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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杭州之一 菜市橋和鹽橋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菜市橋在慶春街上。七十年代以前，慶春街還是一條小街，僅可兩車交匯。眾安橋往東不過 500米，就是鹽橋，再往東500米是菜市橋。菜市橋往東500米，是環城東路，城河，河對岸就是郊區了——那時的杭州確實很小。

   鹽橋下是中河，菜市橋下是東河，沿河都是破敗不堪的舊房，八十年代初，中東河改造拉開了杭州大規模城市改造的帷幕，拆遷的舊民居上萬。這些舊房當然是該拆的，但遺憾的是，菜市橋一帶的市井風俗畫也隨之煙消云散。

   所謂東河，其實就是京杭大運河的延伸段。菜市橋往南，是章家橋、十牌樓。坊間流傳，“走過三山六碼頭，難過杭州十牌樓”，十牌樓的地痞流氓是出了名的；章家橋再往南，是豆腐二橋、豆腐三橋，再往南就是斷河頭，大運河離錢塘江不遠處嘎然而止。

   每天清晨5、6點鐘，是菜市橋最熱鬧的時候；從近郊船運來的蔬菜、魚蝦等，就泊在菜市橋下，幾十條船將并不寬的河道幾乎壅塞。河兩岸各有石級，大飯店的采買，做小生意的，還有附近的居民，在船埠頭、石級上川流不息。那時青菜大約2、3分錢一斤，直接到菜船上買，可便宜一大半。農民也不管批發零售，來者都是客，盡早脫手，便可到橋邊的茶樓去喝一壺早茶。

   六十年代中期，我不到十歲，暑假隨父親去菜市橋一帶擺小攤。我們到時，正是菜市橋收市，撐船的農民很悠閑地在橋頭燒餅鋪里買兩個燒餅，然后走進茶樓，泡一壺釅釅的茶。燒餅三分錢一個，茶也是三分錢一壺，一頓早餐花九分錢，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是太奢侈了，所以，多數船民坐在橋欄桿上啃家里帶來的番薯。

   當時的農民，年紀稍大的男人都穿團團褲，褲腰達四尺之長，在正面對折，系一根布腰帶。穿團團褲，無論大便小便都要脫褲子的。茶樓的下方，河邊，有茅廁。我常常在橋上往下看，農民從茅廁里出來，系著團團褲往橋上走。用完早餐，抽一袋旱煙，半夜的辛勞就煙消云散了。

   當然，菜市橋在我的記憶里，并不是清晨的菜市，因為生計終究是大人考慮的，而下午的蟲市，則是童年最大的快樂。

   似乎一放暑假就有了蛐蛐兒，墻角石縫、樹根盆下，蛐蛐兒的鳴叫聲充滿了誘惑。不過自家院子里捉的蛐蛐兒總也打不過買來的；杭州最好的蛐蛐兒是三堡、四堡，甚至五堡、六堡抓來的，而且最好是苧麻（杭州人叫落麻）地里的。于是，有人就以捉蛐蛐為生，據說忙一季可吃一年。

  暑假的每天下午，菜市橋下就熱鬧開了，蛐蛐盆和竹筒堆得滿地都是。養在盆里的是好蟲，一般要賣幾毛錢甚至一元錢，我們這些小男孩是不會問津的。竹筒有兩種買法，一是倒出來，在蛐蛐網罩里讓你挑，5分一只、一毛一只不等；另外一種就是抽“悶筒”，一般只要2分錢。運氣好的，可抽到價值5分甚至一毛的好蟲，不過，這樣的概率不大。鄰居叫“六篤子”的，有一回就抽了一只好蟲，居然在巷子里連勝5場，一個讀初中的大男孩花一毛錢買了去，“六篤子”高興得手舞足蹈，整整一個夏季，幾乎每天都在念叨這件事。

   我因為隨父親擺小攤，父親就給我些零花錢。這些零花錢統統到了賣蛐蛐的小販手里。可是，把抽來的悶筒拿回家里，放到蛐蛐盆里的那一刻，是多么開心啊！

   鹽橋沒有菜市橋熱鬧，菜市橋是下里巴人，鹽橋的檔次高一些，鹽橋的茶室里都是退休工人。六、七十年代，退休工人是生活最有保障的，社會地位不低。菜市橋茶樓里，農民喝的是紅茶，三分一壺；鹽橋茶室里，退休工人喝的是綠茶，5分一壺；菜市橋茶樓里說的是天氣、菜價，鹽橋茶室里說新聞，談國事；菜市橋茶樓里抽的是旱煙，鹽橋茶室里抽的是紙煙，當然是最低檔的雄獅牌和大紅鷹牌，8分錢一合。坐在鹽橋茶室里，煙霧繚繞中，看窗下中河里，幾個男孩子游泳，露出光屁股，是一件很愜意的事。那時的中河東河，水是干凈的。現在可以游泳的河流，在江浙一帶，幾乎找不到了。鹽橋和菜市橋高樓林立，三堡到七堡乃至更遠的地方，也都是高樓林立了。現在杭州玩蟲或拿蟲來賭博的，都跑到山東去買蛐蛐了。 

舊時杭州之二 快樂的城墻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體育場路是杭州東西向要道，與上文說的慶春街并行。中河橫穿體育場路，六十年代有一坐木橋，我們叫它“梅登高橋”。橋現在還在，只是換了柏油路面、水泥欄桿罷了。六十年代，梅登高橋邊上，還有一大截土城墻。

   土城墻是哪個朝代的？為什么就遺留了這么一截？我們并不清楚。我們就知道，城墻上是放風箏最好的去處。六、七十年代，做風箏的材料遍地都是：那時的建筑工地上，腳手架是用毛竹搭的，毛竹連接交界處也是用竹皮捆扎，我們稱竹皮為“篾青”。篾青做風箏骨架，糊以桃花紙，就可以做成簡單的王字形風箏或T字型。如果家里窮得連桃花紙也拿不出，那就用普通的白紙折一頂“棺材鷂兒” 。所謂“棺材鷂兒”，就是不用骨架，一張長方形的白紙折三折，糊一條小尾巴，扎上一條線即成。“棺材鷂兒”是放不高的，更不能到城墻上放，因為城墻上風大，“棺材鷂兒”一吹就破。

