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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第二章浮海說三千弟子）胡適：青山就是國家（1）

傅斯年去世后，臺灣政學兩界許多人的目光集中到臺大校長那把粗腿椅子上，各色學者、政客，視臺大校長職位如一塊肥肉，施展老鼠與黃鼠狼般平時練就的蓋世武功上躥下跳，四處鉆營，欲把這塊肥肉吞入自己欲壑難填且已散發著霉爛氣味的酒囊飯袋中。就在鼠輩們絞盡腦汁爭奪與相互傾軋之際，居于臺北官邸深宮的蔣介石瞇縫著眼睛不動聲色，靜觀群丑表演，最后把視線移離臺灣孤島，在更大的范圍內尋找真正的大腕前來維持局面。思慮再三，把目光投射到遠在美國的胡適身上。

1949年1月21日，即傅斯年離開南京飛臺的第三天，胡適打消了把夫人江冬秀送往安徽老家暫避的念頭，親自將其送往上海和俞大綵一起登上開往臺灣的輪船，以便在臺島暫避。當夜，胡適返回南京，本欲和蔣介石見面，想不到蔣已攜夫人宋美齡于當天下午4點離開南京，直飛杭州轉奉化老家隱居去了。

正當胡適蹲在屋子里為自己何去何從愁思郁悶之時，突然收到了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送來的函件及“總統府資政”聘書，胡當場表示自己不做這個空頭“資政”，愿以北京大學校長或個人名義，為政府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吳忠信：

依據“大學組織法”，國立大學的校長都不得兼任為俸給的職務。現在我還是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因時局關系，此時尚不能辭職。故請先生千萬代我辭去總統府的名義與俸津。聘書也請先生代為收回，并乞先生勿發表此事，以免報界無謂的猜測與流言。適明晚與梅校長同車去上海小住，特來告辭，恐不能相見，故帶此信留呈先生，懇求先生念我愚誠，代我打消此事，不勝感謝！

此時胡適赴美的決心已下，自然不樂意在這個敏感時期戴上這頂不能為自己幫忙，很可能添亂的緊箍咒式的空帽。1月30日，胡適拿到了美國護照簽證，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國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長陳雪屏來電，謂行政院副院長吳鐵城希望胡適出面做駐美大使，胡表示堅決不重做馮婦。第二天一早，胡復電稱：

弟深信個人說話較自由，于國家或更有益，故決不愿改變。

2月15日，胡適在上海銀行分行與避住此處的老同學、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約談半小時，就時局發表看法。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中說：“八點至霞飛路……晤適之，……適之對于中共與中央和談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將赴美國，或將赴臺灣一轉。”正是胡適已清醒地意識到和平已不可為，李宗仁的談判方案是瞎子摸象式的胡扯蛋，才下定決心接受蔣介石旨意赴美，為救國民黨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后努力。

3月22日，胡適飛抵臺灣，與夫人江冬秀短暫團聚，第二天拜訪此前赴臺的王世杰、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演講，29日返回上海。經過幾天緊張準備，4月6日，胡適心懷對前途暗淡的憂愁，自上海乘“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赴美國“看看”。這是胡適一生中第六次出國，想不到這一“看”就是九年。

4月21日，胡適乘坐的輪船抵舊金山，還未進港檢，海關人員就帶來一批新聞記者，挾著報紙呼呼隆隆地前來訪問并要求談話。面對蜂擁而至的新聞記者，胡適一時不知說什么好。對于這一特殊而尷尬的場景，幾年后，胡氏仍記憶猶深：“我已經有十多天沒有看到報紙了，連忙接過報紙時，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國內和平決裂，共軍已經渡江。在這種情形下，要與外國的新聞記者談話，是多么困難。”面對中共百萬大軍橫渡長江，國民黨政權即將徹底崩盤的局面，胡適表示：“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隨后又說：“若是國家沒了，我們到哪里去呢？”

南渡北歸：離別（第二章浮海說三千弟子）胡適：青山就是國家（2）

4月27日，胡適抵達紐約，仍寓東八十一街一○四號。此前的1942年至1945年三年間，他從駐美大使位子上卸任后即居住此處。

稍作安頓，胡適即登臺亮相，開始了投石問路式的私人外交活動，而首次會晤的美國官員是國務院的老朋友洪北克（Hornbaek）。洪一向熱心支持國民黨政府，胡適一連兩天與其會談并共進午餐，企圖從這位老朋友處投石問路，試探華府的態度。令胡氏頗為失望的是，見風使舵的美國佬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不但袖手旁觀，甚至早已做好幫中共方面猛踩國民黨一腳，或干脆落井下石，把國民黨砸于泥水中變為蝦蟹魚鱉混合而成的蝦醬的打算了。5月28日，胡適接到了蔣介石密信，明確指示：

