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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上層革命的開始：毛澤東與王明的首次公開交鋒
　　一  窮途末路的國際派
　　1938年9月，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口信」，在中共上層猶如引發了一場七級強地震，對王明等產生了巨大的沖擊，中共核心層隨即發生急劇的分化和新的組合。毛澤東雖未正式出任黨的總書記一職，但從此他已理直氣壯、當仁不讓地獨攬中共黨、軍一切大權。在毛的分化瓦解下，原先就已顯現分裂跡象的王明營壘更加分崩離析，王明等開始喪失與毛爭斗的意志，在政治上逐漸衰竭下去。
　　作為毛澤東頭號政治對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從重慶返回延安后，實際上已被毛澤東鎖在籠中。從莫斯科返國后，王明在政治上的風光歲月僅僅維持一年，王明初抵延安時的那種熱烈、歡快的氣氛早已煙消云散，現在王明只能依照毛澤東的安排，在某些節慶場合出來點綴一番，其政治上的權力已被大大削弱。
　　在毛澤東的控制下，王明在政治上的失勢是一步步進行的。六屆六中全會后，王明仍是書記處和政治局成員，在六中全會后還新兼任了中央統戰部部長。從重慶返回延安后，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為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東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央黨校委員會等三個機構的主任，王明并担任了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和中國女子大學校長。從表面上看，王明一時担任了許多重要職務，然而，王明的這些職務大多為空頭閑職。1939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已完全由毛澤東控制，開會時間、會議議程等一切皆由毛決定，旁人不得置喙。至于中央統戰部，則是延安的一個冷清衙門。統戰部下轄三個科：干部科、友軍科、各黨派科，然而中共有關與國民黨統戰的所有大政方針，全由毛澤東親自掌握，周恩來則起著輔佐毛及執行毛指示的作用，王明在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極為有限。延安的中央統戰部只有王明和副部長柯慶施、南漢宸（1939年9月至1941年初任統戰部副部長，1941年2月調往邊區政府任財政廳廳長）以及少數工作人員。除了有時配合延安交際處出面接待幾個來訪的國統區知名人士外，統戰部的主要工作是負責指導延安的中國女子大學，統戰部的領導，從王明、柯慶施到干部科科長徐一新（即徐以新）都在女大任職。原先中央統戰部對邊區黨委統戰部也負有指導責任，1933年，時任邊區黨委副書記兼統戰部部長的王觀瀾表示反對王明提出的邊區也是統戰區的觀點，引起與王明的爭論。毛澤東一錘定音，決定新設邊區統戰委員會，由王觀瀾任主任委員，宣布今后邊區統戰問題由該委員會領導，大事直接請示中央，將王明任部長的中央統戰部的最后一點權力也徹底剝奪干凈。 443中央南方委員會、東北委員會這兩個機構更是形同虛設。南方工作委員會成立于1939年底，本來是為了加強對國統區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但事實上有關南中國黨的工作，基本由設在重慶的中共南方局領導。在抗戰階段，延安與東北的直接聯系很少，特別是東北抗聯失敗后，中共在東北的工作幾乎完全停頓，為此，1942年中組部曾挑選177名東北籍干部前往東北開辟工作。被派往東北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主要為蘇聯情報機構服務，間或也與延安發生電訊聯系，但是在日軍嚴密控制下的偽滿洲國，從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黨員很難開展工作，多數秘密機關被日軍破獲，因此設立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虛應人事。任命王明負責中央黨校工作委員會，卻是毛澤東的別出心裁之舉。毛以此舉有意挑起王明與張聞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漁人之利。王明真正負責的工作崗位，只是中央婦委和中國女子大學。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婦委書記和女大校長，則有明顯羞辱王明的含意。
　　對于江河日下的王明，毛澤東無絲毫顧惜之意，反而謀求對王明的進一步打擊。王明領導的中央婦委共有六名常委，包括其妻孟慶樹，担任常委的蔡暢、帥孟奇，不時就工作中的一些問題和王明發生沖突。一度在國際和國內政治舞臺上風光十足的王明，到了1941年初，竟不得不主持召開婦委保育工作會議。王明任校長的中國女大也受到種種限制，在解決生源、人員借調、學生分配等許多問題上，都碰到不少麻煩。1941年2月13日，王明為女大畢業生分配事寫信給陳云，提議中央組織部將調做其它工作的女大畢業生的比例下降到25%，希望把來延的女學生均送入女大學習。次日，陳云覆信給王明，規勸王明「彼此以服從中央書記處多數同志通過的決定為好」，陳云在信中說，「女大是我黨的學校，全部學生都應歸中組部在中央總的意圖下分配工作」，暗指王明將女大視為自己的私人范圍。陳云向王明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婦女工作是全黨工作的一部分，我是黨的工作者，我的責任和我的要求，也僅僅是『一視同仁』四個大字」。4441941年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婦委書記的職務，由蔡暢接任。9月1日，創辦兩年、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中國女大被合并進延安大學。蔡暢上任伊始，馬上將婦委中原在中國女大學習的女干部召集在邊區政府交際處會議室開會，「了解一下王明當女大校長時，有什么錯誤言論」。445在蔡暢的領導下，中央婦委開始批判王明在領導婦委工作中所犯的「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對付王明最厲害的措施是切斷王明與莫斯科的聯系渠道。毛獨握與斯大林的通訊系統，除毛之外，任何人不得染指。據師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時在莫斯科時，共產國際機要處交給他兩套機要密碼，由周恩來于3月隨身帶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與莫斯科新的通訊系統正式開通，「效果良好，通訊準確無誤」，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權使用」。掌握這個絕密的通訊系統的機構，對外稱「農村工作部」，又叫「農委」，設在中央警衛團附近的小砭溝，部長為吳德峰，副部長是帥孟奇。毛澤東為了避人耳目，任命王觀瀾為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主任，其實王觀瀾并不參與此事，吳德峰才是真正的負責人。但是，作為中央機要局局長的吳德峰也不能與聞毛與斯大林電報往來的內容。參與電報翻譯的只有極少數中央社會部工作人員，如師哲等一、二人。極端機密的電報則由任弼時翻譯，直呈毛澤東，從而避開了師哲。
　　在毛澤東的嚴密封鎖下，身為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的王明，獲知共產國際的信息，只能通過毛澤東的口頭傳達。而是否向政治局委員傳達共產國際的來電，是全文傳達還是部分傳達，是向個別人傳達，還是向全體政治局委員傳達，這些全憑毛的個人意愿決定。為了防范王明與蘇聯和外界聯面，毛還嚴格限制王明前往重慶出席國民參政會。只是因為得到周恩來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重慶舉行的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四次會議446，而在這以后，王明就再沒有去過重慶。
　　王明在六中全會后的一段時期內，似乎并無政治上受挫的明顯跡象，但隨看毛針對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陸續出臺，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圖所在，只是有口難言，無力還手。1939年春夏之際，當毛澤東攜帶江青，由兩名貼身衛士隨從，乘坐當時延安唯一的一輛小包車——海外華僑捐贈八路軍前線將士的救護車，風馳電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時，人們看到的王明則是形單影只，「時常獨自漫步街頭，也不帶一名警衛，低著頭，不發一言地，沉重的腳步聲中若有所深思」。447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趨敗落，從1939年始，他就開始調整對毛澤東的態度，試圖以向毛示好的行動，改善自己的處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來。1940年，王明連續發表兩篇文章，不惜對毛阿諛奉承，吹捧毛對「發展馬列主義理論所作出的巨大貢獻」，甚至加封給毛三個頭銜：「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偉大的理論家」。王明認為，自己的言行至少會化解毛對他強烈的敵意，從而緩和并改善與毛的關系。