  城墻其實并不高，不過十幾米吧，但當時城里沒有什么高樓大廈，城墻以北就是小坡門，是郊區了，所以站在城墻上，很有些一覽眾屋低的感覺。每到春天，東風呼呼的，風箏便扶搖直上，直到手里的線放完。兒時放風箏不像現在這么單純，糊得漂亮、放得高就是高手。我記得讀初中的大男孩專門做菱形的風箏，放上天后會打滾，纏上邊上的風箏，將其打下來。我們把這種風箏稱為“打鷂兒”。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男孩子也是頗具攻擊性的。

   風箏放完了，隔不了多久，就可以玩蛐蛐了。蛐蛐盆當然是買不起的，也不用買，城墻下的土就是做蛐蛐盆的黏土。裝一破臉盆回來，夯實碾平，用搪瓷杯切下兩個圓，做蛐蛐盆的底和蓋，再把黏土碾成長方形，圍成圈，和底粘在一起，背陰處晾一天，一個很好的蛐蛐盆就制作完成了。盆不牢，但用一個“蟲季”足夠。

蛐蛐盆堆放在桌子下面，晚上，蟲鳴一片。我們的住房是兩層木結構，睡覺在樓上，樓下是灶房和吃飯間。夏天，樓上像蒸籠，不要說空調，就連電風扇都沒有，手握芭蕉扇，一夜不停。所以，三伏天，我們就睡在樓下廊檐下。飯桌下和葡萄架下，蟲聲此起彼伏，有時連成一片，這樣的夏夜，充滿詩意。當然，我們不懂什么詩意，我們只關注哪個角落的叫聲最雄壯。

大約在六十年代末，城墻消失了，再過二十多年，院子、小巷也消失了。我們的童年和現在孩子的童年，完全是兩個概念了。 

舊時杭州之三 賣魚橋的船工和拱墅橋的窯姐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我在第二篇里寫到小坡門，從小坡門往西，不到三公里，就是武林門。小坡門外是農田，武林門外是工業區，從啞巴弄到拱墅橋，幾乎都是大型紡織企業，“浙麻”、“杭棉”等，當時在杭州人的心目中，拱墅橋與中心城區“相隔萬里”。賣魚橋就夾在武林門和拱墅橋之間。

菜市橋是菜市，賣魚橋就是魚市了？非也。我小的時候，夏天常跟著大人，蹬一輛三輪車去賣魚橋買西瓜。當時最好的平湖西瓜市面上才三分錢一斤，但到賣魚橋的船上直接去買，可便宜一半。運河里船來舟去，熱鬧景象遠非菜市橋可比。菜市橋就一個早市，賣魚橋才叫碼頭。蘇杭之間的客運航船和運貨船往來穿梭，還有許多小舟。有意思的是，貨船上的工人，許多是江北人；杭州人習慣把揚州、泰州一帶的人稱之為江北佬，臨了還要加一句：了塊媽媽。

江北人在杭州干的多是“低檔”營生，幾乎所有浴室里的搓背工和剔腳工都是江北人。賣魚橋一帶的船工也多是江北人。夏天，那些江北女人，只穿一件短褂，有的背上還背個孩子。胸前的奶子幾乎垂掛到腰際。當時有一個笑話，說江北女人正在撐船，背上的孩子哭著要吃，女人就解開衣襟，把奶子甩到背后，讓孩子叼著。這當然有些夸張了，但因為七個、八個地生，奶子松弛是無疑的。

   賣魚橋再往北約三公里，就是拱墅橋。八十年代初，我因為不堪惡鄰的騷擾，搬到拱墅橋居住。那時，杭州中心城區尚未改造完，拱墅橋基本還是四、五十年代的格局。51路電車在拱墅橋畫一個圈，圈中間也就上百住家，沿街幾家店鋪。我就住在51路終點站邊上，老式的二層樓，木結構。搬來的第二天，發現舊時妓院福海里就在這個“圈”的中間。星期天去細細考察了一番，發現福海里大多是兩進或三進的院落，兩邊廂房，極小，僅可放一張小床、一張桌子。除此之外，再無妓院特征了。后來聽鄰居講，福海里和吳山路都是低級妓女，比不得秦淮河畔的商女，琴棋書畫，笙歌宴舞，很有些品位的。我后來細細一想，鄰居講的符合事實。吳山路在杭州最熱鬧的延安路邊上，延安路舊稱“旗下”，是清軍駐扎的地方，吳山路的窯姐其實就是營妓。而拱墅橋一帶，三、四十年代，居住的多是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高級歌女當然不會在這里營生。

   我們住的房子沒有自來水，很不方便，我就鼓動了幾戶人家，一起去自來水公司，要求安裝自來水。在這個過程中，認識了更多的鄰居，其中有一個退休工人，他老婆就是當年的窯姐。當然這是另外幾個鄰居私下告訴我的。一經知道了真相，我就特別關注起來，“窯姐”已成“全老徐娘”了，但皮膚極好，手指細細的，確實不是勞動人民。而老頭子卻是極粗糙的，喝酒、抽煙，臟話連篇。膝下無子更是明證——窯姐一般都不會生育了。

   住在拱墅橋終究不方便，三年就搬了出來，大概是九十年代初，福海里就被拆了，當年的鄰居如今都好？ 

舊時杭州之四 醬酒店和糕餅鋪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五、六十年代的糕餅鋪是最誘人的地方，那時吃不飽，平時幾乎沒有葷腥，用水滸梁山英雄的話說：嘴里淡出鳥來。一個月當中，大約有兩三天看見肉，切成絲，淹沒在素菜叢中。每次走過糕餅鋪，看見玻璃柜子里疊三層的杏仁餅就直淌口水。餅下墊的白紙都流出了油，你想想，那該有多好吃！那時普遍收入不高，能吃得起6分錢一個的、油油的杏仁餅的人實在很少，時間久了，放在玻璃柜子里的杏仁餅不要壞了？壞了怎么辦？糕餅鋪是集體所有制，那時的工人覺悟很高的，不會分掉吃掉吧？每次走過糕餅鋪，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想這樣的問題。

