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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曲線救書”記
　　
　　 陸谷孫
　　　　　　　　　　　　　　　　
　　 “文革”中期，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黃昏，我正在家鋪張桌面，準備小宴親友，慶賀新生女兒滿月，突被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派出的兩名紅衛兵緹騎押解到復旦大學，旋即投入外文系的“抗大式學習班”實行變相隔離，經專案組反復審查，大會小會迭次批判，復去長興島勞苦一番筋骨之后，始得“肄業”——因未宣布最后審查結論論，依我等咬文嚼字輩想來，當非“畢業”。解脫那天，金剛怒目的外文系工宣隊長對我說：“不許你再跟人打交道。( 乖乖，一下子開除了“人籍”!)派你去跟字打交道，老實改造！”隨之發配我去了始建不久的《新英漢詞典》編寫組。
　　 我當時想，奸佞橫行，校園蜩螗，不讓我與世接，不許我進課堂上講臺，正好寄物自遣；古有阮籍借酒，嵇康操琴，我陸某人胡不學學樣，避進語詞的密林，既求周身，又得寄托? 幸好，交上磨苦運的那一陣子，我正三十，在做學問方面尚有一點可塑性，還能跟著葛傳椝先生和其他多位師長同仁學一點編詞典的專門技能；而由于在“文革”那種泛政治和泛意識形態的大氣候中終于又有了接觸業務的機會，自問頗知珍惜，學得也還努力。就這樣，搞了五年，竟陰錯陽差成了《新英漢詞典》的主要設計者和定稿人之一；再往后，“四人幫”覆滅，“凡是派”下臺，我在重返講臺的同時卻總是擺脫不了造化的擺弄，從《新英漢詞典》到《英漢大詞典》，欲罷不能，轉眼之間已把二十多個寒暑的壯盛年華投了進去，教書之外，成了一個專門編詞典的匠人。南宋楊萬里詩云：“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回顧本人自一九七○年以來的經歷，我常想起這四句。
　　 回過頭來說說編寫《新英漢詞典》時“曲線救書”的故事。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詞典是工具書，工具的本質決定了詞典編纂的應用性和技術性特征。但在“全面專政”的“文革”年代，《新英漢詞典》的編寫工作在工宣隊領導下很像是一出違反
　　常識的“荒誕劇”。譬如說，編寫工作要以“大批判”開路，于是遠至牛津、韋氏，近到“文革”前的各種英漢詞典，都要用“照妖鏡”檢視一番，把“We need a Lincoln ”( 我們需要一個林肯式的人物) 和“Man proposes，God disposes”(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之類的“封資修毒素”剔核桃肉似地深挖出來。
　　 組內葛傳椝先生因在英漢詞典編寫方面頗多建樹，更被作為活靶子批判再三。葛是個向來不問政治的“字迷”先生，實在沒有多少把柄留給批判者，那就抓住他在英漢詞典例句中最好用Henry ，Beth等英語人名而不用老張、小王等的主張，狠批“洋奴哲學”；著名學者林同濟先生考究修辭，從毛選英譯本中摘錄了一個在他看來屬英漢等值佳譯的詞組“seething popular discontent
　　”( 民怨沸騰) ，當即被火眼金睛們看出是“心懷叵測”，召開全組緊急會議，拍桌打凳聲討一番；誰挨到做“to sleep around”( 中文意思：野宿濫交) 之類詞條，誰必倒霉，因為把此種詞義形諸字面一定是“黃色陰暗心理大暴露”；Confucius 明明是“孔夫子”的音譯，只因當時批林批孔正酣，豈可再尊孔丘為夫子? 任你把道理說得唇焦舌敝，領導還是明令寫上“孔老二”，使英漢形成驢唇馬嘴的“對應”；Pekingese 的詞源決定既作“北京人”又作“獅子狗”解，但在悍然把科學責為“偽科學”的當年一位極“左”責任編輯眼里，“堂堂偉大首都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豈可把那兒的人與小狗為伍? ”于是非得分列Pekingese1和Pekingese2不可。
