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薇娥麗卡怎樣體知自己的已死

簡體傳統

薇娥麗卡怎樣體知自己的已死
（1）
    《邁向天堂之歌》是克拉科夫的作曲家Preissner用中世紀的旋律風格給但丁的《神曲》《天堂篇》中的詩句譜寫的一部女高音交響曲，獨唱部分對歌手要求極高，有幾個音符好像正向天堂那邊飄逸而去，音區很高，又要保持甜潤，不能干澀。薇娥麗卡很喜歡Pressner寫的這部女高音交響曲，覺得這歌聲就是自己的生命呼吸。她希望能担任獨唱歌手，盡管自己的身體難以負担唱這只歌中的那幾個高音符。
　　Preissner請薇娥麗卡去家里試唱。薇娥麗卡表現在高音區的音色令Preissner非常滿意，他沒有注意到，薇娥麗卡唱到那幾個高音符的時候，正在拼命拉手上的鞋帶。
　　《邁向天堂之歌》交響曲在克拉科夫一個中古時代的地窖式教堂里舉行首演，當年異教徒——其實是異族——入侵，克拉科夫人為了保護自己集體的靈魂，把教堂建到地下去了。那天，Preissner親自指揮首演，交響樂隊的演奏十分投入，給薇娥麗卡伴唱的女中音和合唱隊把邁向天堂的情氛鋪展得很好。薇娥麗卡女妖一般的歌聲美輪美奐，呼喚般地緩緩進入，正要啟航駛向天堂。突然，薇娥麗卡的歌聲像一只潔白的海雁被雷電擊中，直直落入大海的波濤。
　　剛剛唱完那幾個高音符，一陣突發的心絞痛令薇娥麗卡感到越來越不能有自己的身體，剎那間癱倒在舞臺上，死了。
　　為了那幾個要命的高音符，薇娥麗卡耗盡了身體的心力。
   　克拉科夫的薇娥麗卡下葬時，巴黎的薇娥麗卡正在那張“像劇院里的舞臺”的大床上與男朋友做愛。
　　身體在死，影子在生，或者影子在死，身體在生。
　　基斯洛夫斯基采取交互主體的電影敘事視角，來切入同一個身體的下葬和做愛。克拉科夫的薇娥麗卡下葬的場景用的是主觀仰視鏡頭：躺在墓穴中的薇娥麗卡用干澀的雙眼看著一鍬鍬泥土覆蓋在自己身上——我的身體正在被埋葬；巴黎的薇娥麗卡做愛的場景用的是主觀俯視鏡頭，躺在那張大床上的薇娥麗卡微閉著濕潤的雙眼，潛心感受一陣陣性感滋潤的蔓延——我的身體正在進入生機的高潮。下葬泥土下落的干澀沙沙聲與肌膚之歡中性感滋潤的濕潤呻吟準時切換，兩個主觀鏡頭聯結了薇娥麗卡的兩個身體感覺，基斯洛夫斯基充滿質感地切入同一個身體對自身的死感。
（2）
   　下葬與做愛連接的是生與死、性感與死感的迎面相撞，兩個生存的本然對手的迎面相逢。
　　在某種意義上說，現代性倫理思想是從探討個體體知自己的死感的可能性開始的。然而，盡管有不少大思想家為此費了好多腦筋，一直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結果是不了了之。據有的大思想家說，一個人只能通過預感自己的死或體察別人的死來感知自己的死；有的大思想家則說，一個人的在世處身情緒，就包含著對自己的死的感知。但預感自己的死——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臨刑預感的死——也還不是體知自己的已死。生感與死感不可能完全重迭，不可能在同一個時間中共在。一個人怎么可能體會到自己的已死？我所能體會到的至多是我在屬于自己的個體生命時間中的向死（西美爾）或在死（海德格爾），不可能是我自己的已死。只有我自己的身體才能體知自己的已死，而我已死的身體并沒有體知這回事，我的身體感覺不可能是一個對已死的身體的感覺，因為已死的身體根本就沒有感覺。伊壁鳩魯的一句話令迄今的大思想家們在一個人如何體知自己的死感這一關鍵問題上無法移動半步：“死對于我們無干，因為凡是消散了的都沒有感覺，而凡無感覺的就是與我們無干的。”
　　通過體察別人的死來體知自己的死，就更隔了一層。至于說一個人的在世處身情緒本身就包含著對自己的死的感知，這種說法不可謂不高明，可是，個體化的處身情緒中的死感畢竟不是純粹的已死感，而只不過是對自己的在死情狀有所了悟的生感。
