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內容提要

桐城古文作為古文的正宗和化身，籠罩了文言寫作。嚴復、林紓以會通新舊、苞舉中外的文化理念，憑借擴容了的桐城文章作為工具，譯述西方學術思想和西洋小說，輸入外來文化；與教育緊密關聯，哺育了新一代知識青年。在晚清民初的文化轉型中，引發了第二次文化輸入高潮，為中華文化的更新貢獻非凡。但這一文化選擇亦自毀桐城根基，最終帶著“桐城謬種”的惡謚，黯然而熸于五四大潮。

關鍵詞 嚴復 林紓 桐城文章 翻譯

    桐城古文傳衍至晚清，頗有些“強弩之末”的景象。不僅領軍人物才力不逮三祖，難以威儀天下，而且后繼乏人，文脈殆息。吳汝綸曾自言：“文非吾之至者”①，“拙作古文，千萬不可付刻。古文最難成。我所作甚少，皆凡下無卓立者”②。作為桐城派的“最后宗師”，居然對自己的古文“深自愧恨”，缺乏起碼的自信。不僅如此，他對門下弟子的古文創作也頗不中意，曾云：“馬通白近寄其母行狀，乃不愜人意。吾縣文脈，于今殆息矣。”③當然，桐城之“高古深遠長”非朝夕就能覆亡。盡管“純粹”的古文創作“不愜人意”，但由“桐城家法”訓練而成的桐城文人，其眼光、學識和文化情懷仍然令人稱道，其中的佼佼者由桐城文章“旁逸斜出”，在文化教育領域的諸多建樹，仍然名動京師，稱譽天下。其中最為時人所推重和景從的，是以嚴復、林紓為代表的桐城文人以桐城文章翻譯西學，紹介新知，別開生面，為桐城古文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桐城文章作為新學的文化載體，也由此展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時代魅力。但是，“暴得大名”的嚴復、林紓，連同桐城文章，卻好景不長，失落于五四新文化大潮，被無情遺棄；“光焰”了二百年的桐城派也由此以“桐城謬種”惡謚黯然而熸。前因后果，意味深長。本文試圖就此鉤稽史料，展開論述，以嚴、林為中心，解讀桐城文章與翻譯的“別樣風景”。

    一　從幾則“告白”談起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林紓譯述的《巴黎茶花女遺事》甫經脫手，就被慧眼識珠的友朋刻印成書。翻閱1898、1899兩年的晚清報刊，便可發現多則《巴黎茶花女遺事》和《天演論》的發售“告白”。讀來饒有意味，不妨擇其最早、最有意味者轉錄如下：

    （一）《中外日報》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1899年4月24日）頭版刊載《巴黎茶花女遺事》、《新譯包探案》、《長生術》三種合印發售“告白”：
    《巴黎茶花女》小說，情節變幻，意緒凄惻。前經福建某君譯出付刊，現本館特向譯書之人用巨資購得，另用鉛字排印，發各省銷售，并附《新譯包探案》、《長生術》二種，不日出書。如有喜閱者，請至本館及各書坊購取可也。昌言報館白。

    1897年夏，林紓筆述成《巴黎茶花女遺事》④，1899年2月以“畏廬藏版”在福州正式印行，不到三個月，在上海的昌言報館即發布重印廣告。其傳播速度之快，即在今天亦可稱道。大概是覺得上述“告白”未能盡述譯作風采，于是，四月二十四日（6月2日），該館再于《中外日報》頭版廣而告之：

    此書為西國著名小說家所撰，書中敘茶花女遺事歷歷如繪，其文法之妙、情節之奇，尤出人意表。加以譯筆甚佳，閱之非獨豁人心目，且于西國俗尚亦可略見一斑，洵為小說中當行之品，非尋常小說所可同日語也。……昌言報館代白。

    汪康年主辦的《昌言報》乃維新派輿論陣地，對《巴黎茶花女遺事》如此快捷地印售、宣傳，顯然是看重了其“旁采泰西”的巨大文化啟蒙價值；而拈出“敘事”、“文法”、“情節”、“譯筆”、“西國俗尚”加以褒揚，更凸現了維新派人士新舊兼容的文學好尚和敏銳閎通的文化眼光，靈犀一點，惺惺相惜，耐人尋味。⑤
    （二）《蘇報》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頭版刊載《天演論》“告白”：

    是書上十八篇，下十七篇。英國名士赫胥黎所撰，格致之精義也。侯官嚴復所譯，文章雄伯也。深言之，為西學之通徑，時務之要書；淺言之，亦為場屋之秘本。侯官友人嗜奇精舍集資石印，以廣流傳。紙墨精良，款式雅馴，洵有目共賞。每部收回工料實洋四角，躉買八折。寄蘇報館賬房及四馬路中市古香閣書坊、老巡捕房對南廣學會、惠福里游戲報館、棋盤街南首天祿書局六先書局、三馬路申報館間壁格致書室分售，所印無多，先睹為快者請速移玉各處向購可也。此白。

