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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極權主義制度研究

張博樹 （本文是作者 2004 年 10 月 28 日受北京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之 邀所作的學術講演。）

 各位好。今天我們探討的題目是“ 現代極權主義制度研究”。 這個題目也許需要作一點更正。極權主義作為現代現象首先發端于歐 洲，對它的研究也最先是由歐洲人進行的。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漢 娜 · 阿倫特于 1951 年出版了《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這部書被 視為研究納粹極權主義的經典之作。再如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哈耶克， 他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也是討論極權主義的，包括希特勒的極權 主義和斯大林的極權主義。這些當然都很值得研究，但今天我不想和 大家討論這些東西。作為中國人，我們自然對本土的歷史和政治經驗 更感興趣。中國 100 多年來在民主化進程中經歷的艱難社會轉型、 它的復雜性和付出的巨大代價對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構成了強烈刺 激，也為這種研究提供了豐厚的資源。我們應該―― 而且歷史亦提 供了這樣的可能―― 拿出足夠份量的、足以和我們的歷史經歷及代 價相稱的科學成果。所以我今天談的東西，更多將圍繞中國進行，而 不是一般地、泛泛地談“ 現代極權主義” 。這是第一點說明或更

正。第二點更正主要是概念性的。我以為，當我們談論的是 100 年 來的中國政治結構轉型和社會發展時，用“ 現代專制主義”這個 概念指稱我們討論的對象要比“ 現代極權主義” 更準確些。作為 一個學術概念，現代專制主義的外延更寬。現代極權主義只是現代專 制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一個發展階段，除了極權主義以外，現代專 制主義還有威權主義這樣一種表現形式。就歷史演進而言，威權主義 可能出現在極權政體之前，也可能出現在極權政體之后，在第二種情 況下，威權主義往往是極權主義的變體。

我個人對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研究已進行了 10 多年，目前正在 寫一本有關的專著。今天在座的有研究政治哲學、經濟學和文化理論 的各路專家，也有年輕的研究生。我想借這個機會和大家討論兩個問 題：一是如何界定中國現代專制主義？二是如何研究中國現代專制主 義？兩個問題都與我們的歷史經驗有關，又都有很強的理論性。

先來談第一個問題。我認為，對現代專制主義的理解，不能離開 現代社會轉型這個大背景。如果說政治制度現代化的基本含義乃是從 前現代君主專制（皇權專制）向現代民主體制的轉變，那么，現代專 制主義的出現或者是這個轉變初告成功后的逆向性反復，或者是轉變 正在進行中的病理性變異。中國的情況正是如此，這兩種情形在現代 中國歷史上都發生過。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把中國現代專制主 義簡單界定為現代中國在建構公共權力過程中產生的異化。

讓我們簡略回顧一下歷史。眾所周知， 100 年來中國經歷了翻 天覆地的變革。我們這個民族在這一個世紀中的進步是不可否認的。

北京有個紫禁城，是至今保存完好的中國最大的皇宮建筑群。站在太 和殿的三層石階上環顧四周，你才會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華夏前現代 社會綿延數千年的皇權威嚴。就是在這座金鑾大殿上，迄今不足 100 個光陰的 1908 年，由清王朝最后一個專制主義當權者慈禧太后把年 僅 3 歲的幼童溥儀送上了皇帝寶座，接受群臣、百姓的朝拜；而這 樣的故事，慈禧已經是第三次導演了（前兩次一次是她的親兒子、不 成材料的同治，一次是她的親侄子、因支持變法維新被置于死地的光 緒）。今天，這一切似乎已成歷史，成為影視作品表現的對象；紫禁 城已經作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對中外游人 開放，原屬皇城一部分的太廟如今被稱為“ 勞動人民文化宮” 成 為情侶們出入的場所。

誰能說，這不是一個了不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當然，世界在這 100 年中也變化了許多。橫向比較，中國的變 化也許并不像中國人自己感覺的那樣明顯。但衡量中國變化有一個重 要的參照系卻是世界許多國家所沒有的，那就是她的 5000 年之久的 文明史。一個擁有 5000 年漫長歷史的前現代社會在我們剛剛經歷的 100 年中開始了向現代社會的艱難邁進，這難道不是一個激動人心的 事實么？

以上所論固然都沒有錯，但它們只是中國百年滄桑的一個方面， 一個令人感到“ 光明” 的方面，還有另一個當政者不愿意提及、 甚或千方百計加以掩蓋的方面，就是我們在過去 100 年、尤其是過 去 50 年中遭到的挫折和失敗。

中國人在 20 世紀最大的失敗是什么？我以為，這個百年記錄中 最大的失敗乃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失敗。由于民主化乃制度現代化 的核心，民主政治建設的失敗從根本上反映、呈示了中國制度現代化 進程的扭曲。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產生就是和這個失敗相聯系的，是 這個失敗的結果。

 誠然，從 1912 年開始，中國就已經進入了“ 民國” 時代。 “ 民國” 什么意思？民眾當家作主之謂。 1919 年五四運動的口 號之一就是呼吁“ 民主”；孫中山的憲政構想也曾激起一代人對 中國民主未來的可預期性的渴望。但北洋政府和把孫中山尊為“ 國 父”的蔣介石南京政府卻沒能兌現民國莊嚴的民主承諾。制度轉型 的“ 逆向性反復”在北洋時期和國民黨當政時期都曾發生。當然， 我們應該看到，列強干涉，外敵侵入，連年不斷的內戰使民族陷入空 前的浩劫；救亡形勢之急迫亦在客觀上強化專制體制的同時，使民主 進程的內在要求退居幕后―― 這些都是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民主 政治建設遭遇挫折的現實原因。正因為此，人們有理由期望新的執政 者―― 中國共產黨在 1949 年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的歷 史起點上，在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和得到民眾支持的合法性基礎上， 有效而實際地推進民主化進程。

然而，歷史發展是復雜的。原來的革命黨在成為執政黨后并沒有 建立起實質性的憲政民主框架，而是繼續了戰爭年代已經形成的、被 已故政治學家鄒讜先生稱之為“ 全能主義”的政權建構思路。當 1957 年幾個知識分子真誠地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時，毛澤東發動了

“ 反右運動” ，他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徹底葬送了本來已很 微弱的中國公共領域。當然，最足以表現歷史之詭秘的，還是毛澤東 建立在激進、空想基礎上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這個以 960 萬平 方公里國土為空間、近 10 億人口動員的巨大規模建構的“ 共產主 義”實驗場，以其悲壯的結局給全世界留下了一份難以釋讀的遺產。 我們今天的歷史就是從這片廢墟中走出來的，我們還遠沒有擺脫 它―― 盡管從形式上看，今天這個金錢社會已經與那個“ 突出政 治” 的社會有了天壤之別。從現代專制主義的研究角度看，我們從 20 世紀下半葉中國當代史中看到更多的是公共權力機構建構過程中 發生的“ 病理性變異” 。

這里我想提請大家注意的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在世界范圍內也 是一個十分獨特的現象，雖然西方學界已經對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極權 主義作過不少研究，但其結論對我們的幫助并不甚大。比如，在西方 很有影響的關于現代極權主義的定義由下面 6 個方面構成：（ 1 ） 極權主義意識形態；（ 2 ）由獨裁者領導的單一執政黨；（ 3 ）實施 政治恐怖的秘密警察；（ 4 ）壟斷大眾的交流；（ 5 ）壟斷政治組織 以及（ 6 ）對經濟的壟斷性國家控制。在西方學者眼中，典型的極 權主義制度通常指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和毛澤 東統治下的中國。

這個定義基本是描述性的，要點并不在發生學意義上的解釋；而 且，嚴格說來，作為描述性定義，如果把希特勒治下的德國、斯大林 治下的蘇聯和毛澤東治下的中國相提并論，也會造成許多概念上和事

實上的混淆。在德國，極權主義是和瘋狂的種族主義與對外擴張相聯 系的，它固然對世界造成極大傷害，但卻是一段相對短暫的歷史。斯 大林主義則以大清洗和秘密警察的恐怖作用而臭名昭著，同時又在自 命優越的“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上發展出一整套極權社會制 度。中國與上述兩者都不同，尤其與希特勒德國的不同更明顯：無論 從文化傳統還是從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的位置講，中國都不存在種族主 義和對外擴張之可能。中國與蘇聯確曾同屬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 統領下的國度，但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極權主義表現方式仍有諸多差 異。比如，毛澤東并不十分看重秘密警察，而更相信“ 群眾動員”、 “ 群眾運動” 在實現社會監控方面的作用。

甚至這樣的比較也過于表面化了：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專制主義固 然符合上述極權主義定義中的大部分標準（ 6 條中至少占 5 條）， 但形成這種東西的原因卻極其復雜，既有歷史的（中國古代皇權專制 在現代改頭換面的延續），也有現實的（落后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 巨大的、農民構成主體的人口規模，獨特的黨 -政 -軍權力結構方 式， 20 世紀中國啟蒙運動遭遇的挫折，建立在一系列可以理解的誤 讀基礎上的對烏托邦“ 共產主義”社會的追求，以及所有這些因 素間的相互作用，等等）。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種極權型專制 主義的形成竟是在毛澤東一代革命領袖自信代表“ 人民的利益”， 甚至在推進“ 人民民主”的過程中發生的；理想與實踐間的巨大 反差以極其尖銳的形式表明歷史是以怎樣冷峻而無情的邏輯摧毀了 一切浪漫的想象。可以說，毛澤東的極權型專制主義，特別是該體制

