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雜說》潘旭瀾 舍命登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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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命登頂

  這篇文字,要說的是林則徐與太平軍。

  林則徐在廣州,禁止鴉片,虎門銷煙,抗擊英軍,是每一個中華兒女都稱頌的。1949年以后的幾十年里,中國的歷史教科書、電影及其它宣傳媒體,按照統一尺寸,也在這一事件上給予肯定。只是,那些宣傳媒體,給人的印象,好像他可以肯定之處,也就僅此而已。

  八十年代以來,他的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常被引用。1989年至今,另一聯則更廣泛流傳。那其實是一首七律的對聯: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其它好聯還不少,如:“愿聞已過/求通民情”。又如:“應視國事如家事/能盡人心即佛心”。不過,還是前兩聯更好,更能傳達他的精神境界,并為他所身體力行。

  他為官四十年,除在廣州的禁煙、抗英之外。值得贊美的作為還很多。比如,大力興修水利,比較明智地處理民族矛盾,積極安定邊境,率先睜開眼睛看世界,這在他生活的時代都很罕有。縱觀十九世紀上葉,他是非常突出的偉大愛國者。其偉大,其突出,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一生清醒,為所當為,為國家不計個人禍福生死,尤為難能可貴。

  然而,這位偉大愛國者卻長期受到莫名其妙的貶損。原因是他臨終前受命去消弭洪秀全等人的造反。“鎮壓農民起義”。是一項所謂原則問題的大罪名。不少歷史人物,因此被一筆抹煞,甚至被丑化、鬼化。其實,所謂“農民起義”有各式各樣,不能一概而論。參與、支持、反對或鎮壓,也因各種形勢和主客觀條件而千差萬別,不能簡單化地一刀切。

  林則徐的一生,尤其是在廣州的愛國正義作為,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存在,是無法掩蓋、抹煞更不能否定的大事。至于“鎮壓農民起義”,他在赴任途中便病故了,沒有來得及對洪秀全等人實行“鎮壓”。即使如此,有些著作文章,也還是將他奉命去廣西,作為一個大問題,說是什么“可恥的使命”,是什么出于“統治階教反動本性”。有些辭書、小傳、文章。沒有這樣粗暴嚴厲地貶斥,也都作為一個污點,記上一筆,再說他在潮州途中“病死”。前巳說過,按照1949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價值判斷,“鎮壓農民起義”便是“反動”,即使還沒有實行,也不能放過。最后用“病死”二字,即由此而來。須知,此類書中,對歌頌、贊美、肯定的人物,因病去世的均稱為“病逝”,反之則曰“病死”。一字之別,褒貶盡在其中,所謂春秋筆法是也。

  然而,照我看來,林則徐之受命赴廣西,是非常崇高悲壯之行,是這位偉大愛國者達到他品格頂峰的攀登。

  因為,林則徐之受命,完全是為國家興衰存亡著眼,置個人禍福生死于度外。

  要說明這個見解,就得從前前后后做些必要的考察。

  作為清醒的愛國者,林則徐為官之后,就考慮社會改革。他除了在自己職權范圍內盡力為國家為百姓“辦實事”之外。還同龔自珍、黃爵滋、魏源等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這是一個切中時弊的改革觀念。正因為有他的參與提倡與支持,經世致用的觀念才產生深遠的影響。1949年以來的一些史書,只提龔自珍、魏源,大約因為林則徐是大“封建官僚”又有前面所說的那個罪名吧。這其實是很不公正的。

  1839年,他作為禁煙的欽差大臣到廣東,在內外環境異常復雜,任務極為艱難繁重的情況下,特意派人翻譯外文書報,尤其是譯成《四洲志》(原書名為《世界地理大全》),以了解外國情況,世界大勢。直接原因是為了禁煙和抗英的需要,但決不僅僅為一時之用。后來,魏源受他委托,以《四洲志》為基礎,擴編成《海國圖志》,并且不斷增補。由此可知,他是從思考中國的改革,到睜了眼看世界,又從世界格局來看待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

  1848年,他在云南,面對漢、回爭斗的局面,提出“不分漢、回,但分是非”的政策,明智地處理了民族矛盾,安定了邊境。因此,以云貴總督被加封太子太保。但他并不貪戀高官顯爵。次年,他在平息越境騷亂,給云南贏得一個安定的邊境之時,因自己年老多病,請求退休回家,得到準許。早在退休之前,他曾因疝氣、脾泄(便溏泄瀉)等疾病一再請過假,這些病都不宜于勞累、顛簸,需要在清閑安逸的條件下調理。退休回到福州才半年,他當然知道應當繼續調理疾病,頤養天年。然而,還是毫不遲疑地接受了奕詝(咸豐)的任命,并且盡快上路。本來,奕詝在夏間就想起用他,但他以病推辭了。這次奉旨急忙赴任,可見情況之特殊,可見他本人的極端重視。照官方所說,當時廣西“盜匪充斥,竄擾數縣,民不聊生”,更大規模的暴動即將發生。作為剛剛卸任的云貴總督。作為十分關注時事的愛國者,他對廣西動蕩的局面必然有所了解。對洪秀全等利用邪教迷信準備造反“立國”,也有所聞知。他答奕詝的奏折里說“未悉情形”,這是官員對皇帝或上級慣常的套話——用以襯托“天子圣明”。此前兩廣總督徐廣縉從廣東趕去廣西,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又無法兼顧廣東。廣西巡撫鄭祖琛一向“專務彌縫”,也就是專門掩蓋問題粉飾太平,此時更是束手無策,坐視騷亂燎原。林則徐既大略了解形勢的嚴峻,也明知徐廣縉、鄭祖琛既無能又有矛盾(未幾鄭被徐彈劾而革職治罪,徐后來在武漢也被革職并判“斬監侯”即死緩),聽任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很快就會造成燎原之勢。如果有人認為他看中欽差大臣的高位才應詔,那不但沒有根據更大悖于情理。事實上,十一年前他就當過欽差大臣。還先后出任兩江、兩廣、湖廣、陜甘、云貴總督。被加封為太子太保,可算是曾經滄海了,哪會在衰老多病并已經退休之時,還看重什么高位,倒是,他必定會從這一任命,看出形勢的艱危,責任之重大,赴任的政治風險。但是,強烈的愛國情志。使他也顧不得這些了。

