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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13年10月袁世凱當選為正式大總統，到1914年5月1日袁記約法公布，袁世凱完成了總統獨裁體制，中華民國的共和體制已經名存實亡。除了一些毫無權力的咨詢機構，袁世凱實際上已經與皇帝無異。他為什么還不滿足呢？是虛榮心作怪,還是為了確保子孫的權力繼承？如果說袁世凱只是為了個人的野心，那么大好人楊度為什么也要袁世凱稱帝？事情恐怕有它自己的道理和邏輯。

楊度在前清是個君主立憲派人士，后來加入了共產黨，他同孫中山的關系也不錯，但在1915年時，他是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積極為袁世凱謀劃稱帝，是個帝制派。楊度的表現在中國政界也算是個異數，但說到底還是個書呆子的緣故吧？

梁啟超在前清是君主立憲派的領袖，他的名言是“開明專制”，他為在中國實現開明專制奮斗了大半生，對袁世凱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但結果卻一直沒有著落。在袁世凱準備稱帝的時候，他堅決反對帝制，甚至不惜與袁世凱決裂，策動了護國戰爭，成為再造共和的英雄。

我們以往把袁世凱稱帝簡單地歸結為他的政治野心，其實野心固然是有的，但野心也要有形勢的驅動，利害的權衡。那么，在1914到1915年間，楊度和梁啟超為袁世凱謀劃國家體制的理由是什么呢？當終身總統就能得善果嗎？

袁世凱走向獨裁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權臣篡位的傳統。據傳，在辛亥革命過程中，袁世凱重新出山之前，也曾考慮過自己稱帝的問題，但畢竟他羽毛不豐，未敢貿然從事。最后，以逼清帝退位，出任共和國總統的方式，掌握國家大權。從實質上說，袁世凱乃是借著辛亥革命的沖擊力，達成了權臣篡位的結果。

當然，一時間袁世凱的權力沒有鞏固，他也需要梁啟超一派做他政治上的盟友，來對付孫中山一派的革命黨人。畢竟，他是由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產生的臨時總統，他需要用欺騙和暴力的兩手來對付革命黨人，以便逐步鞏固他的權力。因此，在清帝退位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袁世凱一直信誓旦旦，效忠共和。例如，在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即1912年2月13日，袁世凱即宣布“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公認”，“從此努力進行，務令達到圓滿地位，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職務：“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全國統一的民國政府在北京成立后，南方革命黨中的激進派，一直在揭發袁世凱“帝制自為”的圖謀。為此，袁世凱多次予以澄清，例如他于1912年6月24日發表公開電，聲明說，他從小就羨慕上古天下為公的風氣，認為共和的好辦法，是和古訓一樣的。他自己原來是想退休回老家的，只是因為國民的委托，才担任這樣的重任。所以，“當共和宣布之日，即經通告天下，謂當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見于中國。就職之初，又復瀝忱宣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他認為外界懷疑他正在效法拿破侖圖謀稱帝，一半是出于誤解，一半是出于故意的毀謗。

1912年8月，孫中山到北京與袁世凱會談時，有記者問到袁世凱是否有帝制自為的野心時，孫中山的回答很肯定，主要意思就是不可能。他認為，袁世凱如果要稱帝，不是說他想稱帝就能稱帝的，要有國民心理來決定，就是說要有國民的擁護。拿破侖稱帝就是國民擁護的結果。再者，就是袁世凱的權威性不夠。袁世凱已經宣誓效忠共和，他如果稱帝，就是背信，他還能有威信嗎？而且，他除非能建立強大的武功，不僅戰勝全國，而且戰勝外國，才能樹立他的權威，而這是他做不到的。現在，許多地方都不服從他的命令，他要稱帝對他有什么好處？孫中山的分析很有道理，后來袁世凱稱帝失敗的事實也證明了他的分析。不過，孫中山當時還是忽視了袁世凱在沒有國民擁護的前提下也會利令智昏。