與它立于其上的道義基礎和意欲達到的原初目標之間的巨大沖突，乃 是當今世界獨一無二的現象。毛澤東繼承了從秦始皇到蔣介石的中國 專制主義遺產的全部精髓，但這種繼承恰恰是在中國共產黨人決心 “ 走出封建歷史怪圈” 的過程中成其所就的。這是一個方面。另 一方面，毛澤東的極權主義專制體制又在后來的歷史進程中演變為開 放年代的威權主義體制。烏托邦激情不見了，一個權力和金錢相結合 的社會代替了原先那個崇尚信仰的社會。在市場經濟復蘇的背景下， 威權主義作為新的獨裁體制之表現形式與成長中的公共領域的斗爭 呈現出更加復雜的特點，遠非經典極權主義的定義所能概括。比如上 述 6 條定義，有些已經弱化（明顯者為第 6 條“ 對經濟生活的國 家控制” ）；有些則更加強化（如第 5 條“ 壟斷政治組織” ）。 至于“ 壟斷大眾交流” 一條則呈復雜、多面之特點：在傳媒技術 飛速發展的今天，威權主義政體若想實施新聞與思想的有效控制，就 必須比極權主義時代的極權更加極權，但采取的形式、技巧則可能較 過去隱蔽而老練。威權主義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專制主義，它給政治 哲學和政治科學提出的課題，甚至比經典極權主義還要多。

列舉上述這些，無非想說明一點：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是一個比通 常想象更為復雜、歷史縱深感更強、更深刻的批判學術概念。在這個 問題上簡單地照搬西學或囿限于我們原有的“ 正統” 知識框架， 都無法完成對現代專制主義的解讀。

這里還想強調的一點是：現代專制主義是一種制度，這也是專制 主義概念界定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前面關于極權主義的討論，事

實上已經涉及這個問題。我想我們應該把它挖掘得更深入些。我以為， 作為一種體制或制度，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形成、運作和可預期結果 都不應從專制體制自身來解釋；毋寧說，它們乃發生于一個更大的歷 史存在或歷史進程之中。要想理解中國的現代專制主義，就必須理解 構成其前提并與之發生劇烈碰撞的這個歷史進程本身。該歷史進程指 什么？― ― 這就是我所謂的建立在哲學人類學基礎上、構成世界現 代化大趨勢之組成部分的中國制度現代化歷程。

1994 年我在廣東一份短命的刊物上發表了 “ 制度現代化：我 們不應該再次失去歷史 ” 一文，這是我個人首次在自己的文章中使 用這個經過若干年思考得出的概念。與通常理解的器物意義上的現代 化不同，制度現代化乃指從傳統農業文明向向現代工業文明轉變過程 中 “ 一系列新的政治、經濟、社會整合以及個性建構原則對原有制 度規范的取代 ” 。三年后寫就的另一篇文章 “ 制度現代化研究的 若干方法論問題 ” 則進一步把這個概念中的 “ 制度 ” 一詞界定 為 “ 人類在協調群體實踐行為過程中形成的結構方式與組織原則， 這些方式規則制約甚至支配著人們公共與私人生活的性質與形式，制 約甚至支配著各類資源的獲得方式與使用效率，從而― ― 在最終意 義上― ― 制約甚至支配著人類與外在自然之間以及人類自身內部 依據不同定義而形成的各種群體之間關系的性質。制度現代化，就是 這些結構方式與組織規則的現代化。”（這兩篇文章都可以從 1998 年學林出版社出版的拙著《現代性與制度現代化》中查到）從宏觀看， 制度現代化由三大結構性板塊組成：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整合

結構。所謂前現代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變，從上述結構角度 看，就是君主專制政治向現代民主政治的轉變，傳統自然經濟向現代 商品經濟的轉變和建立在血緣家族或貴族莊園基礎上的農業社會整 合向現代公民社會的轉變；而所謂制度現代化其實就是上述三個轉變 過程的統一。

 不難發現，當我們把反思的視域定位于這樣一個更具歷史縱深意 義和全方位特征的研究領域時，以現代專制主義為對象的批判學術將 獲得前所未有的、足以容納課題本身之復雜性、深刻性的伸展平臺。 制度現代化是一個經過合理抽象、可以在規范意義上界定的普適過 程；同時，作為一個過程，它又必然帶有任何過程進行中不可避免的 過渡性特征。制度現代化一般原則的普遍性與實施主體（現代世界中 以主權劃分的民族國家）之各各不同的初始條件、實施進程中遭遇的 不同情境、以及實施者對此做出的不同反應等等特殊因素之間，可能 會產生巨大的張力、無窮無盡的偶然性和各類非線性的因果關系。中 國不就是這樣么？作為文明古國和現代化的后來者，有多少矛盾、苦 惱、問題、悖論在過去這個世紀中攪得幾代人心神不安？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激進與保守、救亡與啟蒙. ，這些問題自然都與本講主 題―― 現代專制主義―― 有關系，或是該主題在實踐－行動層面 的展開，或是在文化－傳統層面的展開，或是在國際語境層面的展開； 但真的要撥開重重迷霧，從根本上把握對象的全貌和內在機理，我們 就必須把問題還原到 20 世紀中國制度現代化進程及其扭曲這個大 語境中才有可能。換言之，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可理解性乃建立在社

會轉型過程之無數行動者（包括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這樣的重要 歷史人物，也包括作為大眾的普通人）和既定政治、經濟、社會“ 結 構”間不斷的互動過程及其結果中，建立在 20 世紀中國制度現代 化進程的初始條件、限制因素、對這些因素的突破和突破所引發的新 的反復及其斗爭中；“ 傳統” 與“ 革新” ，知識與存在，歷 史與現實，“ 資本主義” 與“ 社會主義” 之種種對立及對立 的消解，也只有在這個大語境及其造就的總體化情境中才能獲得圓滿 的解釋。

簡言之，從制度現代化及其扭曲角度理解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是 本人堅持的重要的學術立場和研究切入點。或者，更準確地說，制度 現代化理論將構成我們對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批判的基礎平臺。制度現 代化雖然包括市場化、民主化、公民社會的構建等諸多方面，但核心 則是政治民主化（市場和公民社會其實都可以理解為從不同結構測度 對民主化界定的補充）。相對于現代專制制度言，民主化過程即是對 專制體制的解構過程；反過來說，現代專制主義的形成本身，又是民 主化發生扭曲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對制度現代化進程的反思和對 現代專制主義的批判，乃是說的同一件事情。或者也可以這樣表述： 中國制度現代化反思的核心即是對現代化之扭曲―― 現代專制主 義的反思。無論是公共權力建構過程中的“ 逆向性反復” ，還是 “ 病理性變異” ，都是制度現代化扭曲的不同表現。同時，制度 現代化又是一個涵蓋面更廣的范疇，“ 結構” 概念幾乎可以延伸 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這又意味著，我們對現代專制主義的

體察、把握與理解，不僅可以通過那些足以“ 影響” 歷史的重大 事件，通過決策層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明爭暗斗（這種明爭暗斗幾 乎充斥整個 20 世紀的中國史），通過當權者人為制造的規模宏大、 場面壯觀的“ 紅旗飄舞，歌聲嘹亮”之群眾游行隊伍等外在現象 來獲得，同樣可以通過無數更加煩瑣、更加隱秘、更令人熟視無睹或 視而不見的社會生活場景、生活細節來獲得，正是它們，往往在更深 層次、更深意義上反映、呈示了社會結構的本質、特征與變化。我們 可以從蔣介石時代“ 新生活運動”的失敗中、從 1949 年以來延 續幾十年的“ 單位” 制度中、從土改和農業合作化以后農民與基 層干部（書記、村長、鄉長）時而親密時而緊張的關系中、從大中小 學學生“ 愛國主義” 的“ 德育” 課本和老師們的教案中、從 威權主義時代商業化大眾化電視節目的編排中、從人流涌動燈紅酒綠 的歌舞廳咖啡廳中、從私營企業老板的政治性劇場行為中、從大大小 小各類官吏的灰色收入中、從官方對腐敗案件報道的“ 尺度” 中.. 等等，等等，去體味現代專制主義是什么，它的活的源泉、 動力和使其所是的更為寬廣、深厚的社會基礎。我們的目的，則是通 過所有這一切，去挖掘真實的歷史，發現歷史背后的意義，從而洞察 中國制度現代化進程及其扭曲―― 中國現代專制主義―― 的歷 史可理解性。

現在，我們轉入今天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如何研究中國現代專 制主義？可以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是提出了任務，而沒有界定完 成任務的途徑或方法。我們尚不清楚：我們如何挖掘“ 真正的歷

