之后，還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拖，弄得滿頭滿臉全是血污。為了不致釀成人命，經濟所只得把他們全部調回北京城里。從此，通信中斷，音訊隔絕。一直到他生命終結，再沒有能和他的妻子、孩子，還有老母親見一面，生死兩茫茫。
1968年4月，汪璧自殺身死。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傳聞，還是在漕河涇原“少教所”隔離期間，我不相信這是真的，但是我無法深究，直到1969年9月回到家里，我妻子告訴我這是確實的，然而我仍然覺得難以置信。1967年11月，我曾有機會去北京，便專程去探望過她，那時，她看來十分疲憊和憔悴，但是，我怎么能想到僅僅半年以后，她會絕望到作出這種選擇？老母親走了，去了太原；丈夫雖然同在一個城市，卻是咫尺天涯；孩子們都給文革的巨潮卷走了；身邊沒有一個親人能給她這顆孤獨無告、破碎的、流淌著血的心以一點安慰，否則，也許這場悲劇是可以避免的，我曾這樣設想過。五哥知道汪璧的死訊，整整遲了一年半，組織上把這個消息封鎖了，不讓他知道。從顧準的遺物中發現的日記可以獲知，1969年11月，經濟所奉林彪第一號令“一鍋端” 下放到河南息縣前夕，他曾兩次提出書面申請，要求和妻子見一面，這時他已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覺得他的妻子已不在了，因此，他又向組織保證：“無論她死了，瘋了，病重了，都一不影響下去；二不影響改造”，組織這才向他說了實話。但是，有關他妻子的死期，死況，遺言等等，仍然一概不知，對于他妻子的死，他在日記中寫道，“聞噩耗，既覺意外，也不覺意外；意外的是，她愛孩子，為什么給孩子留下一個‘母自殺’的家庭環境；不覺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寫過遺囑，1967年5月，她看來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妻子已經永遠再也見不到了，他要求和他的孩子見一面，組織上同意了，然而卻遭到孩子的拒絕（現在知道，并非出于孩子的本意），他本來還想見面后在外面招呼孩子一起吃一頓飯，也成為可悲的幻想破滅了。他想和親人晤見，得知更多信息的一切努力都告失敗。人生還有什么比喪失自己的妻子更令人心碎，深沉的哀痛難以抑制，一次吃飯時，悲從中來，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他在日記中寫著：“ 1944年在延安，我為父親服喪，這一回，我不服喪，因為我為秀服喪是終身的”，“我至少還要活二十年。三十五年的記憶（指從結婚至今）至少在我心里還要活二十年。”他沒有死，活下去了，但是只活了五年。
這以后的幾年，是彼此絕對的隔絕。
一張油票和兩年通信
1972年初冬，我取得當時干校組織上同意，藉探親假的名義去了北京，除探望老母親外，也想趁便探尋五哥的下落，我覺得無論在道義上、感情上，這都是我不容推辭的責任。說來也巧，五哥恰好也在這年夏天從河南息縣回到北京，因此，沒有費多少周折就找到他并晤見了。在晤見之前，我先看到了一封他給孩子的信。信很短，大意是，祖母是否健在，很想念。附去照片六張，是剛回到北京時照的，哪一位要照片，可以給他。我現在還沒有力量照顧你們，附去省下來的油票一張，表示一點心意。下面黏貼的是一張從他自己的口中省下來的當時能用的油票。讀信，看著照片，我怎樣也難以抑制涌動的淚水。這使我聯想起六十年代初，他拼命筆耕（指翻譯熊彼得、羅賓遜夫人的兩部經濟學著作。這兩本書一直到他死后，才由商務印書館于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企望以此來使家庭經濟多少能得到一些改善。當我想到筆耕所蘊含的是一個父親對自己的家庭“贖罪”心理和一張小小的油票中包容的是一腔舔犢之情，我怎樣也難以抑制自己心靈的震顫。
離別十年，劫后重逢，當然是高興的，但是彼此都很少述說過去。曾經設法讓五哥和在三妹處的母親見一面，未能如愿，直到他兩年后離開塵世也未獲實現，成了無法補償的終生遺恨。他當然也非常惦念自己的孩子，想見見他們，在我去京之前，他已作了努力，都歸無效。因此，話題也絕少再提及這些令人凄愴的事。倒是當我訴說在漕河涇期間，除了“紅寶書”和《毛選》外，再也讀不到其他書籍，浪費時間，表示極大的惋惜，希望讀一點中國歷史時，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勸我應當先讀一點西方歷史，他說，中國人對自己國家朝代的更迭、嬗變總是知道一些梗概的，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歷史，也就很難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這一點，當時我并不真正理解，直到我多少讀了一點西方史以后，才真正有所體會。身為中國人，如果對自己老祖宗的歷史茫然無知，當然是一種無可饒恕的羞辱；談歷史，言必稱希臘、羅馬，對于這種洋教條，固然也應批判；但是，作為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對于由以產生馬克思主義的西方歷史以及影響及于現代西方國家的希臘文明傳統一無所知，他確實也很難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就像外國人如果不懂得孔、老、莊、墨、荀、韓等等，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華文明及其傳統一樣。目前的問題是多少懂得一點西方歷史和希臘文明的人太少，而不是太多。舉一個最淺顯的例子。我過去讀《共產黨宣言》，對于其中提到的市民階級，究竟是何所指，市民階級是怎么產生的，它對近現代資本主義和議會政治的產生和發展起過什么樣的作用等等，可以說完全無知，因而只能生吞活剝地囫圇吞下去，一直到讀過一些西方歷史以后，才有了真正的了解，我相信不少人會有此同感。