盡管袁世凱信誓旦旦效忠憲法，但民初實施《臨時約法》的結果，政局紛擾十分嚴重。雖然宋教仁和國民黨方面一直在堅持《臨時約法》的原則，但袁世凱方面以及共和黨方面也一直在批評《臨時約法》，束縛總統行政權力，影響行政效率，謀求修改憲法，向強化總統權力的方向發展。在1913年正式國會開幕之前，各派紛紛發表自己的憲法主張，梁啟超發表了《憲法之三大精神》一文，強調國權與民權調和，實際上重申了開明專制的主張。也就是要建立總統獨裁體制，讓共和制名存實亡。

袁世凱政府收買上海流氓暗殺了宋教仁之后，孫中山發動了二次革命。在鎮壓二次革命的過程中，北洋軍隊抵達了長江流域，控制了湖北、江西、安徽、江蘇四省，其他各省也在鎮壓了革命勢力之后，宣布效忠袁世凱。袁世凱的權力大大強化了。袁世凱在擊敗了他的頭號敵人孫中山的革命黨人之后，一次又一次地控訴《臨時約法》對總統權力的限制，控訴共和政治變成了所謂的“暴民政治”，在梁啟超一派進步黨人（由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并而來）的支持下，一步步地強化獨裁的政治體制。

鎮壓二次革命勝利之后，袁世凱開始驕狂起來，越來越趨向于獨攬權力。結果，他的統治基礎卻日益萎縮了。1913年10月，袁世凱強迫國會先行選舉他當上了正式大總統。11月，又宣布取締國民黨，無論參加還是沒有參加二次革命的國民黨議員，都被取消資格。這樣一來，由于國會達不到開會的法定人數，等于解散了國會。袁世凱擺脫了國會這個累贅，進步黨人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存身之地。梁啟超和進步黨作為袁世凱對付革命黨的同盟軍，開始感到被冷落。而所謂制定憲法，也從此停擺。12月，袁世凱召集政治會議作為總統的咨詢機構。根據政治會議決議，于1914年1月下令停止全體國會議員職務。這個解散國會的命令，由國務總理熊希齡副署生效。熊是進步黨員，1913年7月由袁世凱任命，組成了所謂的人才內閣。國會解散，這個人才內閣也就被袁世凱一腳踢開，梁啟超一派落入了兔死狐悲的境地，為以后發動護國運動落下了伏筆。但他們對袁世凱仍然抱有希望。3月，袁世凱又召開約法會議，60名議員實際上由袁世凱遴選，制定了《中華民國約法》，袁記約法規定，總統“總攬統治權”，“行政以大總統為首長，置國務卿一人贊襄之”。總統“對于國民全體負責”，也就是不對任何民意機關負責。建立起總統獨裁體制。袁記約法規定成立參政會，作為總統的咨詢機構，參政員由總統遴選。同時，由參政會起草憲法，由大總統召集國民會議決定。而所謂憲法和國民會議，事實上一直為袁世凱擱置，沒有推行。袁記約法完成了總統獨裁的政治體制。但是，梁啟超所期望的袁世凱的開明性在哪里呢？

 1912年2月16日袁世凱讓助手剪去了自己的辮子。3月10日下午3時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此照為他和部分政府官員與外國使節的合影。他身著 的仍為前清陸軍上將軍常服。左前第一人是孫寶琦；孫右后方是蔭昌；前右二是陸徵祥；蔭昌之右為梁士飴。   采自《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國》

楊度（左）以為，“易大總統為君主”，可以解決元首繼承問題，避免軍閥野心家爭權之戰。梁啟超（右）則寄希望于袁世凱實行開明專制，維持共和名義不變，自由決定傳子還是傳賢。他認為這才是保持社會穩定最好的制度

楊度和梁啟超看到的危機

從1913年10月袁世凱當選為正式大總統，到1914年5月1日袁記約法公布，袁世凱完成了總統獨裁體制，中華民國的共和體制已經名存實亡。除了一些毫無權力的咨詢機構，袁世凱實際上已經與皇帝無異。他為什么還不滿足呢？是虛榮心作怪，還是為了確保子孫的權力繼承？如果說袁世凱只是為了個人的野心，那么大好人楊度為什么也要袁世凱稱帝？事情恐怕有它自己的道理和邏輯。

