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簡體傳統

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一個‘開始的結束’
    中山這次自海外歸來，可說是‘適得其時’(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國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在南京就職。改元、易服，使用陽歷。中國歷史上三千年的帝王專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族入主，同時結束。中華民國也就正式誕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頭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對這段歷史，我們的執政黨─國共二黨的黨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釋。
    國民黨官方的解釋是根據‘總理遺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樣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全部實現，才叫做成功。如此說來，則‘辛亥革命’只是個流產革命，因為它的果實被袁世凱等軍閥官僚所竊取；被黨內叛徒所斷送，所以國民黨要繼續革命，二次、三次到無數次。不達目的，不能罷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國民黨就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五院政府，應該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誰知這次革命果實，又被共產黨半路竊去，所以國民黨還要繼續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建設中國。不達目的，則革命永遠不能罷休……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更為簡單明了。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只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動的和假冒偽善的。算不得是個革命。因此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所制造出來的‘中華民國’，也只是反動階級所控制的一個‘朝代’。一部‘中華民國史’也只是一部‘斷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的。
    其實從‘黨史’的觀點來解釋‘國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為每個‘政黨’，尤其‘革命政黨’，都有其極其主觀和排他性極強的意蒂牢結。首先肯定了一個意蒂牢結，然后再談歷史，這就不是‘以馬拖車’，而是‘以車拖馬’了。抽象的說，這就叫做‘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歷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搞歷史的人，隨著潮流前進，然后回頭追本窮源去看看，哪兒是青海源頭？哪兒是金沙江、三峽？哪兒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們如果昧于極其客觀發展的歷史事實，而在想像中制造一條隨自己意志發展的歷史，甚至對未發生的歷史發展，也根據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這就叫做‘實行某某主義’；主義實行得了，那是‘客觀’與‘主觀’的‘巧合’。客觀與主觀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觸，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輕者誤民誤國；重者就伏尸億萬，萬劫不復了。古人常說什么‘誤天下蒼生者，乃此人也。’一個大大小小的獨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不難辨認的。
    再回頭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兩大任務：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前者是沒什么可說的。重點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國’呢？簡單的說，就是‘把君權換成民權’。君權是‘中古’的制度；民權是‘現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換成‘現代的制度’，用個抽象的名詞，便叫做‘政治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不是任何國家所獨有，它是世界歷史上的共同現象。而各國又因為歷史和社會等等條件的不同，其政治現代化的程序，亦有長短、緩急、遲早、逆流、順流……之不同。
    具體說來，把‘君權’換成‘民權’，以美國為最早─美國擺脫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國’(Republic)。但是美國建國不是一蹴而幾的。他們‘英語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傳統’(The anglo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體說來英語民族成功地約束王權，蓋始于‘光榮革命’(一六八九)。自光榮革命到美國革命，他們大致掙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個說英語的‘民國’。
    法蘭西民族，從君權完全換成民權，自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確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掙扎了八十余年。
    俄國的情況也大致差不多。蘇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中經列寧、斯大林將近四十年的獨裁專制-遠甚于沙皇的獨裁專制，到最近的政變流產，和戈巴契夫自聯共主席遜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進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歷經軍閥起伏專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戰敗，也掙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點民治的雛型來。
    比諸世界先進的民治國家，老實說，咱們中國人向現代民權政治進展，也不算太壞。我們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們出了一個只做了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統爺也回來搞了幾天。其外蔣毛二公也各做了幾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畢竟不敢搞‘黃袍加身’。最近‘紐約時報’也把鄧公小平封為The Emperor Of China。說句公道話，‘小平您好！’比蔣毛二公畢竟要民主多了，雖然他也搞出‘天安門事件’的一大敗筆。但是我國近代史上，從君權到民權的轉型浪潮，正如今夏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對付這場洪水，君不見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會科學’還是應該多學點才好！
    我們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這時限是民主先進國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們的成績，不算太壞！