　　王明的這番表演十分拙劣，這種喪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為，使其在毛澤東心目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馀，不僅毫不領情，反而視王明為一具可以任意擺弄的政治僵尸。1940年，因熱烈吹捧毛澤東，王明的處境有所改善，毛澤東對王明還作出某種善意的姿態。該年，原紅一方面軍干部黃火青從新疆返回延安（黃曾加入西路軍，后進入新疆），毛在接見黃火青時，特別關照黃一定要去看望王明。6  448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企圖論證自己在黨的歷史上的地位。王明還憑籍其對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機關、學校廣作報告。在當年的延安知識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個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懸河的王明，作起報告來條理清晰，出口成章，幾個小時的報告可以不要講稿。報告完畢，「再從頭到尾歸納一遍，一二三四大項，下邊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對照記錄竟能絲毫不錯」，有時一席演講，竟受到數十次掌聲的歡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論水平」贏得了延安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尊崇，人們普遍認為王明是「天才」，被公認為是「活馬列主義」。449這一切不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沖得一干二凈，更增添了毛對王明的憎惡。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較舒暢的幾年，主要乃是博古遠離延安，長期與周恩來在南京、武漢、重慶從事對國民黨的統戰工作。六中全會后，王明被調回延安，但是博古繼續留在重慶，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組織部長。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重慶的南方局繼續保持著長江局時期機關內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氣，絲毫沒有在延安和其它根據地普遍存在的「書記專政」的現象。生活和工作在這種與延安迥異的氛圍中，450博古暫時忘卻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博古心情舒暢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終于結束。這時，國共關系正因新四軍北調問題而處于緊張狀態。毛澤東判斷國民黨即將與中共全面決裂，11月3日，毛及中央書記處覆電周恩來及南方局，命博古、凱豐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后，重新回到他原先担任的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的工作崗位，1941年5月，被責成領導新華社和《解放日報》，從此，毛澤東將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博古與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領略毛那種「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領導氣勢。對他而言，忍受毛的權勢，雖比王明相對容易一些，但終難氣平。所以博古的反應就具有了兩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氣力不抵毛澤東，在返回延安后，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裝，心如枯井，任由毛隨意擺布；另一方面，博古對蘇聯的干預還抱有一線希望，在毛和康生的嚴密監視下，仍和蘇聯派駐延安的情報人員保持斷斷續續的來往，將自己對黨內問題的看法悄悄傳送給莫斯科。蘇聯當時派駐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記》一書中曾描述過，博古如何躲過康生情報機構的監視，來見蘇聯人時的那種膽戰心驚的狀態。451弗拉基米洛夫的敘述得到師哲則面的證實。據師哲回憶，弗拉基米洛夫對他不止一次地說，「博古對他幫助最大，使他弄清了國際、中國國內和黨內許多復雜問題的來龍去脈」。452
　　作為原國際派第三號人物的張聞天，由于長期和毛澤東合作，他的處境要明顯好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后，張聞天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從前，而有朝不保夕之危。早在1937年毛澤東、劉少奇政治聯盟剛建立時，毛與張聞天的關系就發生了重大變化，張聞天作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業已喪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失去了中共「負總責」的地位。到了六屆六中全會后，張聞天原擁有的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權力，也正式由毛澤東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當劉少奇不在延安時，毛為了分化張聞天與王明的關系，有意倚重張聞天而疏遠王明。因此，在一段時期內，張聞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號人物。然而好景不長，張聞天担任的這種角色，在任弼時返回延安后便宣告結束了。張聞天雖然仍是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但其工作范圍只限于延安的黨的意識形態部門。毛澤東開始對張聞天「橫挑鼻子豎挑眼」了，據師哲稱，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針對張聞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風」，對其「提出過批評」。4531940年3月，周恩來從蘇聯返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共產國際領導人曼努伊爾斯基對中共領導人的評價，曼氏認為張聞天是中共黨內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毛澤東聞之勃然大怒，他譏諷道：什么理論家，張聞天從蘇聯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條，454當場將周恩來擋回去。1941年春之后，毛對張聞天更加咄咄逼人，對張聞天負責的工作百般挑剔。張聞天起草的關于干部教育的幾個指示都曾給毛看過，再用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出，均是經中央決議通過的，毛卻出爾反爾，又來訓斥張聞天。毛動輒出口傷人，經常罵張聞天「一事不懂」，使他滿腹委屈，又無處傾訴。455在這個時期，張聞天仍領導延安馬列學院等文宣單位，他去馬列學院的次數不多，但留給學生的印象卻十分深刻。有一份回憶資料這樣描述當年張聞天的形象：高挑身分……頭戴列寧帽……胸前別著一枚約伍分硬幣大小的、用紅色玻璃鑲嵌的馬、恩、列、斯像，不時地閃閃發光。456張聞天的學生們無法想象到，他們所尊敬的導師在經歷了與毛共事幾年的風風雨雨后，即將面臨被毛拋棄一邊的命運。
　　從表象上看，在1938至1941年，原國際派中最風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澤東為酬謝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勞，在王稼祥返國后，立即封他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兩個頭銜。原國際派人物參與軍委，在長征結束后，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毛的特別防范，王明、博古、張聞天均未能進入軍委。派任王稼祥為軍委副主席，至少在名義上，使王稼祥排名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之后，成為中共軍隊第四號人物，表明了毛當時對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
　　但是，王稼祥担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只是毛澤東給予的一種酬勞性質的安排，并不表明王稼祥擁有實際的軍權。從未獨當一面指揮過軍隊、在軍內毫無根基的王稼祥，雖然足以使毛完全放心，但毛仍然留有后手。王稼祥在軍委的職責主要集中于八路軍的政治教育方面，并不能過問軍中高級干部的任免事項。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黨的力量，彈壓他所認為的軍中分離傾向時才派上用場。1941年7月1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導下，王稼祥與王若飛合作，起草了針對彭德懷等軍中將領的〈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從這個意義上說，身為軍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辦毛書案工作的一名高級幕僚而已。
　　王稼祥政治上的順境在1942年結束，從此，王稼祥開始走下坡路。1941年9月后，遵照毛澤東的意見，任弼時在中央辦公廳設立了國際問題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機構。設置這類研究機構，毛有其獨特的運思。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將一批黨的高級干部打發進這類機構，將他們原先担任的職務予以凍結和事實上的終止，同時，切斷他們與黨內外群眾的聯系，誘使這批老干部在「研究」的過程中，逐步反省自己的「路線錯誤」。對于毛的這個計謀，王稼祥似乎有所覺察。雖然毛親自動員王稼祥担任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研究室成立大會，但是王稼祥對這個只有三個成員的國際問題研究室，絲毫「不感興趣」。由于王稼祥的消極，這個研究室的工作基本處于停頓狀態。457
　　屬于國際派另一個重要人物的凱豐（何克全），其境遇在1941年居然發生了柳暗花明的轉機。身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凱豐，由于在遵義會議上曾發言支持博古，在長征結束后主動與毛接近。1938至1940年，凱豐先后隨同王明、周恩來在長江局和南方局担任重要職務，1940年11月，奉毛的命令，與博古一同返回延安。對如何安排凱豐的工作，毛深有考慮。一方面，為了離間、分化國際派的關系；另一方面，也是作為對凱豐在長江局工作期間未積極參加王明「鬧獨立性」活動的一種獎賞，4581941年底，毛任命凱豐接任張聞天，担任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在這之前，凱豐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毛一箭雙雕，既名正言順罷免了張聞天的中宣部部長的職務，又贏得了凱豐的感激，同時也避免將凱豐安置在更重要的工作崗位上。