袁世凱的美國政治顧問古德諾，就認為中國采用君主制比較好。他寫道：“民智低下之國，其人民平日未嘗與知政事，絕無政治之智慧，則率行共和制，斷無善果。”孫中山也主張通過訓政時期來提高人民參與政治的能力，才能真正實現憲政。國民黨在統治大陸時期，一直實行訓政和獨裁制。當然，古德諾提倡君主制的理論前提，不是要搞什么封建復辟，而是希望逐步推進現代民主。他認為，中國要生存和發展，一定要實行立憲制，而在中國君主立憲制比共和立憲制的可行性比較大。也就是說，中國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能慢慢地推進民主（開明專制）。古德諾也只是一種理論推理，并不敢肯定在當時形勢下，確實具備了由共和制改為君主制的足夠條件。他最担心的問題是，在落后國家實行共和制，“元首既非世襲，大總統承繼之問題，必不能善為解決”。其結果是軍閥野心家們為了爭奪權位，引起戰爭，社會禍亂不可收拾。

楊度也贊成古德諾的觀點和憂慮。他認為，多數人民根本不知道共和是怎么回事，野心家人人都想當大總統，如果選不上就會用武力來爭奪。而且，清帝廢除后，“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

梁啟超并不反對他們的觀點，他用一句話就塞了他們的嘴：我在十年前早就說過了。他從來就反對共和而贊成開明專制的。民國以后，他也一直在為袁世凱出謀劃策，取消議會民主制，實行開明專制。

當然，上面說的還只是理論上的推理，實際情況其實更加可怕。楊度描寫了軍隊的情況：過去的軍隊知道要為皇家出力，現在沒有皇帝了，但他們不知道國家是什么東西。軍心渙散。南方的高級軍官要聽從下級軍官的，下級軍官要聽從士兵的。被人譏笑為“共和兵”。北方軍隊雖然問題沒有這樣嚴重，但要他們絕對服從命令，不避艱難險阻，也做不到了。所以，現在民國的兵，只求他們不發生內亂就謝天謝地了，要他們能夠平定內亂，抵抗列強，就根本做不到。

梁啟超也描寫了國家面臨的危機：辛亥革命造成的災難剛剛平復，人民還喘息未定，列強一直在威脅我們，到處都有自然災害發生，饑餓的人民等待救濟，深山老林處處潛伏著土匪。國家急需安定和治理。

楊度更預測了軍閥混戰的恐怖前景：“亂世以兵為先，無論何種德望學識，一至彼時，均不足為資格，唯有兵權乃為資格，然使兵力僅足迫壓議會文士，而無統一全國之勢力，則雖被選，仍無效也。諸將資格等夷，彼此不能相下，軍人、游士又從而挑撥推排，以求他日之富貴，終必兵戎相見，相與角逐于中原。”袁世凱死后中國出現的軍閥紛爭的局面，印證了楊度的預測。

《三國演義》上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人早已總結了中國的傳統規律。可是，進入近代以后，有了民主、共和思想，人們就把這個中國古老的規律給忘記了，把國家分崩的后果，統統栽到了辛亥革命的頭上。正像楊度所說，中國人都還不懂共和，那么，我們又怎么能去責怪她呢？國家分崩的局面，本來就是王朝末世社會解體的結果。

無論是袁世凱，還是楊度，或者梁啟超都很清楚，袁世凱對北洋軍人的控制力越來越弱，獨裁制雖然恢復了，但袁世凱這個總統在事實上并沒有足夠的權威性。從曾國藩的湘軍開始，中國有戰斗力的軍隊是招募來的，“兵歸將有”，形成軍權下移，派系林立的局面，無法統一指揮。清王朝的解體，袁世凱的篡位，都削弱了軍事領袖的權威性。當時所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除王士珍已經沒有兵權，退居閑散之外，段祺瑞長期担任陸軍總長要職，羽毛逐漸豐滿，提拔親信，自成派系，正像當年的袁世凱對清廷構成威脅一樣，段祺瑞也對袁世凱的權威構成威脅。馮國璋坐鎮南京，擁有重兵，也就能各霸一方，與段形成兩虎相爭的局面。袁世凱不僅對他手下的兩員大將統馭日益困難，對北洋諸將和各地驕兵悍將更是控制為難。段芝貴為袁世凱親信，二次革命時任北洋第一軍軍長，南下作戰，進駐武漢后，把副總統、湖北都督黎元洪逼出湖北，長住北京。但他手下的第二師師長王占元，坐擁實際兵權，開始排擠段芝貴。袁世凱竟然對王占元沒有辦法。奉天將軍張錫鑾，轄下第二十七師師長張作霖，原是由張錫鑾在前清時收編的胡匪，這時羽毛漸豐，也不愿意再受張錫鑾的管轄，而想獨霸一方。袁世凱對于這些驕兵悍將竟然只能遷就，無法處置。至于南北各地非北洋系的軍事將領，更是鞭長莫及，時時都有叛離的危險。