史”？如何去發現“ 歷史的意義”？當我們使用“ 真實”、 “ 歷史” 或“ 歷史的意義” 這類詞匯的時候，我們要表達的 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東西能證明我們作為批判主體對批判對象 “ 感受” 或“ 洞察” 的客觀有效性？什么東西能證明個人的 一己工作可以經由經驗的特殊性上升為歷史運動之內在“ 規律” 的普遍性？顯然，我們需要這樣的工具或方法去達到上述目標。而所 謂“ 工具” 、“ 方法” 者，不可能是別的什么，只能是批判 學術自身所建構的概念系統。

自有人類的智識活動以來，任何可稱之具有科學特征的理論都表 現為由一系列概念、判斷和推理組成的邏輯體系。概念作為同一性與 非同一性、共相與殊相、抽象與具體、主體與客體的統一，歷來是人 類用以闡釋此時此刻他們所理解的世界的基本手段。批判理論最核心 的東西是它的反思性特征。這里，反思性意味著批判活動所依仗的思 維構造將同時把對對象的思考和對這種思考本身的思考納入其中，概 念的建構過程同時也是概念建構的反思過程。作為中國人，我們于此 面臨的特殊困境乃在于：我們似乎是在一片平地上從頭開始自己的工 作，盡管它的目標明確，素材也已準備停當。我們不曾有過這樣的批 判而非歌頌的學術傳統，就此而言，中國批判理論的構建缺乏―― 比如說――歐洲學術的歷史連續性基礎。另一方面，我們在啟動批 判活動的構建工程之前，又必須先做一些清障工作，即把先在于我們、 且已經成為我們思維方式之習慣性框架、基礎的那些東西剔除出來， 或至少要有明確的剔除意識；就此而言，我們又非真的從一片平地開

始，因為那里還有很多尚須清理的垃圾。我們必須解構那些有礙自己 從事批判思維的陳舊概念和理論框架，并使之反過來成為批判概念系 統建構的酵母或刺激源。

總之，我們必須確立一系列現代專制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原則。只 有這些原則明確了，我們的研究才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根據我自 己的思考，這樣的方法論原則至少可以舉出六條。我們一條一條來看：

方法論之一，是社會進化的一般邏輯公設原則。

社會進化之一般邏輯公設的確定，從批判理論構建的角度看，有 兩大功能：一是提供理論判斷的標準或坐標：二是構成專制主義總體 化分析的深層學理基礎。

20 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一方面是為了“ 清算” 歷史， 同時也是為了發現歷史的“ 意義” 。在過去的 100 年中，中國 進步了么？進步了多少？用什么標尺衡量這個進步（或非進步）？我 們是否本來可以干得更好？還是說為了取得今天的進步，我們付出了 過于沉重的代價？憑什么講，中國 20 世紀制度現代化的最大失敗是 民主建設的失敗？就啟蒙本身的規范意義和其遭受的挫折言，在 100 年的時間里，我們何以走了一個圓圈之后，似乎又回到了歷史的出發 點？我們是否曾有過其它選擇或選擇的可能性？對不同歷史選擇方 式的價值判斷又以什么東西為基礎？如果說，制度現代化是社會進化 之一般邏輯的制度體現，那么 20 世紀中國制度現代化進程的曲折乃 至扭曲又是以怎樣的方式凸顯了進化邏輯之普遍性與具體歷史進程 之多變乃至偶然性的內在張力？―― 顯然，只有清楚地回答了上述

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 20 世紀中國歷史的意義；而回答所有這些 問題的前提則是必須有一個判斷由以進行的標準。

可能有人會說：你怎么證明你所說的“ 標準” 具有客觀普適 性、從而能夠構成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的深層學理基礎？的確，成熟的 批判學術在確立自身方法論原則的同時，也必須把對原則本身之合理 性的反思納入其中。關于“ 客觀性” ，我以為至少可以從四個不 同層次定義之：（ 1 ）對簡單經驗事實的認定；（ 2 ）自然科學意義 上的、借助一定經驗手段得出的可證實性結果；（ 3 ）正統馬克思主 義意義上的“ 規律” ，這其實是對自然科學“ 客觀性” 的模 仿；（ 4 ）解釋學意義上的“ 客觀性” ，即立基于本體論而非認 識論的解釋者與行動者、知識與存在、歷史與歷史表述之間的統一。 我個人對“ 客觀性”一詞是在如上定義的解釋學意義上用的，這 意味著，我所說的“ 客觀性” 乃是指由理解活動之本體論特征達 致的研究結論的客觀性，其中包括社會進化之一般邏輯抽象的客觀 性。

其實，關于一般邏輯“ 抽象” 之可能，黑格爾早已講得很清 楚：“ 知性做出規定并堅持規定，理性是否定的和辯證的，因為它 將知性的規定消融為無；它又是肯定的，因為它產生一般，并將特殊 包括在內. 。” 就我們的主題言，鑒于制度現代化在全球范圍內 已進行了數百年，在歐美已有比較成熟的形態，現代化的正、負兩面 結果都已經相當清晰地呈示出來，表象具體的豐富性和機體發展的成 熟性為科學抽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現代專制社

會中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潛能的枯竭和民主化力量的增長，同樣為批 判主體進行合理的科學抽象提供了可能。盡管這個抽象是在最一般的 層次上進行的，但它卻深刻反映出社會發展進程的本質。因此之故， 言其構成專制主義總體化分析的深層學理基礎，絕非過譽之詞。

 那么，所謂“ 社會進化之一般邏輯公設”究竟包括哪些內容 呢？這里可以簡單地提出兩點：第一，社會進化是一個全人類普適的 發展過程；各民族歷史演進的具體差異無非是以正面（遵從）、或反 面（扭曲）的特殊性證明社會進化本身的普遍性。第二，既然稱“ 發 展” ，社會進化是有方向的，但又是生成性的，社會進化本身并無 任何預定的或前定的目標。換言之，我所理解的“ 社會進化之一般 邏輯”遵從黑格爾的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但拒絕黑格爾― 馬克 思式的歷史目的論。

我之所以把社會進化邏輯稱之為“ 公設” ，是為了強調它在 專制主義總體化中的規范地位和標尺或坐標職能，這個標尺有助于澄 清學術研究中常見的一些混亂。不妨舉個例子說明這一點，這就是近 些年在國內大行其道的文化相對主義。

顧名思義，文化相對主義訴諸文化的“ 相對性” 。在很多場 合，它既是處于“ 弱勢”地位的文化對“ 強勢”文化之“ 霸 權主義” 的某種抵制，同時又含有對本土文化之“ 獨特性” 甚 或“ 優越性” 的顧影自憐式的強調。從本人立場看，文化相對主 義和它的必然產物―― 文化保守主義―― 乃是對社會進化一般 邏輯之普遍性品質誤讀的結果；歷史地看，這種誤讀又是文明進程通

過其外在表象展示其詭秘性而在后發現代化國家知識界中的可理解 反映。就其性質言，文化相對主義或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誤讀和它的對 立面― ― 表現為“全盤西化 ” 論的文化激進主義對社會進化之 普遍邏輯的誤讀― ― 其實同出一根，因為他們都把 “ 西方 ” 的 東西（西方的技術、西方的制度、西方的文明）僅僅認作是“西方 ” 的，而忘記了 “ 西方 ” 的東西固然是 “ 西方 ” 的，但同時也 是人類的。從社會進化的邏輯看，西方人不過是以歐美民族實踐的特 殊性呈示、體現、證明了人類文明進化的普遍性。強調這一點，在歷 史理解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然，時間方面歐洲人確實走在了前 邊，這使歐洲人自己也產生過各種各樣的幻覺，包括那個已經綿延數 百年之久的“西方中心論 ” 的思維前見。關于“先進民族 ” 與 “ 落后民族 ” 、 “ 優等文化 ” 與 “ 劣等文化 ” 的爭論引 至了一系列復雜的價值問題與情感沖突，竟使得 “ 承認的政治”之 類話題遠遠超出了地區性個案范圍，而具有了更加一般化的性質。不 能否認產生此類問題的現實語境的高度復雜性，包括現存的國際規 則、國際關系（特別是南北關系）中的種種不平等；但當我們為了獲 得對社會進化之一般邏輯的本質性把握而把這些因素暫時舍象時，我 們就會清晰地發現：社會進化的邏輯本身不允許對不同文化進行非歷 史的橫向比較，這與― ― 比如說― ― 一般的價值論立場是很不相 同的。從價值論立場出發，所有的文化（包括最現代的文化和最原始 的文化）在價值上都是等同的，因為它們同為人類的創造，因此擁有 同等的尊嚴，應該得到同樣的尊重。但從社會進化的立場出發，情形

