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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H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22X(2000)05-0001-07
　　1.緣起
　　1992年我在廣州的一個語言學研討會上提出了語言學研究的“不完備原理”、“不相容原理”和“不確定原理”；同時提出的還有我認為是體現語言的存在和運用對立統一規律的三種表現：“結構邊界律”、“轉換守恒律”和“經濟示差律”。（見《語言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現代外語》1992＜4＞,1993）后來，這些觀點曾在《新華文摘》摘登；《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語》、《現代外語》、《外語學刊》等刊物曾有一些文章談到這些文章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對這些原理的運用或討論相關的問題。在此后的這些年里，我在研究中又有一些新體會，覺得作為語言學研究的策略性技巧，可注意三個“取向”，即：相對性取向、變革性取向和一般性取向。作為策略性的技巧，這些取向雖不是強制性的，但卻有其可取性。
　　2.背景性的說明
　　對語言學研究的基本要求，人們普遍認同喬姆斯基的三個“充分”：充分的觀察、充分的描寫、充分的解釋。這三方面是相互關聯的，不同領域、不同階段的研究可能有不同的側重；而且，解釋必定建基于觀察和描寫之上。但目前的總趨勢是人們越來越重視語言學研究的解釋功能，期待研究能更深刻地揭示語言運用的規律和機制，逐步解開語言運用及其有關的各種“哥德巴赫猜想”之謎。生成語言學、功能語言學都在力圖描繪出語言系統的宏大圖景及這一系統背后的深層機理；語用學中的“合作原則”、“關聯原則”企圖說明人們是怎樣理解話語中明里暗里所傳遞的信息的；就是語法研究也不僅僅滿足于語法規則的闡述，試看夸克等四位學者于1972年出版的《當代英語語法》和1985年出版的《英語語法大全》，后者越出越厚，里面不但有對語言現象很有新意的、見解獨到的歸納和描寫，而且幾乎對所有的語法現象都有新穎的、頗具說服力的解釋。現代語言學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學術積累，已經成為一個理論形態豐富的學科。
　　語言學對語言現象的解釋也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入的過程。以功能學派來說，就經歷了結構功能主義、語用功能主義，現在語言學家更注意到認知功能主義。
　　起初，對語言現象的解釋是從語言結構的內部找原因，就語言解釋語言，認為功能的發揮是結構穩定的條件和變化的前提。例如，語感告訴我們：“新的公共汽車”可接受，“[*]公共新的汽車”卻不可接受。結構功能主義的解釋是：如果一個中心詞有兩個定語，一個帶“的”，一個不帶“的”，帶“的”的應在前。為什么？帶“的”的定語加中心詞是組合成分，成為偏正詞組，帶“的”的部分作為定語，起一種非固定說明性或修飾性的作用，有一定的臨時性，有比較自由的搭配，可同中心詞分離；不帶“的”的定語加中心詞是粘著成分，成為一個相對固定的稱謂性表達，像一個“合成詞”，如“公共汽車”≠“公共的汽車”，因此一般說來二者不宜分隔。這就從結構功能上解釋了為什么“[*]公共新的汽車”不能接受。同理，描寫“一張圓的桌子是新的／一張新的桌子是圓的”，可以說“新的圓桌子”、“新的圓的桌子”、“圓的新桌子”、“圓的新的桌子”，卻不可以說“[*]新圓的桌子／[*]圓新的桌子”。可接受的幾種說法當然有不同的意圖；但光從什么說法是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來說，上面的解釋從結構的組裝上把道理說通了。