    這則“告白”中包容的豐富信息。應該說明的是，文化傳播界對譯述著作的推崇并非一視同仁。筆者在翻閱這幾年的晚清報刊過程中發現，類似的翻譯“告白”雖不時出現，但文辭顯然沒有像對《天演論》和《巴黎茶花女遺事》那樣推崇備至。例如，同樣是譯述斯賓塞爾的文章，《昌言報》在為“湘鄉曾廣銓{J3T601.jpg}譯、余杭章炳麟筆述”的《斯賓塞爾文集》作“本館告白”時是這樣表述的：“斯賓塞爾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多。專討求萬事萬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說，顯微妙之理，實為考究新學者不可不讀之書，早為歐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國聞匯編》譯其《勸學篇》，讀者莫不心饜意愜。惜未及譯全。茲本館覓得其全集，特按期譯登報端，以餉同志。其文新理絡繹，妙義環生，當亦諸君所深許也。”⑥且不說為章、曾譯述“廣而告之”還要拉嚴復譯述“助威”，僅以其一句贊語，也無法和前述之嚴、林譯述“告白”之遣辭措語相提并論。看來，時人推崇嚴、林譯述，不僅僅在于其“新學”的內容，“譯筆甚佳”、“文章雄伯”更是其廣為傳誦的重要原因。因此，嚴復、林紓借以翻譯的“桐城文章”值得深究。

    二　游走邊際的古文

    關于嚴復、林紓的翻譯文體，陳子展認為，“他們（嚴復、林紓）運用古文翻譯西洋近世思想的書或近世文學的書，他們替古文延長了二三十年的運命。”⑦將其視為古文，這其實是晚清民初學界的普遍認同，檢索史料，觸目皆是，毋庸贅言。而溯波討源，所謂“古文”，發乎唐代韓柳古文運動。其形式，系與典儷偶韻的駢文相對而言，以先秦兩漢之奇句散行文體為宗，氣盛言宜，明白曉暢。蘇軾所言“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精煉地概括了韓柳“古文”的文道功用。文以載道，“古文”的文統、道統，經唐宋八家、明代歸有光和清代桐城派的倡揚，規模千年，成為“文章”之“正統”。而“桐城三祖”，又以“義法”將“古文”再次“雅潔”；孔孟程朱，倫理綱常，體清氣潔，法度謹嚴，成為桐城古文的風貌特征；天下翕然號為正宗，籠罩百年。由于“古文”善于操練“有節制的表演”，在科舉制度下，便與“時文”產生了“千絲萬縷的關系”。以“古文為時文”是桐城古文的拿手好戲，它“很好地接通了‘古文’與‘時文’，它所講究的‘義法’，有審美意義，但更有實用價值”。⑧因此，對以士大夫為主體的知識文化群體來說，古文，主要是桐城古文，成為其必備的訓練項目和寫作技能。晚清朝廷近臣惲毓鼎對此深有體會，他在日記中寫道：“古文義法當師桐城派”，“古文斷不可不學，凡論事敘事，識見雖好，必須文筆足以達之，方能通達簡明。試觀古今有名大人物，無不通文筆者，其為用甚大。若駢體一道，以言情怡性，未始無趣，以言有用則未也”。他對自己“因草封奏，遇事理難顯之處，竟不能曲折暢達，或格格不吐，或冗沓失裁”，歸之于“平日未能專治古文”，而深感愧恨。⑨正是這種帶有“普及化”的古文訓練和“古文意識”，使古文成了文言的化身。日記、尺牘、公牘、筆記，乃至于便函等一切無韻之文的寫作，常常以古文為皈依。而這種“古文意識”籠罩文言寫作的結果，必然導致古文的邊際游走，即古文自身自覺與不自覺地擴容與寬泛，旁逸斜出，穿插甚至包容其他文體，其自身的邊界也由此日益模糊。因此，雖然受過西方文化的系統訓練，但感同身受于這種“雜文學”景象的胡適脫口而出“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⑩自然合乎情理。同樣，國學功底深厚的魯迅、周作人、陳獨秀、錢玄同等眾多晚清民初學者相同或類似的表達，也同樣是這種“雜文學”觀的自然流露。(11)

    而桐城古文的邊際游走，首先是桐城文人自己運作的結果。郭嵩燾、薛福成、黎庶昌、吳汝綸等桐城大家以古文記日記、寫尺牘、草奏章、撰考察報告，在文體與語言上已打破桐城三祖狹隘的古文禁忌，不僅文體廣泛，而且文中亦有尺牘語、時文語、注疏語，其外來語和俗語更是常見，雅潔的要求已經放寬。但正因如此，卻使桐城古文變得“更有實用價值”。這樣，只要在文言寫作中胎息史漢、有“義法”，那就被視為古文，其佼佼者或被納入桐城門下，或被視為桐城盟軍。一個典型的例證是，龔自珍、錢大昕、馮桂芬、繆荃孫、陳去病、柳亞子、于省吾、冒鶴亭等明顯不屬于桐城派的文人，也被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撰述考》納入桐城派作家之列。(12)以劉聲木這樣學養深厚的桐城門人，豈不知龔文之“奇霸”、馮文之“經濟”、柳文之“勁健”，與“雅潔”之桐城古文大相徑庭，甚至背道而馳？于此，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時人心目中的“桐城古文”的概念已經大為寬泛，范圍幾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不太出格，那些寫作古文“言有序、言有物”且師從或私淑桐城的文人都可入劉氏之法眼。(13)至于嚴復、林紓被摒棄在外，那是因為劉氏對“義理”、“辭章”的家法“看護”有其不可逾越的底線，他可能覺得嚴復以古文揚“泰西”義理、林紓以古文創作及翻譯小說都太出格，顛覆了桐城的核心理念，“有傷風化”，盡管兩人“純粹”的古文創作完全可視作桐城古文，但將其收入桐城門下實在“有失家風”。當然，嚴復譯著和林譯小說的確不是純粹的桐城古文：嚴譯用的是淵雅的先秦文體，“林紓譯書所用文體是他心目中認為較通俗、較隨便、富有彈性的文言”；“林紓并沒有用‘古文’譯小說，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譯小說”。(14)但嚴林譯述之深美可誦的情調與左史筆法，其實與桐城古文之“義法”息息相通，甚至合拍，因此，以“雜文學”觀視其譯述為放大了的桐城古文，表述為“桐城文章”是能夠成立的。以此返回現場，來觀照、分析晚清“雜文學“的混沌現象，就能夠深刻而周全地展露晚清那駁雜而又生命淋漓的文學史現象。否則，錢基博之語：“紓初年能以古文辭譯歐美小說，風動一時，信足為中國文學別辟蹺徑。”(15)那就難以理喻了。同時，從詩文唱和及史料檢索來看，吳汝綸、馬其昶、二姚等“正宗”桐城文人與嚴復、林紓互相推重，早就打成一片，視為知己。(16)嚴、林以桐城文章翻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他們拜吳汝綸為師的結果。嚴、林為桐城護道和張目，亦人所共知，視其為晚清民初桐城的重要“盟軍”，始終是學界的普遍認同。嚴、林的“出局”，可以說乃劉氏的“個人意見”，雖可理解，但不足為憑。