就大不一樣了：我們會看到不同文化處于人類社會進化的不同階梯水 平，有些已經達到現代工業社會乃至信息社會水平，有些還處于前現 代農業社會水平，有些則可能處于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水平。顯然， 這些社會所擁有的歷史價值是不同的，盡管它們擁有同樣的人類價 值。歷史價值更高的人類文化（社會）群體在其文化實踐的特殊性中 承載了更多人類文明普遍性的品格，率先體現了人類文明的共同發展 方向。當然，在同一文化內部，人們也可以做出類似的區分：體現人 類文明發展方向之共性（從而具有永恒性或超越性）的部分和僅僅代 表當下社會進化水平的部分（個別性、非永恒性部分）。正因為如 此―― 還原到中國問題―― 被文化相對主義者和文化保守主義 者津津樂道的“ 中西”問題其實乃是社會進化意義上的“ 古今” 問題。自馬戛爾尼使華以來日益激烈的中西沖突，從社會進化之一般 邏輯的立場看，實乃以老大自居、但又已經不堪一擊的前現代華夏皇 權專制帝國與代表著更高社會進化水平的西方各國之間的對抗。歷史 的邏輯本身早已決定了這場對抗的結局。如果我們尚未從這種共時性 的歷史格局中看出歷時性的歷史交錯特點，那倒是我們真正的不幸。

方法論之二，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 總體化” 把握原則。

凡熟悉黑格爾到馬克思的德國辯證法者，對“ 從抽象上升到具 體”都不會感到陌生。在黑格爾《邏輯學》中，作為認識活動的“ 從 抽象到具體”被視為從普遍經特殊到個別的綜合過程。馬克思則更 明確地把批判主體的認識活動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完整 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第二階段則是“ 抽象的規定在思維

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 馬克思特別強調“ 具體之所以具體， 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故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 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中 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 馬克思為此批評黑格爾陷 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 “ 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并把它 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

我很欣賞上面引述的馬克思的最后一句話，事實上，我們在現實 生活中，總是先看到無數作為外在具體的生活的“ 表象” ，我們 的任務則是透過這些“ 表象”去把握其內在的本質，得出關于這 些本質的一般抽象。然后，在科學表述中，又要從本質的抽象出發， 把原來抽象過程中被舍象的特殊因素一層層加入，使其成為科學研究 整體把握中的具體，也就是思維的具體，后者乃是對可觀察的外在具 體之更深刻的本質性把握。對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研究，也應該遵循 這個原則。

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既與歐洲歷史上的專制主義有別，也非中國 古代皇權意義上的專制主義，它是中國制度現代化進程及其扭曲中演 化出的怪胎；而中國制度現代化又是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組成部 分，體現著社會進化之一般邏輯的內在要求。從批判主體的認知活動 意義講，這個社會進化的一般邏輯之所以會成為中國專制主義分析的 深層學理基礎，是因為它乃批判思維對客觀實存層層分析后得出的本 質抽象。但，僅僅有這個抽象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把該抽象還原為豐

富的具體，在還原（或“ 上升” ）過程中，那些被舍象的東西， 將在批判主體擁有清醒的“ 效果歷史意識” ，符合解釋學“ 視 界融合” 原則的前提下，被重新召喚回來，并一個一個地展開，使 其構成思維中的具體的活生生的要素。在最終意義上，這個被批判主 體所展示的思維中的具體應是批判客體―― 專制主義之現實中的 具體―― 的深層邏輯再現。

 我把這個“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稱為總體化把握原則。 這里有必要就“ 總體化” 概念給出簡單的解釋。在我的理解中， “ 總體化” 包括兩種含義；第一種含義，指批判客體自身結構存 在意義上的多重性。就這個多重性既體現著運動發展方向性的內在要 求，又在現實運動中代表著對它的扭曲而言，總體化乃是一個有著巨 大張力的、矛盾的辯證發展進程；而就這個多重性乃是諸多歷史要素 綜合作用的結果，“ 被規定的普遍性”在這里顯示為被歪曲了的 個別性而言，總體化又是被歷史限定了的歷史存在形式本身。第二種 含義的“ 總體化”則指批判主體把握對象的方式：在批判學術的 表述中，它是“ 思維中的具體”展示自身、完成自身敘述的手段。 當然，從嚴格的批判主體乃“ 行動中的反思者與反思中的行動者” 的雙重存在意義講，上述兩種總體化的含義并不是截然分開的，批判 主體用“ 總體化” 原則解析現實社會“ 總體化” 存在的行動 本身，就是促成專制主義“ 總體化” 解構的重要思想力量。還應 該說明的是，“ 總體化”這個概念借自法國思想家讓－保羅·薩 特。在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中，出于批判斯大林主義的教條主義、

填補馬克思主義“ 人學空場” 的學術需要，薩特構建了一套從 “ 個人”出發到“ 群集”再到“ 集團”的歷史人學框架， 與此相應的則是從“ 構成的辯證法”到“ 反辯證法”再到“ 被 構成的辯證法” 的辯證邏輯圖式。“ 總體化” 被定義為表征這 兩個相互聯系的系列之發展的“ 多樣性的統一” 。因此在薩特那 里，“ 總體化”的出發點是個人，目標則是為薩特所理解的“ 歷 史人學” 提供一個辯證的、又是形式化的話語框架。不同于薩特， 我本人乃是從結構的多重化角度定義“ 總體化” 。這是我們研究 的主題性質所要求的：中國現代專制主義作為 20 世紀中國制度現代 化進程之扭曲的產物，的確呈示出結構多重性的特點，無論是在橫向 的共時意義上，還是在縱向的歷時意義上。正因為如此，作為“ 思 維中的具體” ，總體化應該是把握 20 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演化之 “ 現實中的具體” 的得力分析工具。

那么，我所理解的 20 世紀中國制度現代化之扭曲的“ 結構多 重性” 具體指什么呢？概略地說，它由三個相互聯系的層面構成：

（ 1 ）基礎層面。這就是前邊分析的社會進化之一般邏輯公設， 由于這個公設體現著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人類學元規則，因此它是關 于制度現代化之全人類意義上的、最一般的也是最抽象的規定。討論 中國制度現代化的成敗得失，研究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的歷史可理解特 征，必須從這個基本點出發。否則，我們將會在文化相對主義乃至反 現代的文化保守主義、“ 過度” 現代的各種“ 后學” 思潮、 以及狹隘“ 民族主義”的種種濃霧中迷失方向。嚴格地說―― 對 中國思想者來講―― 我們除了定位于“ 社會進化的一般邏輯公 設” 之外別無選擇，這不但在于“ 研究的主體和對象實際上是由 探究的動機所構成的，因此歷史的研究被帶到了生命自身所處的歷史 運動里”（加達默爾語），而且在于正是這種不可避免的“ 前見”， 決定了我們要在深入理解歷史的基礎上重構歷史的沖動。“ 社會進 化之一般邏輯”乃是我們理解歷史、重構歷史的標尺，是辨清 那 些如此矛盾的社會運動與人類現象的基礎。把它作為總體化研究之基 礎層面也表明：我們已經置身于世界現代化大潮之中，是這個本質上 不可遏止的歷史運動中的一部分。當然，由于社會進化的一般邏輯在 肯定人的總的發展的矢量特征（方向性）的同時，拒絕對歷史作目的 論式的解釋，在人的生物性存在和社會性存在的永恒運動及其現實表 現―― 制度的不斷重整和創新―― 的過程中，歷史的停滯、扭曲 甚或短暫的倒退都是可能的，也是可理解的。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在更 寬廣、也更深邃的意義上洞察生活表象中處處呈示的“ 偶然性”和 “ 易變性” 。

 （ 2 ）中間層面。在這個層面上，考察社會進化之一般邏輯普 遍性時被舍象掉的文化特殊性成為被關注的中心。中國是一個正在現 代化的國家；同時，中國又是一個擁有 5000 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中 國的制度現代化不可能在一塊飛地上進行；恰恰相反，這個文明古國 的所有前現代的東西―― 包括它的政治建構、經濟建構、社會整合 建構和意識形態表達―― 都會對社會向現代的轉型發生影響。歷史 傳統從來都是活生生的，舉個例子，中國古代各種律典―― 唐律、 明律、大清律等―― 已經不復存在，但這些典章制度中滲透的皇權 意識、等級觀念、倫理準則、宗法精神仍然作為習俗，作為人們心靈 深處的文化潛意識存在著，并對現實生活，包括社會轉型中正在建構 的制度，發生影響。梳理這種影響發揮作用的機制成為中國專制主義 總體化研究的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使命。

當然，寬泛地講，所有非自然地進入現代文明進程的古老傳統國 家都會遇到類似的問題；就此而言，在總體化的中間層面上社會進化 的普遍性與前現代文化之特殊性構成內在的張力格局，并非中國所獨 有。那些本來是以特殊的民族形式率先實現（或證明）了人類共同發 展道路的“ 西方人” 在東方民族面前的“ 殖民者” 或強盜面 目，加劇了這一張力局面的形成。中國在這件事情上比其他民族（比 如俄羅斯或日本），不過顯得更加典型、更具有悲劇性、從而亦更足 以表征歷史演進的詭秘性而已。華夏民族歷史上的輝煌和它在近世的 衰落，構成一個極大的反差。從結構或系統意義上反思這段歷史，已 經被漢語知識界所看重，并產生若干成果。我們的任務，則是繼續這 種努力，并把它整合到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批判的總體化分析之中。我 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中國前現代的皇權專制之政治結構、小農 / 地 主經濟之經濟結構、以宗法家族為核心的社會整合結構、以及作為上 述三項之意識形態表述的政治化的儒學本來就構成了中國從前現代 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巨大文化― 結構性障礙；20 世紀中國制度現 代化的獨特國際語境與國內矛盾的交織，救亡的凸顯和啟蒙的中斷 （ ―― 不要忘記，啟蒙和與之相聯系的文化重估本來有可能減少社

