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1948天地玄黃》之十、北方教授的抉擇
 
葉圣陶1948年回回月日記（摘抄）
5日（星期五）日來徐州蚌埠間又見緊張，謠言甚多。國軍已不能戰，殆成普遍認識。其將續通不幸，恐屬必然。夜間，白塵、克家二位來。言沙汀患病甚重（殆是胃潰瘍），窮困無以為醫，友朋宜量力資助。余出三十元。二人去，聽書一回而睡。
6日（星期六）晚飯后，夕卜洗浴。上一次討八角，此次付六元，倍數不少。然聽浴室中人言，令少一包大英牌香煙，即需五元矣。
8日（星期一）搶米之事已有所聞。買米無從，而米價時有所聞，幾乎無刻不漲。八一九限價時，規定米每石二十一元。迫于今日上午，至六百元，下午則傳一千二百余元矣。予同談，同濟向復旦借米，復旦不予，同濟學生聲言將列隊就食復旦、三官學校已改吃稀飯，校長學生商量半天，毫無結果。首需有錢，窮學校窮學生何從得錢。即使得少數之錢，一千二百元之米能買幾許。且不得其門，雖愿花大錢亦不可得米。學校如是，升斗之民將堪設想。
9日（星期二）今日鐵路人急，車運停頓數小時，經發米發錢而解決。夜間傳水電廠將罷工，群聞之，起來蓄水。
10日（星期三）致覺來訪，詢問近事。渠在法藏寺粗飯不能下咽，素菜無油，甚苦之。欲與進素食于素菜館，訪之則門閉不開。遞送之歸，各悵然。伯祥尤啼噓。
15日（星期一）陳布雷以前日去世。……陳久為蔣氏幕僚，已在倡優蓄之之列，今當危急，忽而自戕，必其所見所聞有甚不可告人者。其遇蓋深可悲也。報載張閬生（宗祥）挽聯，感慨憤激，堪稱傳作，亟錄之。“蹈東海而亡，昔聞其說。秉中書之筆，吾借此才。”
16日（星期二）南京方面以徐蚌戰事緊急，人心惶恐，政界中人與富有者皆遷家作避難計。傳說此輩分三級，高級游美國，中級往香港，又次則至臺灣云。
18日（星期四）圣南妹為我家買得米一担，值三百八十元，頗稱便宜。
28日（星期日）飯后，與墨及二官至城隍廟群玉樓聽書。江云芳說《金槍傳》，錢雁秋說《西廂記》，楊振雄說《長生殿》，各一小時。楊常于收音機中聽之，今與對面，確屬不惡。客特來聽楊者特多，一樓座滿，殆將二百五十人。五時散。
這是46歲的大男子與11歲的小男孩，父親與兒子之間的談話，是仿佛已經完成的大作家與一切還沒有開始的未來的工程師之間的對話。時間是在那風雨飄搖的時代，一個炮火震蕩大地的年頭。眼下卻是寂靜的庭園、寂靜的夜，燭光搖搖……“爸爸，人家說你是中國的托爾斯太。世界上讀書人中十個中就有一個知道托爾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是的，我不如這個人。我因為結了婚，有個好太太，接著你們又來了，接著戰爭也來了，這十多年我都為生活不曾寫什么東西。成績不大好。比不上。”“那要趕趕才行。”“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媽，要好好地來寫些。寫個一二十本。”“怎么，一寫就那么多？”“肯寫就那么多也不難。不過要寫得好，難。像安徒生，不容易。”“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還是他好，《愛的教育》也好。”
一分鐘后，小小的呼鼾從帳中傳出，一定睡得怪甜的。大人的心里也是柔和得很。他于是寫信，給他的“三姐”。“小媽媽”：她得知這場“相當精彩”的對話，該怎么想呢？①
不用說，這位和孩子一起想象著、設計著“未來”的作家，正是沈從文。他說這一切像是在“作夢”，一個“奇異”的夢。——他或許已經感覺到，他的“夢境”與“環境”之間的不協調？或許正是因為環境的不適，才使他越發迷戀于這夢境？
不管怎樣，那些日子，他總是在不斷地向人們宣布他的種種計劃。他早在戰爭期間就在給朋友的信中談到，要創造“20世紀新的‘經典”’，“希望好好寫30年，到20世紀末還有讀者”。現在，他更向來訪的記者具體透露：“他打算寫湖南十城記，已寫的有《邊城》、《蕓廬記事》、《小寨》……將來有機會打算旅行，順便寫些游記”，“他要寫昆明的八駿圖續篇”；“談起了茅盾的《清明前后》，他高興地說，他已有意寫劇本，而且一定要在《大公報》上連載”……——這位記者筆下的城里的鄉下人：他“提了網線袋，穿著一件灰色或淡褐色的毛質長衫、身材矮小瘦弱、一臉書卷氣、瞇著眼睛在書攤子上找舊書或是在找門牌號數，說一口湖南、北平、云南雜揉的普通話”，卻不斷地“發傻氣”，向記者吹了一大堆自己的創作夢不夠，還要說一番“糊涂話”：“丁玲他們為什么去了，反倒沒有什么作品了呢？”