　　有些現象，光從結構的組裝上不好解釋，于是語言學家想到語言運用的環境對語言表達的影響，這就是語用功能主義的基本思路。例如可對如下句子作出如下的可接受性判斷：(1)The car is in front of a house/[*] A car is in front of the house;(2)There is a car in front of the house/[*]There is the car in front of a house。語言學家認為語言環境包括語言運用者的認識與態度都會對語言運用造成影響，提出了諸如“指別性”(referentiality)、“認定性”(identifiability)、“話題性”(topicality)、“焦點性”(focality)之類的語用范疇。可指別和可認定的事物通常是已知的，應作敘述的鋪墊和基礎，形成“指別領前”(referentialityprecedence)原則。可指別、可認定的事物就成為語句發端的“話題”、出發點，應放句首；未可指別的、未可認定的事物一般是未知的，有較大的信息價值，就成了語句敘述的“焦點”，應放句末。這就解釋了(1)兩句正誤的判斷。但是，如果客觀事實的確是一輛未能認定的車(a car)停放在房子前，就可以用“強勢主位”(enhanced theme)把它“引導”出來；“強勢主位”引導受話人注意一個新信息，這就造成了“[*]there is the car…”之類的句子反而不可接受了。用語用因素解釋語言現象，這是語用功能主義力圖做到的。像上述英語句的正誤判斷，是大家熟悉的，就不細說了。值得注意的是漢語句子安排也有大致如此的傾向性：(1)那個人躺在樹下／[*]一個人躺在樹下；(2)有（一個）人躺在樹下／[*]有那個人躺在樹下。再比較：“他一個人躺在樹下”；“一個人”是狀語，定指的“他”才是主語，這時句子的可接受性馬上得到了改善。這啟發了語言學家：不同語言的這種對應不會是偶然的，它可能反映了人類認識事物的一些共同的特點。這就是認知語言學的出發點。認知語言學認為，人類運用語言的能力是人類認知能力的一部分，因而試圖以一般的認知規律、認知心理傾向性來解釋語言運用中的現象和特點。其實，上面談到的語用功能主義對英漢“存在句”的解釋，已經涉及到人類的認知心理如從已知到未知，從而帶出從舊信息到新信息、從敘述的出發點到敘述的焦點等。既然人類運用語言的能力是認知能力的一部分，那么，認知事物的一般規律、認知事物的心理特征也應基本體現在語言運用上；換句話說，句法結構的特點和語言運用的其它基本狀態，從總體來說應是同一般認知方式對應的。例如，有的語言學家試圖以四條認知的基本原則：順序原則、包容原則、相鄰原則、數量原則來解釋“在”字句、“給”字句。這些原則其實都是常識性、公理性的，如其中的相鄰原則指出：相鄰的事物易于組成一個同一的單位，這是常識范圍內可以認定的傾向性，是人類世世代代積淀下來的認知經驗，也是個人自小以來體驗到的。正是這樣的世代遺傳下來并經個人經驗驗證且強化了的認知框架，會在認知事物時反復起作用，當然這也影響到語言運用上來。例如，“給”字句有兩種相類似的表達：(1)“他寫了一封信給我”；(2)“他寫給我一封信”，二者有沒有區別？語感告訴我們，(1)可表示信不一定是給我的，(2)表示信是給我的，試分別加上(3)“讓我轉交給你”來驗證：(1)+(3)說得通，(2)+(3)卻說不通。為什么？試用相鄰原則分析：(1)的句式是“SVO給X”，(2)的句式是“SV給XO”。前者“寫(V)”同“給”的動作是分離的，表示不組成一個動作整體，“寫”同“給”是兩個分離的過程，這蘊涵著“寫”信的收受者同“給”的收受者可以是分離的。后者“寫”“給”兩動作是相鄰的，可以組成一個動作的整體，二者是一個統一的過程，“寫”就是為了“給”；既然“寫”的收受者同“給”的收受者統一在一個同一的過程中，就沒有理由把寫給“我”的信給了“你”。相仿的例子還有：“我曾送一件毛衣給她，她沒有收”，但“[*]我曾送給她一件毛衣，她沒有收”。
　　認知功能主義賴以對語言作出解釋的原則，通常都是人們已經熟悉了的、同日常經驗相聯系的認知范疇，因而容易為人們所認同。這些范疇是在人們認識事物中已反復起過作用的，在各種各樣的認知活動中反復出現過的，具有較強的涵蓋面和概括性，因而對語言現象的解釋力比較強，解釋面也比較寬。因此，認知功能主義的研究值得我們認真關注。
　　結構功能主義—語用功能主義—認知功能主義，并不是一種不可逆的線性發展。在對語言的觀察、描寫、解釋過程中，結構分析、語用因素、認知規律都是可供利用的手段。結構分析專注于語言自身，語用因素注意到語言同其運用環境的相互作用，認知規律更注意到語言運用主體的認知狀態對語言的影響。我們主張這三者都不要偏廢。但認知原則作為解釋的手段似乎更有其可取之處。
　　觀察、描寫、解釋三者在語言學研究中也是不可偏廢的。觀察、描寫似乎應較多注意相對性取向和變革性取向，以有利于剖析語言材料，深入觀察；解釋時似宜更多注意一般性的取向，使解釋面、解釋力更為理想。
　　3.相對性取向
　　語言研究的相對性取向指在研究中并不追求對無條件的“絕對”的語言現象的觀察和描寫，因為絕對的東西是無法觀察、無法認識的。研究對象只有在相對于其它事物的變化發展過程中，才有可能在比較中認識。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它總是在與他事物的聯系之中。脫離了與之相聯系的環境，事物就難以認識了。坐過飛機的人都有這樣的經驗：看著窗外沒有一絲白云的藍澄澄一片，就無法感覺自己乘坐的飛機在飛行；如果在藍澄澄的一片中有幾朵白云，看著白云后退，就感覺到飛機在飛行了。這就是說，對飛機“飛”還是“停”的認識，是通過相對于它的環境來分析、認定的。