會轉型中辭舊迎新所必然遭遇的張力），使中國走向現代的進程顯得 更加兇險、更加危機四伏。終于， 20 世紀中國人的制度選擇及其現 實運作證實了我們的担心，而這，正是總體化分析第三個層面要觸及 的東西――

 （ 3 ）現實層面。所謂“ 現實層面” ，指 20 世紀中國社 會幾個不同發展階段（主要為“ 中華民國” 和“ 中華人民共和 國” ）所呈示的制度現實及其意識形態表達。這是看得見、摸得著 的現象實體，批判學術的總體化研究本來就是以此為起點的，但在表 述上，它卻成了最后才說出的東西。從常識意義講，“ 現實” 作 為當下現存物僅僅是“ 表象”，即直觀意義上可觀察的外部現象； 但在總體化研究中，“ 現實” 或“ 表象” 作為思維的具體， 作為批判主體對客體總體化把握的結果，卻已經獲得最豐富的規定， 成為包容了前兩個層面所有內含的“ 個別” 。比如，孫中山的政 治構想何以在民國的實踐中變成一紙空談？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烏托 邦社會改造工程何以必然失敗？威權主義時代借助“ 有中國特色” 的資本原始積累和“ 社會主義免費午餐”何以使權貴私有制的形 成不可避免？―― 這些 20 世紀歷史上中國制度現代化扭曲的重 大現象是不可能在一個平面結構上說清楚的，它們本來就是歷史多重 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同時體現著共時性與歷時性兩種力的特征交 織的立體化作用網絡的產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根據黑格爾的《邏 輯學》，以“ 特殊”為中介的“ 個別”本來應該是“ 普遍” 的現實體現，但在中國專制主義總體化研究中我們發現：這個作為 “ 個別” 的現實層面，僅僅是對作為“ 普遍性” 的基礎層面 的表面遵從，而實質是對它的扭曲。這正是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 研究必須解開的歷史之迷。

 總之，作為被“ 思維中的具體” 再現的現實的具體，中國制 度扭曲的總體化行程表現為三個層面間充滿張力的緊張關系，其中， “ 基礎層面” 體現社會進化的普遍要求，“ 中間層面” 表明 前現代文化對制度轉型的阻遏；“ 現實層面” 則以表面的遵從而 實質的扭曲使總體化的內在矛盾發展到頂點。第三層面“ 實質扭 曲”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使第二層面那些本該進入歷史垃圾堆的東 西死灰復燃，而在第三層面的意識形態表達往往又成為這種死灰復燃 的遮蓋或掩飾。

方法論之三，是結構性分析原則

“ 結構” 是一個學術界眾說紛紜、迄今尚無定論的術語。這 里所談當然只是我的一家之言。當我們把制度現代化理解為由“ 經 濟結構”、“ 政治結構”和“ 社會結構”組成的動態統一 體時，這里的“ 結構” 是什么意思呢？我們可以說，“ 結構” 是對某一社會運行系統或其中相對獨立的部分之內在要素的組合及 其聯系做出的抽象表述，比如，“ 政治結構” 所涉及的就是權力 運行系統所包含的各種要素的組合方式與聯系特征。但這樣的理解并 沒有使我們真的前進多遠。人文科學的復雜性就在于所有社會構成物 都既是人的創造又同時制約著它的創造者。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 （ Anthony Giddens ）曾就此批評功能主義者把“ 結構”僅僅視

為社會關系或社會現象的“ 模式化” ，“ 他們經常幼稚地借助 可視圖像來理解結構，認為結構類似于某種有機體的骨骼系統或曰形 態，或是某個建筑物的構架。主體和社會客體對象的二元論與這種觀 念有著密切的聯系：這里的‘ 結構’ 體現人為的行動的‘ 外在 之物’，對不依賴其他力量而構成的主體的自由創造產生的某種制 約。” （參見他的《社會的構成》，三聯書店有中譯本）

對吉登斯的上述觀點可做出兩方面的回應：一方面，對任一個體 乃至處于某個歷史時空斷面的群體來說，社會“ 結構”都是一個 先在的、不容選擇的現實；無論個體還是群體都不得不生活于這個既 定的社會“ 骨架” 之內，受其所限。在這個意義上，功能主義的 “ 模式” 說并無錯誤。事實上，我個人也首先是在同一意義上劃 分制度現代化進程的三大“ 結構”領域的。另一方面，“ 結構” 本身又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的形成來自社會個體和群體的行動，它的 基礎的變更（社會“ 骨架” 之力的組合形態乃至社會“ 骨架” 本身之架構原則的改變）亦都要追溯到這種行動，是該行動的產物。 就此而言，行動者又不是“ 外在于” 結構的，而是結構變異中活 的根本要素。因此，所謂結構問題上的主、客體二元對立，只是外在 觀察的結果，是一種思維方法論上的“ 惡無限” 。我們要做的， 則是從行動者與“ 結構” 互動之“ 真無限” 的意義上理解結 構形成與結構變遷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意味著：我們既不能因為強 調結構包含在行動的生成過程中而忽略結構對行動的制約作用及由 此必然產生的結構對行動者而言現象意義上的外在性，也不能因為僅

僅局限于這種“ 外在性”的觀察忘記了結構與行動者間的互動才 是歷史運動的生命所在。

然而，這樣的議論仍嫌抽象。對專制主義總體化研究言，我們需 要找到更具體的概念工具以揭示結構與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性聯系。不 妨從吉登斯的兩個概念―― 結構的“ 使動性” 和“ 制約 性”―― 談起，然后，看看有否可能在中國現代專制主義論域內延 展、深化這些概念的內涵。

在《社會的構成》一書中，吉斯登致力于構建一種“ 二重性” 的“ 結構化” 理論，突出點即在于強調“ 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 征兼具使動性（ enabling ）和制約性（ constraining ） ” 。前者 指“ 行動者使結構生成”；后者指“ 結構又制約著行動者”。 不必援引吉登斯對此的證明過程，因為這個觀點與本書前文所述顯然 是一致的。對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研究來說，我以為重要的是區分兩類 不同的行動者，他們對結構的“ 使動” 方式和“ 受制” 特征 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類行動者指處于最高當權地位的人（如慈禧、蔣 介石、毛澤東）―― 當然，在專制主義語境下，他們都是獨裁者。 一方面，獨裁者在“ 結構”面前，顯示出更多的“ 使動”（能 動）特征，因為他們握有權力，擁有貫徹自身意志、又不受他人意志 制約的手段。他們往往通過自己的行動，使結構趨向于成為體現自身 意志的工具。當然，我們不能把這個邏輯貫徹到底；那樣的話，我們 就將跌入“ 英雄創造歷史”的非歷史主義的陷阱。現在請注意獨 裁者與“ 結構”聯系的另一方面，即獨裁者“ 受動”或“ 受

到制約”的方面。在這方面，俄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 的下列斷言仍不失為真理：“ 個人因其性格特點可能影響社會命運， 但這種影響發生的可能及其范圍，卻要依當時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 對比關系來決定” 。盡管“ 偶然現象以及著名人物的特點，其表 現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顯著得無比” ，但從歷史長程看，“ 個人 可能改變事物的個別外貌及事變的局部后果，但終究不能改變事物發 展的一般方向” 。用我們當下的語言，獨裁者盡管大權在握，但他 （或她）運用權力的方式及可能達到的效果卻不能不受到既定社會結 構的制約；獨裁者個人在歷史上發揮作用的范圍、程度，歸根結底仍 然取決于發展、變動中的社會結構的內在歷史力量。也就是說，在社 會進化的宏觀意義上，獨裁者暴露于外的“ 能動”（使動）特征 往往與深藏于內的“ 受動” 本質互為補充，這種“ 能動” 中 的“ 受動”是我們理解專制主義獨裁者之歷史角色的重要把握點。 應該同時強調的是，這個結論并不意味著否認在專制主義語境下，獨 裁者個人的作用往往會通過結構、通過獨裁者個人對結構的“ 使 動” 性被社會系統放大的可能，正是這種可能向現實的轉化，成為 社會發展進程產生更多曲折、扭曲的直接原因（在民主體制下，這樣 的情形本來可以避免或減少）。

現在讓我們考慮第二類行動者。這里指的是作為普通人的每一個 個體。與獨裁者相比，他們處于相對無權或徹底無權的狀態；因此， 作為純個體，普通人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并無意義（這里又一次顯示了 民主社會與專制社會的不同，在民主社會中，每一個公民都可以通過