    由此，嚴復、林紓以桐城文章翻譯西洋學術和文學，其實是桐城古文邊際游走、范圍擴大的結果，昭示了桐城古文在文化轉型期的泛化和變革；雖前所未有，卻意義重大。因此，以“雜文學”觀視野下的“桐城文章”來表述放大了的桐城古文，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三　別無他途的譯述工具

    晚清的文化轉型，其歷史的獨特性在于這一轉型是在列強入侵、危機深重的情況下進行的。面對國運衰微，士大夫階層既戀戀不舍于孔孟之道，又冀望以西學而自強。儒學一尊被徹底打破，意識形態領域因此諸家并出，異說蜂起。這樣，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桐城古文的邊際游走，恰逢時運，再一次獲得了展露功效的“表演舞臺”。應運而生的嚴復《天演論》、林紓《巴黎茶花女遺事》，不僅在文化啟蒙方面振聾發聵，而且其譯述工具——古雅的桐城文章，正好迎合了此時士大夫的文化趣味和閱讀習慣。因而，甫經脫手，即“不徑走萬本”。前述之“告白”恰好從傳播方面反映了這一文化奇觀。

    但值得重視的是，嚴復、林紓譯述文體不僅“迎合”文化時尚，而且也是時勢所然的“由衷之言”。嚴復當年留學英倫，盡管駐英公使郭嵩燾對其贊譽有加，曰：“文行亦跌宕，其才氣橫出一世。”(17)但繼任者曾紀澤卻對其文章不以為然。他在日記中寫道：“（嚴復）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華文字未甚通順，而自負頗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厲之，愛其稟賦之美，欲至之于成也。”(18)嚴復回國后交游的同鄉鄭孝胥亦云：“觀又陵文，天資絕高，而粗服未飾。”(19)因此，盡管曾紀澤對嚴復存有偏見，但嚴復此時的古文水平，應該說功夫未到、火候欠佳。大概是意識到自己的這一不足，嚴復回國的第二年（1880年），即拜“桐城大師吳汝綸學古文”。(20)面對“國人竺舊，圖夷新知，于學則徒尚詞章”，又重科第出身，受此刺激，嚴復再“發憤治八比”。(21)盡管四試不第，但嚴復由此而得到的“桐城家法”之“強化訓練”，已使他的古文水平今非昔比。當他一心著述時，果然文章“雄伯”，一鳴驚人。而由桐城文章譯著的《天演論》，更是蜚聲海內，博得了士大夫階層的由衷喝彩和價值認同。嚴復可能沒有想到，他那“身份認同”的刻苦磨練和痛苦掙扎，其實是“種豆得瓜”，絕佳的桐城文章是這位“譯界泰斗”得以天下揚名的得力工具，日后的“賜文科進士出身”，于此也實為因果。

    林紓的情況比較單一，自幼熟讀經史，尤好左史八家；七試春官，雖只得到舉人身份，但就其對桐城古文的熟諳而言，當在嚴復之上。因此，他以古文譯小說，自是輕車熟路，是在極自然的狀態下，將古文的“小說筆法”，“共振”與“轉換”于小說翻譯和創作之中。(22)雖然當時，以古文述逸聞趣事、寫小說笑話頗有市場，好之者眾，如俞樾這位經學大師也喜撰“笑話新雅”，(23)但文筆均不及林紓；尤其是以桐城文章翻譯西洋小說，更是“舉世無雙”；于是，“嚴林”并舉，天下景從。

    林紓將桐城古文“淺化”，翻譯西洋小說，古樸頑艷，自然上下相通、左右逢源，合乎士大夫“閑情偶寄”的審美好尚。惲毓鼎“燈下聽雨，閱西小說《英孝子火山報仇錄》”，不禁贊嘆：“此書情事既佳，文筆淵雅激昂，尤可歌可泣。……畏廬得力于《史記》，故行文悉中義法。欲通西學必精中文，觀于此而益信。”(24)看來，不管林紓喜歡與否，“今之蒲留仙”的美譽也一樣得力于桐城文章。