/2/總之是夠天真、也夠不明智的了。他的學生也回憶說，他擬寫一部歷史劇，起意很早，戰前就有，“在昆明時也一再提及，和接近他的學生分享構思”。據說“他這部劇的英雄角色，是穆天子（非黃帝）與蚩尤，成功與失敗，相反相成，出于歷史舞臺”，據說還打算借鑒京劇中的象征手法，“無話不歌，無動不舞”的傳統……除了將《長河》寫完之外，還想寫詩——葉公超在戰前就說過：“缺乏詩的素養，無法了解沈從文。從文下語之妙，筆端有畫。”/3/
沈從文如孩于般躍躍欲試，是有他充分理由的，甚至是蓄之已久的：他早已在孕育著自我生命與藝術生命的突破，由1948年上溯大概有十年多的時間。關心沈從文的創作的人們也許早已注意到，他在1934年10月寫出了他的鄉土小說的經典之作《邊城》之后，幾乎有兩年的“沉默”，作家在一篇文章中解釋說：“我不寫作，卻在思索寫作對于我們生命的意義，以及對于這個社會明天可能產生的意義。”④接著是戰爭，沈從文又度過了一段他所說的“相當長，相當寂寞，相當苦辛”的人生“旅程”。/5/在昆明的郊外，他長時間地面對自然，“單獨默會它們本身的存在和宇宙（的）微妙關系”，“無一不感覺到生命的莊嚴”。作家這樣寫下了他的心靈（生命）的膻變：“一種由生物的美與愛有所啟示，在沉靜中生長的宗教情緒，無可歸納，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對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之中。”/6/他試圖建立自己的世界觀，并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概念：”‘生命”、“愛”與“美”，提出了‘神在生命中”的命題。/7/同時，他又不能不面對“現實”：戰爭對人的生命的殘殺，政治壓迫對牛命的壓抑，以及商品經濟對人的生命的腐蝕。就在這理想、生命與現實的沖突中，沈從文感覺到他最終發現了“寫作對于生命的意義”：他設想，通過文學藝術建立起“一種美和愛的新的宗教，來煽起更年輕一輩做人的熱誠，激發其生命的抽象搜尋，對人類明日未來向上合理的一切設計，都能產生一種崇高莊嚴感情。國家民族的重造問題，方不至于成為具文，為空話”。沈從文因此而懷想起在戰爭中寂寞地死去幾年的。“美育代宗教”的提倡者蔡元培老先生，他自覺是在“發揚光大”“五四”先驅者的未竟事業/8/：他的“通過文學藝術類似宗教的作用，改造（升華）人的精神，進而實現國家民族的重造”的思路，從根本上是屬于“五四”啟蒙主義的話語范疇的。——只是他是接著蔡元培“往下講”的，與同時期的自覺繼承魯迅的胡風有所不同。對于沈從文個人，也許更有意義的，是他由此而找到了自己的歷史“定位”。他這樣寫道：“我還得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神作一種贊頌。在古典莊嚴雅致的詩歌失去光輝和意義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后一首抒情詩”，“用一只筆來好好保留最后一個浪漫派在20世紀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結束了這個時代這種情感發炎的癥候”。沈從文是清醒的，他明白，在選擇“20世紀最后一個浪漫派”的歷史角色的同時，他也選擇了一種局限：生活中“與社會隔絕”，寫作上“與社會需要脫節”。這同時也是一種宿命：對于一個“只信仰生命”、因而在現實生活中“對一切無信仰”的生命個體，只能是寂寞與多磨難的。/9/