此時所缺乏而急需要于美者，不在物質，而在其精神與道義之聲援。故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于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至于實際援助，則尚在其次也。對于進行方法，行政與立法兩途，不妨同時并進，但仍以行政為正途，且應以此為主務。望先生協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為盼。

從這封密信的口氣與內容可以看出，胡適赴美絕不是蔣介石當初說的“出去看看”那么簡單，胡適心中當然清楚，自己是負有重大使命前往美利堅這塊土地的，無論是為了國民政府還是蔣介石本人，他都要盡自己的心力作最后一搏。信中的少川大使，指顧維鈞，此時正在美國全力尋求援蔣辦法。而就在蔣介石給胡寫這封密信的第二天，上海解放。國民黨政權崩潰如此之速，令遠在萬里之外的胡、顧二人與他們的美國朋友都感到吃驚。

隨著國內局勢迅速變化，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再無翻盤的可能。胡適深感大勢已去，在國際友人間已抬不起頭，精神苦悶至極，遂不愿再出頭露面丟人顯眼。6月12日，在廣州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倉促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胡氏聞訊，堅辭不就，仍表示以個人名義自由活動。7月26日，胡適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美國所謂民間外交的各種努力都歸于無效，美國佬見風使舵、欲徹底拋棄國民黨政權的面目越來越明顯，胡氏書生脾氣爆發，索性一咬牙，通知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館，取消自己與美國政界人士的一切約見，以表示對美國“拋棄”國民政府的抗議。

8月16日，胡適在寫給趙元任的信中，敘述了自己“精神上十分苦悶”的緣由，并表示“不愿意久居外國”，“更不愿留在國外做教書生活”。此時國民黨正在大舉潰退，客觀的環境與政治關系又使胡適不得不強撐著留下來，以戰敗政府臣子的身份繼續在美國等待可能翻盤的機會。

1950年5月14日，在艱難困苦與尷尬中苦撐了一年多的胡適，接到普林斯頓大學聘請，出任該校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簽約為期兩年，自7月1日正式履職。此時，國民黨政權已在臺灣另起爐灶，美國的態度尚不明朗，胡適于郁悶憋屈中不得不考慮找份工作謀生，同時也呼吸幾口新鮮空氣，于是有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聘請。按校方對外的宣傳，普林斯頓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所藏中國文獻甚為可觀，多達十萬冊，有相當一部分面色蠟黃的中國職員工作其間，但與北京圖書館的規模與藏書數量判若霄壤。即是如此，要謀到一份館長的差使也頗為不易。據幾十年后在該大學就讀的華裔博士周質平從當年存留的圖書館檔案查考，像胡適這樣一個曾領中國近代學術風騷數十年的宗師碩儒，在應聘之時，也要像普通職員甚至臨時工一樣填寫工作申請表，一樣要接受異族主人的考核，一樣要面對罷官停職的殘酷命運。如此際遇，從另一個側面也可看出這位胡老師在顛沛流離的困厄中，不降格，不辱身，不消沉，始終保持獨立人格的學者風范與志向。當然，胡適選擇這份職業，除了經濟上的考慮，還有想利用該館所藏文獻繼續做點學術研究的考慮。在他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期間，曾與該圖書館高層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并利用內部許多珍貴藏書作過《水經注》考證等。

南渡北歸：離別（第二章浮海說三千弟子）胡適：青山就是國家（3）

令胡適稍感慰藉的是，除謀到了一份職業，他的那位小腳太太江冬秀已于6月9日由香港轉赴紐約，這對飽經戰亂的老夫婦又在異國他鄉得以團聚。只是江冬秀不懂英語，無法與外邊人員打交道，胡適于工作之余，不得不親自料理日常生活。當時客居紐約的華人朋友，經常看到胡氏抱個黃紙口袋到市場買菜買米，棲棲惶惶，如一條被切斷尾巴的喪家之犬，內心抑郁愁悶的情緒一覽無余。在長達九年的漫長歲月里，胡適一直住在紐約東八十一街一○四號那座舊式公寓，唯一一份比較體面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就是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一職。

