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錢穆晚年居臺，其著述講演，始終圍繞著闡釋中國歷史文化精神和復興中華文化、重建儒學傳統而展開。有關文化方面的著作有《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叢談》、《文化與生活》、《中國文化精神》、《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歷史與文化論叢》、《晚學盲言》等，有關歷史方面的文字，也“皆以文化為中心”。

錢穆晚年對他一生著述曾做過這樣的總結： “我一輩子寫書寫文章，大體內容，主要不外乎三項原則。一是文化傳統；二是國民性，亦即民族性；三是歷史實證。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的民族性，可以拿中國歷史來看，歷史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11〕可見，錢穆一生學貫四部，著述達千萬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學問的最後歸旨則落在文化問題上，他學問的宗主和人生的終極關懷是關心中國文化的傳承，也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強烈震蕩、衝擊下，中國傳統文化究竟何去何從的問題。所以，他毫不掩飾他一生傳道授業，目的就是要為中國文化招魂，為中國文化招義勇兵。有一次，他在素書樓家中為學生授課，講課將畢，他環顧學生，脫口說道： “其實我授課的目的並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願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學生聽後，如受電擊，頓時胸熱目潤，氣涌頂門，心中喊道： “天啊，也有這樣的老師。”學生明白了，老師上課不是在講書，而是在作戰。作戰是要拼命的，要把所有的力量全部拿出來才行。難怪錢穆講學，直到望九之齡，仍然那麼不厭不倦，那麼富有生命力。

20世紀是中國文化遭受西方物質文明衝擊最嚴重的時期，在西方強力文化的震蕩、衝擊下，國人出現了認同危機，包括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在內。在社會巨變的時代中，人們急於想知道他們是誰，屬於何處，將走向何處去？台灣學者胡昌智在《怎樣看〈國史大綱〉》一文中對此做了形象的說明：

歐陽鋒在金庸的小說《大漠英雄傳》裏，有一次忽然忘記了自己是誰，像得失心瘋一樣不住打轉，不久就跌到萬仞崖下。近代中國的歷史文化與這段故事有相似之處。近代史的人們並不是忘了自己是誰，而是想去忘掉是誰，努力地去否定自己的過去及過去中大家所熟悉的習慣、價值。可是，因為過去的一切是那麼不知不覺地融入了我們的舉止及行為中，因此，對“過去”的否定，無形中就是對活生生的自我的否定。與歐陽鋒比起來，人們得的雖然不是失心瘋，但極度自虐自恨帶來的痛苦又有甚于彼。

錢穆正是處在這樣一個認同危機十分嚴重的時代中。如何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又保留民族自身傳統特徵，利用傳統文化資源保護民族根基和元氣，這是他畢生都在為之思索的大問題。錢穆對近現代中國產生的“文化迷失”深感痛心，認為除了挺身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無以挽狂瀾于既倒，所以他畢生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對中華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氣大加闡揚和維護，始終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在生命力抱有堅定的信心。瑞典學者馬悅然（Goram Malmqvist）說： “錢穆在本世紀（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在錢穆看來，只有做到以下兩件事才能保證中國的未來，即中國人不但具有民族認同的胸襟，並且具有為之奮鬥的意願。”〔12〕胡昌智說錢穆的著述，為中國文化提供了認同。余英時也說他老師一生中的工作，在追求中國文化的認同，併為後人提供許多傳統文化內部資源，以供國人選擇，他甚至用“一生為故國招魂”來詮釋其師的志業，可謂一語中的。

錢穆畢生以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在文化認同危機十分嚴重的時代裏，在全盤反傳統的西化潮流中，他孜孜不倦地向國人闡述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為民族文化的生命培植元氣，目的在於想為現代中國的發展尋找一條路徑。錢穆所提出的解決現代中國問題的方案，其實就是所謂的“文化救國”。他曾多次指出，中國人要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中國的文化，中國民族之前途，其唯一得救之希望，“應在其自己文化之復興”。因此他把歷史文化與民族精神視為一個時代的元氣和靈魂，希望用歷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來為民族文化的生命培植元氣，為中國文化的復興指明一條路徑。他說： “歷史文化與民族意識、民族精神，是我們這一代的元氣，是我們這一代的生命，是我們這一代的靈魂。我們必得有元氣、有生命、有靈魂，始得解決我們當前的一切問題。元氣斷了，生命絕了，靈魂散了，一切也完了。我們要根據歷史文化與民族精神來打開當前一條出路，來尋求我們此後的新生。”