但沈從文仍然執拗地向著“世界級大作家”的夢想之路直奔而去。正像一位年輕的研究者所說，他“力圖確立一種具有詩人氣質的思想體系，在世界本體（生命本體）。審美主體的沉醉狀態，對社會文化的批判等方面，都作出自己的獨特表述”，“同時，為了尋找合適的表達方式，他進行了多種文本實驗”，“構成了他40年代創作的主體。這些實驗中，他更注重從個體的生命體驗出發，追求他后來所說的“抽象的抒情”，同時焦慮著語言文字的限制，感嘆著“表現一抽象美麗印象，文字不如繪畫，繪畫不如數學，數學不如音樂”，/11/他說他“為抽象而發瘋”，為生命的“形式”陶醉，/12/“怎樣寫”成了他關注的中心。創作于1941年7月、重寫后發表于1943年7月桂林《新文學》創刊號的《看虹錄》，即是這樣一篇實驗性的作品。小說的核心（第二部分）看起來像是一個第三人稱的情愛故事，卻寫得撲朔迷離：一對沒有姓名、身份的男女，在一間“釀滿一種與世隔絕的空氣”的小屋里，度過了一個微妙的、充滿暗示的雪夜，忽而男主人講述著在雪中獵鹿的故事，忽而女主人又在讀男主人談葡萄、瓷器、元人素景、雕刻、百合花。…··的書信。小說有一個副題：“一個人二十四點鐘內生命的一種形式”，并且有一個“套子”（一、三部分），寫“我”從一個夜晚到第二個夜晚都在讀“一本奇書”（即小說的第二部分），卻陷入了緊張的生命體驗與思慮中，“我”“向虎空凝眸”，“用抽象虐待自己肉體與靈魂”，“到未了我便消失在故事里了”。這樣，整篇小說都成了一種隱喻，作家精心描繪的女人與鹿的身體，都·251·顯然不是肉欲的對象，而是“神性”的凝結，抽象化為～種“古典。莊嚴、雅致的美”的“形式”，這正是作家殫精竭慮想為這個世紀保留下來的。而籠罩全篇的焦灼。迷亂的情緒，也暗示了作家的追求與現實的不諧。小說也許寫得并不算十分成功，處處露出“實驗”的痕跡：這遠不是成熟之作。但作家著意將“抽象的抒情”引人他所熟悉的小說敘事中的努力，盡管造成了新的不協調，卻展現了一個成熟的作家敢于突破自己的膽識與不斷探索的精神，從而為沈從文的，以及整個現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但作家的這番苦心卻根本不能為更不成熟的中國文藝界所理解，他們按照“慣性（一種歷史的惰力廣過于輕率、殘酷，也過于性急地對作品宣判“死刑”：先是《新文學》編者主觀指從小說表現了作家“一貫的肉欲追求”，接著批評家許杰將《看虹錄》列人“色情文學”，指責其“毒害青年”/13/，最后是郭沫若以不容置疑的權威地位，以“粉紅色的反動文藝”的罪名，給予了致命的一擊——他又是如此的粗心，竟把《看虹錄》說成《看云錄入所有的論者都只關心如何討伐文藝與政治上的異己者，卻沒有一位愿意考慮作家可能作的藝術上的探討：這個事實也許是更可悲的。它說明，沈從文所熱衷的“實驗小說”，至少在1948年前后的中國文壇，還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奢侈——甚至危險。
但醉心于藝術的暗示的沈從文，卻絲毫不能（或者根本沒有想到）領會上述政治上的暗示（警告），他依然興致勃勃地做他想做、并且認為應該做的事情：在戰后的人心浮動中，他除了在北大上課。自己寫作外，居然一個人主編了四種副刊——《大公報·星期文藝》和《文藝》、《益世報·文學周刊》、《平明日報·文學副刊》，并且毫無顧忌地向讀者、也向年輕的作者鼓吹（更確切地說，是傾訴）自己的文學追求：“真正現代詩人得博大一些，才有機會從一個思想家出發，用有韻和無韻的作品，成為一種壓縮于片言只語中的人生觀照，工作成就慢慢堆積，創造組織出一種新的情緒哲學系統。它和政治發生關連處，應當由于思想家的深湛純粹品質，和追求抽象勇氣，不宜于用工作員的社交世故身份，以能適應目前現實為已足”/14/，“詩應當是一種情緒和思想的綜合，一種出于思想情緒重鑄重范原則的表現”，“詩必須是詩，征服讀者不在強迫而近于自然皈依。詩可以為‘民主’為‘社會主義’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傳，但是否一首好詩，還在那個作品本身”/15/，“慢慢地把傳統作廣泛吸收，消化，綜合，而又努力將這個傳統拋棄，試用種種方式來在我所接觸的人生，作種種塑造重現試驗”/16/，“三十年來理論已夠多了，少的是肯用三十年功夫來實驗的詩人。…··德要一群膽大。心細、熱忱、勇敢的少壯，從更廣泛一些工作態度上來試驗來探索。企圖把作品由平易和現實政治作更緊密的結合也好，這原是個異常莊嚴的課題。希望用作品由個人對于自然與生命的深刻觀照帶來一陣新鮮空氣也好，這更是個值得鼓勵的探險”/17/，等等。可以看出，沈從文孜孜以求的是在更高層次上的思想家與詩人（小說家）的統一，抽象與具象的統一，同時又提倡在多元·253·吸收的基礎上進行個性化的多樣探討與實驗。而且在他的周圍，已經集聚了一批頗具實力的“少壯”。