　　語言學研究也有這種相對性。什么叫“主語”？如果不是相對于句子的其它部分例如“謂語”，主語就無法認識。語言系統同許許多多其它系統一樣，是非自足系統；語言系統內的各子系統、分系統也都是非自足系統，語言系統及其子系統、分系統的運作都要分別同作為自己的環境的語言系統外的其它系統或語言系統內的其它子系統、分系統交換能量、交換信息。試看語言系統中的語義子系統、語法子系統、詞匯子系統和語音子系統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附圖
　　語音可以歸結為音位，而有些音位上的問題要在詞義的區分上來觀察；對詞的分析，有時要放到句法層面上來；同樣，對句法的研究，常常離不開語義問題，例如歧義問題就是一例。這就是說，對語言某一層面的現象進行研究，常要相對于其它某一現象來考察。從系統論來說，相對于的現象叫環境，在語言學研究中也叫參量。語言表達作為語言系統物化的外在形式，是同其環境（參量）相依存的。一個語言現象的值不但取決于它自身，也取決于與之相依存的環境，或者說，取決于二者的相互作用。一個單個的絕對靜止而不同其它環境發生聯系的語言單位，不是語言學研究中觀察、描寫、解釋的主要目標、最終目標。
　　以語音為例，在語流中的音素往往是模糊的、過渡的，不但不同的人其發音的絕對值會不一樣，就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語音環境中發同一個音素其實也會有所不同。人們接受話語的語音，并不是接受一個個音的絕對值，而是相對于其它音而發生了音變的語音流。有經驗的語音教師對學生的訓練并不著眼于斤斤計較單個音素刻板音值的追求，而會將主要精力放在這個音同其它音的相互過渡的把握。教學是這樣，研究也是這樣。
　　被研究的語言現象是相對于其環境而存在的，既然是“相對于”，那也蘊涵著被研究的現象同其環境是可以分開來觀察的。事物是普遍聯系的，相對性卻要求我們注意區分被研究現象及其相對于的環境；在這個意義上說，語言學研究的相對性取向也要求我們注意研究對象發生變化時所相對于的環境。例如，對英語爆破音的研究，我們知道，它在語流中既會爆破，也會不完全爆破，甚至失去爆破。這是描寫爆破音時不可或缺的特性。要將這些特性描寫充分，離不開說明出現爆破、不完全爆破、失去爆破的環境。可以說，沒有這些環境，不完全爆破和失去爆破就不存在；這些環境說不清楚，爆破音的這些特性也說不清楚。從這個意義上說，是這些環境造就了爆破音的這些特性。研究爆破音要研究這個音的自身，更重要的還要研究這些語音環境以及這些環境如何使得爆破音“失去”了爆破。
　　造成爆破音不完全爆破或失去爆破的語音環境也可以看成是“域”。語言學研究要揭示某一現象，要作出定義、概念、原則、范疇，都要規定各自出現或起作用的范圍，亦即規定各自的“域”。“主語”要通過相對于它的“謂語”來認識確定；相對于其它現象，也許就不一定叫主語了。因此，“主語”是相對的，要限定在“（主語＋）謂語”這個“域”內。一個成分在相對于一定的“域”內確定下來，它又是“絕對”的。在這個域內是“主語”，我們就不好同時稱它為別的什么。語言學研究就是在相對與“絕對”的統一中不斷謀求新的認識。
　　4.變革性取向
　　相對性取向要求對語言現象進行不是靜止的考察。但是語言現象不是小鳥，一寫在稿紙上就凝固了。怎樣使它“動”起來？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對要研究的語言現象進行“變革”，讓這一現象改變一下像鐵板一塊那樣的整體性現狀，這就是變革性取向的用意所在。
　　怎樣變革？讓我們先看一看自然科學家是怎樣進行研究的。自然科學的研究很重視實驗，這些實驗就是要變革所研究的對象，例如生物學的動植物解剖；高能物理用高能加速器撞擊粒子使它發生裂變；化學實驗促使各種化學藥品發生化學反應；數學家通過分解、歸納、轉換等來推導、證明新公式等都是。這樣說來，研究中的變革性取向對我們并不陌生，我們在中學時學物理、化學、生物時就已接觸到了。科學研究，就是創造條件讓被研究的對象發生特定的轉化，從而釋放出特定信息，以有利于捕捉這些信息和研究這些信息。