    與林紓譯小說“耳受手追”、“運筆如風落霓轉”之暢快淋漓相比，嚴復翻譯西方學術思想著作則“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譯文古奧爾雅。　“古文不宜說理”，曾國藩的遺訓可謂至理名言。梁啟超就曾提醒嚴復：　“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J3T602.jpg}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況此等學理邃頤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25)而嚴復對此的答復是：“竊以為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也。……若徒為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于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邃頤之書也，非以餉學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26)這就“天機泄露”，嚴復用桐城文章翻譯是專供“多讀中國古書”的士大夫，是冀望于能夠轉換士林風尚的“上層”讀者，其“別有用心”，恰如王佐良所云：“他又認識到這些書（譯著）對于那些仍在中古的夢鄉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難以下咽的苦藥，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這糖衣就是士大夫們所心折的漢以前的古雅文體。雅，乃是嚴復的招徠術。”(27)由此看來，嚴復、林紓通過桐城文章來譯述，顯然是把翻譯文體的“級別”提高了。

    換句話說，倘用白話譯述，不僅林譯小說將被視為“不入流”的低級通俗讀物，難入士大夫法眼，即便“旁采泰西”的嚴譯學理，亦難以打破精通文史的上流知識文化群體的偏見。孔子所謂“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值得認真思考。更有甚者，在當時，即使是太炎先生倡揚的“魏晉文章”，也難當此任，其筆述的《斯賓塞爾文集》表述能力明顯不及嚴譯，因而其傳播、接受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前述的幾則“告白”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而作為太炎先生的弟子，周氏兄弟用“魏晉文章”譯小說也不成功。阿英對此解釋道：“周氏兄弟譯本，完全用著深奧的古文，又系直譯”，(28)“既沒有林紓意譯‘一氣到底’的文章，又有些‘佶屈聱牙’，其得不到歡迎是必然的。”(29)平心而論，“桐城文章”并不比“魏晉文章”高明，從“析理綿密”和“玄遠深幽”上，“桐城家法”遠遜“魏晉風度”；但以“清通”的實用性而言，“魏晉文章”則顯然要稍遜一籌。(30)倘若再去讀一讀嚴復、林紓的文字，則更能加深理解：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幾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徹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過幾處荒墳，散見坡陀起伏間。而灌木叢林，蒙茸山麓，未經刪治如今日者，則無疑也。
    ——《天演論》開場白

    馬克自是以后，竟弗談公爵。一舉一動，均若防余憶其舊日狂蕩之態，力自洗滌以對余者。情好日深，交游日息，言語漸形莊重，用度歸于撙節，時時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邊林下。意態蕭閑，人豈知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絕代出塵之馬克耶！
    ——《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段

    這種“音調鏗鏘”、清雅可誦的文字，成功地實現了中西文化兩種不同價值體系間的轉換，確實能使讀者“忘其為譯”。僅此，就遠非“枯澀”的“魏晉文章”所能代替。正如胡適所評：“以文章論，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內容論，又遠勝那些無數‘言之無物’的古文。”在當時，倘若不以這種“清通”的桐城文章來翻譯，其譯述文章便難以風行天下，更難以“移風易俗”；做“通”了桐城文章實在是譯述的最佳工具，除此別無他途。還是胡適說得好：桐城文章“使古文做通順了”，“桐城古文的長處只是他們甘心做通順清談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學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數還可以做到一個‘通’字；再進一步的，還可以做到應用的文字”。(31)由此而言，嚴復、林紓以桐城文章來翻譯，不僅是時勢所然，從更深的文化層面來看，其有意無意地會通新舊、苞舉中外，其實是一種影響深遠的文化選擇，其成功可謂得天時、地利與人和。

    四　“場屋秘本”與“國文讀本”

    桐城文章作為譯述的最佳工具，不僅符合和滿足了當時“特殊”讀者群的閱讀習慣和審美標準，而且還與教育發生了深刻的聯系。可能連嚴復、林紓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天演論》等“嚴譯名著”一度成為“場屋秘本”和學堂教科書，《巴黎茶花女遺事》等“林譯小說”竟成為當時青少年的“國文讀本”。之所以如此，當然與1899年之后的文化教育體制的轉變大有干系。“百日維新”雖然失敗了，但京師大學堂得以保留，有此“溫床”，各地新式學堂如雨后春筍，競相出現。而同時，科舉制度也因時而變，八股取士被廢止，取而代之的是時務策論。山西士子劉大鵬在《退想齋日記》中就詳細地記錄了這期間科考“舍孔孟之學而學西人之學”的種種情形。1899年印行的嚴復《天演論》自然成了“所最重者外洋之法”(32)的科考時務策論的最佳“秘本”。因而前述“告白”云其為“西學通徑時務要書”、“場屋秘本”，既是誠懇的“高考”指南，可能也是實在的經驗所得。吳玉章就明言：因為閱讀了《天演論》，“1902年參加考秀才，府考得了第一。閱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最后兩句是‘此古之賈長沙，今之赫胥黎也’”。(33)不僅如此，轟動一時的《天演論》還廣泛地被各地書院、學堂作為西學教科書使用。據王天根考索，直隸、關中、湖湘、江浙、上海、兩廣等地的書院、學堂，或在課堂講授《天演論》，或作師生重點研讀的人文讀物。(34)無獨有偶，胡適在《四十自述》里就曾描繪過上海澄衷學堂國文老師楊千里以《天演論》教學的動人場面：“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復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得很。他出的作文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天演論》出版之后，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35)

