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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經濟體制

31.經濟活動中的是非觀（上） 

人類或許有共同的是非觀：殺人越貨是壞事，樂善好施是好事。但是在一些細節上，在對某種行為好惡程度的判斷上，各個民族卻有各自的特點。當然，是非判斷是個人的事，就一個民族而言，并無一個全民一致的標準，所以說一個民族在是非標準上有異于另一個民族，是一種相當含糊的說法。但這種差別又確實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覺到。這種情況造成了我們探討各民族是非標準差別的困難：我們探討的對象是一個確實存在而又無法精確界定的事物。可是，是非標準、道德規則、價值判斷又是一個人行為的理性基礎；當他面臨選擇時，究竟如何抉擇，最終將取決于這些最基本的觀念。如果我們對大眾的是非觀一無所知，我們就沒有辦法保證一項政策能取得預期的效果。所以對這些基本觀念的研究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

仔細想來，美國人在經濟活動中的是非觀大不同于中國人。首先給我深刻印象的區別就是對于“拾金不昧”的看法。6月間我去休斯頓開會，因天氣炎熱，我來到一家小雜貨鋪買飲料，忽然見到地上有一張5美元的鈔票。按照中國人的耳慣，我很自然地拾起來交給掌柜的。可是掌柜的拒絕接受，他回答我：Whofounditwhogotit（誰拾到歸誰所有）。再有一次在哈佛大學的一問教室里，我見到課桌上留有一支精致的鋼筆，肯定是前一堂課的同學遺忘的。新進來坐在這個座位上的同學隨手就將這支筆插進了襯衫口袋，繼而他忽然想起什么，又將這支筆拿出來欣賞了一番，并用它往筆記本上做記錄。其神態之自若，絕不像做了什么不應該做而需要隱瞞他人的事。正巧，就在當時，《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建國門外的一位售貨員因疏忽而少找給一位外賓30元人民幣，她自己花了80元在用英文出版的《中國日報》上刊登廣告，尋覓這位外賓。最后居然找到了那人，并把錢找還給他。我把這個故事講給美國朋友聽，并期望能得到幾句稱贊的話，可是出乎意料，我得到的反應是冷冰冰的“為了30元錢，花去80元錢，太不值得”。事后我捉摸美國人是如何算這筆賬的。從售貨員的角度看，她既還出了30元又花去廣告費80元，這兩筆錢顯然不能相抵，而是應該相加。但從社會角度看，則確實是用80元的代價去伸張了30元歸還原主的正義。美國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的道德觀同樣鼓勵拾金不昧，但他們同樣重視道德的功利效果。道德的原則是犧牲自己的利益去照顧他人的利益，如果到頭來社會并未得益，那么這種行為就會變成了損己不利人。這正是道德上也不值得稱頌的事。

確實，我感到美國人的是非標準很大程度上是功利主義的，至少和中國人相比，這個特點一目了然。應該說，功利主義并沒有什么不好。如果道德與一切人的利益恒相對立，我懷疑這種道德原則能否堅持下去。它和苦行僧哲學有多大差別？它是不是人類理智的產物？問題只在于這個功利是個人自己的功利，還是全體人群的功利。美國人的道德標準是和它極其發達的商業相聯系的。商業活動中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是信譽和誠實。這也許出乎我們許多人的意料，因為中國傳統中商業倒是和欺詐密不可分的，打擊商人常成為統治者的國策，且常常得到百姓的擁護。不但我國歷史上屢屢出現打擊商人的合法和非法的記錄，直到近幾十年內東南亞一些國家多次出現過打擊商人，特別是華僑商人的非理性行動。其結果當然是兩敗俱傷。到那時才看出商人對社會的貢獻。

美國講究誠實和信譽的精神，通過一次考試安排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我參加了一門研究生課程的學習，在期中測驗時教授詢問同學們什么時候大家有空來參加測驗。可是全班16名同學竟湊不出一個大家都合適的時間，最后教授決定分兩次進行，一次在星期三下午，另一次在星期五下午。我參加了星期三的測驗，令我驚訝的是竟沒有人監考，教授發完考卷就回辦公室去工作了，考場上沒有任何人交頭接耳或翻書偷看。更使我驚訝的是星期五的試題竟和星期三的一模一樣。而在我國的某些地區，考試舞弊的現象時有發生。社會上說假話的現象相當普遍，連天氣預報都可以造假。我回國之后一個月內就“被迫”說了一次假話，那是我想買一本火車時刻表，而時刻表只有在北京站二樓才有賣，但進火車站必須憑當天的有效車票，而我沒有，當我往里走被問到有沒有車票時，我隨口回答了“有”，幸虧把門的人沒有認真，否則不但時刻表買不成，恐怕還要挨罚。從這個例子中我悟出一點道理：一個社會內如果條條框框太多，有時甚至多得彼此沖突，人們就會試圖用說謊來逃避管制；相反，如果條條框框很少，說謊而逃避管制就可以成為一件嚴重的過失。當然在特殊的情形下，說謊本身不一定是壞事。例如，為了安慰病人而不告訴他實情，就算不上是什么壞事。但為了逃稅而說謊，則是把自己應該負担的經濟責任轉嫁給了別人，是損人的行為。至于缺斤少兩、以次充好、賴賬不付、毀約失信等更是損人利己的缺德行為。我們可以歸納說，一個真正誠實的人不大可能做壞事，反之，一個經常撤謊的人，你就必須對他加以提防。所以誠實乃是人與人相處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則。

人類從事交換的歷史至少已有兩千年，但商業以賤買貴賣為特征，始終和欺騙難解難分。直到近一二百年才出現以信譽至上為經營方針的商號。而將誠實守信作為道德第一要素的社會風尚則更是近幾十年才出現的。改革十年來我國的商業活動有了空前的發展，但信譽并未成為經濟活動的原則。相反，流行的倒是“漫天要價，就地還錢”。我的分析是：當欺詐流行而誠實成為稀缺品時，按經濟學的一般規律，稀缺的東西有更高的價值。所以在漫天要價的集市中如果出現一家不二價的誠實商號，他立即可以占領大部分市場，賺得巨大利潤，并使其他商販黯然失色。而常見情形是，正因為害怕其他欺行霸市商販的拳腳交加的報復，沒有一家商販敢于冒險成為誠實商號，于是市場風氣只能繼續以欺詐為本。

在整頓經濟中，整頓市場是極重要的一個方面。可是市場如何整頓？既要保護商業的繼續發展，又要打擊不法商販，其界限何在？從根本上說，解決經濟活動中的是非標準恐怕是市場活動長治久安的一項基本建設。

小結：市場經濟的道德標準與傳統觀點，有一些細微的，然而又是極重要的不同。這種不同主要是突出全社會的利益。誠實與守信能給市場經濟帶來整體利益。

茅于軾 2013-08-23 15: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