　　對著一個音、一個詞、一個句子、一個語篇作整體的觀察，無論怎樣細致，都難以很深入，所得總是有限的，正如面對一塊鐵，憑肉眼去觀察，所得總是有限一樣。如果我們做一些實驗，情況就會大大改觀。將鐵塊放在重壓之下，鐵塊變扁平了，我們就知道鐵金屬有延展性；將鐵加熱，甚至燒熔，對鐵的性質又會增加一些認識；還可以通電、通磁……。變革的手段越多、越適合被變革的對象的特點、越適合于研究的目的，觀察的所得就會越多，越接近被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所以，觀察的全面、深入，首先有賴于變革手段的豐富發展。
　　有些語言現象的變革離不開一定的儀器。有報告說，據聽音儀的分析，漢語的“星”字的發音ｘｉｎｇ，經歷了ｑｉｎｇ（輕）—ｊｉｎｇ（京）—ｄｉｎｇ（丁）ｄｅｎｇ（登）這些音的過渡的系列過程。這增加了我們對漢語的發音及聲母、韻母音質的認識。但如果沒有個聽音儀的幫助，光憑口耳之學是無法作出這樣的分析的。所以，儀器裝置在實現語言被研究對象的變革的作用不應忽視。但限于條件，本文不涉及。我們在這里只簡單談一談三種常用的方法：切分、轉換、添減。
　　“切分”是我們變革被研究的語言現象的整體外觀常用的方法，即將一個完整的句子、一個完整的單詞、一個音節完整的發音等“切”開，使我們有可能進行微觀觀察，就像將一條魚、一只蛙解剖一樣。例如語法分析就是我們極為熟悉的一種切分。語法學家將一個句子切分為主、謂、賓、補（表）、定、狀，從而看到句子里的成分有主有從、有支配與被支配、有說明與被說明、有必要和非必要等多種地位、屬性、關系，這是我們認識一個句子結構的重要方法。在長期的語言研究實踐中，針對不同的目的，根據語言的不同平面和被研究對象的不同情況，各學派先后提出過其它一些切分的方法，如直接成分分析法、主—述位實義切分法等。生成語言學的樹形圖本來是用以表示句子的生成和轉換的，不妨也可以用作切分，例如夸克等的幾本語法著作，就采用過樹形圖來切分句子。語音、語義、篇章等平面、學科的研究也有各自的切分手段和方法。
　　切分是在復雜混沌的整體中分出一個個的相對獨立的個體。不言而喻，切分一定要在恰當的地方下“刀”。這好比庖丁解牛，要切在“彼節者有間”之處。“節者有間”之處，就是“接口”，是一個系統與另一個系統相交接處。切分就是使系統之間的聯系中斷。在一個整體中，各部分（各子系統、分系統）有著普遍聯系，但各種聯系又不是等量齊觀的。有本質非本質聯系之分，有主次之別，還可能區分出相對穩定的或暫時的聯系，等等。切分實際上是對這些聯系區別對待。例如，上文提到過去將一個句子切分為主、謂、賓、補（表）、定、狀，但是后來發現，定語不是句子層次的成分，而是短語層次的成分。換句話說，在一個句子系統里，定語不是這個系統的直接子系統，它不作為句子系統的一個直接子系統同其它直接子系統建立穩定的本質的聯系。因此，現在許多語法著作在對句子進行句子成分的切分時已不包括定語了。
　　“轉換”也是變革語言材料常用的手段。轉換，是通過對有關成分進行位置上的變換，發現其變換下的不變性的規律，從而揭示研究對象性質的方法。例如：
　　a.在房間里掛畫—→把畫掛在房間里
　　 在黑板上寫字—→把字寫在黑板上
　　b.在鍋里撈餃子≠把餃子撈在鍋里
　　c.在墻上起釘子—→[*]把釘子起在墻上
　　 在食堂里吃餃子—→[*]把餃子吃在食堂里
　　根據是否處于變換下的不變性，這些表層句式一樣的五個句子（左邊），至少初步可以分成a、b、c三組。這就發現了一些同構同質、同構異質的現象，為尋求語言現象的解釋提供觀察的基礎。在轉換過程中，如果我們可以認為按一定標準轉換前后表達式是同一的，我們就叫轉換前后是“對稱的”。轉換實際上是利用“對稱性就是變換下不變”這一原理，通過對轉換后的對稱性的觀察，來發現各種同構異質或異構同質的現象，從而為觀察語言現象的深層提供一種切入口。
　　轉換前后是否對稱，常會因轉換的條件而異。因此，對轉換條件的研究也成為揭示語言內部機制的一種途徑。轉換生成語言學較早期的理論曾經提出了好些對轉換的“限制”(constraint)，說明轉換必須不違反這些“限制”，否則轉換后就得出錯句，或者說轉換前后不對稱，例如轉換不能越過一個NP，轉換有所謂“并列結構轉換限制”等，例如：
　　(1)He made the claim that he knew I couldn't read that book—→[*]Whichbook did he make the claim that he knew I couldn't read?
　　(2)I met John and Jack—→[*]Whom did you meet John and?
　　(1)句的轉換違反了不能越過一個NP的限制，(2)句的轉換違反了“并列結構轉換限制”。一方面，以英語作為外語的學習者也許可以從這些“限制”中學會正確的句型轉換方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從這些轉換的條件中可以觀察到語言的一些內部機制，例如這兩種“限制”實際上都是限制了轉換不得越出一個“結構”范圍從而不使“結構”解體。在(1)中，claim后的that同位語從句是一個“結構”，將that book中的that變成which轉換到句首，這就破壞了這個“結構”的邊界；根據“結構邊界律”，句子就不能成立。同理，(2)的John and Jack也是一個“結構”，這個“結構”的邊界也是不能破壞的，所以轉換也不能成立。