    《天演論》通過教育活動對青少年有如此大的影響，“林譯小說”其實也不例外，盡管其不能進入科考和教學課堂，但卻在更廣泛的層面影響著那時的青少年的思想和好尚。郭沫若就稱林琴南譯的小說，是其童年時代嗜好的一種讀物，感動得為之淚流滿面，并對日后的“文學傾向上有決定的影響”。(36)錢鐘書也坦言：“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那兩小箱《林譯小說叢書》是我十一二歲時的大發現，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游記》、《聊齋志異》以外另辟的世界。”“我自己就是讀了他的翻譯而增加學習外國語文的興趣的。”(37)兩位大文人的如此直白，說明“林譯小說”對青少年的潛移默化之功有多么巨大。更有甚者，周作人說：林譯小說“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學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漸漸覺到文言的趣味。……我的國文都是看小說來的”。(38)據張俊才考論，商務印書館1924年出版的由沈雁冰校點的《撒克遜劫后英雄略》，就是供中學生作課外“國文”讀本用的。(39)施蟄存更以切身感受概括道：“傳統的知識分子，看小說書一般都在青少年時期，十四五歲到二十四五歲。”林譯小說“文體既不是唐人傳奇，內容又不同于《紅樓夢》，于是，他們對小說另眼相看，促成了文學觀念的一大轉變。”(40)由此看來，“林譯小說”是在課堂之外強烈地吸引著青少年，作為課外讀物，既提高了他們的國文水平，又使他們得以“睜眼看世界”。因此，其功效較《天演論》當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然，桐城文章作為科考范文和學子讀本并非自嚴、林始，前文已述桐城古文與科考時文千絲萬縷的聯系。而將桐城文章作為學子讀本實起于姚鼐，其編定的教科書《古文辭類篹》中就有27篇方苞、劉大櫆之文。后起的黎庶昌、王先謙各自編定的《續古文辭類篹》則收入了更多的桐城諸家文章。問題是，桐城先賢之古文承載的是孔孟程朱之“義理”，清正雅潔；而嚴、林譯述較之則顯然有別。蔡元培曰：嚴復“每譯一書，必有一番用意”。(41)嚴復也自云，他對“達恉”的種種經營，其實就是要“用漢以前字法、句法”，以達易“西儒”之“精理微言”，(42)是以有序有物、“文理密察”的雅潔文字來承載西儒之“天演”思想。其滔滔雄辯、“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邏輯文”(43)，既規避了“以時文、公牘、說部為學”，又在“辭章”上擴容了崇尚“醇厚老確”、“措語平淡”的桐城古文；而且，更在“義理”層面，將孔孟程朱替換成西儒思想。桐城文章成了嚴復的“達恉”的“借殼”。其良苦用心，是以新學新舊學，既達西儒之恉，又抒本人之幽懷，輕易間難以體察，故其云“學我者病”。吳汝綸對此心有靈犀，他在閱讀了嚴復的《天演論》之后，贊為“高文雄筆”，并“手錄副本，秘之枕中”，(44)欣然為之作序。但周作人在幾十年后卻對這篇序文感到“很奇怪”，認為吳汝綸根本不看重天演的思想，“只因嚴復用周秦諸子的筆法譯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因此，“《天演論》是因為譯文而才有了價值”。對此，魯迅也有同感。(45)其實，周氏兄弟可能是給這篇序文的春秋筆法蒙蔽了。作為桐城宗師的吳汝綸憑其學養和眼光，對嚴復的“義理”更替和“達恉”幽懷，豈能不“明察秋毫”？只是世風時運，桐城古文的擴容和新學的輸入于國運有助；盡管氣縱才露、其文閎肆的嚴復文章相對于“正宗”的桐城古文而言不那么純粹，但吳汝綸此時既“吾恐西學不興”(46)，又憂心“桐城光焰自是而熸”(47)，因此，當“音調鏗鏘”的嚴復雄文橫空出世，識時務的“桐城派的老頭子”吳汝綸自然“感動”不已、褒掖有加了。

    林紓以古文“筆述”西洋小說的情形，與嚴復大同小異。林譯小說謳歌純潔的愛情，鼓吹個性解放，乃至于熱心實業，倡維新救國等，都為古舊桐城義理所不曾包容，與嚴譯異曲同工。尤其是“收容量頗大的”小說語言，雖然“胎息史漢”，但不避新語、俗語、佻巧語，滑稽風趣，風流蘊藉；從“純文學”觀來看，已是典型的“小說家言”；與“雅潔”之桐城家法已相去甚遠，確如錢鐘書所言，其文體已不是純粹的古文了。(48)劉聲木將林紓摒棄在桐城門外，其“憤怒”由此亦可理解。但恰恰因為林紓用這種不是“古文”的“古文”翻譯小說，使得青年學子激動不已，愛不釋手；有意與無意之中，展現了古文的魅力，強化了桐城文章的影響。