    那末，‘辛亥革命’在我們這‘從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轉型期’中，算個什么呢？
    曰，廣義的‘辛亥革命’(一八九○─一九一二)，是我國歷史上從君主到民主這個轉型期的‘開始’。
    狹義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則是這個‘開始的結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請讀者諸位指教。(全文完)──一九九一、九、一，晨九點五十八分于北美新澤西州三權已足.五權不夠精通‘國父思想’、‘孫文主義’的專家們，可能認為筆者所說的‘八字’靈符，太簡單化了。國父還有‘五權’憲法呢，你只提了三權；國父沒有‘三民’主義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你就不談了耶？
    限于篇幅。應另有專篇始能詳答。簡而言之，我們要知道，國父也是遜清遺老，去古未遠。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遺教中最最可取的兩大制度：‘考試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們延續下來。于三權之外，另設‘考試權’和‘監察權’。殊不知這對難兄難弟，都只是‘農業社會’和‘中央集權’前提下的天才發明。可是在工商業發達，現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在一個多重中心的現代化社會里，要‘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就以這超級工業化的美國情況來說吧，凡是沾上要領取執照的職業，幾乎無一不要考(雖然‘考試’這個怪物原是中國人發明的)。且看律師、醫師、建筑師、會計師、社會服務員(Social Worker)、警察、郵務員、飛行師、領航員，甚至嘗酒師(Winetaster)、水喉工、地產經紀、貨車駕駛員、計程車駕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私家車駕駛員……蓋不下百數十種，再加上各大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下及垃圾夫等等……無不有其考試。一個‘考試院’哪考得了那許多？所以中山所特別強調者，只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而參加之考試也。試問今日臺港有志青年，有幾個要做官？他們要在工商界當大老板呢！際栽骸繕隊貿。?
    至于‘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制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臺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于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于事也。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武昌起義’的經緯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的故事，史家所記蓋不下千百萬言。筆者個人在海峽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開沅、謝文孫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書目便有數千種之多，允為‘民國史’中各專題之最。按題翻閱起來，豈一人一輩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情形，亦不妨以三數百言一筆帶過：‘武昌起義’是清末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暴動，而能占領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孫黃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穩腳根，則全國各地便會作連鎖的響應(chain reaction)。從湖南、陜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開始，時未逾月，全國便有十三省宣布獨立，而策動獨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黨，而是各該省內，由立憲(保皇)黨所掌握的民意機關─‘咨議局’。這一來，那些無用的滿族王公應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擯斥的袁世凱來撐持危局，而袁氏則養寇自重─一面‘進剿’，一面又與革命黨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漢三鎮反攻，也只取二城，留個武昌給黎元洪、黃興這一架兩頭馬車去慢慢拖延。
    原來當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軍的‘都督’之后不久，黃興亦趕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舉為革命軍戰時總司令。如此令出兩府，便隱約的引起黃黎、湘鄂兩派的分歧。黃興苦戰經月，終致兩漢皆失，武昌垂危，黃氏終為鄂派孫武(民問誤傳為孫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職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強雖去，全國革命形勢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復(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滬代表復舉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擬組臨時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擁黎者則堅主黎正黃副。相持不下，儼然成為十余年后‘寧漢分立’之前奏。而此時革命軍的旗幟鄂方所用者為共進會的‘十八星.錐角旗’；寧方所用者，則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廣東光復時(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為‘青天白日旗’。一軍三旗，亦見革命黨人錯綜復雜之組織關系也。然斯時民國未建、韃虜猶存；黎黃雙方為自解計，竟分電袁世凱。袁如倒戈反清，當公舉之為民國大總統。斯時歸國途中的孫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國‘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為新出獄的汪精衛所發明)。
    但是在袁氏遵約倒戈之前，總得有一番和談，以終止此南北對峙之局。這樣一來，則南方這個支離破碎，一軍三旗的紛亂場面也得有個整體的規劃，和一個總負責人。黎黃二公既相持不下，則聲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孫文，就呼之欲出了。時局發展至此，袁氏亦覺時機成熟，由前敵將領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聯銜通電(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歲的宣統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還有許多歷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柢，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社’他們搞起來的。‘同盟會’幾幾乎沒有實際參預。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只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一時俱發的群眾通動’(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暴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雖革命群眾人人皆有，然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只有一個團體，為‘眾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大。