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城邦制度》第四章　希臘本土的城邦化與集團化

簡體傳統

第四章　希臘本土的城邦化與集團化
　　
希臘本土政治演變的多種類型
　　
　　已經指出，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直到公元前8世紀為止，希臘本土是處在“黑暗時代”之中。這個時期本土各邦的歷史演變，有不少史料留傳下來，其中例如雅典，因為是后來希臘文明的中心，古代希臘的作家對它遠古的歷史就作過不少研究，晚近還發現了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殘篇。但是，所有留傳下來的史料，都分屬各邦，綜合的史料是沒有的。尤其是要探討希臘本土諸邦歷史演變受到了小亞細亞諸殖民城邦怎樣的影響，影響的具體過程又如何，材料特別缺乏，多年只能根據相關的史實作一些推測而已。
　　無論如何，影響是有的，而且有理由推定影響是深刻的。在通觀公元前八世紀以后到古典時代希臘各邦歷史演變的過程之后，我們可以相信，這種影響：（一）首先見于本土的海上交通特別便利的科林斯地峽上的科林斯、麥加拉（Megara）、西息溫（Sicyon）；優卑亞島上的卡爾西斯（Cha1cis）、愛勒特里亞（Eretria）和薩洛尼克灣中小島埃吉納。它們是本土的典型的工商業城邦，它們的領土很小，其中最大的科林斯的領土不見得比小亞細亞那些“分裂繁殖”的殖民城邦大多少，其他都不過是一個城市及其附郭的規模。（二）除這些最早受到影響也變得最快的城邦以外，還有第二類國家，原是一片農業地區，有不相統屬的小巴西琉斯各據城堡，分立割據，在黑暗時代中統一起來了，王政消失了，成立了單個城市為中心的大城邦，或者成為若干自治城市所組成的聯盟。這種類型的演變方式在希臘本土發生的最多，早期的雅典、彼奧提亞、洛克里斯（Locris）、福西斯（Phocis）、伊利斯（Elis），后期（這里所謂后期，時間下限一直可以推到公元前3世紀，甚至還要晚些，那已在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以后了）的阿爾卡迪亞（Arcadia）、亞該亞（Achoea）、埃托利亞（Aetolia）都屬于這一類。（三）斯巴達和特薩利亞屬于另一個類型，那里一直存在著農奴階級，“邊區居民”和貴族階級或特權公民之間的嚴峻界限和深刻矛盾，而且這兩個國家又都是領土廣闊，嚴格說來，它們都是領土國家。然而它們的政制在某些方面還是城邦化了的，不過它們的經濟條件和歷史傳統使它們不可能徹底“城邦化”，而各各保持了自己的特殊面貌。（四）還有介于二三兩種類型之間的國家，至少可以舉出一個阿爾哥斯。它的演變過程后面也要約略提到。
　　希臘本土無論如何狹小，總是具有內陸縱深的地區，它的天然條件決不可以和“綴在蠻邦原野這片織錦”上的“花邊”——海外殖民城邦相比。本土諸國的城邦化多半同時又是某種程度的集團化，這是不可避免的。通觀希臘史，我們就會感覺到，多中心的希臘幸虧有這種集團化，才得以打退波斯人的侵犯，否則的話，成串的富裕的濱海工商業城市，等不到羅馬的征服，就會聽令東方大帝國的波斯任意宰割而毫無抵抗力量了。
　　希臘本土政制演變的一個環節，即王政的消失，公元前8世紀前后幾乎都已完成。亞里士多德解釋此種變革的原因是：
　　
　　“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體）所以適于古代，由于那時賢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諸王都曾對人民積有功德，同時少數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對世人全無恩澤，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擁戴。隨后，有同樣才德的人增多了，他們不甘心受制于一人，要求共同參加治理，這樣就產生了立憲政體。”（《政治學》，第165頁）
　　
　　亞里士多德上面這段話是政治學，也是史論，它確實美化了王制，也美化了希臘人的自由精神，雖然據說他搜集過一百多個希臘城邦政制史作過研究，我還寧愿從脫因比之說：立憲政體，“以契約為基礎的政體”淵源于小亞細亞傳布到希臘本土。唯有在這種先例影響之下，貴族階級起來消滅王政成為時代風尚，這種和平過渡才得以實現。一個著名的傳統的故事似乎可以證明脫因比的看法。歷史時代希臘諸邦保存王制的僅有的例子是斯巴達，但是斯巴達的王的權利，在所謂來庫古（Lycurgus）立法和監察委員會取得巨大權力以后，削弱到僅僅保持出征時統帥軍隊的程度，其時在公元前7世紀。普魯塔克（Plutarch）說，當時斯巴達兩王之一、色奧龐波（Theopompus）的王后，譴責他所能留給后代的王權少于他從前王留傳下來的權力，色奧龐波王回答說：“不對，我留下來的比從前更多，因為從此王權可以保持的更為久遠”（普魯塔克：《來庫古傳》）。色奧龐波這樣回答，顯然因為他看到時代潮流不允許古代的王制繼續存在下去。不過小亞細亞殖民城邦風尚影響本土的具體過程，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也許已經漫不可考了。