沈從文在一封通信中，就點出了詩人穆巴。鄭敏、袁可嘉、李瑛，批評家少若，翻譯家盛澄華等人的名字，說他（她）們是以“活潑青春的心和手，寫出老腔老氣的文章”。/18/在與前述記者談話中，他也是不斷地提到他的那些“小朋友”，最推崇的就是小說家汪曾棋。/19/據袁可嘉在80年代末回憶，此外還有詩人杜運熨、柯原，小說家劉北匯，翻譯家王佐良、金限，文學研究界的吳小如、蕭望卿、呂德中等人。/20/這是一群嚴肅的思想與藝術的探索者。他（她）們或提倡“現實、象征、玄學的綜合”的現代詩學（袁可嘉、穆巳、杜運熨等）/21/，或視短篇小說為“一種思索方式，一種情感形態，是人類智慧的一種模樣”（汪曾棋嚴，都顯然受到沈從文的影響，卻又有自己的獨立創造。他（她）們更注重創作實踐，并有可觀的實績。即以1948年而言，這一年出版的穆巴的詩集《旗》（2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盛澄華的論文集《紀德研究》（12月，上海森林出版社），先后發表的汪曾棋的小說《雞鴨名家》（載《文藝春秋》6卷3期，3月）、《異秉》（載《文學雜志》2卷10期，3月），袁可嘉的詩論《新詩戲劇化》（載《詩創造》12期，6月）。《詩與民主》（載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10月30日）等，不僅是這一時期，而且是整個現代文學的重要收獲。可以毫不夸大地說，40年代末，一個以沈從文為中心的，以“探索。實驗”為追求的北方青年作家群體，正在形成中。他們與沈從文的同輩人，如朱自清。馮至、廢名。朱光潛。李廣田諸先生一起，在戰爭的廢墟上，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高壓。經濟混亂之中，堅護著文學藝術的陣地，以誠實的勞動，顯示著堅韌的民族文化精神。但在那個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他（她）們對文學藝術的忠貞卻很容易被看作是對革命政治的一種消極抵抗，并且根據“非革命（為人民）即反革命（反人民）”的邏輯而受到批判。一篇題為《1948年小說鳥瞰》的文章，即怒氣沖沖地指責“沈從文所代表的現代主義的幻美傾向”，并且具體點名批評汪曾棋的《雞鴨名家》“發掘了民間特殊技人而加以美化”，以“一種幻美的迷力”，“蒙蔽了人們面對現實的眼睛”；而在本年度《文學雜志》（朱光潛主編）上連載的廢名的《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則被指為“厭世主義和神秘主義”的“代表作”。/23/另一部這一時期很有影響的實驗性小說《圍城》（錢鐘書作），也被視為“一幅有美皆臻、無美不備的春宮圖”遭到猛烈抨擊。/24/這樣，這批作家的“藝術實驗”終未持續下去，甚至前述已有的成果也逐漸被遺忘，消失于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史敘述之外，直到世紀末才被重新發掘。這種文學史上的“中斷（超前）現象”引起了今天的文學史家的興趣，是自然的。把這種現象完全歸之于外部的壓力，固然是簡單、明晰的，但是否也有內部的原因，例如沈從文已經意識到的“與社會需要脫節”這類問題，這也是文學史家們正在研究、思考的，這里不必多說。
對于沈從文個人而言，事情更要復雜一些：他關心文學之外，也還關心著政治。沈從文當然不是政治。中人，他也實在不懂政治，但他卻與中國的傳統文人～樣，喜歡書生議政。如《沈從文傳》的作者金介甫所說，“他把自己看作精神上是19世紀的人，卻想救治20世紀積存下來的病癥。他認為中國40年代的嗜殺成性和物欲主義是現代道德墮落的表現，是世界文明的徹底失敗”，他因此想以“美育（文學藝術）”“代替政治，代替戰爭，凌駕一切”/25/。“從這樣的理想出發，沈從文曾多次撰文對正在進行的國、共兩黨的戰爭，進行猛烈的批評。直到1948年10月，他還在批判“肯定國家長期流血為合理，并信賴一方戰爭勝利是國家之福”的觀點，其矛頭所指自是十分明確。“這樣，盡管沈從文與任何政治集團都無聯系——他從根本上是厭惡政黨政治的，但他卻因堅持反戰觀點而被視為反對“人民革命戰爭”的“第三勢力”的政治思想L的代表，而遭到了更猛烈的反擊。本來這種反擊完全是政治上的，卻因為沈從文是作家，而必然涉及他的文學，以致出現了郭沫若那樣的把文題都弄錯了的“粗心”，連沈從文前述對青年作家的苦心培植，也都被懷疑為要爭奪領導權。這類的“誤解”雖說事出有因，給沈從文心靈的創傷卻是異常深重的。