他對社會生活的有效參與顯示其價值）。然則又何定義專制條件下的 普通大眾也是 “ 行動者 ” ？原來，這種 “ 行動 ” 并不是以個 體為單位、而是以群體為單位形成的，正是作為群體的普通人才會顯 示出他們的功能性價值― ― 對社會產生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說，群 體行動作為無數普通個體行動的有機組合既構成社會的外部表象，又 深刻規定著社會的內在性質。― ― 因為群體行動才是文化傳統最強 有力的載體，它們本身就是社會 “ 結構 ” 理解中最本質的要素。 比如，在專制社會里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作為個體的普通 人面對他無力改變的社會現實是微不足道的，他只是個單純的“受 動 ” 角色；但無數 “ 受動 ” 個體的總和卻可能構成一種力量， 一種 “ 使動”性力量，足以影響 “ 結構”，甚至作為 “ 結 構 ” 去影響獨裁者。這樣，本來是 “ 受動 ” 的個體之總和，卻 會表現為某種群體的“能動”，這種“受動”中的“能動 ” 在毛澤東式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不妨舉個例子： 1955 年到 1956 年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急速 “ 升級 ” 。據中 共元老薄一波回憶，早在 1952 年，毛澤東就開始考慮 “ 向社會主 義過渡的問題 ” ； 1953 年正式提出 “ 一化、三改 ” 的黨在過 渡時期的總路線，但當時設想完成 “ 三大改造 ” 需要用 3 個五 年計劃的時間。 1955 年春由浙江省合作化運動 “ 過頭 ” 引發的 “ 上馬 ” 與 “ 下馬 ” 的爭議，毛澤東本來還持謹慎態度，但 當年 4 月他到南方考察一圈，沿路看到莊稼的長勢，又聽了地方領 導人（尤其象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這樣的人）的匯報后，態度有了根

本轉變。在著名的《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毛批評鄧子恢 等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領導者“象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 走路 ” ；毛自己則斷言農業合作化這場涉及“5 億多農村人口的 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 ” 。但即便 在這篇報告中，毛也并未改變中國共產黨既定的公有化社會主義改造 日程表。值得注意的反倒是這樣一種情況：毛的報告傳達下去、特別 是由毛親自作 “ 序 ” ，僅漢文版就印刷 152 萬冊的《中國農村 的社會主義高潮》出版以后的 1955 年下半年到 1956 年初，中國農 村的 “ 社會主義 ” 合作化運動真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發展 勢頭之猛甚至遠遠超出了毛澤東的預料。用薄一波的話講：“短短 幾個月內我國農村就一舉實現了高級形式的合作化，許多地方沒有經 過初級社，甚至也沒有經過互助組，就在個體農民基礎上直接組織高 級社。 ” 為什么會是這樣呢？美國學者麥斯納（ Maurice Meisner ） 曾用 “ 貧農的平均主義愿望 ” 和 “ 當地干部的政治熱情 ” 解 釋之，這類解釋顯然并不徹底。問題在于 “ 熱情的原因 ” ，作為 農業合作化的具體組織者的中共農村基層干部意識到這場運動乃是 對其政績與“政治可靠性 ” 的檢驗，所以必然不遺余力而致極端。 在中共政治動員系統中長期形成的 “ 寧左勿右 ” 的政治行為模式 也會助長不負責任的 “ 跟風 ” 行為的普遍化。更為深刻的是，這 里似乎有某種前現代的政治傳統在發揮影響：面對 “ 圣旨 ” ，人 們不但喪失了獨立判斷能力，而且勢必要以三倍的努力表達自己的 “ 忠誠 ” 。也可能還有經濟、行政方面的其他原因：基層組織者

由于迅速高級社化而免除了“ 土地分紅” 計算中的各種麻煩，從 而減輕了行政上的壓力。無論怎樣，高潮是從下面形成的。它固然有 決策人“ 使動”的重要因素（毛的報告成了新一輪運動高漲的動 員令），但來自下面的回應卻不能僅僅用“ 被動性” 來解釋；恰 恰相反，這是一種“ 被動”中的“ 主動”，“ 受動”中 的“ 能動” 。農業合作化迅速“ 升溫” 中基層組織者及其組 織、依靠對象的行為，作為某種合力以反作用的形式給最高決策人以 “ 使動” ，促使毛澤東做出更加錯誤、更加極端的判斷，正是在 此基礎上，產生了毛澤東 1955 年底到 1956 年初關于國民經濟發展 更加冒進的主張，并埋下了 1958 年發動大躍進運動的思想認知伏 筆。總之，在這個堪稱經典的例證中，“ 受動” 群體對處于最高 決策地位的獨裁者來說，既是“被動” 的“ 受動對象” ，又 作為影響、制約獨裁者行為的既定社會結構中的一部分反作用于獨裁 者。這種反向“ 使動” 的方式是活生生的，它深刻說明了結構中 “ 主動” 與“ 被動” 、“ 能動” 與“ 受動” 的辯證 特征，說明了在特定條件下完全有可能形成獨裁者與大眾雙向使動的 共生格局，說明了結構本身與不同類型行動者的動態的、又是統一的 張力關系。

方法論之四，是歷史比較與文化發生學探究原則。

結構性分析強調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總體化研究中的共時性特征。 這里說的第四條方法論則是強調該研究的歷時性特征。換言之，我們

要從歷史的縱向角度審視專制主義總體化之第二層面對第三層面影 響力與制約力的發生學來源，而這勢必把我們帶入一個更敏感、也更 富爭議的學術領域，那就是如何界定中國的“ 歷史” 與“ 文 化” ，如何估價歷史和傳統文化對現代中國的影響。

 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本質上屬文化保守主義的新儒學在大陸 成為顯學，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現象。從方法論角度看，新儒學最大 的問題是理解歷史的非歷史方式。這可能與他們的個人經歷有關：象 唐君毅這一代儒者，迫于戰亂和共產黨的改朝換代而寄于港島一隅， 身心交瘁于“ 花果飄零”之中，復興儒學就不但是他們的學術主 張，更是其安身立命之文化生命所在。再往后的一代或兩代新儒家學 人則多在海外執教，一方面缺乏專制主義壓迫的切身體驗，另方面又 在異國他鄉無時不在心靈深處感受著文化認同方面的緊張。在這個意 義上，他們對歷史的某些非歷史性理解乃至對本土文化傳統的超歷史 的美化仍屬可以理解之舉。但這種東西在 90 年代后的中國大陸盛 行，就另是一回事了。我們這里不可能深入分析這種現象，但我想著 重指出：與新儒家的主張相反，我在這里更強調要以歷史主義的方式 對待歷史本身，強調我們對歷史的態度首先必須是理智的、而不是情 感的。理智意味著冷峻，而情感則容易導致研究視野上的盲區。

具體講，所謂“ 縱向地” 審視歷史，包含兩層方法論意蘊： 一是側重文化的進化分析而非不同文化間的橫向比較；二是側重文化 的實際運作（制度）分析而非古代文獻的抽象考察。

關于第一個方面，前邊已經指出，就批判理論由以立基的社會進

化公設言，“社會進化 ” 的邏輯本身已經判定了對不同文化進行 非歷史的橫向比較的非科學性。從一般價值論觀點看具有同等人類價 值、應該得到同等尊重的不同人類文化，完全可能、事實上也確實處 于不同的社會進化水平，因此具有不同的歷史價值。這是我們考慮中 國問題，包括中國 “ 傳統文化 ” 問題的重要出發點。一個基本事 實是：不管我們的 “ 傳統文化 ” 曾經多么輝煌，它― ― 至少就 它的主體部分而言― ― 卻是前現代的，是華夏前現代農業文明的積 淀物，是中國現代制度轉型中必須淘汰的東西。而且，這種淘汰過程 已經開始，不管它是多么艱難。關于第二個方面，問題可能更復雜些， 我們不妨做個略為展開的討論：一般來說，對中國古代經典（比如先 秦諸子的遺產）進行純文獻學意義上的研究，當然是很有價值的學術 工作。畢竟，這些以文獻形式流傳下來的思想作品構成我們這個民族 “ 文化 ” 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們的 “ 文化 ” 還有 另外一部分，它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這就是在數千年漫長歷史 中曾經存在過的中國前現代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的實際制度建構 及其原則。這個原則是什么？專制主義原則。中國古代專制制度不但 體現在秦漢以來的前現代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建構中，甚至體現在 堯、舜、禹時代的前國家部落聯合體的酋邦制度中。當然，以 “ 文 獻 ” 形式存在的文化與以 “ 制度 ” 形式存在的文化間并非全無 關聯；恰恰相反，前者往往是對后者的反映、呈示或省思。在某些場 合，“文獻 ” 可能代表了文獻作者對其所處時代的獨立理解與把 握；在另一些場合， “ 文獻 ” 又可能作為當時的意識形態，作為

皇權合法性的論證工具發揮其功能。比如，政治化的儒學自漢武帝 “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就曾經長期執行皇權意識形態的職能。 但這樣理解的“ 文獻” ，對“ 文獻” 如此這般的考察，也已 經不再是抽象意義上的考察。它的前提乃是對中國前現代專制主義制 度建構的歷史性理解。