1951年年初，胡適突然接到蔣介石讓其出任臺灣大學校長的電報，胡氏考慮再三，婉拒了蔣的好意，其理由在胡適1951年1月6日寫給俞大綵的信中有所披露：“臺大的事，政府頗有意要我做孟真的繼任者。為亡友，為臺大，我確曾考慮過，但我沒有孟真的才能。他那樣才大心細，尚不免以身殉校，我最不能辦事，又最厭惡應付人，應付事，又有心臟病，必不能勝任這樣煩難的事，所以我堅決辭謝了。”辭謝后的胡適根據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訓，順勢推薦了他的好友、留美博士、原北大化學系教授、主任錢思亮繼之，自己仍留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一邊工作，一邊觀注著時局的變化。想不到胡適的飯碗未保多久就砸破了。

1951年12月13日，普林斯頓大學總圖書館代理館長寫了一份備忘錄，記錄的是前天下午一次討論葛思德圖書館的會議，其中第四點提到胡適的館長一職去留問題。學校當局為了節省開支，有意擢升胡適的助手童世剛為館長，并按合同在1952年終止與胡適的聘約。1952年2月1日，代理總圖書館館長又寫了一份備忘錄給校長，正式提出胡適年薪5200美元的聘約于年底終止，另由年薪為3480美元的童世剛接任。校長看了這份備忘錄之后，當場同意代理總館長的提議，但同時對如何向胡適說明解聘之事頗為躊躇，也頗費腦筋。因為胡適畢竟是中國最著名的學者，又做過駐美大使，且還有一堆耀眼的博士帽子（南按：據周氏查考的檔案材料顯示，當時胡適在申請表上填的是“學士，康奈爾大學，一九一四；博士，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一七。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在內的三十二個榮譽學位”，另有北京大學校長和戰時中國駐美大使等職務）。必須顧及他的情緒和面子，讓他感到合理而自然地被踢出圈外。最后幾個美國佬商量的辦法是，要“深通東方禮節的微妙。中國的禮節必須做到在這封信的措辭上，不能有任何蛛絲馬跡能被解釋為‘解聘’”。[33]到了這年的4月，校長和總圖書館的大小官僚們終于想出了一個讓雙方都能保全面子的辦法，那便是按照中國官場的特色，在解除胡適館長職務的同時，聘請其為終身的榮譽館長。

“絕妙”主意打定，這群黃發碧眼、毛發飛揚的“夷人”官僚，又圍繞胡適知不知道這個榮譽館長的職位是不支薪的問題展開了討論，因為按中國官場的做法，館長雖屬沒有實權的“榮譽”，但工資是一分不少拿的，且一旦有機會還要偷偷貪上幾筆，即是在吃喝拉撒的小事上也要占一點便宜，否則便覺得自己白“榮譽”了一場，是一件吃虧又不體面的事。中國人的花花腸子非美國人所能透視清楚，因而產生一些啼笑皆非的爭論也就不可避免。討論中，有人說：“我們估計，胡博士，一個對西方學術慣例深有所知的人，了解榮譽職位是不支薪的。然而，我們還是要Dodds校長考慮，到底要不要把‘不支薪’這一點加上去”。有人謂要加上去，又有人說一旦加上，胡博士就會感到沒有面子；有人表示可找一個中國人暗示，這樣胡博士會感到有面子；有的人插言，干脆直接說明，一個小小的館長解聘，校長一道令下去即可，用不著興師動眾，花費這么多心思云云。許多年后，當前往查考的周質平博士在圖書館翻看那一頁頁已有些霉味的陳年檔案時，不禁掩卷太息：“中國白話文運動之父，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三十二個榮譽博士學位的獲得者，在六十一歲的晚年，居然還要讓幾個大學圖書館的職員和官僚担心他到底知不知道榮譽職位是不支薪的慣例，真是莫大的悲哀。”

南渡北歸：離別（第二章浮海說三千弟子）胡適：青山就是國家（4）

就此時的胡適而言，悲哀的事在他的身上已屬平常，面對這種尷尬局面，他只好心知肚明又裝作糊涂地接受了館長一職的解聘，担任了沒有一分酬勞的榮譽館長，這個職位一直維持到他去世為止。胡適離去幾十年后，據周質平親眼所見，在葛思德圖書館的善本室里，還掛著他的照片，書架上還擺著幾本胡適手贈的著作。除了這些，已經看不到胡適曾經在此工作兩年的痕跡了。歷史已將這位偉大學者留下的印痕抹平，他的身影也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

1952年11月19日，胡適應臺灣大學與臺灣師范大學和當地文化界人士之邀，抵臺訪問、講學。12月7日，在臺大演講中，胡適頗動感情地倒出了壓抑在內心四年的苦水：

在民國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頭，說不出話。我曾對家人說：“不要以為胡適之在吃自己的飯。”我們家鄉有句俗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以我幾十年的經驗，我感到青山就是國家。國家倒霉的時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時候，就是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國外這幾年，正是國家倒霉的時候，我充滿了悲痛的心情，更體驗到青山真正是我們的國家。