楊度和梁啟超如何為袁世凱策劃？

古德諾可能不知道，中國的君主權力雖大，但并沒有西方君主的不可動搖性和穩定性，“彼可取而代也”是中國的思維，所以希望稱王稱帝的人非常多。無論是共和制、君主制、君主立憲制，制度只能是一紙空文，在沒有什么社會勢力能夠推進共和制的歷史條件下，“真命天子”出來以前，都會引發爭斗。

楊度雖然對國情了解得比較多，但也單純地把軍事權威喪失的局面，歸咎于辛亥革命實行的共和制，打破了中國的穩定，結果連立憲制也沒有了，而無視清王朝的解體過程，忘記了中國的傳統。因此，他很簡單地看重名號的作用。他說：“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惟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他相信袁世凱是一位英主，能夠像德國皇帝威廉第一，日本明治天皇，“以專制之權，成立憲之業”，他盲目地相信，君主制可以提高袁世凱的權威性，袁世凱為了子孫的安全，也一定會實施立憲民主制，并且能夠建立豐功偉績，解決清王朝崩潰造成的權威失落的問題。

梁啟超對局勢的認識比楊度明白一點。他認為無論是君主制改為共和制，還是共和制改為君主制，“國體”的變更都是革命，都會引起社會的動蕩，所以，不希望袁世凱違背自己忠于共和，不恢復帝制的承諾。但他認為，在共和國名義不變的前提下，一個獨裁（開明專制）的總統，自由決定傳子還是傳賢是保持社會穩定最好的制度。

袁世凱于1914年6月召集了參政會，這個袁世凱遴選的參政會一直開得冷冷清清，但卻制定了修正的《大總統選舉法》，于12月29日由袁世凱公布。根據這個選舉法，大總統任期十年，連任沒有限制，由參政院議決，即可連任。實際上讓袁世凱成了終身總統。總統繼承人，由現任總統推薦候補者三人，書于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現任大總統出缺，由大總統選舉會在這三人中選舉一人。

梁啟超當時就寫了《讀〈中華民國大總統選舉法〉》一文，認為修正的選舉法，足以“定分而息爭”，符合中國目前事勢的要求。他強調指出：如果大總統去世，在前大總統推薦的三人中選舉一個人繼位，而全國軍隊及至其他各方面人物之有政治上勢力者，都能夠予以遵守服從，那么，這樣的繼承辦法，則“豈惟今日之良法而已，雖謂十年以后之良法，謂為永久之良法，誰曰不宜”。

楊度提出《君憲救國論》之后，梁啟超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中，再次重申《大總統選舉法》足以解決權力繼承問題。但梁啟超畢竟是個明白人，他提出了一些條件，第一，就是大總統要通過良好的政績來鞏固自己的威信。第二，要有辦法預防野心家。第三，要選擇和培養好接班人。依照《大總統選舉法》，無論傳賢傳子純屬前任大總統之自由。有了上述三項政治措施，就可以安全地解決繼承問題：“金匱中則以其名裒然居首，而隨舉不足重之二人以為之副而已。如是則當啟匱投票之時，豈復有絲毫紛爭之余地？代代總統能如是，雖行之數百年不敝可也。”看來這個制度是中國的創造。可惜，在當時未能成功地予以實踐。