中國革命如此，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也都是一樣的。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眾所一致篤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個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而同盟會卻正是這樁‘共同意志’的發源地和推動者。它也是化這一意志為革命行動的‘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國為模范’的運作方式、抽象理論，和領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團體，都只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他們造反有余；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貶了林肯一樣，都是二次大戰后，美國繁瑣史學濫觴的結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起來，雖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實行起來，卻有其難易之分。‘驅除韃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號。它擴大了統戰范圍；縮小了打擊目標。把大清帝國的唐德剛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大黑鍋，都讓‘韃虜’大哥，一肩背了過去。把‘韃虜’一下‘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上國，立刻就可‘依復’了。好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么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韃虜’，只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涂，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后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干凈俐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么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范，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Model)。
    ‘同盟會’于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體一致推選出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于副總理。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鄧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每部各有分屬。全會干部三十余人，三權分立，煞有介事。然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復。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要之事，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見田桐‘同盟會成立記’載‘革命文獻’第二輯)事實上，當一九○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如此重大事件，他們顯然連會也沒有開過。于此一糾紛，我們就可看出這個革命司令部內，平時會務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會’進而改組為‘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連‘總理’、‘總裁’二職稱都變成孫、蔣二公專用的‘謚法’，再沒有第二個‘總理’，第二個‘總裁’了。三權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許要問：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澈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階段前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些進步，搞了七八上十個階段，‘革命’就會‘成功’了。用不著做急色鬼。所以當時以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圣政黨、國父完人，以身作則，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渾名)，而期其有成，豈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去八十年了。我們搞‘建立民國’，到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而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調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后是必然要出現的。不信，等著瞧嘛。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再看看國父的‘平均地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地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也。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淺顯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地皮’。倫敦地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國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讀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臺北甚至廈門)。亨利.喬冶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一八九六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意了解的。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到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里面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后來頒布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藍本，只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屬于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只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喬治一套的洋東西，對胡梁等一些土老兒說來就有對牛彈琴之感了。