　　在毛澤東的巨大壓力和分化瓦解之下，國際派更加四分五裂、潰不成軍。王明等為了保住在黨內的地位，不惜互相攻訐，爭相向毛討好。
　　1940年11月20日，王明在延安《共產黨人》雜志第12期發表《論馬列主義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問題》一文，該文在歌頌毛澤東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時，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博古。王明不點名地批評了在博古領導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錯誤，聲稱「蘇維埃革命后半期，我們不能利用反動統治階級各派別及各種軍事、政治力量的許多矛盾和沖突，以利于蘇維埃革命的發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發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類似的意見，但當1940年博古正面臨毛的巨大壓力時，王明再次重申這類批評，無疑具有與博古劃清界限、著意擺脫干系的明顯意圖。對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會暗中稱好。因為至此以前，毛還沒有充分的把握，公開批判蘇維埃后期的錯誤。王明對博古的攻擊，使毛看到了國際派即將土崩瓦解的景象。
　　和王明竭力向毛澤東靠拢有所不同，王稼祥自恃有功于毛，早就以為自己已是「主席」的人馬了。1938年后，王稼祥更是刻意與王明、博古、張聞天等拉開距離，以示自己與王明毫無瓜葛。王稼祥幾乎斷絕了與王明等的一切私人來往。王稼祥自莫斯科返回延安后，與毛澤東的故舊、原長沙周南女校校長朱劍凡之女、担任中央政治局保健醫生的朱仲麗結婚，使與毛的來往又增加了一個渠道。王稼祥并在中國女子大學借調教員等枝節問題上，「抵制」王明的「錯誤」，以顯示自己立場堅定，愛憎分明。459
　　看似淡泊名利，恂恂有君子風度的張聞天其實早已和王明、博古分道揚鑣。張聞天與博古有宿怨，在瑞金時期的最后階段，博古曾公開批評過張聞天主持的人民委員會的「文牘主義」。1934年春夏，博古還排擠張聞天，將其派往閩贛幾個縣巡視，不讓張聞天參加最高決策機構「三人團」，博、張關系早在長征之前就已出現嚴重裂痕。460
　　張聞天對王明更是抱有強烈不滿。王明返國后，為了打擊張聞天，曾散播「張聞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支部書記期間，其所在支部黨員都是托派」的流言。這一切都決定了當毛澤東向王明等發起進攻時，張聞天將只求自保，絕不會助王明、博古一臂之力。
　　在原國際派中，表現出最大團結意愿的只有博古一人。遵義會議后，博古一改過去驕橫、咄咄逼人的態度，對所有的同事都表示善意和尊重。隨著毛澤東權勢的急劇膨脹，博古天真地希望原國際派人馬能重新聚合起來，對毛加以一定的制衡。1937年，博古急切地盼望王明能早日返國，以為王明能担負起這個領頭的使命。1937年9月初，博古作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同國民黨談判，在南京期間，他還十分關心打探有關王明在蘇聯的消息。10月21日，博古致電張聞天，告知蘇聯《少共真理報》（即《共青團真理報》）刊有王明一論文的消息，要求延安將是否收到王明文章的消息迅速轉告他，「以便譯介」。461但是王明返國后的表現卻令博古失望。雖然博古在武漢長江局期間和王明相處堪稱愉快，可是只要一涉及過去的歷史問題，王明馬上就表現出一副與己無關、自己一貫正確的姿態，使博古對昔日的同事徹底寒了心，于是只盼望能長時間留在重慶工作。博古已預感到自己遲早將成為昔日朋友獻給毛澤東祭壇上的一只羔羊。
　　國際派大將所暗存的僥幸和自保的心理，被毛澤東一一看在眼里，毛充分利用他們之間的各種芥蒂和矛盾，施用區別對待、各個擊破的策略，將王明等分別孤立在各個被動的地位。當王明等正在為與毛關系的改善而暗自慶幸時，毛澤東已將他們引人早已布設好的包圍圈，正待一舉「殲滅」之。
　　二  進退失據的周恩來
　　1938年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后不久，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已獲莫斯科的「承認」，隨即開始調整與毛的關系，其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與昔日關系緊密的王明迅速拉開距離。
　　1939年6月，周恩來離開重慶返回延安，準備出席預計于7至8月召開的討論國共關系的中央政治局會議。7月7日，重慶《新華日報》為紀念抗戰兩周年發表中共領導人撰寫的文章，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劉少奇、博古、凱豐、董必武、吳玉章、葉劍英、鄧穎超等皆報上有文，唯獨缺少王明的文章。《新華日報》不登載王明文章，并非是一般的工作疏忽。周恩來此時雖不在重慶，直接領導《新華日報》的是南方局宣傳部長凱豐，若無重要領導人的指示或暗示，凱豐是沒有理由、也無權力拒絕在《新華日報》上刊登王明文章的。
　　1939年8月下旬，周恩來為治療臂疾，啟程離開延安，轉道蘭州、迪化前往蘇聯，于9月中旬到達莫斯科。周在蘇聯居留的半年時間，除了住院治療外，周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抗戰形勢及中國黨的工作。周恩來起草了長達數萬言的《中國問題備忘錄》，于1940年1月分發給共產國際各執行委員閱讀。1940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出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季米特洛夫將這份決議當面交給了周恩來。
　　周恩來對共產國際的匯報并沒有直接涉及毛澤東與王明的分歧。但明顯突出了毛在中共黨內的作用。周了解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的同情態度，避免在正式場合批評王明，卻在私下談話中，對王明進行了抨擊。季米特洛夫在與周恩來個別交談時問到王明回國后的表現及與毛澤東的關系，周恩來回答，不夠好，甚至有一個時期，王明跑到武漢，企圖組織自己的班子。462在這里，周若無其事，將自己與王明在武漢的密切合作全部勾去。當季米特洛夫對中共遠離工人階級、以鄉村為中心表示担心時，周的答復則是，中共在農村經過長期斗爭的鍛煉，有毛澤東領導，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463周恩來的這番言論十足像一個毛澤東的政策解說員，他以這種態度向共產國際表明他個人支持毛澤東的立場。
　　周恩來在莫斯科的又一個重要活動是參加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對李德的審查。1939年8月下旬，李德在華居留七年后隨周恩來等同機前往蘇聯。同年12月，共產國際「根據中國黨的意見」，開始了對李德的審查，參加者有周恩來、毛澤民、劉亞樓以及共產國際監委主席佛羅林。據李德回憶，周恩來在發言中批評了他在1934年對閩變的態度以及「短促突擊」的作戰策略。但是，在李德與紅軍的「消極防御」關系問題上，周的態度卻「極其謹慎」。李德認為，這是因為此問題牽扯到周在內戰時期的軍事主張。464共產國際最后對李德問題作出結論，免予處分，改派與中國無關的工作。1940年后，李德被調往莫斯科外國文學出版社，從事蘇聯文學和列寧著作的德譯工作。以后李德長期在蘇聯克拉斯諾戈斯克任教，直至1949年才返回蘇占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盡管周恩來已經拉開了與王明的關系，翩然來歸，毛澤東卻對周很不滿意。毛對周的不滿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眼下現實的因素。1938年后，毛對周的不滿主要集中在周對國民黨的溫和態度，以及周對項英表現出的寬容。
　　如前所述，毛澤東與王明在理論上的重大分歧即是如何評價國民黨抗戰，以及中共在抗戰階段應對國民黨持何種方針的問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批準了毛澤東將共產國際加強統一戰線的精神與毛自己有關大力發展中共力量相調和的政治路線，但在如何掌握這兩者的關系問題上，卻留下了極具伸縮性的空間。從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正式文件中，很難真正看清中共對國民黨的方針、策略已發生了重大轉變。中共對國民黨的方針基本取決于中共領袖對瞬息萬變的形勢隨時作出的靈活反應。由于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地位，黨的最高決策權已集中于毛個人之手，這就造成了極為尷尬的局面：負責具體處理與國民黨交涉的周恩來，根據六中全會的精神，繼續強調中共與國民黨的合作；而毛澤東則擁有對六中全會的解釋權，在毛的解釋下，六中全會的路線應是反擊對國民黨「妥協」的「右傾投降主義」。
　　周恩來沒有全程出席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9月30日，周在六中全會作完統一戰線工作報告后，隨即離開延安于10月1日返抵武漢。周對六中全會精神的理解主要依據的是9月中旬至下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所通過的基本方針，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六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其主要內容是討論毛澤東即將在六中全會上宣讀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周恩來就是根據這次會議和《論新階段》的精神，在六中全會后，繼續強調擁蔣杭日，加強國共兩黨合作。
　　然而，周恩來為貫徹六中全會精神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被毛澤東所欣賞，在毛的眼中，周恩來在處理與國民黨關系上的不少作法都烙有「右傾投降主義」的印記。在毛的「賬簿」上，周恩來為國民黨辦訓練班一事，就是周犯下的一個嚴重「錯誤」。
　　1938年11月25至28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在蔣介石主持召開的南岳軍事會議上，就中共為國民黨舉辦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一事同國民黨方面達成協議。此項動議出自中共方面，1938年10月22日，周恩來陪同抵達武漢的朱德面見蔣介石時，向蔣正式提出此議。蔣介石對此表示同意，要求中共提供教官。于是，周恩來担任了該訓練班國際問題講師，葉劍英任副教育長，中共教官、工作及武裝人員共三十多人參加了該訓練班的工作。對于此類「為他人作嫁衣裳」事，毛澤東一向深惡痛絕。盡管周恩來此舉最終得到毛的同意，但對毛而言，這不啻是在外力強迫下，對既成事實的無奈批準，而依其本性則是極不情愿的。