糕餅鋪不光賣糕餅，夏天也經營水果，冬天則兼帶著賣炒貨，一大包花生，包成粽子形狀，才2分錢。我因為幫著父親去擺攤，父親特別寵愛我，有時也會給我1分錢、2分錢零花，我就買一大包花生吃，真香啊。

巷口就除了糕餅鋪，還有一家雜貨店，一家煤球店，一家小面館，街對面是醬酒店。世俗生活的畫卷，最經典的，就在醬酒店。

醬酒店很大，右邊是柜臺，除了醬油、菜油、鹽、豆瓣醬等等之外，還擺放著很多小缸，腌著黃瓜、醬菜、霉豆腐------左邊擺放了幾張八仙桌，長條凳，前街后巷里的老爺爺們，總有幾個喜歡在這里消磨時光。當然，和魯迅先生筆下的末莊酒店還是有些不同的，沒有茴香豆、煮花生，除了過泡飯的醬菜以外，這里沒有下酒菜。事實上，在這里消磨時光的老人，都是最落魄的，他們根本不需要什么下酒菜，一根小小的醬黃瓜，就可以喝下半斤黃酒。和我住同一條小巷的金駝背是醬酒店的常客。有一次，我去買醬油，親眼看見金駝背把手悄悄伸進醬菜缸里，然后把手指放在嘴里，舔一口，喝一口米酒。后來我把這事當作笑話講給鄰居聽。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是太過心酸了。

金駝背家里其實不算太困難的，但大權掌握在老太婆手上，老太婆嚴格控制他喝酒，又不給夠他喝酒的零花錢，金駝背就只能像個“半乞丐”，茍茍且且度過余生。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年三十夜，金駝背萎萎縮縮地來向我母親借錢。母親當時担任居民區主任，六十年代，居民區主任不拿工資，完全是盡義務的。我母親威望很高，盡管我家也很困難，但母親還是給了他五角錢，也明知他不會還的。當然，這里還有一個因素，年三十，是不好拒絕別人借錢的。

還是說醬酒店。最令人難忘的是冬天，醬酒店提供串筒熱老酒；所謂串筒，是上大下小、用洋鐵皮做的溫酒器，下部插在熱水里，半斤裝。因為天冷，拿了串筒直接喝。老頭子們喝得有滋有味。倘若有一盤花生，那就是神仙日子了。

現在的人，大魚大肉早就吃膩了，味覺也在不知不覺中消失，吃什么都沒味。糕餅店和醬酒店當然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在記憶里，也只是一張泛黃的舊照片罷了。但那種親切感和認同感卻隨著年齒日長而愈來愈濃。

舊時杭州之五 小巷幽幽（上）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八十年代之前，杭州還有很多小巷，如皇親巷、扇子巷、城頭巷、三佛廠、羊倌才弄、馬士街、羊士街、麒麟街等等。小巷幽幽，或寬或窄；小巷里或有名人故居，如郁達夫的風雨茅屋隱于場木巷內；或有沒落的大戶人家混跡于市井之間，我小時候住的巷子里就有這樣的人家。

現在杭州的中山北路中大廣場東側，過去有一條小巷，叫焦營巷。焦營巷南北走向，被鳳起路攔腰截斷，北面的叫下焦營巷，南邊的叫上焦營巷。我小時候住在下焦營巷。小巷長約600米，北頭是個菜市場，出菜市場叫下倉橋，與中山南路河坊街邊上的上倉橋遙相呼應。菜市場右拐200米就是中河，前面所說的土城墻在河邊上；南頭是鳳起路，右拐叫貫橋。

上焦營巷的北頭，與下焦營巷隔街相望處，有一個石庫門墻門（北方叫院子），好像是兩進院落，住著郁達夫的夫人王映霞。小時候去玩，看到一位很秀氣的老太太，那時奇怪她的皮膚極白，卻并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當然，那時連郁達夫也不知道呢。大約是1968年吧，文革已經轟轟烈烈地進行了2年，巷子里已經揪出了好多資本家、大地主、國民黨特務，有一天，聽說上焦營巷揪出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是革命作家郁達夫的不貞之妻。那時我十幾歲，看了一些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知道了魯迅、郁達夫、徐懋庸、郭沫若等名字；一聽說郁達夫的妻子王映霞被揪出來了，趕緊跑去，但老太太已經搬走了，也不知道搬到哪里，更不知道誰幫的忙。失落之余，恍然大悟老太太皮膚白的原因：不是勞動人民嘛。

下焦營巷4號，也是一個石庫門老墻門，兩進院落，住著宓家三兄弟。老二叫宓耀堂，曾經是國民黨上校軍醫，他的外孫是我的小學同班同學。宓耀堂是骨傷科醫生，巷子里誰誰骨頭脫臼了，找宓耀堂，一捏、一拍就好，極靈驗的。老大據說也是軍醫，但那時已經老態龍鐘了。老三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蔣介石的侍衛隊長，叫宓西，是共產黨通緝的戰犯，大陸解放就被關在監獄里。七十年代末期釋放，立馬成為省政協委員。聽說當年宓家老母親逝世，浙江省保安廳廳長給宓家站門崗。確鑿與否，無從考證了，但宓家當時的風光是肯定的。

宓耀堂的女婿，也就是我的小學同學的父親姓顏，是個黨員，五十年代，一個共產黨員找國民黨上校軍醫的女兒做老婆，是要有些勇氣的。看來，半個多世紀前，就有共產黨員“難過美人關”了。