在論述了吃飯——青山——國家的關系之后，胡適感情難抑，繼續坦露自己海外生活的無奈與悲涼：“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許多老朋友的失敗心理，使我感到難于說話。所以在民國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國駐美大使館，取消一切約會，不接見任何政府或國會的領袖。因為大家成見太深，使我處處碰壁，也因為局勢太大，不是私人間的談話所能轉移的。在這個時候，只有替國家保留一些尊嚴，替國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約會。就是自己作文章，說幾句話，也是人家請我作，請我說話，才作才說的。因此，三年以來，我只是給國家留了一些體面，其他毫無貢獻。即使局勢有些好轉，也是毛澤東發瘋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沒有功勞。”

正是緣于發自內心的切腹之痛，胡適萌生了回歸臺灣之意。自此之后，胡氏開始在美國與臺灣之間飛來飛去，但每次回到臺灣，除了往訪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史語所借書和讀書，繼續做他的學術研究，基本上靠稿費收入維持生活。其間有朋友勸胡，既然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館長做不成了，何不再聯系個大學以教書為業，同時也添加些薪水養家活口？胡適聽罷，只是以他慣有的迷人的微笑，哼哼哈哈地點頭做贊許狀，卻始終未付諸行動。1955年到1956年間，胡適兩次致信趙元任，提到遲遲沒有到大學教書的緣由，大意是自己不想向國外研究漢學的洋大人們“討飯吃或搶飯吃”，一則因為這些洋學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進”分子，與自己氣味不合；再則這些洋學者多少有些“怕”像胡適這一類的中國學者。就當時的情形言，像胡氏這樣如此學術背景和影響的學者都有一種“討飯吃”或“搶飯吃”的感覺，可以想象的是，當時在美國其他以研究、教授文史為業的大小學者們，又是怎樣一種悲涼惶恐的景況？青年時期留美，曾歷任過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的朱經農，在大陸政權易手后猝死于美國，便是此種生活的真實寫照。[36]青山就是國家，胡適這個比喻確是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海外華人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就在胡適身陷困境，前途黯然，吃自己的飯，說自己的話都深感不易時，遷往臺灣的“中央研究院”已陸續從楊梅鎮搬到臺北市南港區，總辦事處和下屬史語所、數學所兩個大所的辦公大樓與同仁的宿舍相繼在同一院落內建成，各路人馬分期分批遷往南港并開始有板有眼地工作和生活起來。在國際政治大氣候影響下，臺灣學術界又顯出了蓬勃向上的生機，學術前景也逐漸明朗起來。流落到孤島的書生們都感到發生了大的、好的變化，總體是向著進步的方向走去。而這個時候“院方也打算在臺灣立足生根，不再回大陸，研究人員在南港配有眷舍，生活漸趨安定”。

鑒于這樣的情形，胡氏回歸臺灣的意識更加強烈。此前，他曾受朱家驊請求，利用自己掌控的資源，專門為“中央研究院”謀得中基會等機構的資金援助。另外，受朱委托，胡氏于1955年3月19日至20日，在紐約主持召集了第一屆“中央研究院”留居海外院士會議。據當時統計，“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81人中，留在大陸者58人，去世4人；退遷臺灣6人；在美國12人，加拿大1人（南按：吳大猷，后來出任過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至于臺灣“中央研究院”選舉新院士等活動，不甘寂寞的胡適更是熱切關注與出謀劃策。因了這割不斷的學術血源與人脈背景，漸趨老境的胡適想到落葉歸根，回到“故國”，以便“為國家作諍臣，為政府作諍友”。在給好友陳之藩的信中，胡適這樣解釋道：“我的打算回去，是因為我今年六十六歲了。應該安定下來，利用南港史語所的藏書，把幾部未完成的書寫出來。多年不寫文字了，筆下生澀得很。”

心中懷揣著這諸多思考和打算，胡適寫信請李濟設法為他在南港傅斯年圖書館附近找一小塊地（南按：史語所在辦公樓旁專門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圖書館），由自己出資買下，蓋幾間小房以此安心讀書寫作，過兩三年安靜生活，將《中國思想史》和《白話文學史》寫完。

李濟接信，感到此事并非自己能瞞著“中央研究院”的主事者和政府便可擅自做主的，遂將此事向朱家驊作了匯報。想不到這件并不起眼的小事，一下子觸動了蔣介石敏感的神經，臺灣政壇掀起了一場詭譎神秘的波瀾，“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的厄運就此開始。

岳南 2013-08-21 09:0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