楊度看到了這個制度缺乏實踐的可行性。他認為，現在面臨的繼承問題，不是制度問題，而是實際的政治局面問題。因此，這個制度靠不住：“總之，實際理由僅有一焉，曰：無惟一適當之人是也，因無一人，故擬三人，名為一人，實無一人。夫人之資格勢力，果能統一全國，為繼任之大總統否，此事實問題，非法律所能解決者也。國中果有此人與否，尤為事實問題，非法律所能解決者也。今中國無適當之繼任大總統，乃事實上無可解決之問題，而欲以法律之空文勉強解決之，如何而能有效也？”也就是說，袁世凱以后，沒有一個權威的繼承人，中國必然分裂，這是事實，而不是依靠法律就能解決的。為什么一定要改為君主制？就是要利用傳統的家天下的血緣繼承觀念。他舉了個例子：“前清左宗棠之平定回疆也，恃劉松山為大將，獨統一軍，劉松山沒，繼統無人，用其偏裨，則其余不肯相下，分為數軍，則兵力必薄，劉錦堂為松山猶子，一無戰績之少年也，左宗棠拔之，繼統其軍，一軍皆服，未必其聰明才力遂出諸將之上也，其天然資格，無人與之比較耳。”當然，楊度也知道，軟弱的君主，是很難鎮服強悍的軍閥權臣的。所以，他的理論邏輯就是希望袁世凱在改成君主制以后，為了后代的利益，實行君主立憲制。他盲目地相信袁世凱能成為這樣的“英主”。

所以，楊度和梁啟超爭過來，爭過去，實際上都沒有辦法解決北洋系統未來的分裂問題。梁啟超只是意識到，你袁世凱越折騰，政治局面只會更混亂。如果袁世凱依靠現在的一點威信，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那么，或許還有希望。所以他甚至這樣說：“是故中國將來亂與不亂，全視乎今大總統之壽命，與其御宇期內之所設施，而國體無論為君主為共和，其結果殊無擇也。”否則，中國社會必然分崩解體。

但是，袁世凱在政治上已經沒有能力有所作為，他只有把強化權力的希望寄托在稱帝上。梁啟超看到袁世凱執意稱帝，大勢已去，率先策動了護國運動。一個和平的改革派，也不得不走上了武裝斗爭的道路。

是誰逼死了袁世凱？

在二次革命以后，孫中山和黃興意見分歧，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成為一個狹隘的革命組織，而黃興一派的歐事研究會更是一盤散沙。他們對袁世凱的統治已經構不成威脅。袁世凱準備稱帝后，孫中山的主要助手陳其美于1915年12月5日，在上海策動肇和艦起義，因孤立無援失敗。但打響了反帝制的第一槍。然而，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始終未能集結起有震撼力的力量。辛亥革命時，上海商界曾全力支持陳其美，而在護國運動中，他們不希望陳其美再在上海策動革命，而是希望南京馮國璋宣布獨立，維持東南一帶的秩序。上海紳商致函馮國璋說：“上海為通商重地，又為黨人淵藪，尤多激烈分子，數日來設法間接勸阻，謂下游舉動，總當靜候高峰。各派崇拜虎威，企以俟今。時機急迫，勢難遏抑，萬一暴動，則全局均為破裂，而地方之糜爛，交涉之困難，實屬不堪設想。紳商等目擊情形，驚惶失措，今晨邀集南北商界籌議，皆謂非上游立刻發表(指南京宣布獨立——引者)，萬不能鎮定下游。”

梁啟超與蔡鍔策動云南軍隊發動護國運動，力量也很有限。護國軍甚至到不了長江一線。這小小的一點沖擊力，就把洪憲王朝沖擊得七零八落。這并不是說，北洋軍隊已經完全沒有戰斗力了，而是因為北洋系統已經分裂。

北洋大將段祺瑞、馮國璋的心目中，袁世凱的天下是他們幫著打下來的，野心勃勃地等著繼承袁世凱的遺產。袁世凱和楊度以為，有了君臣名分，就可以抑制他們的野心。而事實上，他們羽毛漸豐，既不愿意向袁世凱稱臣，更不愿意向袁的子孫稱臣，阻斷了自己的發展之路。因此，袁世凱越是想強化自己的權力，他們就越來越離心離德。軍閥勢力的形成和消解，在中國有自己的特殊規律。一個真正有力量的新的權威的形成，是在社會動員過程中實現的，甚至是經過了殘酷的血戰才能涌現。袁世凱依靠區區北洋六鎮兵力，對社會政治、經濟建設的貢獻也非常有限，他在事實上并不擁有個人權威的強大基礎。只是當時中國人才凋零，才給了他一個虛譽和機會。僅僅依靠一個制度的設計，是解決不了社會政治力量的實際格局的。