這樣，我們的任務已經很清楚了：通過“ 縱向地”審視歷史， 我們將進行某種歷史比較，從中發現中國現代專制主義與前現代專制 主義之間的歷史承繼性關系，探尋 20 世紀中國現代化制度扭曲與中 國傳統文化中惰性因子制約力之間的可能關聯，從而完成對中國現代 專制主義形成之原因的歷史－文化發生學診斷。我們應該在制度建構 與運作的對比意義上，找到傳統與現代間的歷史延伸線，并努力發現 分別影響、支配古今制度的不同意識形態之間功能上的相似性與自身 演化的某種“ 合規律” 的共同性。我們會發現：不管我們愿意不 愿意，承認不承認，我們仍生活在歷史之中。當代扭曲了的制度建構 （不管其名義上被稱為什么），其中竟然有不少可以在歷史的塵埃中 找到自己的對應物。中國古代皇權制度的各種結構要素，比如皇權的 至上性和以皇權為核心的大一統權力建構、兼具“ 社會管理者”和 “ 官奴”雙重身份的官僚制度、皇權體系下的司法制度和考試（人 才選拔）制度、支撐皇權的武裝力量制度、作為專制皇權統治基礎和 經濟基礎的小生產及建立其上的賦稅制度、家族統治與家 -國同構 的體系性特征、等級制度與靜態型農業社會對“ 皇權至上”的支 持、儒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對皇權制度合法性的論證，等等，雖然大

多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它們作為某種文化基因，作為某種積淀了 的民族傳統和文化性格，仍然對我們今天的生活、對現代中國人的行 為方式和思考問題的方式有著巨大的影響。所謂發生學研究，就是要 探討這種影響的路徑和看不見摸不著、但又實實在在存在著的規則。 在中國現代專制主義考察中，這顯然屬于深層結構的探究。這種探究 之引人入勝，非親身實踐、體驗不能有所悟。

方法論之五，是社會科學研究中經常運用的實證分析原則

我們的任務是從總體化意義上研究 20 世紀制度現代化與中國 專制主義演變的歷史，這種切入和把握題材的方式決定了這項研究首 先應該具有思想性品格；但任何歷史都是由一系列事件、由相互聯系 的人的活動及其產物組成的，沒有對這些事件、這些活動的經驗考察 和實證分析，研究者將很難做出準確的判斷或結論。當然―― 我想 在此強調―― 鑒于任何歷史研究都必定建立在特定研究者的知識 視野和價值判斷基礎上，對歷史材料的選擇、取舍必然受到這些認識 “ 前見” 的影響，因此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對歷史的“ 單 純的描述”。不過，這個解釋學上的真理并不否認研究者在具有明 晰的反思意識的基礎上尋求經驗客觀性的可能和合理性。我所說的 “ 實證分析” 就是在這個限度內使用的。

還需要說明的是，鑒于上面的理由，我并不打算對 20 世紀歷史 上所有與專制主義相關的事件、過程、人物一一進行“ 考證” 式 的研究，這不是我的任務；相反，我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是從整體上把

握中國現代專制主義演變過程中政治、經濟、社會建構的宏觀聯系， 把握反映、呈示這種宏觀聯系之歷史過程的本質特征，而理解歷史過 程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抓住歷史過程因果鏈條中有意義的環節進行經 驗分析。這種分析運用得當，將會使研究獲得意想不到的成果，并降 低研究工作本身的成本。馬克斯 · 韋伯（ Max Weber ）在《社會 科學方法論》中就曾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經驗事實，它們作為科學認 識的范疇具有完全不同的邏輯意義。韋伯講：“文化現實中既定事 實的邏輯應用的這種對立是：（ 1 ）通過以特例說明的方式把 ‘ 具 體的事實 ’ 用作一個抽象概念的典型代表，從而是用作一種認識手 段來形成概念；（ 2 ）把 ‘ 具體的事實 ’ 作為環節，從而也就是 作為‘實在根據 ’ 納入一個實在的、從而也就是具體的聯系中。” 對于歷史學來說，“現實中個體性的具體成分不僅是認識手段，而 且絕對是作為認識對象，具體的因果關系不是作為認識根據，而是作 為實在根據得到考慮的。”韋伯舉 “ 人格 ” 為例：“ ‘ 人格 ’ 之 ‘ 進入 ’ 歷史學所構思的歷史聯系，決不是以其整體性，而是 以其因果上重要的表現；某一具體人格作為因果要素而擁有的歷史意 義與該人格根據其 ‘ 獨特價值 ’ 所擁有的一般 ‘ 人類 ’ 意義 彼此之間毫不相干；恰恰是一個處于關鍵地位的人格的‘不足’能 夠在因果關系上成為重要的。”這很適合于分析― ― 譬如說― ― 毛澤東的個人 “ 人格 ” 對中國現代史可能發生（作為邏輯假設） 或實際發生（作為經驗事實）的影響。毫無疑問，作為個體的毛澤東 是極其獨特的。他的豪放、他的充滿詩人氣質的浪漫、他的叛逆性

“ 人格” 的確有其“ 人類” 意義上的“ 獨特價值” ，但 我所感興趣者，卻是這些東西作為歷史形成的要素曾經發揮的作用或 影響。畢竟，毛作為中國現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之一，他的人格傾向、 思考問題的方式及由此推出的結論，在很多場合成為探究中國現代史 進程中諸多因果關系的重要一環。在這個意義上，對毛澤東“ 人格” 的經驗研究，是作為把握歷史之“ 實在根據” 予以理解的。與此 不同―― 我們不妨再舉個例―― 毛派他的警衛員下鄉搞調查、為 他摸回農村第一手資料之類的經驗事實，只是認識毛澤東式專制主義 的一種“ 典型事例” ，因為這種事情清楚說明了一點：毛無法通 過制度化的正規渠道獲得下邊的實情，只得假手這種非正規途徑，而 這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反映了非民主政體的制度框架內最高領導人常 常遭遇的尷尬。

在實證研究中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意義及應用界限做出上述區分， 是我們可以從韋伯那里學到的重要的方法論原則。然實證方法對中國 現代專制主義研究的價值尚不止限于對經驗事實的認定和邏輯分析。 不難發現，中國現代制度扭曲與專制主義演變的總體化過程在總體化 的現實層面上造成了許多奇異的制度景觀，它們有的存在于宏觀領 域，有的則隱藏于微觀領域，但都可以作為經驗分析的對象。這里需 要注意的是，制度所涉及的不是個別事實，而是諸多同類事實的整體， 它們體現出同樣或近似的規則性特征。所以，我們對此類對象的把握， 應首先著眼于對經驗層面斑駁陸離的制度現象之規則特征的合理抽 象。根據不同的規則特征，研究者有可能區分出總體化語境內專制主

義制度運作生發出的不同具體形式。限于時間關系，這個問題我們就 不再展開、深談了。

最后，方法論之六，我想簡單介紹一下我所理解的專制主義研究 的解釋學原則。

在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研究中，無疑，我們會碰到大量解釋學問題。 一方面，各類“ 本文”千差萬別的存在形態和歷史性對理解活動 構成強有力的挑戰；另一方面，批判思想者的理解活動本身又總是蘊 含著普遍與特殊、認識與本體、生存與歷史之間的內在緊張。

先來看前者。我一直以為，作為批判思想者，我們應該慶幸自己 置身于這樣一個時代，它向我們提供了如此眾多的專制主義第一手資 料：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藝術的、甚至心理的，等等。作為“ 本 文”，它們乃是中國制度現代化扭曲與專制主義總體化演變之各個 歷史時期的剖面式存檔與再現。我們通過閱讀，不但可以了解“ 本 文”所記錄的信息（相對于歷史本身來說，這些信息有些是真實的， 有些則可能是歪曲的），而且還可以洞悉這些或真實、或歪曲的歷史 記錄的產生緣由之所在。專制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它可以根據 自己的需要隨意編造歷史、解釋歷史。這樣，在面對現代史上眾多的 “ 本文”材料、尤其是由專制主義當權者自己生產或監制的“ 本 文”材料時，保持清醒的反思與批判意識就尤其顯得重要。一個成 熟的批判思想者的標志乃在于：他（或她）可以借助這些材料，讀懂 材料中沒有公開說出的東西，甚至讀出材料作者也沒有意識到的東

西。從這個意義講，批判者對“ 本文” 材料的閱讀和解釋過程， 乃是創造性地重建“ 本文”作者下意識地想去完成的東西的過程， 不管被重建的“ 本文” 之作者是馳騁一時的歷史偉人，還是對歷 史并未產生大的影響的蕓蕓眾生。用解釋學先驅施萊爾馬赫的話說就 是“ 我們必須比作者理解他自己更好地理解作者”。這個被加達 默爾稱之“ 包含了解釋學全部問題”的命題，在中國現代專制主 義研究中仍有廣闊的用武之地。