    其實亨利.喬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樣，都是十九世紀的理論家。喬治第一本談‘土地政策’的書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時資本主義的諸‘大王’，都還潛龍在田，蓄勢未發；只有炒地皮才一馬當先。所以喬治先生以為用‘單稅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他一切社會經濟問題，也都可迎刃而解了。這是他老先生一廂情愿的想法。其實‘經濟起飛’了，哪一項利潤不是Unearned Increment(無勞增值)呢？要‘漲價歸公’，為什么只對地皮客過不去呢？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漲價歸公的辦法，直到今天的臺灣也實行不了的緣故。現在我們在紐約的‘小臺北’法拉盛，一度有華裔‘地產經紀’三百家，這兩年來地皮跌價，據說都紛紛改行了-這就叫做‘市場經濟’‘自動調節’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卻是個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為時未及半年，便發生了十月十日(陰歷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義’，從狹義的觀點立論，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謂‘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國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而發動的革命運動之最后一次的‘起義’。通過這次起義，則‘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兩大目標，便完全達到了。─因此吾人如認為‘中國現代化運動’是有其‘階段性’的，則‘辛亥革命’應是第一階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階段。不過其后還有三五個乃至七八個‘階段’，有待突破罷了。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可以‘畢其功于一役’─國共兩黨的理論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就難怪孫中山先生要慨嘆‘革命尚未成功’了。共產黨理論家則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產黨人所認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讓我再看看這‘武昌起義’是怎樣搞起來的。
    長話短說。直接推動‘武昌起義’的，有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另一個團體‘日知會’則作用不大。它只是個被革命人士用為盾牌的圣公會讀書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進會’于一九○七年成立于東京。原動議人為同盟會內黃興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務’劉揆一。揆一為什么于同盟會之外，再組織個共進會呢？其原因是同盟會鬧分裂。光復會退盟；孫中山與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組同盟會‘總部’，因此原同盟會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隸屬于老同盟會。劉揆一是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組一個與同盟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以為彌縫。
    據共進會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進’者‘有進無退’也。所以它也是許多小革命團體的‘共同’組織。宗旨與同盟會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至于會旗，他們就不用孫中山堅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錐角交錯’的十八星旗。中國那時有‘十八行石，每省一顆星，顯然亦以美國‘星條旗’為模范也。新會既立，一時頗得人心。各省英雄紛紛加入，如川人張百祥(百祥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埋)、熊克武、喻培倫，鄂人居正、孫武，湘人焦達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時之眩東京之會既立，旋即移師武漢，儼然是長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雖然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并無直接關系，然‘共進會亦戴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別門戶，獨成系統也。’(見蔡濟民、吳醒亞合著‘辛玄武漢首義實錄’)如果此言可信，則本篇前引美國史家瑪麗.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文學社’，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原名‘振武學社’。蓋清末行新政，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鄂軍’最有成績。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內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張之洞則較開明，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展新政、新軍。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克制，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運動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這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黨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文學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員遍布鄂軍諸標(即現今之‘團’)及工程營、輜重營、炮兵隊等單位。所以他們一旦搞起‘起義’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烏合之眾’對抗‘正規軍’；在湖北他們要‘起義’，那就是‘正規軍叛變’了。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文學社’里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將(這和同盟會內有將無兵的情況，恰相反)。‘文學社’的百任社長蔣翊武(湖南灃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標三營里的一個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長)。其他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面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將之苦─后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驟起，清廷要調鄂軍入川彈壓，而眾兵丁不愿離鄂。‘文學社’與‘共進社’乃暗通聲氣，終于聯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從‘企臺’到‘總統’