    有趣的是，嚴復“達恉”的幽懷與林紓筆述的風流并不僅僅“訴諸文字”，嚴、林由此生發的教育情懷亦頗為世人矚目。1912年，清朝亡、民國興，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嚴復任校長。他帶領師生同北洋政府企圖停辦北大做了艱苦而堅決的斗爭，贏得了勝利；并藉此闡明，“大學固以造就專門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學術，以崇國家之文化”。(49)將保留北大與保留中華文明等同起來，一舉兩得，不僅事關北大存亡絕續，同時也為日后北大的“學術自由，兼容并包”導夫先路；嚴復此舉，對北大、對中國的學術文化取向之影響極為深遠。桐城派所謂“識見閎通”，由嚴復上述言行而觀，確實名不虛傳。嚴復因此成為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而為中國學界所追懷和尊敬。林紓雖較其遜色，但他在課堂上講“故事”可謂“前無古人”，石破天驚。當時的北大學生胡先骕回憶道：“先生素精技擊，每每在（北大）授課時述及技擊故事，輒眉飛色舞，津津有味。”蔡元培亦揶揄道：“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挾妓奸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50)在課堂“指兇”小說，即使是新派人物，在當時亦可謂不雅不潔之事。林紓此舉，頗有些“風流倜儻”。但正是這“驚世駭俗”的言行使小說的傳播更為廣遠，視其為新文學的“不祧之祖”，實在是恰如其分。(51)

    “學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此乃“桐城家法”。然而，時移勢易，桐城古文之“道統”與“文統”在中西方文化的異質碰撞中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革，桐城文章因此頗有了些“現代氣息”。嚴、林的譯述盡管其初衷“非以餉學童而望其受益”，但時勢的機遇，使其與教育發生了極其緊密的關聯，成了青少年的精神食糧，深刻影響并改變了那個時代青年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雖然桐城古文不再純粹，但正因如此，桐城文章通過教育、通過文化的傳播，功能發生了質的飛躍，對晚清民初的新學傳播與興盛，貢獻非凡。

    五　成亦蕭何，敗亦蕭何

    嚴復對譯述的謹嚴，人所激賞。甲午海戰失敗的刺激，使嚴復認真思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處。1894年10月，他去信長子嚴璩，曰：“我近來因不與外事，得有時日多看西書，覺世間惟有此種是真實事業，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國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52)從此，以救亡保種為己任的嚴復，把翻譯西學作為自己神圣的事業和使命。自1896年起，在十余年間，他獨立翻譯了十余部西方人文思想著作。其質量之高、數量之多、影響之深遠，近世中國無出其右。不約而同的是，同鄉林紓也視譯述為“畏廬之實業”。1897年，《巴黎茶花女遺事》的意外成功，激使他一發不可收拾，以“筆述”的奇特方式，耳受手追，二十年間翻譯了246種西方文學作品（大半為小說），亦為曠世罕見。就新學而論，嚴復、林紓奉獻給國人的是西方學術思想和西洋小說，“一新世人之耳目”(53)；就舊學而言，嚴、林的譯文是桐城文章，音調鏗鏘，深美可誦，“文章確實很好”(54)。由此得維新、守舊兩派認同和激賞，當在情理之中。時勢造英雄，晚清民初的文化大轉型，造就了“嚴譯名著”和“林譯小說”。由其風行天下而引發的文化翻譯浪潮，是中華文化更新的又一次大規模的活水注入，中國二千年歷史上的第二次文化輸入高潮因此而得以形成。桐城文章經過嚴復、林紓的“擴容”和“更新”，似乎又一次地勃發生機；嚴、林也因借力于桐城文章的譯述而為人稱頌一時。

    但“暴得大名”的嚴復、林紓可能沒有想到，他們引領的文化翻譯和文化輸入浪潮，既為日后的新文化運動培養了人才，儲備了條件；也為自己“敗走麥城”埋下了伏筆。正是那些讀著“嚴譯名著”和“林譯小說”長大的五四健將，一旦發現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就毫不留情地遺棄了嚴、林；更反戈一擊，無情地打倒了桐城文章。對此，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有一段精彩的評述：“（桐城派）到吳汝綸、嚴復、林紓諸人起來，一方面介紹西洋文學，一方面介紹科學思想，于是經曾國藩放大范圍的桐城派，慢慢便與新要興起的文學接近起來了。后來參加新文學運動的，如胡適之、陳獨秀、梁任公諸人，都受過他們的影響很大。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次文學運動的開端，實際上還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來的。但他們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學運動正式作起時，又都退縮回去而變為反動勢力者，是因為他們介紹新思想的觀念根本錯誤之故。”(55)將桐城派與新文化運動連接起來，這是周氏的洞見，精辟之至；視桐城文人思想保守落后則是五四時期的學界共識，雖有時代的合理性，今天看來，卻不無偏頗。嚴復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56)。他持會通新舊、苞舉中外的漸進文化觀，反對那種“悉棄其舊，惟新之謀”的文化激進。曾云：“新學固所最急，然使主教育者，悉棄其舊，而惟新之謀，則亦未嘗無害”(57)；“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且守且進，此其國之所以駿發而又治安也”(58)。這樣的文化思想在激進的新文化運動期間自然是跟不上潮流，人們盡可嘲笑其落伍老朽；但風平浪靜，正如當今學人所評，乃一代哲人切合中國現實的深沉思考。(59)其價值和眼光，日顯深邃。毛澤東將其視為“中國共產黨出世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中國人”(60)之一，可謂嚴復之身后知己。殷海光在其晚年曾這樣認為，幾十年過去了，除了中間一小段時間外，我們仍在嚴復已經辨明的方向上打轉，有時甚或背離此方向，從而把是是非非越攪越亂。(61)林紓雖然談不上思想系統，但其文化直覺與嚴復亦有不少類同，即使其守舊落后的文學主張，今天看來仍有可取之處。他對古文的強烈“衛道”，不免迂執悖時。“桐城盟友”對其“任氣好辯”也“不以之為然”。(62)嚴復就曾直言：“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63)但其“古文萬無滅亡之理”的臨終遺言，卻在日后部分地應驗了。今天的中小學語文教科書，古詩文占其一半以上篇幅，而且大半要求背誦，可謂一證。遙想新舊交替的晚清民初，新中藏舊、舊中寓新的人物何止嚴復、林紓。舊派且不說，即便新派領軍人物如陳獨秀、胡適、錢玄同諸公，舊的等級意識也極強；在“革命氣味”掩蓋下的言辭中，“野小孩”、“婢”等舊式話語不時脫口而出，(64)其意識深處的舊色彩由此而暴露無遺。更有甚者，錢玄同一面高呼打倒“桐城謬種”，一面又給友人書信，私下認為小學生“最后還要讀（桐城）‘謬種’諸公之文”(65)。其對傳統文化的“雙面人”態度昭然若揭。其實，身處晚清民初，各派人物表象上沖突激烈，似乎勢不兩立，而內在卻是彼此滲透、交融、甚至重合。新舊雜糅可謂是那個時代人物的生命特征，幾乎無一例外。陳寅恪就稱自己的思想在湘鄉和南皮之間，好生奇怪，卻省人深思。