　　周恩來的這類「錯誤」在1938年底達到了高峰。1938年12月12日，周恩來、葉劍英等在給廖承志并報毛澤東、張聞天的電報中，似乎忘記了毛對國民黨一向采取分化瓦解的既定方針，而提出中共應以「大黨風度」調和國民黨各派系的矛盾。465周恩來的這種「抗戰至上」的態度在1939至1940年繼續發展。周在就統戰問題與毛的往返電報中，也是多強調「擊敵和友」。4661940年10月以后，在圍繞新四軍北移問題突然升溫的兩黨沖突中，周和毛的態度更是存在根大的區別。與精神高度緊張、提出「作與蔣介石決裂的準備」的毛截然相反，周恩來、博古多次建議中央應作必要的妥協，「也讓一步」，對國共分裂持相當謹慎的態度。467
　　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系上，毛澤東、周恩來的態度差異，并不涉及任何實質性的路線分歧。毛的強硬與周的穩健都是出于維護中共利益的同一目標。事實證明，抗戰期間，毛澤東在制定對國民黨的方針過程中，十分重視并經常采納周提出的外柔內剛、留有馀地的主張，毛和周構成的互補關系，有效地維護了中共的利益。盡管周的中和作用對毛的決策極為重要，然而在毛澤東心目中，周恩來作為一個「調和主義者」的角色也就固定化了。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另一不滿是周對項英的態度。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新四軍受中共中央和長江局的雙重領導，在黨的關系上，長江局直接領導東南分局。這樣，王明、周恩來和項英就有了比較密切的工作聯系。毛澤東對項英原本就無好感，除了三十年代初期兩人在江西結下的深刻矛盾外，王明返國后，項英與王明關系的接近，更加深了毛對項英的不信任。1939年春，項英指令新四軍軍部秘書、抗戰前曾任中共上海劇聯書記的揚帆，寫出江青在滬演藝界表現情況的書面材料，署名項英，將材料發電給延安，此電報明確提出。江青不宜與毛澤東結婚。468項英此舉更進一步增添了毛對項英的反感。1937年后，毛澤東十分担憂項英因領導新四軍而加強其在黨內的地位，對項英明顯表現出冷漠和排斥，對項英提出的一些工作方面的請求，也多加以敷衍和事實上的阻攔。
　　1938年春夏之際，項英為新四軍組建事，多次致電毛澤東，請求調派得力的軍政干部前往江南。項英在電報和信中提出，延安集中甚多的干部，「應抽調大批派到南方」,項英還提議中央派劉少奇、陳云到南方工作。在給毛的電報中，項英建議「中央負責同志也應輪流到南方巡視」，強調此舉對「加強對于全國領導，實屬必要」。項英的上述言論，在極度敏感的毛澤東那里，有影射其據守延安、從不前往前線視察的寓意。毛對項英提出的這類要求僅作一般性的敷衍，只派去周子昆、袁國平、李一氓等少數高級軍政干部和五六十名團連級干部。毛在覆項英的電報中，語含輕慢，聲稱「如你處不要，則交長江局使用。究竟你處是否要這批干部」？對項英毫不掩飾自己的厭煩。469但是在一段時間內，毛澤東懾于項英在黨內、軍內所享有的崇高聲望，以及項英一身凜然的「共產主義清教徒」的氣質（項英是少數反對任何特殊照顧，在生活上堅決與普通戰士同甘共苦的中共領袖），對項英也無可奈何，只能在其背后多方加以掣肘。1939年后，隨看毛政治地位的鞏固，毛頻頻開始了對項英的指責，并采取一系列步驟削奪項英的權力。對于毛澤東的狹隘胸襟和毛、項之間的糾葛，周恩來完全清楚，他既附和毛對項英的部分批評，又試圖維護項英的威信，在關鍵時刻助項英一臂之力。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連續舉行會議，聽取周恩來就統戰問題和南方黨與軍隊工作情況作的政治報告。項英未出席這次會議，由張鼎丞代表東南局和新四軍出席會議。周恩來在談到新四軍問題時，高度評價了項英的領導作用。8月25日，會議由周恩來而非毛澤東作結論，周指出，項英領導的東南局取得了許多成績。470
　　時隔一年，周恩來在1940年6月17日舉行的討論新四軍工作的南方局常委會上，再次肯定新四軍執行了中央為新四軍制定的「向北發屐，向東作戰和向南鞏固」的方針。在這之前，194O年5月4日，毛澤東在給東南局發出的指示中，對項英領導的新四軍工作未盡展開，實力發展不大提出批評。項英感到委屈，于5月9日、12日致電延安，表示同意中央路線、方針、策略，但希望中央指明他的錯誤性質和具體內容，并公開宣布撤銷他的職務。周在6月17日南方局常委會的發言中雖然對項英提出了委婉的批評，指出新四軍沒能利用有利時機大膽發展，但仍然強調「一年來東南局的工作在項英的領導下是正確的」。周恩來并面告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和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中央仍以項英為東南局書記。471
　　1940年8月4日，周恩來出席在延安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周一方面批評新四軍未積極執行中央向北發展的方針，在與國民黨的談判中也未堅持黨的立場；但同時，周再次提出，東南局仍以項英為書記。周恩來的這番表態具有重要的意義。1940年，毛澤東在遠離江南的延安，隔著千山萬水，憑著電報對新四軍實施具體指導。慣于為自己留退路，以顯示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料事如神的毛澤東，在給項英的電報指示中，前后矛盾，變化無端。毛既要項英盡速作好北渡轉移的準備，又要項英維持「拖」的局面，來配合延安部署對國民黨的談判斗爭。毛忽而判斷國民黨大軍進攻在即，要求皖南部隊立即分批移動；忽而又命項英向重慶要開拔費，要餉彈，「再拖一兩個月」，472致使項英無所適從，始終難以最后確定新四軍北上的時間和路線。而毛澤東只看結果，不管過程，有理三扁担，無理扁担三，在延安對項英吹毛求疵，百般指責。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數成員也隨看毛澤東的調子，對項英多方挑剔。江南新四軍所處的環境與華北八路軍完全不同，國民黨在江南留有強大的兵力，新四軍的活動與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之項英的領導確有缺失，對國民黨顧忌較多，這些都嚴重削弱了項英在黨內的地位。1940年11月中旬，延安決定成立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令項英在部隊移動安排就緒后，返回延安參加「七大」。在項英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刻只有周恩來能體諒項英進退兩難的苦衷，強調項英在東南局和新四軍的領導作用，竭力維護項英在新四軍中的威信。
　　周恩來在處理與國民黨關系上的穩健態度及對項英的善意和寬容，都被毛看在眼里，毛只是需要選擇適當的時機向周恩來表明自己的不滿。
　　1939年1月5日，在沒有任何特殊跡象的情況下，毛澤東公然推出一項旨在削弱周恩來權力的行動。是日，毛隱身其后、以延安中央書記處的名義，致電在重慶的周恩來，無端改變1939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關于設立南方局的決定，提議將華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的中央局（即南方局）易名為西南局。473此決定如果一經最后確定、必然大大降低南方局作為中共在延安之外領導南中國黨最大的派出機關的地位，而將南方局等同于地位較低的北方局（楊尚昆）、中原局（劉少奇）等其它派出機構。周恩來立即對延安的這封電報作出回應，1月7日，周與在重慶的另兩位政治局委員博古、凱豐共同聯名，覆電中央書記處，強調新設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稱為好」。只是在周恩來、博古、凱豐的強烈要求下，毛澤東才作出讓步，于1月13覆電，同意仍沿用南方局的名稱。474
　　對于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南方局的工作，毛澤東的態度也是模棱兩可的。1939年8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一方面稱贊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績」，并指出「這是在恩來領導下的成績」。但是，毛緊接看話鋒一轉，開始尖銳指責南方「黨不鞏固」，「群眾運動不深入」，「統戰沒有中層階級更大的發展」。475周恩來對于毛的批評迅速作出反應，在當天周所作的會議結論中，周承認南方局在鞏固黨、利用合法機會做群眾工作不多，周還檢討了在統戰中「偏重了聯蔣」，「對中產階級團結不夠」。 476
　　和周恩來小心翼翼、努力協調與毛澤東的關系全然不同，毛則不時示周以顏色，讓周明確地體會到兩人的關系已今非昔比。1940年3月26日，周恩來、任弼時、蔡暢等從莫斯科返抵延安，盡管在抵達延安的前一天，周恩來在甘泉就和毛通了電話，但是當周抵達時，毛卻仍在睡覺，「只有李富春前來迎接，而且主要還是接他的夫人蔡暢」。 477兩年后，毛卻親自迎接從莫斯科返延的地位遠低于周恩來的林彪。這一回毛不睡覺了，他挽看林彪的手步入楊家嶺他居住的窯洞。478毛對周、林的親疏之別，一目了然。盡管毛有意怠慢周恩來，周卻處處關心、體貼毛。1940年2月下旬，周恩來一行自莫斯科啟程返國時，共產國際為周等準備了兩大箱西式食品和煙酒，以備旅途食用。周卻提議旅途中改用中餐，將這兩箱洋式點心萬里迢迢帶回延安。返回延安后，周又親自檢查食品箱，命令將其送給毛澤東夫婦享用。479毛固然對周之細心周到心領神會，但對周的態度始終未越過公事公辦的界限，這就使周永遠感到頭頂上有一個緊箍咒存在，至死不敢稍有懈怠。
　　1938年后，毛澤東準確地利用了周恩來的性格特點，對待周，有揚有抑，有緊有松，成功地瓦解了周恩來與王明的聯盟，并重新理順了毛、周關系。對于毛而言，周恩來是須臾不可缺少的股肱，周的崇高聲望、非凡才干和對中共事業的獻身精神，使周成為任何人都難以取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毛了解周沒有爭當中共領袖的權欲，對毛毫無威脅。周既非王明集團成員，又與蘇聯和共產國際關系深厚，是可以代表毛與斯大林打交道的最合適人選，這一切都可使毛繼續重用周。但是，毛絕非是一個能輕易忘記過去的人，周在1931至1935、1937至1938年兩次與王明聯手孤立毛的往事，使毛刻骨銘心，難以忘懷。周恩來身上散發著的那種儒雅、高貴的氣質，也與毛一身的「山大王」氣質格格不人。因此，毛時不時就要借機敲打一下周恩來，并執意提拔劉少奇作中共第二號人物，將劉作為制衡周恩來的工具，以防周恩來在黨內形勢發生突變的關頭，再一次棄毛而去。