　　 不破不立。“大批判”是破，破了以后立什么呢? 當時的一些激進派甚至提出應把以英文字母順序列條的傳統編排和檢索法兜底推翻，代之以兩份“紅”與“黑”或稱“積極與“消極”的
　　對立詞匯表。“revolution”( 革命) 屬“積極”，“counterrevolution ”( 反革命) 屬“消極”；可大量鍋盤瓢盆、吃喝拉撒之類的詞往哪兒放，卻讓激進派們自己也摸頭不著。“紅與黑”之議既遭擱淺，“大立無產階級之新”的任務就只能落實在收詞和設例這兩個編寫環節中了。
　　 當時有一個貌似堂皇實則荒謬的口號，叫做“以我為主”，即把據認為是最最先進的“文革新生事物”和中國科技成就向外宣傳。這樣，《新英漢詞典》里不但收了相當數量諸如“萬噸遠洋輪”、“人工合成胰島素”等誤作固定復合詞的自由合成詞組，更錯把英漢當漢英，收了許多大慶、大寨、井岡山之類的漢語拼音專名詞條。例證應當“為工農兵所喜聞樂見”，亦即服務于“文革”的功利政治。于是就發動編寫人員夜以繼日“研討”全部例證應當容納多少條毛澤東語錄，應當如何宣傳“樣板戲”、“赤腳醫生”、“五七干校”、“上山下鄉”等所謂“文革成果”，應當如何保持批判蘇修和美帝的大致相同比例。
　　 記得當時流行一句豪言壯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Fear neither hardships nor death)，收作例證往哪個詞目放真是難煞人! 放在“fear”( 怕) 條吧，說的明明是“不怕”；放在“neither …nor …”( 既不……又不……) 下面吧，一個虛詞詞組又何能顯出偉大世界觀的熠熠光輝? 至于編寫人員自造的“中國式英語”例句，如“喜兒打了黃世仁一記耳光”和“半夜雞叫說明地主的貪婪”，更是屢見不鮮。
　　 無怪乎，一九七五年《新英漢詞典》出版之初，旋被外電評稱為“一篇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聲明”；國內也有讀者在翌年“四人幫”倒臺后投書高層，控告編者傳播極“左”毒素，要求追究
　　政治責任。可是，另一方面，《紐約時報》、《遠東經濟評論》等外刊和法新社也注意到《新英漢詞典》收了不少英語新詞，“連一些四字母的粗俗詞”也未忽略，“把依第緒語的常用詞介紹給了中國知識界”，由此認定這是一部“跟上時代潮流”(with-it) 的詞典，說明“在中國觀察美國的人就像在美國觀察中國的人一樣，正密切注視著對象國”。
　　 在國內市場上，經八十年代初的一次“整容”手術，把大部分帶有極“左”烙印的例證剔除，補以字數間距大致相仿的新例之后，《新英漢詞典》還有相當的生命力，并未隨著“文革”進入歷史的垃圾堆，倒是連年旺銷( 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的“英語熱”中) ，據說迄今累計印數已逾九百萬冊，成了給出版商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現金母牛”。
　　 回想起來，《新英漢詞典》的這一點生命力和實用性真是得來不易。從一九七○到一九七五年的編寫全過程中，充斥著早請示，晚匯報，獻忠心，下干校，深挖洞( 參加挖防空洞勞動) ，斗私批修，野營拉練之類的儀式和功課。對此，編寫人員自然一點不能疏忽，戰戰兢兢，唯恐不逮。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的良知總要頑強表現，常識總要對抗悖理。編寫組內的大多數人，包括參與領導的同濟大學路貴增同志，還有后來担任責編工作的蒯斯曛等同志，都以努力提高詞典的實用性為己任，頂著催逼和監督的雙重壓力，曲線救書。
