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附錄王亞南生平

簡體傳統

　附錄王亞南生平
　　孫越生
　　
很多人都知道，《資本論》的中譯者是郭大力和王亞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翻譯這部馬克思主義最偉大的經典巨著的計劃，卻是誕生于古木森森、禪房寂寂的寺廟之內。一九二八年，在西子湖畔的大佛寺內，流寓著兩個失業青年。一位是剛從上海大夏大學哲學系畢業的郭大力，他由于失業而暫居寺內，正在發憤攻讀《資本論》；另一位是武漢中華大學教育系畢業生王亞南，他參加北伐軍不久，因大革命失敗而悲憤地來到上海謀生，旋因生活無著而打算在此寫小說糊口。王是湖北黃崗人，當時二十七歲。郭祖籍江西南康縣，比他小四歲。這一對青年人追求真理的強烈愿望和對于救國之道的熱烈探討，不僅使他倆一見如故，而且更促使他們堅定地立下翻譯《資本論》的壯志宏愿。在郭大力的鼓勵下，王亞南拋棄了沒有寫完的小說，開始鉆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使這一龐大的翻譯工程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他們決定從頭做起，先翻譯作為馬克思主義來源之一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作。
　　生活的顛沛，使他倆暫時分手。郭大力回滬執教，王亞南東渡日本，靠譯著為生。在東京的三年中，王亞南節儉自奉，異常清苦，但卻貪婪地閱讀大量進步書刊，神田町的書市，成為他消磨閑暇的勝地。
　　一九三一年王亞南回到上海，一九三二年他與郭大力合譯的李嘉圖的《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問世。以謙虛見稱的李嘉圖在出版這部艱深的著作時說，全英國未必有二十五個人能夠讀懂它。所以郭、王譯本一出，竟有人以為出于專家教授的大手筆，豈知譯者原來是兩個初出茅廬的青年。一九三四年他們合譯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此后，王亞南還出版了他的專著《經濟學史》（上冊）、《現代外交與國際關系》、《世界政治經濟概論》和譯作《人類婚姻史》、《地租思想史》、《經濟學結論》、《歐洲經濟史》等多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入閩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王亞南毅然赴閩參加，担任福建人民政府機關報《人民日報》社社長。不久閩變失敗，他赴德深造。
　　一九三五年王亞南離歐取道日本回到上海，與郭大力重新會面，決定正式翻譯《資本論》。《資本論》在中國，最早有一九二零年費覺天譯的《資本論自敘》（即德文第一版序言），一九三零年才有陳啟修的第一分冊（第一卷第一篇）中譯本，一九三二年才有潘冬舟續譯的第二分冊（第二、三篇）和第三分冊（第四篇）以及王慎明和侯外廬的第一卷前三篇的中譯本，一九三四年有吳半農、千家駒譯的第一卷第一分冊（第一、二篇），到一九三六年也還只有王、侯的第一卷全譯本出版。經過郭、王的不懈努力，第一次從德文本翻譯的《資本論》三卷全譯本終于在烽火連天的一九三八年秋季由讀書生活書店出版了。《資本論》全譯本在中國的出版，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是對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個重大的貢獻。
　　抗戰爆發后，王亞南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八年他到了武漢和重慶，先后得到周恩來同志和董必武同志的教導和幫助。董老對他努力從事馬列主義理論宣傳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的評價。
　　一九四零年九月他到中山大學執教，在地下黨的影響下，王亞南團結了許多進步教授，特別要指出的是，他善于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向廣大青年學生宣講馬克思主義真理。他的一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名著《中國經濟原論》（解放后增訂重版改名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就是結合教學，經過幾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完成的。他的這部代表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系統地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在國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并獲得了廣泛的好評。這一時期，王亞南還發表了《經濟科學論綱》、《中國經濟論叢》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等富于創造性的重大理論問題。
