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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從神學政治論到政治神學論

　　烏托邦的消極意義和積極方面是同樣 存在的。不要因為我把烏托邦的消極性放 在積極性后面來討論，就以為我的最后結 論就是認為烏托邦是消極的。①

　　　　　　　——保羅·蒂里希

　　１５１７年，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這一事件標志著歐 洲人走上新的精神歷程：從千年神人對立轉向百年神人和解， 近代社會開始了世俗化過程。

　　神人和解以上帝消隱、神性退逝為背景。面對上帝遺留的 形而上遺產——中世紀神正論救贖傳統，近代人文哲學起初 猶豫，繼而拒絕。這一派人堅持人的主體孤立，堅信人的此岸 世界無須神性牽引，只按照世俗理性來安排，當能安排得更為 合理。另有一派人面對中世紀的救贖遺產，似呈不忍之情。他 們試圖掰開教會的死手，激活救贖傳統的道德激情。在一個上 帝已經棄守的世界里，他們試圖以人的神性來接管此岸秩序。 他們不能等待或者不耐等待上帝再度出場，即開始了由人而 神的“圣業”——把彼岸理想拉到此岸世界，把上帝之城與世 俗之城的兩維對立壓縮為一個平面維度，平面鋪展為天國在 人間的歷史實踐。這兩派人的爭吵，從文藝復興延續到啟蒙時 代，終于釀成法國啟蒙運動的公開分裂：前者以伏爾泰為代 表，后者以盧梭為代表。

　　后者的事業是普羅米修斯式的事業，是天國竊火的事業。竊火者為盧梭，播火者為羅信斯庇爾，縱火案則是一個偉業與暴行并舉的重大事件：１７８９至１７９４年法蘭西革命。這一事業的高峰體驗，當為羅伯斯庇爾于１７９４年牧月２０日登上最高主宰開教圣壇，親手點燃無神論模擬象時所產生的那一瞬間快感。

　　上帝遠遁，由人而神。在政治領域內，這一變化首先意味著中世紀的神學政治論必須轉化為近代早期的一個過渡性形式：政治神學論。與此同時，則必須論證人能夠代神立言、替神行圣的正當資格：人的道德能力。這一過渡即由盧梭對神正論原罪說的重大改動而開始。

　　在傳統神正論里，原罪載體是個人；原罪的此岸進程即為 此岸歷史的下行路線，腐敗墜落、不可救藥；因此人必須放棄 此岸，以圖再生，返歸彼岸神性。在盧梭哲學里，原罪仍然存 在，腐敗更為尖銳，歷史還在下行。然而，一個重大的變動是 ——原罪的載體已經從個人移向社會，腐敗墜落，不可救藥者 不是人的內心本源，而是外在社會對人心本源的疏離。因此， 社會的已然狀態必須否定，歷史已然狀態的延續必須打斷，社 會歷史必須向起點倒退，退夠退足，直至零度狀態。這一零度 狀態不是考古學家的實證發現，而是哲學家邏輯意義上的價 值重建。以此為起點，重新出發追尋的就不是彼岸神性天國， 而是此岸應然天國——道德的理想王國。

　　盧梭首先繼承了中世紀救贖傳統，并努力把這一傳統傳 遞給近代社會。正是在這一點上，他與堅持世俗理性的啟蒙運 動發生根本性的分歧。盧梭是一個顛覆性的二傳手。他傳出 的是一個爆炸性的烈球。他的顛覆對象并不是彼岸天國，那一 天國已隨上帝遠去。他要顛覆的對象，是此岸文明結構——從 世俗生活一直到政治王國。他的理論包裝是歷史復古主義的 悲觀色彩，其內里的填料卻是一種可燃可爆的道德理想主義： 重建道德共同體，重建世俗社會、政治結構、文明規范。在這個 意義上說，盧梭理論是一種早產的解構主義，社會政治上的解 構主義。因此，它一旦落地引爆，就不僅僅是一場英美式的政 治革命。它要把政治革命延伸為社會革命，把社會革命延伸為 道德革命，把一次革命引伸為不斷革命、繼續革命、再生性革 命。用羅伯斯庇爾的話來說，那一場革命不僅僅是一場國內戰 爭，而是一場國際戰爭，更兼一場宗教戰爭。

　　這場復合型革命，有兩個邏輯支點：

　　１、個人的內心良知——道德（ｍｏｒａｌｉｔé），這一支點多由 《愛彌兒》提供。

　　２、集體的聚合良知——公共意志（Ｖｏｌｏｎｔéｇéｎéｒａｌｅ），這 一支點多由《社會契約論》提供。

　　這兩個邏輯支點撐起一座橫渡世俗濁流的天橋。人們只 有通過這一天橋，才能進入人間天國——超凡入圣的道德境 界，沒有上帝卻有神性的道德共和國。因此，它的最終指向是 一場觀念戰爭。它不僅發生于人的內心深處——把所有的已 然文明因素逐出內心世界，還要發生于社會之中，發生在道德 選民與道德棄民之間：“光明”與“黑暗”爭戰，“正義”與“邪惡” 爭戰，“美德”與“罪惡”爭戰。

　　于是，神人對立和解之后，出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對抗戰 爭——神人之間的對抗轉移至人與人之間來進行，神性救贖 話語持續延伸為世俗的觀念話語（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ｉｄｅａ）。耐人尋 味的是，也就是在這一國度、這一時刻，一個法國人第一次啟 用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這一法文單詞，以“觀念學”來取代正在解體 的神學解釋符號。更有意味的是，特拉西首創這一說法②，是 引進洛克經驗論體系，與盧梭創立的觀念話語只有對立關系， 沒有支援意義；但是，最終形成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對世俗社會的統治， 并不是洛克——特拉西這一派人，而是他們的對立面盧梭與 羅伯斯庇爾。在此之后，方有另一個法國人拿破侖啟用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ｕｅｓ”這一法文單詞，以埋怨盧梭的后裔——迷戀觀念 型態的知識分子給他造成的無窮麻煩。ｉｄｅｌｏｇｉｅ從此不脛而 走，它起源于法蘭西，泛波于舊大陸，最終流被于大洋兩岸。它 不僅塑造了法蘭西政治文化的內戰性格，也預示了在更為廣 闊的領域內，神人和解之后，人與人之間的政治神學將取代神 與人之間的神學政治。這一取代將意味著馬丁·路德之后，一 個后神學時代的來臨——ｉｄｅｌｏｇｉ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ｙ，即“意識形態”時 代的來臨……。

朱學勤 2013-08-20 15: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