但殘酷的現實終于使沈從文有了新的“覺悟”，這是他在寫給一位年輕的朋友的信中透露的——大局玄黃未定……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用筆者求其有意義，有作用，傳統寫作方式以及對于社會態度，值得嚴肅認真加以檢討，有所抉擇。對于過去種種，得決心放棄，從新起始來學習。這個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當前需要，未必能把握住一個進步原則來肯定，來完成，來促進。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情緒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20年30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如生命正當青春，彈性大，適應力強，人格觀念又尚未凝定成型，能從新觀點學習用筆，為一進步原則而服務，必更容易促進公平而合理的新社會早日來臨。/27/
人們很容易就聯想起20年前朱自清和他的朋友所面臨的“抉擇”，都是認定時代將發生巨變（朱自清他們認為將由“個人思想自由”的時代轉向“黨統治一切”的時代，與沈從文這里所說的由“思”的時代向“信（仰）”的時代的轉變，也是驚人的一致的）；/28/而且他們都對這種變化并不持反對、抵抗的態度，他們也期待著一個“公平而合理的新社會早日來臨”．只是認定自己不能適應，而必須作出“退守”的選擇。退向何處呢？這里，他只提到了可能要“擱筆”，即“放棄”自己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寫作”，這自然也就意味著讓他如此人迷的“做世界級大作家、中國的托爾斯泰”的文學夢的徹底破滅。——距離本章伊始所寫到的那個難忘的夜晚．僅只有幾個月，這般變化真是無情。世紀末學者們重觀這段一點也不輕松的歷史時，把它稱作沈從文作為一個創造性的作家的“生命的消失”，即所謂“提前死亡”。這“消失”（死亡）卻是“緩慢而又痛苦的”/29/，現在只是開始。人們注意到這一時刻沈從文寫下的兩篇文章：《收拾殘破》與《關于北平特種手工藝展覽會一點意見》，其中談到了歷史學家向達（也是沈從文的湘西老鄉）“為炮火轟炸下歷史文物有所呼吁”，以為這是“國內多數學人（的）共通愿望”。沈從文因此而提出了“文物保衛”，期待通過故宮博物館的改造，特種手工業的扶植，新的文物、美術教育的開拓，“為國家帶來一回真正的‘文藝復興”’。/30/沈文強調：“對傳統有深刻認識和理解的學人專家，本身也大都快老了，要為國家，為人民，為文化，真正作點事，正是時候，再遲恐來不及了。”/31/他是不是同時想到了自己呢？可以肯定的是，沈從文后半生的選擇此時已在醞釀中了，盡管他要最后下定決心“擱筆”也還要再經一番磨難。——晚年的沈從文曾向他的西南聯大的學生提起當年曾一起吟誦過的李義山的詩句：“投巖麝退香”。據說，“麝生性絕愛其香，讓人緊迫追逐時，爪剔出他的香來，還給大地，然后抽身投射高巖結束自己的生命”，沈從文解釋說：“麝退香，大約是進行生命的補償吧。”/32/這顯然是以“讓人緊迫追逐”的麝自許，而“退香”的選擇更會給人以悲壯（悲涼？）感。但他的學生卻要問：“沈從文欠了我們什么了？他給的不是太多了嗎？”……/33/
為國家、民族保留最后一點文物，這樣的想法似乎并不僅屬于沈從文個人。女作家趙清閣在1948年末曾有一次“北行”，見到了許多著名的文化人，據說梁實秋在與她的談話中，最為關注的也是文物的保護與搶救。/34/——更擴大了說，“退守”到文化陣地，正是1948年末，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最后抉擇：他們滿懷著“新時代將帶來文化毀滅”這一海涅式的恐懼與不安，試圖作最后的搶救與堅守。