　　為了打下中共的江山，毛澤東必須借重周恩來的才干和忠誠；周恩來也在與毛的長期共事中，發現毛具有自己所缺乏的可作「人主」的霸氣，斷定憑藉這股霸氣，毛能夠一統江山。因此，周以其獨有的機敏和靈活，很快適應了與毛的合作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毛居于主導地位，周則安于作一個輔佐性的角色。由于毛、周都重視對方對自己的價值，各守分際，因而兩人的合作雖時興波瀾但仍彌久而不墜。只是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毛、周合作的關系還剛剛建立，毛對周還有太多的怨氣沒能盡興宣泄，故而毛有意讓周體會上下不落地的虛空，使周恩來在很長時間內搞不明白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究竟處于何種地位。這種由毛一手制造的對周恩來的慢性精神虐待長達七年，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才告一段落，使周恩來進退失據，有苦難言，為自己昔日的「過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三  初戰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
　　從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毛澤東為在政治上徹底摧毀王明、博古等國際派，小心翼翼，穩扎穩打，將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縮小包圍圈，已取得了對王明、博古等的絕對優勢。經過三年的精心策劃和細致的準備，毛澤東在1941年9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向王明等下戰書。
　　毛澤東向王明等掛牌的行動發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據當時担任會議記錄的胡喬木的記載，這次會議「實際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開了五次會」。參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任弼時、王明、博古、康生、陳云、張聞天、王稼祥、朱德、鄧發、凱豐等十一人，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缺席會議。毛澤東為了確保自己在會議上取得完全的優勢，批準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崗、陳伯達、彭真以及楊尚昆、羅邁（李維漢）、林伯渠、王若飛、葉劍英列席會議。毛并指定王首道、胡喬木担任會議記錄。
　　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嚴格保密的狀態下進行的，以至外界長期難以窺其真相。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為反擊王明對毛澤東的攻擊，480中共黨史研究部門才有選擇性地披露了這次會議的若干資料。直至1994年《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出版，才使得外界對歷史上這次著名會議的實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毛澤東為這次會議確立的目標是具體和明確的，這就是重新解釋1931至1935年中共的歷史，從根本上摧毀王明、博古等國際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礎，逼王明、博古徹底下臺。
　　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在會議上作基調發言，以談「主觀主義」對黨的危害為突破口，迅速切人到「蘇維埃后期『左傾』機會主義」的命題。毛嚴厲指責蘇維埃后期的主觀主義，自稱為「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毛說，1933年中央蘇區反「鄧毛謝古」實際上是「指雞罵狗」，「在蘇維埃運動后期，五中全會精神……這些都比立三路線的『左傾』在政治上表現得更完備」。為了防止王明等抬出莫斯科作擋箭牌，毛主動出擊，采用釜底抽薪的辦法，聲稱國際派師承的并非是斯大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諾維也夫。毛說，主觀主義來源之一即是「外國的傳統，過去共產國際如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等人的影響」，一下子就將王明等與已被斯大林消滅的「人民公敵」捆在了一起，把他們一同打進「假馬克思主義」之列。毛在集中攻擊國際派的時候，沒有忘了把周恩來捎上，他在講話中批評了周恩來領導的蘇區中央局于1932年5月11日作出的《關于領導和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與擴大民族革命戰爭運動周的決議》，「是完全主觀主義的東西」（當時博古、張聞天仍在上海，蘇區中央局書記為周恩來）。481
　　毛澤東在1941年9月主動挑起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是經由他精心策劃，不斷試探，并判斷在核心層已不會遭到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才進行的。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毛為了奪取軍權，無心在有關黨的政治路線的問題上糾纏。但是到了1937年6月，當毛已初步站穩腳跟，他卻支持劉少奇向張聞天挑戰，企圖在對過去黨的政治路線的評價問題上，打開一個缺口。只是在遭到多數人的激烈反對后，毛才被迫退卻。1938年毛又想重新挑起對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被共產國際明令阻攔，但毛不甘心就此罷休，再次放出試探氣球。10月，毛在〈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有意含混其辭，避免直接評價1931至1935年黨的政治路線，甚至重復〈遵義會議決議〉，再次肯定遵義會議所糾正的黨的錯誤，「并非是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原則錯誤」。但是毛同時宣稱，這種錯誤具有「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為日后推翻原有結論預埋了伏筆。1940年12月，毛再次出擊，在12月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總結蘇維埃運動后期的政策錯誤問題。毛說，遵義會議的決議須有些修改，決議只說那時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然而毛的這種說法又一次受到張聞天等的反對，毛只能被迫妥協，在12月2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時局與政策的指示中，沒有提出「路線錯誤」的正式概念。半年多后，形勢向有利于毛的方面發生了重大的轉變，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毛已無后顧之憂。毛編輯的供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對號人座」的《六大以來》已經發至各政治局委員和其它負責干部。毛對黨的組織、軍隊、保安力量的控制也達到堅不可摧的地步，現在他再無需違心地附和眾議了，于是義無反顧，破門而出。
　　毛澤東是一位高明的戰略家，深諳開展黨內斗爭也需像軍事作戰那樣，要講究以虛就實、聲東擊西等一套戰法。毛要師出有名，更要撇清個人爭權的色彩。在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毛將整肅國際派的意圖暫時模糊化，他說「要實行學制的改革，把過去的一套徹底打碎。……以《聯共黨史》作為學習的中心……」。在他列舉的「宗派主義」的各種表現中，首先是「首長至上」。（「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排擠非黨干部」（「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明明毛要討伐的是王明等的「宗派主義」，卻故意施用障眼法，將「宗派主義」的外延盡量擴大。然后，毛宣布要「實行兩條路線的斗爭，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482
　　盡管毛澤東說得冠冕堂皇，但是與會者個個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究竟是什么。王明作為毛澤東的頭號政治對手，對毛的意圖洞若觀火，可是他的嘴卻被自己和毛澤東雙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評「蘇維埃后期左的錯誤」，現在毛只不過是重復王明昔日的指責，王明已無任何理由對毛的批評提出異議。因此當毛抨擊「蘇維埃后期左傾機會主義」時，王明明知其中隱藏兇兆（「左的錯誤」與「左傾機會主義」，在共產黨語匯中有質的區別），卻也無可奈何。王明表示贊成毛的報告，承認蘇維埃后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王明說，他對博古、張聞天在中央蘇區的政策是「不同意的」，對五中全會提出的「蘇維埃與殖民地兩條道路決戰」的主張，他也是「不同意的」。王明強調自己在莫斯科期間，就曾反對過博古的錯誤，博古應是「蘇維埃后期最主要的錯誤負責者」。483王明在發言中還爆出一個大冷門——他揭發博古道：1931年9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成立時曾有過約定，將來到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將權力交出來，因為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張聞天皆非中央委員。484而事實上博古、張聞天抵達中央蘇區后，并沒有正式傳達這個意見。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實，但是他自己對此也有責任，因為王明并沒有從莫斯科打電報來糾正這個問題。再說，王明這番揭發也把周恩來、陳云、康生牽扯了進來，因為臨時政治局成立時，周恩來仍在上海，陳云、康生均為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周恩來等有可能也與聞此事。博古、張聞天到達蘇區與蘇區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局時，沒有資料證明，周恩來曾向博古等提過這個問題。當然，博古、張聞天、周恩來完全可以為自己辯護：1933年在中央蘇區成立的只是中共中央局，當時在上海也存在一個中共中央局。最后，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單也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批準。在博古落難之際，王明的這些話無疑是對博古落井下石，同時也進一步把事情搞復雜化了。誠然，對于王明而言，是沒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護自己，隨時可以「翻臉不認人」。