    在我看來，嚴復、林紓之所以“跟不上潮流”，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打倒孔家店、倡揚民主與科學的文化激進的變革時代，不僅文化理念仍然固執己見，“固步自封”，沒有像梁任公那樣，“跟著少年跑”；(66)而且，還試圖以桐城文章承載日新月異之新學，并借此“固守古文壁壘”。如此，豈能不遭激變時代的唾棄？盡管桐城文人的文化教育眼光令人稱道，吳汝綸、嚴復等就積極倡言廢除科舉，但他們沒有預料到，廢除科舉對桐城文章而言可謂滅頂之災。科舉制廢除，士大夫階層土崩瓦解，喜好古雅之嚴、林譯述的“文人雅士”逐漸淡出歷史舞臺。而在代之而起的文言退場、白話興盛之新文化教育體制下，暢達的白話則具有更大的語言表述優勢。嚴、林譯述的桐城文章未能再進一步，自然逐漸成了中下層讀書人的閱讀障礙。因此，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五四健將登高一呼“桐城謬種”，自然是應者云集、四方響應。熊十力曾云：“五四運動前后，適之先生提倡科學方法，此甚要緊。又陵先生雖首譯名學，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適之銳意宣揚，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邏輯；視清末民初，文章之習，顯然大變。”(67)“道”變“文”亦當變。在這文章風氣大變的時代，當嚴復的“達恉”、林紓的“筆述”被視為“胡譯”、“亂譯”，更被宣布為“死文字”之后，“嚴譯名著”和“林譯小說”連同所有的桐城文章，放進博物館，當作古董，自然就成了唯一的歸宿。深層考究這一歷史揚棄，其實是新文化對舊文化的一次吐故納新；盡管激進，盡管留有諸多文化遺憾，但無可否認，這卻是“必然”而且“合理”的歷史進程。

    要之，在歷史的推移中，嚴復、林紓“擴容”和“更新”桐城古文，以其譯述傳播西方學術文化思想，引進西方文學觀念和技法，促進了新文學的發展，成為語文合一的階梯；同時，又通過教育深刻影響并改變了知識青年的精神世界。借此不僅成就了桐城文章的最后輝煌，也大大加速了社會文明的進步，于中華文化而言，可謂功莫大焉。但桐城文章的文與道、義理與辭章其實合一，嚴、林的文化選擇恰恰是自毀桐城根基。新酒美味醉人，舊瓶累贅當棄。古雅的桐城文章不能“與時俱進”，自然是“老朽應當讓位”，(68)，黯然退場了。因此，桐城文章之于翻譯，可謂成亦蕭何、敗亦蕭何。這既不可思議，又順理成章。溫情回眸，惟有感嘆：歷史從來如此。