早在本年6月20日的《紐約時報》的一篇發自中國的專稿中，就已經透露了如下信息：“據與北平各大學有關系的中美人士估計，北平一萬多大學生一年前約有半數傾向共產黨，這個比例到今年暑期已增加到70％。教授中亦很多贊成共產黨。有大部分教授本來稍傾向政府的，現在亦憎惡政府，已準備接受共產主義。”/35/到1948年年底，“準備接受共產主義”更成了大勢所趨。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仍然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大學教授們的去向就更加引人注目。這時，固然仍有人堅持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理想，例如朱光潛先生直到這年10月還在寫文章呼吁國民黨“善意地扶植出”一個包括“所謂社會賢達與自由分子在內”的“第三黨出來”，以挽救危局；/36/但大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已從政治上的自由主義退守到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其實，張東蓀先生早在本年初（2月）出版的《觀察））4卷1期上就已提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今天已是過去”，也即建立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共和國的理想已經破滅，據說現在所要爭取的是“計劃的社會與文化的自由”，而所謂“文化的自由”，即是爭取一個“批評的精神與一個容忍的態度”。/37/同時提出的是“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關系”問題。一些知識分于開始反省自由主義自身的不足，例如“未能伸根于廣大的人民，尤其是廣大的農民中去”，“忽略了多數人的福利”等等，進而探討“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在中國的距離是否可以縮短至最小可能”，論者以法共為例，認為“通向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惟莫斯科一條”，顯然把希望寄托于中國共產黨將采取不同于蘇共模式的更為寬容的政策，以為自由主義的發展留下一定的余地①：這當然只是一個一相情愿的“夢”。另一位很有影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梁漱溟在民盟被查禁以后，即已宣稱：“政治問題的根本在文化”，表示“將致力于文化研究工作，陸續以其思想見解主張貢獻國人。對于時局，在必要時是要說幾句話的，但不采取任何行動”，他后來果真寫了《敬告中國共產黨》一文，“鄭重請求共產黨，你們必須容許一切異己者之存在”，“千萬不要蹈過去國民黨的覆轍”，要重新考慮并糾正對自由主義者的批判。o這請求自然是無用也無力的，但確實反映了自由主義教授們的憂慮，即如張東蘇所說，“恐懼將來的變局會使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完全失掉”。/40/張東蘇還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個人在生活方面雖愿意在計劃社會中做一個合乎計劃的成員，但在思想方面卻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41/這倒是相當真切地說出了一部分教授的內心矛盾：他們既不能不接受“必成為共產黨統治下的公民”的現實，但仍期望保留最后一塊“思想文化自由”的天地。