　　博古在會議上處于被告者的地位，「墻倒眾人推」，沒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在一片指責聲中，博古兩次發言作了檢討。他承認自己「完全沒有實際經驗，在蘇聯學的是德波林主義的哲學教條（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學家——引者注），又搬運了一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教條和西歐黨的經驗到中國來」。博古對王明的「揭發」也作出了反應，他沒有為自已辯護，相反承認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后沒有交權「確有纂位之嫌」，但又認為對此共產國際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也有責任，485最后，博古表示他有勇氣研究自己過去的錯誤，希望在大家幫助下逐漸克服。486
　　張聞天在會議上的表現在原國際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對象之一，毛澤東在9月10日講話中，多次把矛頭指向張聞天——在國際派中，張聞天力量最為虛弱，毛先撿軟的柿子捏。毛尖銳抨擊張聞天負責的干部學習活動是「同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相對抗的」。毛嘲弄張聞天道，「對于理論脫離實際的人，提議取消他的『理論家』資格」。487面對毛的挖苦諷刺，張聞天第一個繳械投降。他在發言中除了表示擁護毛的報告外，還不惜自我貶損，稱「過去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機關來，這就給黨的事業帶來很大損失」，表示「現在要補課」。9月29日，張聞天再次發言，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張聞天仿效博古，承認臨時中央到蘇區「確有纂位問題」，但馬上強調王明對此也有關系，因為「五中全會的名單也是國際批準的，這些事情王明當時為什么不起作用」？488在這天的會議發言中，張聞天一改過去固守「中央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態度，宣布同意毛對蘇維埃后期黨的路線性質的評價，承認「當時的路線是錯誤的」，并且主動表示，「我是主要的負責者之一，應當承認錯誤，特別在宣傳錯誤政策上我應負更多的責任」。489張聞天的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壓力的違心之論，看來兩者兼而有之。張聞天在和毛的長期共事中，對毛的性格體會甚深，了解毛不做則已，一干則不擇手段，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在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張聞天的大轉彎與其對毛認識的加深有密切聯系。毛的文韜武略給張聞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許張聞天已從內心對毛「服氣」，正是鑒于內力、外力兩方面因素的作用，張聞天決定向毛主動認輸，以求早日解脫。
　　王稼祥、凱豐、鄧發等幾位政治局候補委員，雖然都知道毛澤東遲早要清算過去的歷史，但是乍聽到毛的嚴厲指控，仍不免受到強烈的震動。因為，毛在講話中對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的否定，直接威脅到他們在那次會議上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地位。
　　在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歸順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團」的「左的錯誤」為基礎，1938年后王稼祥在黨內地位的上升又與毛的大力扶助有關，因此王稼祥不可能轉而為「蘇維埃后期錯誤」辯護。在9月1O日的會議上，王稼祥檢討自己，「我也實際工作經驗很少，同樣在莫斯科學習一些理論，雖也學了一些列寧、斯大林理論，但學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機械論。學了這些東西害多益少」。490
　　在九月政治局會議上，凱豐的心理壓力也許是與會者中最重的一位。遵義會議上反對毛澤東復出的舊事，足以使凱豐心驚肉跳，后怕不已。在會議緊張的氣氛下，凱豐除了作檢討外，別無其它選擇。
　　鄧發不屬于國際派，也不在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之列，此時不握任何實權，他在會上也作了檢討發言。
　　在國際派各員大將和鄧發相繼檢討的同時，其它政治局委員也陸續發言，除了表示擁護毛澤東的報告外，還采取主動，紛紛作出自我批評。在毛的設想中，這次會議不僅要解決國際派的問題，即使那些現在屬于毛營壘的人也應對他們過去程度不同的「錯誤」表明態度，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顯示在中共黨內唯有毛澤東才是唯一正確的，也只有通過這種形式才能確立毛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
　　9月12日，毛澤東的重要盟友任弼時在會議上作檢討發言，承認自己當年「反對所謂『狹隘經驗主義』是錯誤的」，并說自己「毫無軍事知識」，卻在當年中央蘇區召開的南雄會議上對毛所堅持的蘇區內部也能打仗的正確主張不以為然。4919月11日、29日，陳云和康生分別就過去白區工作的「錯誤」在會議上作檢討發言。陳云提出，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的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有些干部位置擺得不適當，要正位，如劉少奇同志將來的地位要提高。 492康生在發言中以當年王明副手的身分指責王明實際上與博古有著一樣的思想，他還特別指出王明回國后也犯了錯誤。對于他自己有何錯誤，康生說，今天看起來是少奇的對，自己當時反對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機會主義者，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觀，二是聽國際說少奇是機會主義。康生還說，主觀主義的錯誤路線把白區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時是劉少奇負責，情況將是另一樣。493
　　陳云、康生的發言抬出了劉少奇，把劉少奇看作是中共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這在當時和毛澤東的戰略目的并無沖突。毛雖然想獨占「唯一正確」的光環，但毛早有將劉少奇扶持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意圖，此時毛也考慮到中共尚有白區工作這一塊，于是毛接受了「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的說法。
　　參加九月政治局會議的領導人已經就他們過去的錯誤作出初步檢討，邁出了「思想覺悟」的第一步。如何邁出下一步，似乎無需毛澤東的點撥，與會者幾乎個個都無師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這一步：他們開始紛紛當著毛的面對毛進行贊頌。王稼祥說：「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在白區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辯證法」。494陳云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羅邁說，「毛主席——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模范、典型」。葉劍英說，「毛主席由實踐到理論，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495還有人當面向毛提議，「多作論著，教育全黨」。 496在這類對毛的贊頌辭中，只有任弼時的調門較低，他說：「我黨的毛主席、劉少奇同志能根據實際情形來工作，所以犯主觀主義少些。」 497
　　與會者的檢討和表態使會議出現了毛澤東所盼望的一邊倒的局面，可是僅僅限于這一步仍是不夠的。熟諳共產黨斗爭哲學的毛明白，若不將王明盯住，會議散后，王明仍有可能興風作浪，只有「擒賊先擒王」，將火燒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斷了國際派的后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會議上，博古、張聞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對王明幾乎沒有正面涉及。在這段時間面，毛澤東兩次找王明交談，試圖說服王明承認「錯誤」。  498毛此時尚沒有明確提及王明在「蘇維埃后期的錯誤」，而是集中于對王明返國后「錯誤」的批評。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會議上的報告和武漢時期的工作都有錯誤，強調王明的錯誤為：政治上犯有原則性的錯誤，組織上鬧獨立性的錯誤。但是，毛與王明談話并無結果，雙方實際處于膠著的狀態，直到1O月初，一個偶然的事件觸發了王明向毛澤東作出正式回擊。
　　1941年1O月4日，毛澤東將一份季米特洛夫給中共中央查詢中國抗戰情況的電報交給王明，提議王明先作考慮，然后集體討論如何給共產國際回電。季米特洛夫在這封電報中提出十五個問題要中共回答，其中有中共準備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國法西斯繼續進攻蘇聯的情況下，在中日戰場打擊日軍，從而使日本不可能開辟第二戰場打擊蘇聯；中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究竟采取什么立場等。499王明看到這封電報，如獲至寶，覺得反擊的機會到來了。