　　轉換前和轉換后也可看成是對句子觀察的兩種方式、兩種狀態，轉換就是從一種觀察狀態轉換為另一種觀察狀態。不言而喻，觀察狀態的改變，當然有可能觀察到更多的信息。
　　“添減”是一種特殊狀態下的轉換。轉換在多數情況下也是有添或減的。“添減”列為變革性取向中的一項專門操作，其目的是著重考察添減前后的這些語言單位之間的相互作用，而轉換一般來說是對轉換前后的整體進行考察的。這有點像化學實驗中添加或除去某一種化學藥品后看這一化學反應的結果，從而對添減的物質及原來的物質的性質作出觀察。
　　“向心結構”同“離心結構”的提出，最初是這樣論證的：一個A+B結構，試去掉A，看看這個結構是否發生質的變化：

　　 A　　+　　B　　　　　A　　　　　+　　　　Ba.美麗的　　　國家　　　abeautiful　　　　 country　十分　　　　好　　　　very　　　　　　　　 goodb.在　　　　　學校里　　at　　　　　　　　 school　看　　　　　書　　　　read　　　　　　　 books　約翰　　　　行走　　　John　　　　　　 is walking

　　
　　a兩行中心意思說的是“國家”和“好”，加上或除去“美麗的”、“十分”并不從根本上影響“國家”或“好”的原意，b這三行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無論除去A還是除去B，所得的都同原來的表達完全不同。前者B是“中心”，A是趨向這中心的，為“中心”增添一點色彩，所以叫“向心結構”；后者A、B不存在哪一個趨向哪一個的問題，兩者是“離心離德”的，叫“離心結構”。
　　語義格的提出也有一個相類似的論證過程，不過上例是減除，這里是增添：
　　(1)Jack can open the locked door
　　(2)The key can open the locked door
　　在(1)(2)各加上John作為一個并列結構充當主語：
　　(1′) John and Jack can open the locked door
　　(2′)[*] John and the key can open the locked door
　　(1)(2)兩句都可以接受，(1′)可以接受，而(2')卻不可以接受，顯然其不可接受性來自John同the key作為一個并列結構充當主語。從語法結構來說是沒有問題的，這導致語言學家考慮語法以外的因素：“人”(John、Jack)能開鎖著的門和“物”(the key)能開鎖著的門，二者在這過程中充當的“角色”(role)是不同的：前者是施行動作的，后者是施行動作時的工具。“人”開鎖著的門要有“鑰匙”這樣的工具，“鑰匙”一類的工具將門打開時必須有“人”在施動。“角色”不同，合并在一個結構里就會造成語義上的“出格”，于是語言學家從中悟出了“語義格”的存在。試比較：
　　(2″)Jack can open the locked door with the key
　　“角色”各就各位，句子就順當了。這表明語義格可以映射到句法上，影響句法結構的構成。這些增減，幫助語言學家觀察到句子深層的語義關系，并且解釋了語法同語義的某些關系。
　　上面談到了切分、轉換和添減這三種操作。在實踐變革性取向時，研究者不但要很好運用這些操作，還要設計其它合適的操作，以便更好地進行觀察、描寫和解釋。
　　5.一般性取向
　　語言研究的一般性取向是指在研究作出歸納性說明或提升為理論時，應傾向于有較大的普遍性和概括性，不搞就事論事、一事一議，一般不專為某一個小的現象規定一條規則、為一個局部性的小傾向提出一條原理，要盡可能使理論上的概括和機制上的說明有較大的涵蓋面和解釋力。
　　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以簡馭繁，綱舉目張，找出復雜現象背后的簡單根源。事物的本原往往是簡單的。簡單的原因可能會導致復雜的后果，而一些看起來可能是雜亂無章、隨機起伏的事件，可能只是來自一些極為簡單的重復起作用的因素。這就是現象后面的機制。語言的運用千變萬化，千差萬別。語言學研究最終的目的不是只記錄這些紛繁的現象，而是為這些紛繁現象作出梳理，把看似無關的現象作出合理的歸納，然后用“以一當十”的概括性作出理論上的解釋，達到舉一反三的目的。在“給”字句和“在”字句的研究中，有些語言學家根據“給”字和“在”字在句中出現的位置即分布給動詞分小類，或用其它標準例如語義特征來給動詞分小類。例如：“在黑板上寫字”、“在飛機上看書”，“寫”在語義特征上含有“附著”義，“看”則沒有，所以“寫”字句可轉換為“把字寫在黑板上”，“看”字句不能轉換為“[*]把書看在飛機上”。這樣，對于“在”字句來說，“寫”和“看”就應分為不同的小類，造成入句后的不同。像這樣來解釋上面句子轉換的正誤，當然有好處。但是，由于沒有哪兩個動詞的分布和語義特征會是完全相同的，最終將會是一個動詞一個類。這就將句型的研究變成了動詞詞義和用法的研究，像一本詞典了。這未能很好達到作出理論概括的目的。