  顯然,他從當時的世界形勢,從列強覬覦中國,從鴉片戰爭英軍侵犯中國沿海之得逞。痛感中國必須學習外國科技,發展生產力,擁有堅船利炮,才能免于被動挨打,免于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免于割地賠款乃至最后被瓜分。只有國內社會安定,才可能進行改革,實實在在地“師夷長技”,達到國強民富之目的。而廣西的嚴重動蕩,遠非邊境民族問沖突可比。在外忠彌殷的情況下,如果廣西的局勢蔓延,很可能導致中國的內外交困,那就直接威脅到國家的生存,絕對不能等閑視之。

  他心甘中的國家,有多方面豐富內涵。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當然有深刻的印象,只是在那個時代和環境里不能明說。如果他是一個將皇帝與國家等同起來的人,就不會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就不會有“無欲則剛”的風骨。他為官四十年里,先后在浙江、山東、江蘇(包括現在的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大力防治水患,興辦水利,賑災救荒,在被流放新疆時還墾荒開發,在云南明智處理民族沖突,許多地方的百姓十分感念。他無論作一般官員、封疆大吏、欽差大臣,都注意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思考興利除弊和發展生產,希圖學習外國技術以抵御侵略。以他的高深文化涵養,自然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濃厚的感情。只不過,他并不囿干中國歷史文化,而是率先睜眼看世界,為整個國家的生存和前途著想。他確實忠君,固然有時代與個人局限的一面,但還應看到,他是將皇帝作為多民族國家統一的象征的。他是在愛國的前提下而忠君的,否則他曾受過奕詝(道光)的錯誤的處罚,即使不敢口出怨言和流露對立情緒,也盡可不必那么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受到嚴重的威脅,使他不計個人禍福生死。1850年9月29日(夏歷,下同。一說是10月1甘)接到詔書。此時,他舊疾疝氣和脾泄都正在治療中。但他顧不得這些,10月2日,就起程了。那時交通不便,旅途顛簸。10月12日到詔安,病情急劇惡化,一日泄瀉二十余次。如此病情,照常理,當然必須停下來休息治療。然而,對國事的焦慮,使他完全置自身的病痛生死于度外,堅持繼續趕路。的確是為國忘我,奮不顧身的典范。幾天后到了廣東普寧,竟至“昏暈難起”。堅強意志畢竟無法戰勝重病,乃口授遺折,由隨行的次子林聰彝代筆。隨即,他就不治病逝,時在十月十九日辰時。數日后,還不知他已病故的奕詝,還加派他兼任廣西代理巡撫。

  倘若他不是重病在身,帶病馳驅于途,以致病逝于行館;倘若天假以年,得以到廣西履任,憑他的能力、經驗、名聲、威望,是有可能在拜上帝會未成氣候之前,加以瓦解,平息這場造反于尚未正式爆發之時的。即使爆發了,也決不會像后來的欽差大臣賽尚阿那樣,指揮完全錯誤,讓已經山窮水盡的太平軍從永安突圍,并且在流動中迅速發展壯大。這樣,自然也不必像后來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到了太平軍造反已經燎原,才開始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從而屢經曲折,費了十多年時間,才結束了內戰。不必在雙方都付出了巨大代價,十余省飽經戰爭摧殘,才來包扎深重的創傷,逐步恢復正常的農工商業。簡括地說,如果老天爺給林則徐以必要的時間,太平軍公開造反就不一定發生。即使發生了也會較快被瓦解或擊敗,中國就可以免于十余年內戰的劫難,實行近代化的最后機遇就未必會失去。應當承認,在關鍵時刻,一個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歷史天平上的重大砝碼。

  林則徐在飽經打擊和磨難,在“同甘苦四十四年”的夫人鄭氏“先撒手”的感傷心情中,在個人功成名就并且已經因病退休之后,在亟應安定清閑地治病養病的時候,在政敵穆彰阿仍把持大權的情況下。甘冒生命與政治風險,不計個人禍福生死,立即應詔赴任,是一般人所難以想泉的。這既說明,作為睜眼看世界的政治家,對于廣西騷亂的嚴重性及可能演變成為全國性的災難,有清醒的認識和預見。對于以迷信活動醞釀公開造反持堅決否定的態度。他用生命證明,念念不忘的詩句“茍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是由衷的信條而非一時的豪言壯語。他一生的言論行止,較之洪、楊的所作所為,對中國走向近代化進程所起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將洪、楊的精神境界與他相比,倘不說是對他的褻瀆,那就說是極大的反差吧。

  然而,在一百年后,在一些學者的眼里,林則徐應詔去廣西,竟成了他的罪名或污點。歷史之被顛倒,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當然,這是某些將“農民革命”一概美化的理論造成的。既然如此,那就讓我們將林則徐的舍命赴任,與太平軍的造反,與為美化太平軍而污辱林則徐的觀點,與“農民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論,一起放在現當代良知的評議臺上,將青史,從頭說。
 


潘旭瀾 2013-08-20 16: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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