　　為什么現代的大思想家們非要想搞清楚可能根本沒有可能搞清楚的屬己的死感？按伊壁鳩魯的那句話，自己的死感簡直就是方的圓一類的語詞組合。
　　現代人產生要直接了解自己的已死的愿望，是由于現代人的靈魂已經身體化——
　　現代人的靈魂是自己身體的靈魂。在從前的人的生活感覺中，對自己的死并不是那么身體化地敏感，因為個體的靈魂不在個體身上，或者說不在自己身體的靈魂。從前的人的靈魂要么是智慧理性化的，要么是受宗法習俗支配的，總之是由超個體的觀念來支配的。個人靈魂的這種非身體化，正是為了抑制個人的身體感覺，讓人的身體感覺不要過于敏感。伊壁鳩魯甚至勸人有一種感覺的理性，它可以調節各種身體感覺，使之不要過于敏感：“理性使我們如此完備地得到生命所能得到的一切快樂，以致我們沒有必要把永恒納入我們的欲望之中。”
（3）
    無論是由智慧理性化的觀念還是由宗法習俗的觀念來支配生命感覺，個體的死亡感覺都被非身體化了。個體生命的死與某個超個體的不死觀念聯結在一起，個體的死是超個體的宇宙、歷史、天國、家族用來縫合個體偶在裂縫的針線。在宗法習俗的生命感覺中，個體自己身體的死因宗教的來世承諾（天堂、輪回）而變得輕省——一個人的身體有一個由另一個世界的宏偉設想或超然想象來負担的死后生活，以至于人們覺得，死后的生命更為美好。佛教的涅槃、道教的歸化、基督教的升天就是這樣的宏偉設想和超然想象。個體的現世生命的完結，恰是另一個更美妙的生命的開始，所以自己的死好像不是自己的死。在智慧理性化的生命感覺中，自己身體的死感則被智慧理性的現世明智抹平了。伊壁鳩魯是這樣說的：
　　你要習慣于相信死亡是一件和我們毫不相干的事，因為一切善惡吉兇都在感覺中，而死亡不過是感覺的喪失。因為這個緣故，正確地認識到死亡與我們無干，便使我們對于人生有死這件事愉快起來，這種認識并不是給人生增加上無盡的時間，而是把我們從對于不死的渴望中解放了出來。一個人如果正確地了解到終止生存并沒有什么可怕，對于他而言，活著也就沒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一切惡中最可怕的——死亡——對于我們是無足輕重的，因為當我們存在時，死亡對于我們還沒有來，而當死亡時，我們已經不在了。（《伊壁鳩魯致美諾寇的信》）
　　現代之后的人拒絕了智慧理性化的和宗法習俗的超個體靈魂，不讓它們騙走自己的身體，不讓它們管束身體的死感和性感，對死的驚懼感覺就隨著個體靈魂的歸來而身體化了。這當然是就近代啟蒙的倫理感覺的一般情形而言。凡是在個體靈魂還沒有回到個體身上的地方，死感都還不是那么身體化地敏感。比如，人民民主的倫理國家用民族國家的道德理想來代替從前宗法習俗的宏偉設想或超然想象，個人的死感仍然還沒有身體化地敏感起來，還沒有變成覺醒了的個人身體感覺的尖銳穿透力。當超然世界的宏偉設想或超然想象被理性化的世界設想和實證性的生命規劃勾銷以后，個體自己身體的死就不再由另一個世界的宏偉設想或超然想象來負担，而是由自己的身體單獨來負担，一個人就不再可能明智地無視自己死后的虛無，個體身體的死就成了個體靈魂的在世重負。這樣一來，認識自己的死，就成了現代倫理學的一大要務，它決定了一個人與自己的個體熱情的關系和自己身體的在世與他人的關系。
　　基斯洛夫斯基本來和昆德拉面臨相同的困難：如何進入另一個人的身體、另一個不同性別的人的身體，去獲得其身體的在體之感。解決了這一難題，就有可能解決一個人怎么可能體會到自己的已死這一難題。通過主觀鏡頭的眼睛——克拉科夫的薇娥麗卡與巴黎的薇娥麗卡的眼睛的視界連結，薇娥麗卡的靈魂親眼目睹自己賴以棲身的身體之死。就這樣，基斯洛夫斯基潛入了薇娥麗卡的身體，去觸摸她對自己已死的身體感覺，解決了二十世紀諸多大思想家一直沒有能解答的難題：怎么體知自己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