    注釋：

    ①張宗瑛：《〈吳先生墓志銘〉》，《吳汝綸全集》（四），黃山書社2002年版，第1150頁。
    ②《與王子翔》，《吳汝綸尺牘》，黃山書社1990年版。
    ③《答張廉卿》，《吳汝綸尺牘》，黃山書社1990年版。
    ④張俊才：《林紓年譜簡編》，薛綏之、張俊才：《林紓研究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頁。
    ⑤在這兩則“告白”的中間還插有二則：一則言“情節變幻，譯筆尤佳，現已印出”。一則言林紆將“板價”捐給福州蠶桑公學；已為阿英《關于〈巴黎茶花女遺事〉》（《世界文學》1961年第10期）所述錄，可參閱。
    ⑥《昌言報》第一冊，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曾廣銓為曾國藩之孫、曾紀澤之子，亦為當時譯界名流。同冊還有代售謝芷汸“新印歸槎叢刻七種”告白，僅言其“切實有用，不蹈空談”，可備一例。
    ⑦陳子展（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太平洋書店1930年版，第85頁。
    ⑧陳平原：《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226頁。
    ⑨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光緒廿三年六月初十日、十月十五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⑩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卷2，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第121～122頁。
    (11)魯迅曾言： “當時中國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譯的外國小說。”見《致增田涉》，《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頁。周作人曾言：“他介紹外國文學，雖然用了班馬的古文，其努力與成績絕不在任何人之下。”見《林琴南與羅振玉》，《語絲》第3期，1924年12月1日。今人施蟄存也有相同言說。
    (12)參閱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撰述考》，黃山書社1989年版。
    (13)筆者曾持此觀點請教過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王飚先生。王先生亦持此論，曾語筆者曰：“劉聲木將龔、柳等收入桐城門下，昭示了桐城古文的泛化。”筆者深受鼓舞和啟發。謹此向王飚先生致謝。
    (14)(37)錢鐘書：《林紓的翻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9、23頁。
    (15)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書店2007年版，第136頁。“古文辭”乃古文之別稱，姚鼐《古文辭類纂》可備一證。
    (16)姚永概為林紓文集所作序言，蒼涼悲壯，其與林紓相濡以沫、知己知音之情溢于言表，可謂一證。
    (17)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7頁。
    (18)曾紀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186頁。
    (19)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60頁。
    (20)賀麟：《嚴復的翻譯》，《東方雜志》第22卷第21號，1925年11月。參閱皮后鋒《嚴復大傳》，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頁。
    (21)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22)吳微：《“小說筆法”：林紓古文與“林紓小說”的共振與轉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2年第4期。
    (23)參見1899年前后的《時報》、《中外日報》等晚清報紙，“新出俞曲園笑話新雅”之“告白”不時出現。
    (24)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廿三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5)《紹介新著〈原富〉》，《新民叢報》第一期，光緒二十八年(1902)。原文未署名。
    (26)嚴復：《與新民叢報論所譯原富書》，《新民叢報》第七期，光緒二十八年(1902)。
    (27)王佐良：《嚴復的用心》，《論嚴復與嚴譯名著》，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28)阿英：《翻譯史話》、《阿英全集》（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91～792頁。
    (29)阿英：《晚清小說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頁。
    (30)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第八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平原師對此闡述深刻，可參閱。
    (31)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
    (32)劉大鵬：《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3)吳玉章：《吳玉章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4～15頁。
    (34)王天根：《〈天演論〉傳播與清末民初的社會動員》，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5)胡適：《四十自述》，《胡適文集》(1)，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頁。
    (36)郭沫若：《我的童年》，《郭沫若選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7～98頁。
    (38)周作人：《我學國文的經驗》，《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頁。
    (39)張俊才：《林紓評傳》，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98頁。
    (40)施蟄存：《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集》“導言”，上海書店1990年版。
    (41)蔡元培：　《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 《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頁。
    (42)嚴復：《〈天演論〉譯例言》， “嚴譯名著叢刊”《天演論》，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43)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海書店2007年版，第310頁。
    (44)吳汝綸： 《答嚴幼陵》，《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第1卷，光緒三十年(1904)桐城吳氏家刻本。
    (45)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華東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9頁。魯迅的類似評論見《關于翻譯的通信》，《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386頁。
    (46)吳汝綸：《答嚴幾道》，《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第2卷，光緒三十年刻本(1904)桐城吳氏家刻本。
    (47)林紓：《送姚叔節歸桐城序》，《畏廬續集》，商務印書館1916年版。
    (48)張俊才：《林紓評傳》第五、六章對此有深入闡述，可參閱，此處不贅述。
    (49)嚴復：《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北京大學史料》，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50)胡先骕：《京師大學堂師友記》，王世儒等主編《我與北大》，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頁。在筆者看來，所謂“故事”，其實就是小說。其《技擊余聞》就是筆記小說。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3月21日。
    (51)參閱張俊才《林紓評傳》第六章，中華書局2007年版。
    (52)嚴復：《與長子嚴璩書》，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80頁。
    (53)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王國維文集》第3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頁。
    (54)魯迅：《致增田涉》，《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頁。
    (55)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華東師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頁。
    (56)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60頁。
    (57)嚴復：《論今日教育應以物理學科為當務之急》，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二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84頁。
    (58)嚴復：《主客平議》，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9頁。
    (59)參閱馬勇《嚴復學術思想評傳》“導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版。
    (60)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頁。
    (61)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文藝書屋1976年版，第294～298頁。參閱盧云昆編選《嚴復文選》序言，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62)吳孟復：《憶姚仲實先生》，《清代文壇盟主桐城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1頁。
    (63)嚴復：《與熊純如書》，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三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99頁。
    (64)新派人物亦新中藏舊。參閱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84頁。
    (65)錢玄同致胡適信（1921年7月28日），《胡適研究叢錄》，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38頁。
    (66)當然，任公先生并非盲目地跟著少年跑，譬如對諸少年“打倒孔家店”就不以為然，亦力言辯駁之。參閱梁啟超《孔子教義實際裨益于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等文，《飲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0頁。
    (67)熊十力：《紀念北大五十周年并為林宰平先生祝嘏》，《國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北京大學出版部1948年版。
    (68)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

原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092

吳微 2010-07-18 12:5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