大概以此為契機，才會有1973～74兩年間在我們兩人間不斷的通信。這些通信，不是海南天北或家庭瑣事的閑聊，而是對一些彼此都感興趣的歷史的或現實的問題的認真的討論，其中不少是我提出向他請教的問題（這些在通信中他所寫的“筆記”，都已收入《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見《顧準文集》）。對于一個立志服務于祖國和人類的人來說，當他發現西方文明中確實有許多為我國固有的文明所闕如的長處和優點時，憑著社會良知，他是無法加以拒絕的。為了自己國家、民族的振興和騰飛，汲取其他文明中的所有優點和長處，應當是無可非議的，那種虛妄的民族自大在這里不應當有立足之地。
“娜拉走后怎樣”，是顧準借用魯迅的命題提出的一個當代的問題，是當前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這個命題的實際涵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勝利，這當然很好，但是“不要以為我們的問題全已解決。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解決了什么，哪些沒有解決，哪些走過了頭，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我們國家就會在經濟上雄飛世界……”（《顧準文集》P．330）顧準提出這個命題，至今二十多年過去了，這個世界又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化。繼東歐崩潰，已有七十多年歷史的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又宣告解體；在我國，“四人幫”覆滅，經歷了“文化大革命” 以后，終于從歷史性的災難中走出來，并且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我們近期的奮斗目標。當我們回顧這些歷史事件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一個經濟文化都很落后并且有著頑固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實在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業。社會主義（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畢竟是人類歷史的一種創舉，是一種根本性的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清醒地看到還有哪些重大問題和障礙，沒有解決或需要克服，細心地尋找解決這些重大問題的科學的有效的方法，仍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因此，盲目樂觀在這里是沒有根據的。
兩年通信中所討論的問題涉及的領域雖然相當寬泛，但是中心只有一個：兩千多年來，在封建專制主義嚴酷的統治、壓迫、奴役下的苦難的中國人民，好不容易爭來了一個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按照邏輯，理應是一個政治清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來、有著平等、民主、自由，充滿著希望的社會。要知道，1973年至1974年“四人幫”還沒有垮臺，中國人民的苦難還看不到頭，在我們兄弟之間的通信中，除了對祖國命運深切的關注和憂思外，豈有他哉！要不是1974年12月顧準的生命被奪走，我們之間的通信還會非常有興趣地繼續下去。
病床上寫了兩個便條
1974年11月2日，我接到五哥的電報，說是病重住院，要我馬上去京，我一刻也沒有停留，設法買了一張車票，立即趕去了。在原協和醫院的急診觀察室見了面，情況確實嚴重，每天咳血大半個茶缸（200—300CC），什么止血藥都用上了，仍然無效（去年春天他在信上告訴我，也咯過血；拖了不少時間才慢慢停下來；去拍了X光片子，也查不出究竟）。他神色有點凄然地對我說，這次豎著進來，要橫著出去了。他大概已意識到這次病情的嚴重（不幸被他自己言中了）。當務之急是設法盡快住進病房，否則，不僅日常生活困難（醫院對急診觀察室的病人不供應伙食），也不能進行正規的檢查和治療。在幾位老朋友的奔走幫助下，總算很快住進了病房，經檢查，確診為肺癌，癌腫有雞蛋那么大，長在心臟旁邊，不能動手術。檢查、診斷結果，我都如實告訴他，沒有瞞他，他的反應是平靜的。不過，他提出了一個要求，要見見他所有的幾個孩子，還在手紙上用鉛筆在病床上寫了兩個便條，大意是我寬恕你們，也希望你們寬恕我，祝福你們（這時他的大兒子已結婚，馬上要生孩子）。對此，我作了許諾，我說我一定想法要他們來看你。我為此寫信、談話、生氣，作了許多努力，結果，都未能說服他們在其父親生前去見一面，我的許諾未能兌現。對于一個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妻子，已經知道活著的日子屈指可數的父親，對孩子的殷切的眷念之情，我完全理解，然而這時我能做什么呢！
1965年至1974年，正好十年。這十年，顧準經歷了第二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妻子無奈地與他離婚，子女離去，奴役般的勞動改造，無休止的批斗和凌辱，妻子自殺，還有疾病的折磨，這是一個常人所難以承受的重担，但是，并沒有把他壓垮，他要活下去，再活二十年。可惜，在他作出這樣的誓言以后，只活了五年。