下焦營巷8號，文革時還揪出了一個姓王的資本家，王家最小的女兒，也是我的同班同學，印象里，也很漂亮的。因為還在讀小學，所以也沒受什么歧視。

小巷里有好幾個活寡婦，我住的老墻門里，貼隔壁就是。阿婆是上海一位老板的小老婆，丈夫死了就來投奔兒子。兒子在服刑（其實刑期早滿了，不放回來，刑滿留在牢監工廠干活）。媳婦就只好受活寡，伺候3個兒子一個婆婆。老墻門口的大雜院里，住著一個性紐的女人，老公是地主，也在服刑。女人拖著1個兒子2個女兒，沒有工作，靠幫傭度日。后來生癆病死了，尸體就停放在門口，裹了一張草席；鄰居不讓抬進家門，說癆病要傳染的。

我家門口還有一幢1958年造的洋房，洋房里住著一個上海人，塌鼻梁，會唱京戲的，在街道辦的工廠里工作，老公也在服刑。不過她好像并不太在乎，成日里唱李鐵梅，就是樣板戲紅燈記里的角色，很受鄰居歡迎。

舊時杭州之六 小巷幽幽（下）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小巷其實就是當時社會的縮影，既有寬敞的大院子，里面住著很有些來頭的人物，或書香門第，或寒門學子，下焦營巷北頭拐彎的三佛廠就有這么一個老頭，每天上班，走到巷口，等不多時，一輛黑色的轎車把他接走。那時轎車可是稀罕物，縣團級干部也只能坐吉普；有人說這老頭是糧食廳的總工程師。和這老頭住同一條巷的還有很奇怪的兩兄弟，據說都是大學生。大學生在那時也是個稀罕物，1000人里面還不知道有沒有一個呢。大學畢業就是國家干部。可這兩兄弟忒怪，都有精神病。哥哥是“朝天瘋子”，弟弟是“朝地瘋子”，長得偉岸，那時也就30幾歲，沒有工作，每天出來散步。走得極慢， 100米估計得20分鐘。走幾步，朝天（朝地）望良久，然后   前行。他們望什么呢？和天地在作某種神秘的交流？他們都是解放前的大學生，家境肯定是不錯的，怎么會得這樣的病？遺傳？不知道。

   也有幾十戶乃至上百戶人家居住的大雜院，中山北路就有一個，可惜早被拆了，不然，這樣的大雜院是研究當時百姓生活的極好實證。

   小巷最壯觀的景象是夏季的晚上。盡管那時的氣溫不像現在那么高，但因為沒有空調，甚至連電風扇都沒有（如果哪家人家在夏季的傍晚提一臺電扇出來，那種上海華申牌的老電扇，放在飯桌上，那是可以驚艷整整一條小巷的）；所以家家都在傍晚把竹榻躺椅什么的，搬到門口，先用井水沖涼，然后吃飯。一邊吃飯一邊海闊天空，家長里短，好一幅市井風俗畫呢。天黑了，大人們就不停地搖著芭蕉扇，漸漸入了夢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穿一條短褲，女人也就多一件背心，橫七豎八，真是玉腿橫陳，酥胸微露。現在開放了，女人大白天在大街上都穿得十分暴露，半個奶子露在外面，所謂西風東漸，或者叫時尚風流；那時是不作許的，領口稍微低一些，便會召來非議。但到了夏天，便顧不了許多。夜半時分，從小巷里走過，肉欲便有些膨脹。也有男人把持不住的。巷口姓方的男人，上中班回來，居然忍不住把雙手伸向一對大奶子，后來被判了刑。受委屈的是他的兩個兒子，不到10歲，經常被巷子里的男孩子追著侮辱：方某某，摸奶奶！

   其實，沒有被發現的“方某某”在那時的小巷里實在是太多了。一是長時間的性壓抑，二是惡劣的居住條件。我住的院子里，朝北的一排平房，兩戶人家之間就一堵木板隔墻，上面是不封頂的。夏天，女人在里屋洗澡，隔壁的男人就站在桌子上偷看。那不是偷看，簡直就是觀看了。看到30幾歲女人的胴體，男人怎么把持得住呢？因為，翻墻實在是太簡單了。后來的情況大家就能想像了，男人的老婆不敢對男人怎么樣，因為她是家庭婦女，靠著丈夫吃呢。但隔壁的騷婆娘是不能放過的，指著鼻子惡狠狠地罵了半天。“騷婆娘”自知理虧，任她罵。但從此以后，幾乎是半公開地和那男人來往了。這叫破罐子破摔，而打破這罐子的，恰恰是唯一的受害者。

   現在非洲等地的貧民窟里，吸毒、賣淫、偷盜司空見慣，除了貧窮，除了受教育程度等等原因，居住條件的惡劣也應該是一個原因罷。

   雖然小巷的居住環境極差，但那種世俗生活的場景，非常和睦的鄰里之間，當然也有吵架打罵乃至剛才所說的偷情，但主流是和睦的；現在是很少看見了，居住條件的大大改善，當然是造福社會，造福民眾的，但同時也造就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老人死在家里幾天而無人發現的故事，現在屢有發生，而在過去，是不可能的。過去，你就生活在別人的眼鼻子底下。 

舊時杭州之七 小巷的吆喝聲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小巷最熱鬧的季節是夏天，上篇已有描述，而一天之中，最熱鬧的是黃昏，上班上學的都回來了，鍋碗瓢盆、炊煙裊裊——六十年代，還有許多人家燒柴禾，很大的灶頭，在冬天，坐在大灶邊上，或喝茶，或聊天，極溫馨的。白天，小巷則冷冷清清，偶爾有小販走過，吆喝聲從巷頭傳到巷尾。

  兒時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爆米花。據說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訪華，看到爆米花，驚訝于一升米進去，一斗米出來；小販很自豪地介紹：這是糧食膨脹器！基辛格恍然大悟：原來中國人是這樣解決吃飯問題的。

   這當然是市井笑話。但爆米花確實是同年的歡樂，因為只要爆米花的機子在小巷中間一放，往往是快過年了。家家都會拿出大米、黃豆、蠶豆什么的，爆出來，那真是奇香無比，我們便大快朵頤。不過爆米花的吆喝聲卻不敢恭維，你聽：爆——炒米勒！完全沒有韻律。倒是開鍋時的那一聲大喝，極雄壯的：響——勒——。