有些時候，被解讀的“ 本文” 可能涉及多重歷史時段，從 而―― 至少在形式上―― 使問題變得更為復雜。這里可以舉一個 藝術作品的例子：文革后期拍攝的電影《創業》。這部影片的故事背 景是 20 世紀 60 年代初科技工作者和石油工人在東北開發大慶油 田的一段歷史。影片劇本創作、攝制和公映時間是文革中的 1974 年～ 1975 年。當我們今天再來重溫這部影片、并把它當作反思批判 者的一個“ 本文”材料試圖理解時，這里馬上出現三個不同歷史 時段在理解過程中的交匯：（ 1 ）、“ 真實的”60 年代初大慶油 田創業史；（ 2 ）、 70 年代影片對歷史的“ 詮釋” 及其遭遇的 命運；（ 3 ）、今天的批判思想者對影片及影片反映之年代的再詮釋， 其中也包括對影片本身之獨特“ 命運” 的再理解。讓我們試著做 個展開：首先，考慮到 60 年代初中國的獨特國際語境（中蘇兩黨和 兩國關系交惡，中國與西方又處于冷戰時期）以及國內的嚴峻經濟形 勢（“ 大躍進”導致經濟滑坡，“ 天災”與“ 人禍”同 時降臨），東北大慶油田的成功開發確實有其獨特的歷史與戰略意義。

當然， 70 年代的《創業》主旨并不在簡單重復這段歷史，而在通過 對周挺杉、華程等人物的刻畫， “ 謳歌工人階級的奮斗精神 ” 。 應當承認，影片主調激昂，音樂鏗鏘，劇中主要角色的表演頗具感染 力，以致影片 1974 年底在大慶試映時好評如云，在全國公映后亦引 起強烈反響。如果從今天的理解高度看《創業》，這部片子的局限性 是很明顯的：它用藝術化的形式凸顯了毛澤東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最 本質的那些特征，特別是“大公無私 ” 式的精神至上論；又用 60 年代中期到文革時盛行的“階級斗爭”公式演繹影片的故事情節。 可以說，這種對大慶油田創業史的 “ 詮釋 ” 本身就帶有濃厚的文 革色彩。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部標準的毛式 “ 成人童話 ” 居然 引起毛夫人江青的老大不快，其結果是文化部秉承江青旨意搞出的對 影片的“10 條意見 ” 。就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研究言，這“10 條 意見 ” 本身以及毛對之的批評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標本。江青對影 片的主要指責之一是 “ 編導創作人員要把片子拉到真人真事上 去 ” ， “ 你們給什么人樹碑立傳？ ” 這種解讀方式活靈活現地 勾畫出什么叫文革式文化專制主義邏輯；而毛對江的批評（ “ 樣板 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 ” ）以及毛 對《創業》編劇張天民來信的批示 （ “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 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 10 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 藝政策 ” ）又充分說明了事情本身的復雜性。抽象地講，專制如毛 澤東者，他的認知邏輯與行為邏輯之間亦不能簡單劃等號；現實地講， 無論江青對一部電影做出的反應還是毛澤東對此的再反應，都與當時

撲朔迷離的黨內“ 宮廷”斗爭有關。從這個角度看，圍繞電影《創 業》展開的爭論又可以作為文革政治斗爭的一個側面或“ 例證”來 解讀。自然，這個“ 本文” 還有許多其他的閱讀角度，比如編劇 等影片主創人員演繹的這樣一部在“ 階級斗爭” 中創業的故事， 在多大程度上是當時知識分子認知水平的真實記錄，又在多大程度上 是知識分子自我保護的生存策略？公眾對這部影片的普遍歡迎，在多 大程度上證明人們仍然在無意識地認同毛澤東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 的解釋邏輯，又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出公眾已經從情感上厭惡無休止的 政治運動，而盼望國家在經濟建設上做些實實在在的事情？―― 類 似的解釋學詢問，從邏輯上講不但可以應用 70 年代的《創業》，同 樣可以應用于 80 年代的《芙蓉鎮》、《天云山傳奇》，或 90 年代的 《渴望》。任何一部引起較大反響的藝術作品，都以某種方式折射出 當時的社會興趣和公眾關注所在，同時又大多擁有時空交錯、重疊的 解釋學特征，關鍵看研究者能否讀懂它們，用什么樣的方法去讀。

解釋學在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研究中還有一個巨大的實踐領域，那 就是揭露專制主義條件下日常生活的劇場化、面具化現象，解析包括 工人、農民、黨的基層官員、私營企業的老板、報社的記者編輯、給 學生上課的教師、藝術團體的演職員等等在內的千百萬普通人政治行 為中的劇場成分，并洞察造成這種偽主體現象的制度根源。我們知道， 專制主義者往往通過各種渠道、借助一切宣傳手段營造一個簡單化 的、虛偽的世界；而在一個人口眾多、國民素質相對低下的國家里， 系統傳播的謊言成為非反思性的大眾日常意識的一部分，仍然是可能

的。“ 非反思性”在這里意味著意識并不清楚自身內容與產生它 的語境之間的關系，而以專制主義為對象的解釋學要做的恰恰是析 分、梳理、重建這種關系的產生過程，揭示威權主義之專制主義偽公 共生活的面具特征及其形成機制。我相信，這項工作的進行本身，就 是在為解構不合理的專制體制，建立自由、健康、正常、非壓抑的公 民交往創造條件。

那么，批判思想者何以可能做到這一點？須知，批判思想者并非 單純作為觀察者，而是同時以參與者的身份進入他的研究對象的：我 們與我們的家人，與我們的朋友、同事，與我們的父老鄉親，與我們 為之動情、又為之扼腕的祖國共同走過了這段歷史。我自己也曾被《創 業》、《芙蓉鎮》和《天云山傳奇》所感動；我也曾在不同的崗位、不 同的角色上去體驗這個社會跳動的脈搏，體驗什么叫劇場行為，什么 叫理智、良心與現實利益的沖突。這個“ 體驗” 是非常重要的， 無論從現象學－解釋學角度，還是從韋伯所說的“ 興趣”、“ 意 義”角度，體驗對深入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都是必備的前提。然而， 體驗又必須進一步區分為純個人的體驗與把握普遍性的體驗，后者乃 是與體驗的個別性、非反思性相對立的。比如，一個農民或失業者對 他的“ 生活世界”也會有體驗，但這種體驗很難上升為普遍性的 理解。普遍性理解的根本標志是認識者把自己的思維前見也納入批判 活動的反思視野，在本體論、而非認識論意義上完成認識者與認識對 象之間的歷史性統一。加達默爾的解釋學就是從這個地方才真正開始 的。他援引海德格爾對“ 此在” 的時間性分析，強調“ 解釋開

始于前把握，而前把握可以被更合適的把握所代替，正是這種不斷進 行的新籌劃過程構成了理解和解釋的意義運動。”加達默爾還指出， “ 理解完全地得到其真正可能性，只有當理解所設定的前見解不是 任意的 ” 時候，才真正具備了現實性。在這個基礎上，下面這種說 法就將是 “ 完全正確的 ” ，即 “ 解釋者無需丟棄他內心已有的 前見解而直接地接觸本文，而是只要明確地考察他內心所有的前見解 的正當性，也就是說，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 “ 一個受過解釋學 訓練的意識從一開始就必須對本文的另一種存在有敏感。但是，這樣 一種敏感既不假定事物的 ‘ 中立性 ’ ，又不假定自我消解，而是 包含對我們自己的前見解和前見的有意識同化。 ” 我以為，這種產 生于上個世紀 60 年代的解釋學洞見已經比 20 世紀初韋伯的社會 科學方法論之 “ 意義 ” 說前進了一大步。它在理解的本體論意義 上回答了人文科學的客觀性問題，把這種客觀性歸結為在時間之流中 不斷實現主客體之間、認識與實踐之間、前見的形成與揚棄之間新的 綜合與統一的永恒的理解運動，從而揚棄了傳統意義上人文科學主客 體的對立。就中國現代專制主義研究而言，我們已經看到，對象自身 總體化發展的成熟和研討、檢視對象的手段的充分化，使研究者具備 了形成有根據的、有效的理解活動之“前見解 ” 或“前見 ” 的 可能；而各種類型的專制主義 “ 本文 ” 在擁有制度現代化整體思 維作為前提與研究視域的理解中，將會獲得更加清楚、更加透徹的釋 讀。這就是說，雖然我們內在于我們由以成長的專制主義社會，這對 我們的認識來說似乎構成一種限制，但當批判思維成功地確立起某種

標準，某種框架，該框架體現、而不是背離了理解所應具的普遍性品 格時，“ 限制” 就將轉化為對“ 限制” 的超越之反向條件， 它可以使我們反過來更深入地、也更科學地理解專制主義。

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里，謝謝大家。

演講者簡介：

 張博樹， 1955 年出生于北京， 1991 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 究生院哲學博士學位，現供職于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十幾年來， 已出版《經濟行為與人》（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8 ）、《馬克思主義 與人的社會生物學》（英文，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 1994 ）、《現代 性與制度現代化》（學林出版社， 1998 ）、《“ 利維坦” 導讀》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 ）、《重建中國私立大學》（與王桂蘭合著， 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3 ）等多部學術著作和《交往與社會進化》（哈 貝馬斯原著，重慶出版社， 1989 ）等學術譯著。目前正在撰寫六卷 本專著《從五四到六四： 20 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

張博樹 2013-08-22 15: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