在他一生中最痛苦的莫過于親人對他的不理解。他經常以“害了他們” 自責，一直到臨終前還要求他的孩子對他“寬恕”。他真的害了他的孩子并且需要孩子對他的寬恕么？
1982年，顧準的大女兒在讀了他父親和我的全部通信的手抄本后（即后來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書），給我寄來了一份《讀后記》，其中寫道：“真正嚴峻地擺在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的一個悖論——為什么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愿意獻身于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卻長期視為殊途？強調分離時間太久，搞技術工作理論水平低等等，都僅僅是外部的原因；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所接受的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么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對于一個愿意嚴肅生活的人，必須有勇氣正視、解答這些問題，并且付出代價”。這個問題提得好，無愧是顧準的女兒。
“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可愛的，他們都愿意獻身社會，報效祖國。他們担心的倒是報國無門，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
葛劍雄教授對我國知識分子有一個很平直、公允的分析，他在對發生于我國1800多年前東漢的黨錮案這一歷史事件作了評述之后，曾說了下面這段話：“知識分子多少有點知識，這是他們的幸運，也是他們的不幸。有了知識，就想有運用的機會，就不會滿足于有飯吃，有衣穿，有妻室兒女，這就是所謂實現自身價值。”“在皇權壟斷一切的社會，要實現自身價值，舍做官就別無他途。可是做了官就只能服從法律和上司，就絕對避不開現實政治。疾惡如仇會有黨人那樣的下場；潔身自好或許能做到，卻因此而一事無成；同流合污又有違初衷，而不齒于士林；急流勇退倒也干脆，但原來的理想也隨之成為泡影。”這種情況，二千多年來，在我國皇權至上，政治權威主宰一切，范文瀾把它稱之為史官文化的傳統，至今還保留著它的巨大影響。因而葛教授不得不希望于未來，他接著說：“如果知識分子的‘知識’不限于儒家的經典，而是包括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如果他們不必都為‘政治’服務，而能享受不問政治的自由，從事能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工作，那么黨人中必定會出現不少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實業家或真正的政治家，或許根本不會出現黨錮案并留下這篇《黨錮列傳》。對1800多年前的東漢，這無疑只是荒唐的假設，但對最近幾十年的中國，這值得我們深思。”（《探索與爭鳴》1995年第10期）這實際上也是對顧準大女兒提出的問題的一種解答。中國知識分子殷殷期盼的無非就是這樣一種氣氛和環境，使每一個正直、誠實的知識分子能有機會實現自身的價值，服務社會，報效國家。
縱觀顧準一生，他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堅決地、義無反顧地從理想主義走出來，走到經驗主義去。用他自己的話：“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按：指革命的理想主義），然而，當今天的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地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斗到底。”
當我仔細審視我國的近現代史，我發現我們共和國的誕生（1949）與皇冠落地（1911），其間間隔不過38年。回顧一下這38年的歷史，可以稱得上五彩繽紛。其間有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鬧劇；有軍閥割據的混戰，有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有國共十年內戰和八年抗日戰爭；然后是三年解放戰爭，可說是內戰、外戰連綿不斷，而我們的共和國恰恰是直接從槍桿子里誕生的。革命的浪漫主義可以在一瞬間使社會發生革命的根本變革，把歷史縮短了幾百年，這當然是好事，但常常也帶來了另一方面的不足，舊社會留下來的渣滓來不及作徹底的打掃和清理，還常常穿起新的外衣，把自己打扮得使你分辨不清他的廬山真面目。人們也許忽略了一個問題，在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皇權壟斷一切的時間長達二千余年，影響既深且遠，而近代資本主義則發育不良，先天不足，力量既脆弱，其影響更微不足道。可是，幾十年來，我們卻習慣于與資產階級斗爭。我總覺得這個從歷史母胎中帶來的“特點”是不能忘記的。從“史官文化” 傳統影響中走出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還有不少艱難險阻要跋涉，清醒地看到這一點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