賣刷子和修雨傘的吆喝聲正好相反，前者軟軟的，無精打采：“汰衣裳格板——刷要勿要。”后者有些雄壯：“修——陽傘——補——雨傘。”那時雨傘有兩種，一種是油布的，破了，可以像衣服一樣縫補，補完了，上一層桐油；另一種是紙傘，就是現在舞臺上用的道具，很漂亮的。那時不是因為漂亮才買的，而是價格便宜。修補也很藝術的，貼一層桃花紙，上一層桐油，再貼一層桃花紙，再上一層桐油，一般兩至三層即可。

還有一種小販簡直賊頭賊腦，印象里，幾乎是冷不丁地竄到你跟前：“奶奶的玉器有伐？”現在想來，這種小販最有遠見，六十年代就開始收古董了。只是到現在也沒有想明白，為什么奶奶有玉器，爺爺就沒有呢？

七十年代以前，小生意的行當很多，比如剃頭挑子餛飩担，他們不用吆喝。剃頭挑子隔一個月左右來一趟，來了，便可做一日的生意，挑子放下，生意就來。餛飩担就做天熱的生意，冬天，人們早早鉆了被窩，而夏天，芭蕉扇不停地搖，搖到晚上十點、十一點，肚子餓了，就跑到巷口吃一碗餛飩，當然，價格不便宜的，要一毛錢一碗呢，吃得起的也不多的。倒是炒白果（銀杏果），老少皆宜。吆喝聲也好聽：“糖炒——白果兒！”一分錢六顆，據說白果不能多吃的，怕中毒，六顆是最合適的數量。再說，一分錢，小孩子都拿得出的。

住在小巷北頭大井頭的“開桶師傅”，他的吆喝聲最響亮。杭州人“鉛”讀作“開”，鉛皮做的水桶水壺叫“開桶開壺”，那吆喝聲可真是洪亮而悠遠：“洋——開——桶開壺——好修！”比紅燈記里的“磨剪子勒”要好聽得多。

不過修開桶開壺的吆喝聲，一年中只有三四個月能聽見，其余的時間，開桶師傅的營生是沙鐵補鍋。一只小碳爐，小風箱鼓得爐火呼呼直往上竄。那溫度據說有上千度。開桶師傅手拿兩團浸透水的布，蘸了沙，將一小勺火紅的鐵水往破鍋上一貼——動作飛快。補鍋的買賣往往是在冬天，我們站在小碳爐邊，暖烘烘的，很吸引人。但吆喝聲正好與補開桶相反，聲音局促：“沙——鐵補鍋。”

最有趣的是賣雪里蕻菜的，吆喝聲極具藝術性：“透透鮮的雪里蕻要勿要？”隔壁素珍大媽喜歡討價還價：“多少一斤？”

“八分一斤。”

“七分一斤好勿好？”

“買多少？”

“半斤。”

四舍五入，還是八分一斤。

舊時杭州之八 無限詩意在年節（上）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今年中秋在老母親家吃飯，看著子孫滿堂，母親很開心，不覺雅興大發，在陽臺上置了一方凳，點兩支紅燭，擺幾盤月餅瓜果，祭拜月亮菩薩。孫輩覺得很新鮮：中秋節也要祭奠？

其實，在兒童時代所有的傳統節日中，大年夜、冬至的祭祖，清明的踏青上墳，無不帶著或濃或淡的哀思，只有中秋供月亮菩薩，是很歡喜的，家家團圓，戶戶清供，俗人如我等，是沒有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博大情懷的，更沒有“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的瀟湘愁思，只是希望父母兄弟常相守罷了。但環境的變化，在鋼筋水泥叢中，點兩支紅燭，那種傳統的詩意終究無所依附了。

下焦營巷的老宅，是一個中等的院子，杭州人叫墻門；這個墻門原先住了李家一戶，李家是開錫箔作坊的。解放后，錫箔作坊歇業，李家伯伯也在房管站做泥水小工，因大兒子解放前就鬧革命，小兒子后來又參了軍，所以李家幾次運動都不曾吃虧。我的大姐在六十年代嫁給了李家的三兒子，我們算是兩親家，住在同一個墻門里。墻門里最鼎盛的時候，住了六戶人家，后來朝北的兩間平房做了居民區的會議室，墻門里就只有三戶人家。大門朝西開，進門就是一個天井，長有十幾米，寬有八米左右。廚房最北，邊上還有一個小天井，那格局和皖南的民居相似。大的天井我們叫“天井”，小的添一個“后”字，“后天井”。天井東邊高墻下是一個小花壇，李家伯伯種了一株柏樹，一株皂莢子樹，一株臘梅，還有許多盆栽花卉，最多的是菊花，其余如雞冠花、萬年青等。西邊高墻下種了一株葡萄，雖然年年結果，卻是酸的，吃不得。

中秋節正是初涼時，早開的菊花微微有些香氣，皂莢子樹還沒金黃呢，蛐蛐兒也還叫得歡。月亮上來了，從柏樹樹梢上升起來，母親搬出三屜桌權當香案，從床底下找出燭臺，點上兩支紅燭，月餅、石榴等擺放了幾盤。大人們閑聊著，我們歡欣鼓舞地做游戲，因為待一會，就有極甜的月餅吃。那時月餅就兩大種類，蘇式和廣式，廣式較貴，一般吃不起，蘇式月餅一筒十個，包裝紙都油透了，又香又甜，也就一毛錢一個。供完了，母親分月餅，一人一個，我們舍不得一氣吃完，總是留半個明天吃。

記憶里，中秋的清供，父親基本是袖手旁觀，而冬至、大年夜的祭祖，主角是父親；再看李家伯伯，中秋從來不供月亮的，因為李家姆媽早就不在了。這樣看來，月亮屬陰，中秋清供主祭應是女人。

江浙一帶，冬至是祭祖的日子，人們對它的重視程度，絲毫也不亞于過年，民間有“冬至大于年”的說法。家里當年有人去世，冬至是一定要上墳的，叫“上新墳”，大約是怕親人剛剛去了陰間，還不習慣罷。