    中山先生此時雖病急亂求醫，四處籌款，但所得則極其有限。東西帝國主義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當時在美洲華僑界的最大靠山厥為‘洪門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據中山先生于一九一○年(宣統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陽歷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趙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義之失敗，實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頓致公堂担任五千，所寄不過一千九百余元。紐約致公堂許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近代史書如鄧澤如所著‘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中所羅列的十萬八萬之數，都是‘認捐’的數目，或事后夸大之詞，不是實際的收入。這實在不是‘致公堂’諸公慳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個無底洞，鈔票是填不滿的。加以當年華僑社區之中，既無‘王安’，亦無‘包玉剛’。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國‘排華法’欺壓之下，做點洗衣店、餐館的苦力勞動；終年所得，勉卻饑寒。在一身難保之下，支持革命，已盡其所能了。過分捐獻，大多力不從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土死難之后，他實在已羅掘俱窮，甚至自身也衣食難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山時年四十六，正值壯年。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在北美‘致公總堂’支持之下，組織個‘籌餉局’，到處巡回講演革命，籌募軍餉。但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復)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臺’(粵語茶房)。他原先對‘武昌暴動’的消息，并未有太強烈的反應。因為同樣的起義他已領導過十次了，何況這次的發動者和他并無直接關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是要他立刻束裝回國。因為革命情勢發展迅速，‘中華民國’可能即將成立；一旦成立了，則首任‘大總統’，實非君莫屬也。─果然，兩個多月以后，企臺老孫就真的做起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了。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黃花岡’
    孫中山先生實在是十分偉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時代是個最前進的思想家。搞歷史的人一百年后回頭看，孫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層領袖中，近百年來極少有、甚至是唯一的‘現代人’。毛澤東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這三個字不是我們寫歷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邊人江青夫人對他的評語。君不見毛主席故宮的偉人書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書？君不聞，毛主席自夸把‘資治通鑒’讀了六遍。毛主席一輩子只會做酸溜溜的舊詩詞，而一句‘新’詩也不會寫；毛公也一輩子未穿過西裝，據說也未刷過牙。他這土老兒居然也找到了一個當明星的老婆，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中山先生是個現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時的思想，是‘新’得過了頭，也可說是‘躐等’吧。其實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夠領導一個‘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為著「驅除韃虜’，同盟會一成立，他們就想到要聯合會黨，搞武裝暴動。在辛亥之前，孫中山所親身領導的所謂‘十大起義’，有八次都是同盟會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內發動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內就‘起義’了四次。計有‘潮州起義’(五月)、‘惠州起義’(六月)、‘欽州起義’(九月)和‘鎮南關起義’(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復會徐錫麟的‘安慶起義’)。一九○八年則有‘欽、廉起義’(三月)，云南‘河口起義’(四月)；一九一○年則有‘廣州起義’(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前則有最慘烈的黃花岡’(一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廣州起義’(四月二十七日，陰歷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會諸公為什么要不斷地搞這些準備并不充分的小起義呢？而這些小起義為什么沒一個能維持若干時日的呢？這就因為孫黃諸公都堅信滿人政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末日。墻倒眾人推，只要他們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國南部沿海占領一兩個城市，全國各地就會一致響應；然后群策群力就會把大清皇帝拉下馬。──他們這一構想，并沒有錯。辛亥武昌起義之后，各省響應之熱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黨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義，竟然沒一次能占領一個城池至一兩個星期之上的，所以連鎖反應就無從發生了。
    再者，孫黃二公都是運動秘密會黨起家的，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會黨的戰斗能力了。其實會黨只是些烏合之眾，而革命黨領袖如孫黃等人，籌了些極其有限的‘軍餉’，買了些陳舊槍炮，便驅策這些烏合之眾上前線、作戰賣命。而孫黃兩人又都是文人。孫逸仙個學貫中西的洋翰林；黃克強則是個‘文似東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沒有臨陣經驗。那些桀驁不馴的會黨分子，也不一定聽他們的指揮。率領他們去‘起義’，正如古人所說，‘驅市人為戰’。對方的清軍雖說不上是什么勁旅，但至少是職業性的正規軍。兩相砍殺，則勝敗之數，就毋待蓍龜了。所以同盟會諸子，在羅掘俱窮，運動會黨，發動七次起義，都一無斬獲的沮喪心情之下，最后不顧一切，干脆舍棄會黨，就自己赤膊上陣了。
    最先丟掉筆桿，拿起手槍炸彈，去和滿族王公拚命的高級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稱的才子汪精衛了。汪精衛其時年方二十七，由于‘民報’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滿天下，連北京的深宮內院繼慈禧、光緒(一九○八年死亡)執政的后妃，亦無人不如、無人不曉。
    汪原在南洋一帶隨孫黃二公辦雜務，然自覺同盟會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非自己舍身作烈士別無他策，乃留下血書不辭而別，由傾慕他的女友陳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為陳璧君自報，實數猶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倫、黃復生等數人輾轉潛入北京，詐開‘守真照相館’，謀剌攝政王載灃。小才子怎能作職業剌客呢？事機不密，汪黃二人就被破獲逮捕了。
    北京捕獲的革命黨刺客，竟然是文名滿天下的汪精衛。消息傳出，一城皆驚！汪黃大獄竟由肅親王善耆親自主審，而善耆竟是個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儀表供詞和豐采所懾服。當他把汪黃兩犯‘隔離審訊’時，二人皆堅稱是‘個人謀反，累及無辜朋友’，叩請庭上將本犯千刀萬剮而將無辜者釋放。據說善耆聞供大為感動，竟放下朱筆，再三嘆息，口稱‘義士、義士’不絕。就這樣他才說服攝政王載灃，把這兩個罪至凌遲處死、九族同誅的‘大逆犯’，輕判為‘永遠監禁’的。