　　不就事論事、一事一議，就要盡可能排除表面現象，看到現象里的實質。奧斯汀最初提出言語行為理論時，是將句子二分為“表述句”(constatives)和施為句(performatives)的。這樣說不無道理，因為像“今天天氣很好”、“"John is a good worker"之類的句子，的確表述了一種現象或狀態；這些表達同"Stand up"之類要求受話人付諸行動的表達不同。不過，進一步的觀察表明，說“今天天氣很好”之類，其實是表示：“我告訴你‘今天天氣很好’”，這里蘊涵了說話人“告訴”的行為。這同"Stand up"也是表示"I order that you stand up"也蘊涵了說話人的動作order是一樣的。為了更具概括性，奧斯汀本人及后來的研究者都對這一分類作了調整，最后導致言語行為三分的理論。生成語言學的理論也有很好的例子。轉換語法初期曾提出許多轉換規則，將深層結構轉換為表層結構。轉換的操作雖有許多不同的類型、許多不同的限制，但都表現為將某一部分移動到句子另外的位置。根據這一共性，并且考慮到有些意義不一定來自深層，為了使理論的概括更具普遍性，后來生成語法就將各種轉換歸納為一種方式：“alpha－移動”。這一更為普遍的抽象大大減輕了理論說明的繁雜程度，真正做到“以一當十”，并使詞跡理論、語障理論的陳述有可能更為簡明扼要。
　　怎樣在進行理論抽象時達到適當的一般性？研究的實踐表明：注意運用規范的理論模式的方法是一種可供考慮的選擇。
　　規范的理論模式是在科學研究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規范性(normative)理論框架。由于具有規范性，可以使研究時的思維活動按合理的理論思維方向發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理論抽象也受科學研究規范的制約。
　　規范的理論模式大致包括如下的要求：
　　（一）研究要有理論前提、理論設定。這些前提和設定是本研究賴以展開的理論基點。這些前提和設定應盡可能少，盡可能切題，盡可能簡單，盡可能普通。由于普通，所以會有較大的普遍性，較大的覆蓋面。這些前提和設定一定要明白無誤、不證自明、簡明確實，具有“權威”性。這些前提和設定可以是無須證明的直覺的認識、由常識證實了的事實、無須證明的公理和其它理論模型已經證實了的命題原理等。有了這些前提、設定，就可以以此作為基礎進行本理論模式的理論建構，比較直接并易于為人們接受和理解。
　　（二）要確定適當的變量，包括外在變量和內在變量。外在變量是已知的影響語言運用的某（些）因素，作為本研究的參照系；內在變量是本理論要研究的語言運用中會隨條件特別是外在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狀況。在前提設定的基礎上確定外在變量及其它條件對內在變量變化的影響和規律，這就是本理論模式研究的任務。變量確定得切題，就會使研究比較具代表性。
　　（三）研究要主要集中在確定內在變量同外在變量間的關系。變量自身不說明什么問題，要使變量形成一對關系或相互連結成的關系網，才能使變量顯出一種共變效應，從而表明一種趨勢，一種規律性的表現。
　　（四）研究最終要找出變量的關系所能導致的結論，這就是從明顯的關系結構里找出所蘊含的深層關系。這是研究得出的帶有一定程度一般性的研究成果。這一成果經過提煉，表達為定義、概念、原則、原理或命題等，并將這一切連結成綜合的網絡，這就成了理論表述、論文或著作的架構。
　　能大體按照這樣的模式進行研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就事論事，達到一定程度的理論概括，實踐語言研究中的一般性取向。
　　有位語言學家在比較了漢語的重音同一些外語的重音后說，有的語言規律表面上看不出，但實際上普遍存在；不同語言看上去千差萬別，但基本規律都是一樣的，這是現代語言學的中心指導思想，研究語言要透過表面現象去探討普遍規律。我愿引這位語言學家的這段重要的話作為本小節和本文的結束語。