家里的祭奠是很隆重的。父親親自掌勺。菜肴數量逢單，七盤、九盤。八仙桌上首和兩旁置五只酒杯，下首一對蠟燭。父親恭恭敬敬地三拜，敬香，然后命我等依次拜祖。祖宗們喝過酒后，撤下酒杯，上飯。整個祭奠大約一個小時，然后便輪到我們大快朵頤了。一年當中，吃雞的日子是回憶得起來的，冬至便是一次。冬至要吃年糕，所謂年年高。冬至的前一天夜里要早睡，早晨醒來，互相問：做了什么夢？據說冬至夜的夢極準。

家里有病重的人，挨過了冬至，便看年關了。如果年關也挨過了，則還可活一年。父親便是挨過了冬至卻沒有挨過年關，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午夜，年關前，撒手人寰。

過年的準備工作從臘月中旬就開始了。千萬別以為那時候都窮，過年沒啥好準備的；錯了，那時盡管窮，但年節的氣氛卻比現在濃得多多。先是買豬頭。這活兒是我們小孩子的。大約在凌晨3點左右起床，到巷口的肉店去排隊。一直要等到肉店開門，好像是6點左右。經常是排到了，豬頭賣完了，那就得明天再起早。豬頭買回來，打幾斤醬油做醬豬頭。廿七廿八，用一口大鐵鍋蒸醬豬頭，蒸架下是黃豆，豬頭的油滴下去，黃豆也滋滋的，好吃。豬頭蒸熟時，那個香啊！母親把骨頭剔出來，讓我們兄弟幾個啃骨頭，那滋味，美得沒法形容。

第二件大事是裹粽子。臘月二十左右，母親就把“粽捏殼”（裹粽子用的竹葉）浸泡在大木盆里。裹粽子那天很熱鬧的，左鄰右舍都來幫忙；因為我們家人多，要裹幾十斤糯米。有紅棗粽、赤豆粽、白米粽、肉粽。肉粽當然最少，不過是點綴點綴。各種粽子的裹法是不一樣的。肉粽細長，紅棗粽、赤豆粽呈三角形，白米粽個兒最小。裹好的粽子，用一口大鍋煤爐上燒。通常是燒過夜。第二天早上醒來，就聞著粽子的清香了。粽子煮好后，一串一串掛在竹竿上，年節的氣氛就分外濃厚了。

第三件大事是裱糊板壁。客堂間三面都是木板，板壁上裱糊白紙，一年下來，白紙早已發黃。年三十的前幾天，衛生打掃完了，把發黃的紙全部撕掉，然后糊上新紙。客堂間頓時明亮許多。

臘月廿四，灶司菩薩（灶王爺）上天，然后就可以殺雞宰鵝。

舊時杭州之九 無限詩意在年節（下）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過年的氣氛是在大掃除、醬豬頭、裹粽子、、、的過程中，一天一天濃厚起來的，到了年三十，便達到了高潮。

   年三十的下午，母親就給我們換上了新衣服、新鞋子、新襪子。那時侯，一年就做這么一套新衣。父親則在灶頭忙個不停。下午四點左右，八仙桌上已經擺滿了菜肴，點燃一對大紅的蠟燭，父親恭恭敬敬地上香，請祖宗們入席。酒杯撤去，再上米飯，這個過程長達兩個小時。祖宗吃飽了，才輪到我們吃。按說，一年到頭，每幾頓葷腥，大年夜該放開肚子猛吃，不料上了桌，才發現腸胃實在太小，飽了。也許不是吃飽的，是看飽的，是被白斬雞、醬豬頭的香氣熏飽的。

     吃完年夜飯，小孩子放鞭炮，大人圍著火爐守歲。母親是居民區的主任（那時的居民干部是沒有工資的，完全是盡義務），人緣極好，大年夜，隔壁鄰居紛紛來串門，張家送一碗爆米花，李家拿一包蘭花豆，王家送來一瓶酒、、、來的都是客，坐下磕瓜子，拉家常，臨走時，母親一一還禮，絕不讓空手回去。這樣一種充滿了溫馨的鄰里親情，其實也就過去了三四十年。居住條件的改善，這樣的親情就不再了。

   睡覺時，父親把壓歲錢塞到我們的枕頭下（也就兩三毛錢吧）。大年初一一早醒來，父親往我們嘴里塞進一粒糖，說：“甜甜蜜蜜過一年”。那時生活非常艱辛，一個月或許能吃上一回肉，但做父母的，總是這樣充滿期待罷。

   年初一有一些規矩，不能掃地，說是會把財氣掃走的；不能動刀，不吉利。其實也不用動刀，年前燒好的菜，裝了十幾個缽頭，盛一碗熱熱就可下飯。這十幾個缽頭的菜，一直要吃到十五。那時沒有冰箱，這菜這么就不會壞呢？我到現在都搞不明白。

   除了過年，兒時的節日中，還有端午和鬼節很值得說道。舊時杭州，端午其實不流行吃粽子，雄黃豆、雄黃酒倒是必吃的。母親從藥店里買來雄黃，用黃酒調勻了，在我們的額頭上寫一個王字，然后用雄黃炒蠶豆，因為不是用沙炒的，豆子很硬，但很香。艾草當然要插的，但不是現在那么簡單。要做成寶劍形狀，插在門上，驅鬼防邪。

    七月十五，其實不是鬼節，是地藏王菩薩生日。雖然兒時叫鬼節，倒也并不恐怖，充滿了詩意：在地上插滿了香，恰似繁星落地。第二天一早，把一地香棒拾起來，我們就可以玩挑香棒的游戲了。 

舊時杭州之十 40年前，杭州最值得回憶的地方（上）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40年前，文革還沒有結束，大面積的城市改造還沒有開始，杭州值得去的地方當然很多，但最值得回憶的地方，往往與童年、少年的經歷有關。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不斷地積累回憶，到了晚年，啥也干不了的時候，有許多值得回憶的人或事，有許多值得向兒孫輩吹噓的，就算不虛度此生了罷？