　　 我友楊宇光同志當時在復旦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工作，我系翁義欽同志在《摘譯》工作，都要替當時滬上領導層提供海外最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動態。蒙他們不棄，常來約我譯些資料，由此使我得以閱讀多種常人讀不到的英文書刊，從中貪婪地吮吸語言營養，勤奮地挖掘語言信息，然后“走私”似地把這些新發現納入詞典。如我們收錄的streaking(裸跑) 、plumber(調查政府官員泄密的“管子工”)等詞和prewar及postwar等作為副詞的用法，在當時的國外英文新詞典中也尚未見。后來搞到一冊美國New World 的新版詞典，同仁們更是推派我去比核后加字補闕，所得極豐。
　　 大家救書心切，一張張的校樣上因為添加內容太多，只得分用紅、藍、黑、綠各種異色墨水勾劃，而被工宣隊斥為“打翻墨水瓶”。一日，葛傳椝先生和我正在埋頭“走私”，突被一聲大喝驚醒：“加! 加! 加! 你們加啥死人骨頭？！”隨后即被遣往印刷廠端搬字盤，體驗排字改樣的艱辛，兼作懲罚。“死人骨頭”也從此成了我和葛先生兩人“密語”中的一部分，意指英語新詞。
　　 必須指出的是，當時不知疲倦地往詞典里增加內容，擴充信息容量，主要是本能、直覺再加上一點常識和良知使然，所謂“曲線救書”也只是朦朧的意識，直到北京的陳原老和已故陳翰伯
　　同志把上文所引海外對《新英漢詞典》的評論寄發給我們，鼓勵我們在詞典事竣之后繼續關注英語詞匯領域的變化，我們才有了跟蹤英語新詞、新義、新用法的自覺性，開始籌編一種名叫《現
　　代英語動態》的內部交流期刊，并且認識到只要敏于獵奇，勤于追蹤，一個異族人對外語首先是其詞匯領域中發生的新變化，常常是旁觀者清，領悟不一定比一般的本族人遲鈍。作為一名編詞
　　典的匠人，我把《新英漢詞典》的編寫，看作我的“學徒期”，而從“曲線救書”引得的上述體會竟成了我后來主編《英漢大詞典》時遵循的原則之一。
　　 還必需指出，當年的工宣隊雖則忠實執行極“左”路線。其中的成員作為—個個有血有肉的人，跟知識分子朝夕相處久了，畢竟發現“老九”們并不壞。上述大罵“死人骨頭”的那位師傅
　　后來就說過：“葛與陸有什么問題? 不就是有點：‘獨頭攻’( “迂腐”的意思)?”金剛怒目的隊長揣了幾冊《現代英語動態》去北京出差回來，說此物在那兒大受歡迎，悔沒多帶幾本，然后操著帶山東口音的上海話感嘆道：“看來陸某某真是英文‘一只鼎’。”
　　 由此我常自問：一樣是工人階級內部的成員，何以一定要人為地分成革命的“動力”和“對象”兩部分，驅使他們去合演一出“文革”荒誕劇? 八十年代初，我在逐頁查找《新英漢詞典》
　　中帶極“左”烙印的例句予以置換時，又不免憶起編寫之初的“大批判”。當時也是指派每個人到某部辭典去逐頁查找含“封資修毒素”的例句，工序何其相似乃爾! 這是歷史的宿命還是歷史的嘲弄? 我們為什么非“曲線救書”? 常識和真理要取得勝利為什么這樣困難? 我為我的“學徒期”何以必須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
　　 我苦笑著想起一位偉人引過的一句中國古話：樹欲靜而風不止。
　　
　　 （肖毛掃校自《萬象》第一卷第三期）
　　
　　 肖毛注：原文只有七段，幾乎和沒分段差不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為了閱讀的方便，我將段落重新分了一下，這樣看起來似乎更舒服一些。
　　
　　 21:45 01-12-7

陸谷孫 2013-08-21 14:4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