　　* 本文根據作者在武漢大學外語學院所作的學術報告(1999.11)內容寫成。文中引用了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三個取向的例子，因篇幅關系，不一一注明出處，謹向這些學者致謝。
　　收稿日期：1999-11-16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洛陽1～7H1語言文字學徐盛桓20012001語言學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喬姆斯基提出的三個“充分”，即：充分的觀察、充分的描寫和充分的解釋。在解釋方面，功能主義相繼出現過結構功能主義方法、語用功能主義方法和認知功能主義方法。為了能達到語言學研究的這三個“充分”，無論采用以什么為主的方法，都可考慮實踐三個“取向”，即：相對性取向、變革性取向和一般性取向。語言學研究/相對性取向/變革性取向/一般性取向linguistic research/orientation of relativity/orientation of reformation/orientation of universalityRelativity,Reformation and Universality:What Helps in Linguistic ResearchXU Sheng-huan(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Henan University, Henan Prov.,475001,China)It is common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basic requirements in linguistic research rely on the achievement in adequate observation,adequate description,and adequate explanation.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 of explanation,functionalists have attempted the approaches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pragmatic functionalism,and cognitive functionalism.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ractice of research,three orientations are suggested,no matter what approach is to be adopted.The three orientations are the orientation of relativity,of reformation,and of universality.徐盛桓(1938-)，男，湖南省岳陽市人，河南大學外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功能語言學和語用學研究。河南大學外語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作者：《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洛陽1～7H1語言文字學徐盛桓20012001語言學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喬姆斯基提出的三個“充分”，即：充分的觀察、充分的描寫和充分的解釋。在解釋方面，功能主義相繼出現過結構功能主義方法、語用功能主義方法和認知功能主義方法。為了能達到語言學研究的這三個“充分”，無論采用以什么為主的方法，都可考慮實踐三個“取向”，即：相對性取向、變革性取向和一般性取向。語言學研究/相對性取向/變革性取向/一般性取向linguistic research/orientation of relativity/orientation of reformation/orientation of universality

網載 2013-09-10 21: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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