　　一九四三年夏天，著名中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教授訪王亞南于廣東坪石，并以中國官僚政治問題就教。王亞南經過五年研究，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出版了《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作為答復。這一著作以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手法，環環相扣，層層深入，由抽象及具體，由局部到全貌，對中國自秦漢迄于民國的官僚政治形態作了深刻的系統分析，揭示出其運動規律及與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關聯，頗多卓越創見，至今仍有重要現實意義，堪與《中國經濟原論》并稱姐妹篇。此外，他還寫了《中國官僚政治與官僚資本》等重要著作。
　　一九四四年，王亞南離開中大應邀赴福建永安任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一九四五年秋，由于抗議國民黨政府迫害羊棗等進步人士，憤而辭職。后受廈門大學之聘任法學院院長兼經濟系主任。他聘請了許多進步教授，如郭大力、林礪儒、楊東莼、石兆棠等，大大加強了廈大講壇上馬列主義的傳播工作，并有力地支持了全校進步的學生運動，對于廈大成為當時“東南學運的民主堡壘”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九四九年一月，黨組織鑒于廈門白色恐怖加劇，通知王亞南立即撤至香港。郭大力等亦相繼轉移，他們于五月初由香港北上到達北京。不久，王亞南在清華大學任教，講授政治經濟學大課。一九五零年六月中旬，政務院任命王亞南為廈大校長。自此以后近二十年中，王亞南堅定地執行了一條學生以學為主和高等學校必須教研相長的正確教育路線，勤勤懇懇，大公無私地為祖國繼續培育了無數人材，陳景潤就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
　　除此之外，王亞南仍然像老農一樣孜孜不倦于耕耘科研園地，繼續發表了不少論著。例如，他的《資本論研究》（一九六五年以前發表的論文，于一九七三年匯編成冊出版），對馬克思這一巨著的方法論和現時代意義作了創造性的探索；他的《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一九五四年）闡明了中國地主封建經濟的諸特征和運動規律，開創了中國經濟史的一個學派，對中國社會的研究有重大影響。他一直注意研究經濟學說史，寫有《經濟思想史》，他有志于在政治經濟學說史的編寫體系上闖出一條新路，可惜這一宏圖被文化大革命打斷了。正因為王亞南對科研工作身體力行，所以他能不斷以新的內容繼續為大學生、研究生講授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等課程，并經常在校內外作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的專題講演。他大力宣傳要從中國人的角度研究分析中國經濟問題，強調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踐的重要性，為師生們樹立了正確學風的榜樣。
　　王亞南為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十分注意組織工作的配合，例如創辦刊物、研究所和出版社。在解放前，他創辦過《經濟科學》（一九四三年廣東中山大學），《社會科學》（一九四四年福建省研究院），中山大學經濟調查研究所（一九四二年），改組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一九四四年），創辦經濟科學出版社（一九四五年永安）；在解放后，他創辦《廈大學報》（解放后最早出版的學報，一九五二年），《中國經濟問題》（一九五八年廈大），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一九五一年）和南洋研究所（一九五六年）等。在這期間，王亞南于一九五七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幫”加諸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來臨了，國家的棟梁民族的精英大批罹難，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王亞南也未能幸免。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王亞南在遭受數年殘酷折磨與迫害后，在上海華東醫院含冤而逝。
　　王亞南畢生從事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事業，四十年如一日。他一生著譯四十一部，文章三百余篇，春風化雨，哺育了無數英才。晚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酷烈考驗中更是歲寒知松柏，表現出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氣節。他以深邃的洞察力，早就看出了林彪與“四人幫”一伙的丑惡本質。一九六九年他在上海臥病期間說：“過去一位學者說過：專制制度下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啞子，一種是騙子。我看上海就有專制制度的味道，上海就是少數騙子在統治多數啞子。”“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這出戲的結局，看一看幾個丑角的下場，否則，我死不瞑目。”
　　人民的杰出的馬列主義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卓越的翻譯家和人民教育家王亞南教授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