按照錢穆的理解，“文化自救”有兩條路徑：

其一，在一般社會裏，全中國人來一個廣泛的運動，努力學做一個中國人，學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錢穆認為中國文化以人本為中心，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樣做一個人”，而每一個人對自己的文化都應負一份責任。所以他一再強調中國文化體現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中國文化就在我們中國人心裏。復興文化應“從我們每個人的心上開始”，因為“心的凝聚與團結，就成為一種時代精神，也就是我們的民族文化精神”。所以，“我們今天來提倡中國文化，莫如各自努力先學做人，做一理想的中國人”，“此理想的一個一個的人，配合起來，就構成一個理想的社會”。

其二，把文化復興的主要力量寄託在知識分子身上。錢穆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是由士、農、工、商組成的“四民社會”，其中心力量就是知識分子“士”。因為“士志於道”，故常能“以道存心”。這裡錢穆所說的“道”，即指中國的歷史文化大統。既然“士”是“道”的承擔者和實踐者，他就應為中國文化承擔道義和責任。

錢穆晚年十分關注知識分子問題，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就寫有《中國的知識分子》，80年代初，他又連續發表《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等論文，在92歲告別杏壇的最後一堂課中，他也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為講題，以王安石、司馬光為例，來闡述弘“道”的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錢穆一再強調說： “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可說中國的士，應是一個人文宗教的宣教師。他們常要不忘記自己是半個和尚，或是雙料和尚，而不僅是一個有知識的讀書人。”〔13〕在錢穆看來，一個知識分子必須要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在自己所學所思的專業基礎上發展出一種對國家、社會、文化的時代關懷感。只有具備了類似“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否則的話，只能算得上是“一個擁有知識的讀書人”。

錢穆認為，傳統的士人精神，在當今功利主義思潮和個人主義思潮惡性膨脹中失落了。他說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只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於是“四民中少了一民——士，社會驟然失了中心”，變成了一個沒有重心、失去了靈魂的社會。所以他大聲疾呼，在當今的社會裏，應重新恢復 “士”的精神來做社會中心的主持與領導，應弘揚“士”的精神來重建民族文化之“道”。

錢穆的“士”是文化承擔者的觀點為他的學生余英時所繼承。余英時把“士”與中國文化結合起來考察，寫成《士與中國文化》，對中國歷史上“士”階層的發展和演變做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和分析。余英時指出，中國有一個延綿不絕、近乎“一種宗教承擔精神”的知識分子傳統，從孔子“士尚志”、“士志於道”，曾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李膺“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己任”，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到明末東林黨人“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中國“士”階層都承擔著“知識”和“社會良知”的雙重角色。因此，中國傳統中的“士”，作為一個承擔文化使命的特殊階層，自始至終都在中國歷史上發揮著類似于西方近代“知識分子”的作用。所以余英時宣稱，“文化和思想的傳承和創新自始至終都是士的中心任務”，在今天的文化重建中，作為文化傳承的中國知識分子，應繼續承擔這一重任。這些見解，直接是對他老師錢穆的觀點的繼承。

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研究，對“士”精神的論證和弘揚，是錢穆晚年關心和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有一次，他在家中為學生講中國知識分子問題，講什麼是“讀書人”，什麼是“士”，講“士尚志”，“士志於道”，士不恥“惡衣惡食”，“士任重而道遠”，講范仲淹的“先憂後樂”，講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天下興之，匹夫有責”，講中國文化的韌性與生機，突然口鋒一轉，略帶激動地說： “外邊有人說我是什麼史學大師，又是什麼國學大師。我哪只是研究史學，其實我最喜愛的是文學。我哪是要當什麼大師，其實我心裏真正想做是要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

“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這才是錢穆的理想和志業所在，它既是錢氏人生理想的真實流露，又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擔當精神的真實寫照。

中國網 2010-07-15 08:3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