　　10月7日晚，毛澤東偕同任弼時、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討回電季米特洛夫的問題。王明在與毛的談話中，就季米特洛夫來電所提有關中共統戰政策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明認為，「我黨已處于孤立，與日蔣兩面戰爭，無同盟者，國共對立。原因何在？黨的方針太左，新民主主義論左」。王明又說，「我黨的黃金時代是抗戰之初的武漢時期，1937年12月會議前和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以后，這兩頭的政策皆是錯誤的」500
　　10月8日晚，王明在楊家嶺召開的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作長篇發言，全面闡述他對當前黨的政策的看法。王明集中談論三個問題。第一，批評中共（實指毛澤東）有些地方政策「過左」，「妨礙統一戰線」。王明說，「對地方實力派消滅過份，對地主搞得太過火」，「今后階級斗爭要采用新的方式，使黨不站在斗爭的前線，而使廣大群眾出面，黨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馀地」。王明提出，在中國與蘇聯都異常困難的形勢下，中共不僅應與民族資產階級搞好關系，而且還應與國民黨把關系搞好，此「既有必要，也有可能」。第二，對毛的〈新民主主義論〉提出異議。王明認為，「在目前統一戰線時期，國共雙方都要避免兩面戰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區別。含混并舉是不妥的」。王明指出，「新民主主義只是我們奮斗的目標，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對毛就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長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駁。王明宣稱「十二月會議與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是一致的」。長江局總的路線是對的，只是在「個別問題上有錯誤」，如「強調斗爭性不夠」，「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指與延安的關系），但王明緊接看又強調，「我在武漢工作時是講獨立性的」（指與國民黨的關系）。501
　　王明在10月8日的發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戰。1938年共產國際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到嚴重摧殘，王明的恩師米夫因與布哈林有牽連，已被處決，王明失去了保護傘。共產國際出于現實的考慮，實際上已半拋棄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時間里，季米特洛夫未與王明直接聯絡（或許有聯絡，但電報被毛截留），備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審時度勢，違心地向毛低頭。正當王明獨自一人承受來自毛的巨大壓力時，季米特洛夫的電報猶如一劑強心針，頓時給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著孤注一擲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
　　王明的反擊被毛澤東當場粉碎。毛澤東針對王明的指責，反駁道，王明認為我們太左了，恰恰相反，我們認為王明的觀點太右了。毛說，王明同志在武漢時期的許多錯誤，我們是等待了他許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現在還沒有向國際報告過。前幾天與他談話指出了武漢時期有這樣幾個錯誤：一、對形勢估計，主要表現是過于樂觀；二、對處理國共關系，沒堅持獨立性與斗爭性；三、軍事戰略，助長了反對洛川會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四、在組織上，長江局與中央的關系是不正常的，常用個人名義打電報給中央與前總（指八路軍總部），有些是帶指示性的電報，不得中央的同意，用中央的名義發表了許多文件，這些都是極不對的。現在王明同志談了他的看法，大家可以討論。502
　　毛澤東的迅速反擊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國際派的努力。參加當晚會議的任弼時、康生、張聞天、陳云、王稼祥、凱豐紛紛表態，一致批評王明，擁護毛的發言。王稼祥、任弼時還以當事人的身分。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爾斯基當年對王明的批評性評價。任弼時回憶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說，「王明缺乏工作經驗」，「王明有些滑頭的樣子」。503張聞天插話說，《救國時報》（王明領導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巴黎創辦的中文刊物）宣傳王明為英明領袖。504在會議結束時，毛澤東當機立斷，關于蘇維埃運動后期錯誤問題，停止討論。「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王明提出的政治問題」，希望王明對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在政治局會上作出說明。毛特別提出「王明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錯誤，但不是路線的錯誤」。505
　　據胡喬木記述，在10月8日書記處會議后，毛澤東隨即寫了一份「較為詳細的講話大綱」，準備在擬定12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毛在這份講話大綱中進一步擴展了自己在10月8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認為王明的首要錯誤是統一戰線中的遷就傾向，其它錯誤是，在中日戰爭問題上，有盲目樂觀傾向；在軍事問題上，只是空談五個統一與七個統一，506以對抗「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對中央關于發展長江流域游擊戰爭的意見置之不理；在處理黨內關系上，堅持要到武漢去，使長江局成為實際上的中央，反對延安用書記處的名義，對延安、華北下命令；不印〈論持久戰〉小冊子；開六中全會不肯回來，到了西安還想回武漢去，形成「獨立自主局面」。胡喬木說，毛的大綱也指出了王明還有一些「對的地方」，但胡未予列出。 507
　　毛澤東在10月8日書記處工作會議上對王明的批駁，及會上出現的的一邊倒局勢，使王明深感孤掌難嗚，只得全線撤退。1941年10月12日，王明宣布有病，不能參加政治局會議。這樣，原定的會議未開成，毛澤東準備的「大綱」也未能宣講（此「大綱」所列各點日后成為中共黨史編纂學對長江局評價的定論）。次日，任弼時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報告說：今天李富春參加醫生的會診，醫生要王明休息三個月。王明提出，病休三個月中，不參加書記處會議，只參加政治局會議（實際上自此以后，王明就再也未參加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任何會議）。王明并提出兩點意見：—、關于武漢時期的工作，「同意毛主席10月8日結論」。二、關于他對目前時局的意見，請政治局同志到他住處去談，以后由政治局進行討論，他病好后再看記錄。 508
　　對于王明聲稱有病，不能出席政治局會議事，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長期被解釋為「詐病」。509王明則在三十年后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中說，10月8日，他的胄大出血，10月9日，毛澤東派其私人秘書葉子龍將他「從床上拖到了會上」。510從10月10日起，他就臥病不起。10月14日，王明被李富春等送進延安中央醫院。王明說，毛澤東是為了「甩開」他，「強迫」其住院治病。511
　　王明自動請假，使毛澤東最大的一塊絆腳石已不復存在。在10月13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毛對王明表現出少有的溫和態度。他請任弼時向王明轉達，「對他說明，他在武漢時期的工作，路線是對的。但個別問題上的錯誤是有的，我們就是這些意見，如他還有什么意見，等他病好后隨時都可以談」。 512然而就在同一天，毛一改數日前宣布的停止討論「蘇維埃后期錯誤」的決定，再談過去歷史問題。毛說，蘇維埃運動后期錯誤的主要負責者是博古同志，張聞天算犯第二等的錯誤，王明在四中全會中形式上糾正了立三路線，但后來在實際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線。513會議最后決定成立「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由毛澤東、任弼時、康生、王稼祥、彭真五人組成，以毛澤東為首，再次引導黨的高級領導人把目光轉回到過去歷史問題。 514
　　以毛澤東為首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的工作任務并不復雜，其實就是根據毛的意圖重新改寫中共黨史。毛當然知道此項工作的意義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幫忙，而是自己親自動手將改寫黨史的框架建立起來。據近年披露的史料顯示，毛澤東在這段期間一共寫了兩組系統批判「左傾路線」的文稿：一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開的長達五萬多字的「九篇文章」；另一組為近兩萬字的作為九月政治局會議結論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
　　所謂「九篇文章」，是毛澤東針對原中共中央從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發出的九個文件而寫的批判文章。這組文章以嘲諷怒罵的方式尖銳指責了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當時黨的領導人。初始題目是「關于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以后改為「關于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關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為「關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515