正是在這樣思想背景下，1948年11月7日，一個冬天的晚上，在沙灘北京大學蔡于民光生紀念堂，召開了座談會，討論“今日文學的方向”。主持者是學生文學團體方向社，與會的多是文藝界的“前輩”，有朱光潛、沈從文。馮至。廢名等著名的自由主義教授（但他們此時的各自立場、態度已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看下文便可知）。會議主席袁可嘉出的題目是從社會學、心理學、美學三方面探討“今日文學方向何在”，討論卻自然集中在文藝（文學家）與政治的關系，特別是提出了如何對待“紅綠燈的指揮”問題，這都關系著每個發言者在即將到來的新中國的選擇（立場，態度，等等），為保留歷史的真實，我們還是作一點直錄——金限：又學是否必需載道呢？目前有人認為文學非載政治的“道”不可。不知道諸位先生意見如何？馮至：又學史上第一流的文章都是載道的文章，如韓退之的文，杜甫的詩。作家對某一種“道”有信仰，即成為他自己的信仰。至于應否強迫別人同“道”是另一個問題。廢名：金瞑所說的是指作家對社會的態度，不指作家自己的“道”。我以為又學家都是指導別人而不受別人的指導。他指導自己問時指導了人家。沒有文學家會來這兒開會，因為他不會受別人指導的。我深感今日的文學家都不能指導社會，甚至不能領導自己。我已經不是又學家，所以我才來開會（全場大笑）。歷史哪有一個文學家是別人告訴他，要這樣寫，那樣寫的？我深知，文學即宣傳，但那只是宣傳自己，而非替他人說話。文學家必有道，但未必為當時社會所承認。一個大文學家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天才，豪杰，圣賢。無天才即不能表現，但有天才未必是豪杰。有些人有天才而屈服于名利酒色，故非豪杰。如是圣賢，則必同時是天才，是豪杰。三者合一乃為超人，不與世人妥協。好的文學家都是反抗現實的。即（使）不明白相抗，社會也不會歡迎他的，如莎士比亞。有那一個天才、豪杰、圣賢不是為社會所蔑視的？
沈從文：駕車者須受警察指揮，他能不顧紅綠燈嗎？
馮至：紅綠燈是好東西，不顧紅綠燈是不對的。
沈從文：如果有人操縱紅綠燈又如何？
馮至：既要在這路上走，就得看紅綠燈。
沈從文：也許有人以為不要紅綠燈走得更好呢？
汪曾棋：這個比喻是不恰當的。因為承認他有操縱紅綠燈的權利，即是承認它是合法的，是對的。那自然得看著紅綠燈走路了。但如果并不如此呢？我希望各位前輩能告訴我們自己的經驗。
沈從文：文學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點批評、修正的權利呢？
廢名：第一次大戰以后，中外都無好作品。文學變了，歐戰以前的文學家確能推動社會，如俄國的小說家們，現在不問了，看見紅綠燈，不讓你走，就不走了。
沈從文：我的意見是文學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響之外，還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單方面的守規矩而已。
廢名：這規矩不是那意思。你要把他釘上十字架，他無法反抗，但也無法使他真正服從。文學家只有心里有無光明的問題，別無其他。
沈從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這即是問題。
廢名：自古以來，圣賢從來沒有這個問題。
沈從文：圣賢到處跑，又是為什么呢？
廢名：文學與此不同。文學是天才的表現，只記錄自己的痛苦，對社會無影響可言。
錢學熙：沈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是很實際的問題。我覺得關鍵在自己。如果覺得自己的方向很對，而與實際有：一突時，還有二條路可以選擇的：一是不顧一切，走向前去，走到被槍斃為止。另一是妥協的路，暫時停筆，將來再說。實際上妥協等于槍斃自己。
沈從文：一方面有紅綠燈的限制，一方面自己還想走路。
錢學熙：剛才我們是假定沖突的情形。事實上是否沖突呢？自己的方向是不是一定對？如認為是對的，那么要犧牲也只好犧牲。但方向是否正確，必須仔細考慮。馮至：這確是應該考慮的。日常生活中無不存
在取決的問題。只有取舍的決定，才能使人感到生
命的意義。一個作家沒有中心思想，是不能成功
的。/42/這里已經談到了：文學（文學家）在“今日”（也即新的時代）可能有的各種選擇，以及每一種選擇可能造成的困境，可能產生的后果。——但以后歷史的現實實現卻遠比這些預測復雜得多，似乎也殘酷得多。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

錢理群 2013-08-20 14: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