在王朝末世，權臣篡位總是為新的權臣樹立了榜樣。為了控制軍隊，防止新的權臣的出現，袁世凱于1914年5月8日成立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以削弱段的軍權，段暫時只能消極抵制。至1915年5月，段稱病退居西山，8月29日，袁世凱免去了段的陸軍總長職務，由王士珍接任。馮國璋于6月間特地趕到北京探聽帝制消息，沒有得到袁的一句真話。袁世凱騙他說，他已經在英國買了房子，如果“國民”一定要他當皇帝，他就只好跑到英國去養老了。馮國璋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對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12月18日，袁世凱下令調馮進京担任參謀總長，企圖使其脫離江蘇地盤。馮以有病為名，拒不進京，同時，開始與梁啟超秘密接洽，反對帝制，以穩固和強化他在長江一線的勢力。

從舊體制內衍生出來的領袖，如袁世凱這樣的人，以及他后來的繼承人，在加強權力集中的過程中，因為沒有社會力量的動員和支持，他的社會基礎反而越來越窄小，領袖的度量也越來越窄小，最后成為孤家寡人。這成了辛亥革命后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規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飆起飆落。

1915年8月14日楊度等成立籌安會，正式登場籌備帝制，12月12日，袁世凱宣布接受帝制，實行所謂君主立憲制，后又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但12月25日云南宣布獨立討袁，護國運動爆發，袁世凱驚懼之余，組織征滇軍，但段祺瑞、馮國璋都拒絕担任總司令一職，北洋軍士氣低落，戰事不利。而貴州、廣西、廣東、浙江、陜西、四川、湖南等地相繼宣布獨立。

在各省離叛的過程中，馮國璋于3月間聯合江西將軍李純、山東將軍靳云鵬、浙江將軍朱瑞、長江巡閱使張勛（一說為湖南將軍湯薌銘），5將軍密電請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凱在內外交困之下，于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承認帝制，23日廢除洪憲年號。以年號計算，他只做了83天皇帝夢，還沒有來得及舉行登基大禮，就夢想破滅。

然而，袁世凱還迷戀著權位，企圖繼續做他的大總統。他希望段祺瑞來幫他收拾殘局。但是，段祺瑞完全仿效袁世凱在晚清時的故技，要袁世凱交出行政權力，恢復責任內閣制，同時要袁世凱向他交出兵權。而另一大將馮國璋則以中立者的姿態，于5月間組織南京會議，與護國軍方面和談，要袁世凱退位。袁世凱本來一向身體很好，這時在內外交困之下，于6月6日憂懼病死，年僅57歲。

在護國運動中，孫中山系統、梁啟超系統的現代觀念和現代社會力量的動員，是非常微弱的。中國社會中的現代性社會勢力本來就很微弱，還沒有發育起來。因此，他們不可能用現代政治的組織方式，來獲得社會力量的支持，完成國家的整合。護國運動的主流，也不是辛亥革命時的民間動員，而是各派軍事力量的離叛。先是非北洋系軍閥離叛，然后是北洋系地方軍閥離叛，最后是原先的親信大將公然分割他的權力，迫他退位。因此，真正逼死袁世凱的是野心勃勃的各路軍閥。袁世凱死后，段祺瑞、馮國璋分割了袁世凱的遺產，形成了皖系和直系的對立。非北洋系的地方軍閥，則割據一方。中國進入了軍閥混戰的時代。孫中山系統、梁啟超系統都在護國運動中得不到他們所期望的成果。從主流上說，這種局面的形成，是中國傳統王朝解體之后的必然結果。中國社會的重新整合不可避免地走上從基層動員著手的艱難的道路。
 

【南方周末】朱宗震（北京） 2010-07-18 05:0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