    作者落筆至此，倒覺得載灃、善耆這些‘韃虜’貴族，顢頇誤國，固罪無可逭，然較諸后來國共兩黨，誅鋤異己，殘害無辜者之兇狠毒辣，實有足多者。治史者紀錄善惡，可不慎哉？！
    汪精衛那時年輕沖動，激于義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國同情，把排滿革命，帶向另一高潮。其實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當時革命黨人，痛恨清室誤國，沮喪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無名烈士，其死難之慘烈，更足銘人肺腑。即以喻培倫烈士而言，喻君原為三位刺客中的漏網之魚，原可不死，但是最后還是自求一死，做了黃花岡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又有誰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倫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最后叢葬于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實數是八十六人)，他們當時是人人自求一死的。這群烈士都是當時中華民族中熱血沸騰的青年，他們眼見國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間，而人民愚昧、清吏顢頇。他們原想藉華僑之錢，憑會黨之勇，以推翻滿清惡政。可是起義十余次之后，才知藉華僑之錢匪易，憑會黨之勇尤難。絕望之余，乃決心以一己血肉之軀，作孤注之一擲。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難前的孤憤心情。
    他們死得太慘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會’的骨干，他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將相之材，卻被當作沖鋒陷陣的小卒犧牲了。一旦集體犧牲，則同盟會之菁英斲喪殆盡；但是他們之死，也挖掘了我們民族的良心。─全國暴動已蓄勢待發，清廷惡政也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孫文的革命外交舉隅
    當國內革命運動鬧得如火如荼之時，孫中山先生在做些什么呢？香港那時不許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禮貌的擋駕。中山活動的地區，只限于南洋。后來南洋荷屬、法屬、英屬諸殖民地，為著向清廷討價，對他亦不表歡迎，弄得中山無處存身。以致在民國前二、三年間(一九一○—一九一一)他連繞地球二匝。全部時間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尋覓有錢有勢之歐美人士，同時也想加強他在美加一帶同盟會的基層組織，為計畫中的‘起義’而籌餉。
    中山對歐美當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國。他在一九○五年夏應中國留歐學生之請，路過巴黎時，被湯薌銘等所竊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國當局把他介紹給安南總督的信件。法國駐安南的殖民地官員，當時窺伺中國之不暇，何厚于孫文？顯然的這些帝國主義者是想利用孫文的；而孫文饑不擇食也想利用他們。
    后來同盟會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專程經過西貢，趕往馬賽、巴黎。舟過吳淞口，并與專程來訪的法國在華駐屯軍參謀長作最機密的往還(簡直是一種‘令符將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專精英語人員，偕同法國軍官，前后凡三人，前往與法國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三省，作實地調查。法人此舉用意何在，就發人深思了。后來秘件泄露，清廷據以抗議。法國駐華公使亦為之吃驚，乃行文巴黎問詢。法政府居然要其駐華公使，不必管閑事。中國政府亦無如之何(有關此事件的中國資料散見政府檔案及私人雜著，包括‘國父年譜’；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難查證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環球之行’時，亦自新加坡逕赴馬賽轉巴黎，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據說是‘竭力運動一法國資本家，借款千萬’。其主要牽線人則為前任法國安南總督。據說是‘將有成議；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閣遽改組……此人(資本家)遲款。因其非得政府之許可，斷不肯在國外投鉅資，事遂不諧。’(‘國父年譜’卷上，頁二六五；亦載中山于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發自倫敦的‘將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載‘國父全書’頁四一九。)據吾友吳相湘、蔣永敬諸先生之考據，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總數尚不及五十萬。何來此法國千萬富商？所以此一‘資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國政府自己；而法國政府投此‘巨資’，意欲何為？而中山要吸引法國投此巨資，‘條件’又為何？均史無明文。蓋同盟會當年與西方諸帝國主義所辦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獨任之。黃興、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語，亦不諳西情，均不知仔細也。
    科州盧家的故事
    筆者寫出上段孫中山先生的軼事，朋友們驟讀之下，可能認為是稗官野史。其實這故事的真實性相當高。因為把這份電報丟到中山餐盤內的那位‘企臺’，和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君，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都還健在美國。盧君的長子盧琪新君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與筆者老友，名記者龔選舞君曾長期同事并為好友。盧的次子盧琪沃君，曾任‘青年歸主教會’的牧師，也是交游廣闊之士。他們盧家與孫公為世交好友和同鄉同志，可能還是至戚。中山先生當年在他們餐館中幫忙作企臺，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勞工并不神圣的中國社會，如傳說孫總統曾在美國當茶房，恐怕會引起國內守舊分子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孫公諱言之。盧家父子為親者諱，除向至親好友，作為革命掌故，笑談之外，亦未多為外人道。
    筆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寫出中山先生當年這段小軼事，正是要宣揚一代圣賢的偉大之處。不才在美求學期間亦嘗打工有年。今日臺港大陸在美的清寒留學生，有幾個沒打過工？─在美打工，何損于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孫公的打工正可說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后世子孫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離開科州回國，便道訪華府、倫敦、巴黎，想舉點外債，以度艱難，卻分文無著。可是中山是當時革命黨人中，唯一是以結交異國賢豪，華僑巨富的最高領袖。一旦自海外歸來，中外各報皆盛傳他攜有巨款回國來主持革命。當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漢民抵上海時，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問。中山答曰：‘我沒有一文錢。帶回來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們后輩打工仔固知我們靠打工維生的前輩，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