   梅登高橋邊上的土城墻上放鷂兒，挖泥巴做蛐蛐盆，應該是舊時杭州最有趣的地方。菜市橋的蟲市和茶室可以排第二。這在前面已經有了描述。還有幾個地方，也很值得說道說道的。

一、   高法黃昏逍遙游

   現在湖濱靠近昭慶寺（少年宮）的湖畔居，七十年代以前是浙江省高等法院所在地，印象中，是一幢西式小洋樓，大約建于解放前罷。后來大面積城市改造，這幢漂亮的小洋樓自然不能幸免于難。高法前面就是窄窄的湖濱路，左邊是一個小小的花圃，后面就是西湖。盛夏的黃昏，我經常伙同趙君，步行約20分鐘到高法，穿過小花圃，涉水30米，爬上高法后面的西式亭臺，從從容容地換上游泳褲，跳進西湖，作清涼逍遙游。

   西湖在當時也是不能游泳的，不過并沒有嚴格的管理，晨昏、晚上就是一個天然的大泳池。高法距離斷橋也就幾百米，中途還有鐵樁，游不動了，扶著鐵樁可以休息。黃昏時分，太陽剛從寶石山后面跌落，清秀、挺拔的保俶塔立時凝重起來，俯瞰著西湖，恍若有所思。站在西式亭臺上，看天上一抹紅霞，白堤逶迤西去，湖水如墨綠色綢緞。重要的是，那時汽車很少，黃昏的西湖是很有些野趣的。不像現在，在在是車水馬龍，時時提醒你：現在是21世紀，腳步只能匆匆，詩意的流連是不合時宜的。

   我和趙君，還有羅君，是鄰居，大約在十幾歲就開始成了朋友，一直到現在，40年，彈指一揮間。趙君和羅君是同班同學，我比他們低兩級，和羅君的弟弟是同學，和弟弟沒有成為朋友，倒和同學的哥哥成了朋友，這也是緣分罷。

   論個頭，我比他兩高，論年紀，我比他兩小，只能聽他們的。尤其是趙君，年輕時，頗有些殺伐決斷，跑到高法后面去游泳，就是他的主意。

   有時也會碰上幾個比我們年紀稍大些的女孩子，也在那里游泳。一次，我先游了回來，爬上亭臺休息，亭臺下，兩個女孩子在游泳。趙君游過來，大喊：還不換掉游泳褲！后來想起來，趙君的性意識已經覺醒，已經會害羞了。而我的性意識還在熟睡，這就是小了兩歲的區別。

   高法黃昏逍遙游嘎然而止，是因為一場暴雨。夏季的黃昏，大雨乃至暴雨并不罕見。那天，我們在去的路上碰見一群鄰居，他們游回來了，我們就向他們借了救生圈，一只汽車輪胎。游了一會，大雨傾盆，我和趙君爬上亭臺休息。雨停了，盡興而歸。根本沒想到家里已經鬧翻天了。我的母親和趙君的母親，從鄰居那里知道我們在西湖里游泳，這么大的雨，該不會出意外吧？兩個母親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她們那里知道，我們可不是30、40年后的孩子，我們的逃生本領、避險本能、自理能力都是很強的。但是，一頓痛打是逃不掉了。趙君的游泳褲被他母親剪碎，背上被打得紅一條、紫一條。我的遭遇也差不多。從那以后，似乎就沒有再去西湖游泳了。（待續） 

舊時杭州之十一 40年前，杭州最值得回憶的地方（中）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二、清晨釣蝦放鶴亭

   孤山是杭州西湖最佳處，集歷史遺跡、人文景觀、山水風光于一體，文化積淀極其深厚（這個我以后會慢慢講到）。老杭州都知道這樣一句話：孤山不孤，斷橋不斷，長橋不長（我不知道有關部門是怎樣推介杭州西湖的，其實這句話就很有吸引力）。長橋在西湖南線，長不過5米；斷橋因了白蛇傳的故事而聲名遠播；孤山呈東西走向，南面是外西湖，腳下是白堤，徑西泠橋而與北山街相連，故云“孤山不孤”。

   放鶴亭在孤山北麓，紀念宋代詩人林逋而建。林不是那種借終南捷徑，以圖官場的假名士。他種梅花、養野鶴，所謂“梅妻鶴子”，是真名士，真風流。林逋詩文傳下來的不多，著名的就一聯“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可就這十四個字，寫盡了梅花的神韻，千百年來，再無人能超越他。稍后的著名詞人姜夔詠梅的兩首著名自度曲牌的詞，即以《暗香》《疏影》為調名。陳與義也認為林逋把前人寫梅的詩全壓倒了。 作品不在多，振聾發聵、空前絕后，只要一篇、一首甚至一句就足以流芳千古。

   放鶴亭后面的山上，就是林逋墓，一丘一碑而已。放鶴亭正對寶石山棲霞嶺，蔥蔥郁郁；亭下，是里西湖一片荷花，每到夏天，映日荷花，荷香十里，是夏季晨游西湖的絕佳處。兒時，曾與鄰家九齡來此釣蝦。那是一次難以忘懷的“城西舊事”。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提倡多生多育，子女7、8個的比比皆是。在我居住的小巷里，和我家一樣有7個兄弟姐妹的就有5、6家，張家就是其中之一。

   九齡的父母，鄰居皆稱“張大哥、張大嫂”。張大哥在澡堂子工作，是黨員。那時黨員很少，很稀罕的，不像現在，比比皆是。母親是居委會主任，也不是黨員，她私下里稱黨員為“組織同志”，似乎有羨慕之意。張大嫂是家庭婦女，所以張家和我家一樣，貧窮。九齡排行第四，大姐是老師，大哥在糖果店，二哥也在澡堂子，后來當了兵，復員后去了重機廠，總算擺脫了“父業”（澡堂子工作，畢竟社會地位低下）。家里沒人支農支邊的，九齡中學畢業只能去內蒙建設兵團，在營部當通信員，整天騎馬。回來說得我們都很羨慕。其實，騎馬是很苦的，屁股坐得起了老繭。九齡返城后，也被安排在澡堂子，開機動三輪車。后來城市大面積改造，小巷拆了，大家各奔東西，聯系沒了，不知九齡現在一切都好？故人時時在念中。