　　據看過「九篇文章」的胡喬木評論，該文「用詞辛辣、尖刻，甚至還帶有某些挖苦」，是毛澤東的「激憤之作」「也是過去長期被壓抑的郁悶情緒的大宣泄，刺人的過頭話不少」。516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觀點，如認為1931年秋成立的臨時中央是非法的，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的領袖人物」，文中還多處援引劉少奇的觀點。文章寫成后，毛澤東只送給當時與他關系最密切的劉少奇、任弼時看過，沒有在其它領導人中間傳閱。517相信這是毛澤東在對劉少奇、任弼時進行「路線交底」。胡喬木作為毛的秘書，「看過此文，屬于例外」。518
　　1964年春，「九篇文章」從北京中央檔案館發現。毛澤東將這組極具攻擊性的文稿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以及陳毅傳閱，毛在批語上寫「請提意見，準備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將此件批送謝富治、李井泉、陶鑄傳閱，讓他們對文章提出意見，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語中寫道，將刪去文中提到的周恩來的名字，「因為總理一生正確比（錯）誤多得很多」。毛說，「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 519
　　1965年5月12日，毛澤東在對「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將原文標題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在內容上也增加了一些文字」。據胡喬木透露，經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鋒芒畢露」的特點。此時，毛澤東突然改變了原先不準備發表此文的想法，準備重新發表該文。毛解釋道，「由于年深日久，這個不利于團結的因素——寫得太尖銳，不存在了，干部不會因為看了這篇文章怒發沖冠，不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從而破壞黨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520然而不久毛澤東再次改變了主意，打消了公布這組文章的念頭——概因1965年春毛已開始醞釀文化大革命，毛著實不愿公開這組文稿給劉少奇臉上貼金。1974年6月，毛澤東又找出「九篇文章」，將有關稱贊劉少奇的內容盡行刪去，「打算印發中央委員，但后來只發給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521當時正是毛對周恩來再度不滿、策動反周的「批林批孔」運動期間，毛似乎有意將此文作為反周的石頭。毛在臨去世前一個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對此文發生興趣，「請人讀給他聽過一遍」。522此時劉少奇、周恩來、王明、張聞天、彭德懷均已不在人世，鄧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毛的「敵人」已盡情鏟除，夕陽日下，毛重溫舊稿，也許只是出于對這篇盡遂性情文章的特別珍愛，卻再無發表此文的念頭了。
　　與「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澤東寫的〈結論草案〉具有較正式的辭章形式和較強的理論色彩。《結論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確認定在中央歷史上，自「九一八」事變到遵義會議的「三年零四個月」為「左傾路線」統治時期，改變了毛自1940年12月以來以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為「蘇維埃后期左的錯誤」起點的劃分。毛的這個改動非同尋常，由此，可以將王明與「蘇維埃后期左的錯誤」掛上鉤。由于這個改動，毛在起草《結論草案》時，對原先只點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毛寫道：
　　王明同志與博古同志領導的這條路線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各方面都犯了嚴重原則錯誤的，集各方面錯誤之大成，它是形態最完備的一系錯誤路線。523
　　毛澤東并從思想形態、政治形態、軍事形態、組織形態等方面具體剖析了這條「錯誤路線」的特征和對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別指出，在長征前把中央領導變成「三人團」，變為外國顧問一人專政，剝奪政治局委員與聞軍國大事的權利，甚至根本停止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壓抑劉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與很老的群眾領袖，又是政治局委員），而提拔了兩個新黨員（博古、張聞天）」，是這條「錯誤路線」最惡劣的表現方面之一。 524
　　〈結論草案〉的另一個引人注目之處是關于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評價。與中共黨史編纂學的傳統解釋完全不同，毛澤東在這份〈結論草案〉中不僅沒有將六屆四中全會稱之為「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起點」，相反，毛寫道。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經過詳細討論之后，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后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525
　　毛澤東在〈結論草案〉中列舉了「四中全會的成功方面」：「反對了李立三的錯誤路線與羅章龍的反黨行為」，恢復了共產國際在中國黨內的信任，放棄了組織城市暴動和攻打大城市，解決富田事變的爭論。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圍剿」中都作了工作等等。毛指出，這些都應肯定。「這是四中全會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526
　　毛澤東為什么如此肯定以后遭致他強烈譴責的六屆四中全會？綜合兩方面的因素，可得出下列判斷：
　　首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團在1931年4至10月，曾經全力支持毛澤東。正是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時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終把一度被項英翻案的富田事變重新定為反革命事變，有力地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
　　第二，幾個與毛澤東關系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員，如任弼時、劉少奇是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的（任弼時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劉少奇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云、康生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不可避免將觸及他們。有可能對任弼時、劉少奇等與毛的合作產生不利的影響。
　　至于毛澤東是否顧及到共產國際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都是經共產國際批準召開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屆五中全會，就沒有理由担心否定六屆四中全會將遭致共產國際的不滿。
　　然而毛澤東終究是要徹底否定六屆四中全會的，非此不能徹底剝掉王明等國際派「合法性」的外衣。這一幕何時推出，還得取決于黨內形勢的變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數成員態度的進一步轉變。現在，毛澤東的老對手項英已死，只要任弼時能夠配合，江西「肅A8團」的那一段歷史，任何人都不敢牽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將「肅反擴大化」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頭上。只是眼下形勢還未臻于完全成熟，毛澤東還需繼續等待。
　　毛澤東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雖然沒能徹底否定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但是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目標已經實現。毛已一舉摧毀王明等國際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毛還順利地打下了重寫中共黨史的基礎。1941年秋，在毛的倡議下，中央政治局宣布成立幾個機構：以康生為主任的「中央黨與非黨干部審查委員會」，9月26日成立的以毛澤東為組長的「中央高級學習組」和以陳云為首的復查過去被錯誤打擊干部的委員會，前兩個機構成為毛領導整風運動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的結果表明，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喪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經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國際派已經土崩瓦解。王明實際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層，從此不再對中共重大決策起任何作用。毛澤東的下一步驟是乘勝前進，全面肅清王明等國際派在黨內的影響，在全黨搞臭王明、博古，徹底改變中共的面貌。
 

高華 著 2013-08-22 1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