   還是回到童年去吧。九齡比我大兩歲，讀書晚，和我同級不同班。去西湖釣蝦，是他大哥的主意。那天似乎天還沒亮就起床了因為要步行到孤山，至少40分鐘罷。走到放鶴亭下，我們就放了排鉤。所謂排鉤，就是一條線上裝十幾個魚鉤，用兩根短竹竿拴住線的兩頭，手拿著，伸進水里。我先開壺，釣到一只大蝦，九齡的大哥綽號叫“木三飯”，他幫我取下大蝦，裝好蚯蚓，在放進水里。后來，他們兄弟連連釣上大蝦，我卻收獲甚微。收線回家，孤山還沒個人影呢。那時不興晨練，人人都為生計忙，根本沒有鍛煉身體的概念。我很驚訝諾大一個孤山景區，竟無一個賞花人。荷花種植并不像現在那么多，但開得極盛，那股子清香，真是一輩子難忘。

   蝦釣回家，通常是用醬油、黃酒浸泡，是為醉蝦。那時江南景色尚在，水質污染罕見，魚蝦皆為自然生長，其味當然不是現在的魚蝦可比。其實，何止魚蝦呢，雞鴨魚肉，蔬菜水果，所有的農副產品，味道都比現在的好，其中的原因，大家都清楚。現在說江南風光，只能僅僅指地理位置，要說人文的江南，自然風光的江南，那是早已不復存在。哪里還有一條干凈的河流，可以讓你坐在烏篷船里，楊柳岸邊，看曉風殘月？特定的環境不在了，人文精神便無從依附，通俗地說，載體沒有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舊時杭州之十二 40年前，杭州最值得回憶的地方（下） 三、冷月清輝靈隱寺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杭州靈隱寺的香火極盛，大年初一燒頭香，門票幾百元不說，光是那人山人海就讓人害怕。節假日，來靈隱寺的外地香客、游客，用“聯袂成云、揮汗成雨”來形容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靈隱寺有多靈驗？我并不清楚，也去燒過幾次香，聽香客的祈禱很有趣。老年人通常請菩薩保佑身體健康，中年人則祈求子女學業有成，年青人就五花八門了，有祈求升官發財的，有求菩薩保佑考進名牌大學的，也有希望進入公務員隊伍的，最有趣的一次是在70年代，我在大雄寶殿磕頭時，猛聽見邊上一位大聲禱告“菩薩保佑我，明天發一副同花順子！”原來是個賭徒。

70年代，我經常去靈隱寺，不是去燒香，而是去喝茶。那時靈隱寺門票極便宜，外面則不收門票，游客卻也不多。靈隱寺邊上有一座茶樓，筑在山石上，大約有二、三層高，正對飛來峰。挑一個雨天或雪天，去靈隱寺茶樓喝茶，可謂人生一大快事。雨雪天，飛來峰煙嵐云靄，蒼翠欲滴，真似有天外飛來之感。山腳下，泉水淙淙；古寺紅墻，間或有一頂雨傘踟躇而行。薄暮時分，煙嵐中傳來悠揚的鐘鼓聲，那是靈隱寺僧人在做晚功課了。人在茶樓，心卻回到了遠古，心靜如水，靜如止水。

從靈隱寺“咫尺西天”照壁沿天竺溪而上，就是下天竺、中天竺、上天竺。70年代初，文革還沒有結束，上天竺的法喜寺成了一座工廠——杭州壓力表廠。我的老朋友趙君就在這廠里做車工。他們這個車間正好是大雄寶殿。菩薩不在了，機床挨著粗大的柱子轟轟作響。車間門口是放生池，中間一座石橋。夏天的傍晚，趙君就坐在放生池邊上，手搖蒲扇，和工友下象棋。我說你是在天上下棋呢。

市區到靈隱寺只有一路汽車，靈隱寺到上天竺則是一條小路。如果從上天竺回到市區，騎自行車大約需要一個小時，這在當年的杭州，是不可想像的。于是，趙君就住宿舍。宿舍在廠門，也就是廟門前面約10米處，是二層樓的木結構房子，據說以前是小和尚住的。底層有個天井，門外小溪潺潺。晚上睡覺，就似乎枕著小溪。山風吹過，竹葉蕭蕭。世外桃源似的地方，很讓我眼紅，于是我幾乎每年夏天都要趙君的寢舍里小住幾天，直到結婚。

趙君的人緣極好，狐朋狗友，呼三吆六，每次去，弟兄們團團一桌，三杯兩盞，便大呼小叫起來。那時，最多、最不值錢的是時間，最純粹的是友情——與40年后的今天正好相反。有一次，好像是觀音菩薩生日，酒足飯飽后，我們走山間小道，從三生石那里，逶迤前行，夜游靈隱寺。那晚月色極好，靈隱寺香客并不太多，青煙繚繞，古柏蒼松，比蘇東坡夜游承天寺有趣多了。回來的路上，我們人手一支香，點燃后，在夜色中揮舞——青春，就這樣被我們肆無忌憚地揮霍，但是與金錢無關，與權色無關。

后來，靈隱寺前加了一道門，收費在杭州是最高的；后來飛來峰右側搞了一個什么佛教公園，弄了許多亂七八糟的雕塑；后來景區擴建，把整個三天竺和山林田野都圈了進來，讓農民搬出景區，靈隱寺就像坐落在鬧區，再無山林田野之趣了。我們的官員，不懂什么叫原生態，不懂古剎所在的環境，比如故宮前面的蛋型國家大劇院。他們最愛干的是，殺風景。

關于舊時杭州，可寫的還有很多，可終究是過去了，再也找不到了。外地的朋友，希望能介紹現在杭州值得玩的地方。就一般的旅游而言，杭州好玩的地方多了去了。對于一些雅客來說，西湖可去之處，確實不多了。后面給各位推薦幾處。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5396660100df6j.html) - 2009年04月15日_西冷月_新浪博客

西冷月 2010-07-15 08:3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