　　
科林斯等國的海外殖民
　　
　　王制消失的過程雖已漫不可考，本土諸國城邦化的第一個沖擊因素，是東邊經濟發展和大規模殖民運動的影響，似乎確有證據。最先受到這種影響的第一種類型諸國，今以科林斯為例，略加介紹。
　　科林斯是多里安人在入侵中建立起來的小國家，被征服的邁錫尼遺民淪為農奴，它兩面臨海，領土面積不到八百平方公里（縱橫不到60華里）。它的第一代多里安國王名阿乃提斯（Aletes），歷代國王的名字被保存在古代的編年史中。公元前8世紀時，王政結束，貴族政制代之興起。當時貴族世裔，都自稱是第五代國王的后裔，這些貴族世裔互相通婚，并嚴禁族外通婚。公元前7世紀，開始出現一種美麗的自然主義風格的科林斯陶瓶，它以精美聞名于整個希臘世界，多里安人入侵以后長期盛行的幾何圖紋陶瓶從此逐漸消失。此種陶瓶，據考證是在西息溫（科林斯鄰邦，比科林斯領土還要小得多）制造，由科林斯出口的。科林斯兩面臨海，從薩洛尼克灣出愛琴海；從科林斯灣西去，沿希臘本土西海岸北航到克基拉以北（現代又稱為科孚島），越過奧特朗托海峽到達意大利半島南端的靴跟，公海的航程不過七八十公里。這樣優越的海上交通條件，加以邁錫尼時代海權的遺風，它進入海外貿易為時必定很早。歷史記載它的最早的著名的海外活動，是貴族領頭的西向移民，公元前734年，貴族世裔的阿基阿斯（Archias）成為西西里島上敘拉古（Syracuse）城的建城者；同一貴族世裔的刻西克拉提斯（Chersicrates）率領移民開辟克基拉島殖民地，傳統說他們移居的動機是尋找更多的土地。即使我們相信傳統的說法，同意商業動機并不是最初移居的目的，無論如何它是受到了東邊的影響的。
　　
　　“……（科林斯的）詩人厄米倫斯（Enmelens，屬于王裔貴族）……的時代被定為8世紀中期，如果這是可以接受的話，他的詩作殘篇令人注意地指明了伊奧利亞文化的流入，這不僅因為他的詩模仿伊奧利亞史詩的方法和形式，也因為詩內表明了他對米利都發現黑海一事的興趣”。（瓦德-吉里：《多里安城邦的興起》，第111卷第22章，TheGrowthofDorianSt-ates，by H.J.Wade-gery，ch.22，vol.III，c.a.h.）
　　
　　我們似乎可以據此推測，這個在多里安人入侵中建立的小王國，在海外城邦的影響之下，逐漸發展海上貿易和手工業，這使得它工商業比重逐步增大，由此推動了貴族階級的“現代化”。他們取代了王政，建立了貴族專政的城邦，并領頭殖民于海外。不過到此為止，他們內部土地貴族和被征服人民后裔的農奴之間的矛盾還未解決，“城邦化”還未完成，這一任務是由后來的“僭主”來完成的。
　　科林斯以外，上面列舉的其他第一批工商業城邦的情況各有不同，演變過程大體類似。卡爾西斯居民都是伊奧利亞人，內部矛盾不顯著，它的冶金工業發展較早，后來有銅礦城之稱，它的海外殖民在歷史上極為著名，它首先殖民于西西里島上，建立了納克索斯（Naxos）城，它還在今希臘北部薩洛尼克城南面的卡爾西狄克（Chalcidic）半島建立了32個殖民城市，半島即以此城得名。麥加拉、西息溫兩城后來也經歷了一段僭主政治統治時期。麥加拉是西西里島上麥加拉亥布拉（Megara Hyb1aea）、博斯福魯海峽西岸拜占庭（后來東羅馬帝國首都，今屬土耳其，名伊斯坦布爾）及該城海峽對面的卡爾西頓（Chalcedon）的殖民母邦。埃吉納（Aegina）這個海島城邦以海上貿易著名，雅典興起以前，它在愛琴海上擁有強大勢力。
　　這里順便要提到一個極有趣味的事情。優卑亞島上一個小公社名為庫邁的，在公元前8世紀上半期在意大利今那不勒斯附近建立了一個希臘殖民地，也稱為庫邁。此地距離羅馬不足200公里，它是希臘文明輸入拉丁地區的前哨。史料證明，公元前6世紀伊達拉里亞（Eiruria）統治拉丁地區以前，梯伯河以南完全處于希臘文明影響之下，而現在通用的拉丁字母表，基本上就是卡爾西斯的希臘字母表（當時希臘各地文字極不統一），有一點變化，但變化很小。緊鄰庫邁的凱彭尼昂（Campanion）地區，有些公社的希臘化十分徹底，以致后來的古物收藏家把羅拉（No1a）、阿貝拉（Abe-lla）和法利遜（Falisan）等城市，看作在某種意義上是卡爾西斯的城市。這是羅馬文明淵源于希臘文明的強有力的具體證據，城邦羅馬的政制是從希臘城邦學來的，從這里也可以得到間接的證明。
　　
西息溫、麥加拉、科林斯三邦的僭主政治
　　
　　第一類型諸國，卡爾西斯，愛勒特里亞未受多里安人征服，埃吉納是多里安人移居的小島，都沒有被征服人民苗裔的農奴。西息溫、麥加拉、科林斯三邦是多里安人征服邁錫尼的舊壤，被征服人民世世代代是多里安人的農奴。這幾個小邦猛烈發展工商業，還大規模移民海外，完全可以想象，那里非貴族的自由民中會出現因工商業致富的暴發戶，然而政權掌握在貴族手里，他們是被排擠在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守舊的土地貴族會因為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刺激起對財富的貪欲，加緊對農奴的剝削，引起農奴的反抗，而人力的不足又會加強農奴反對運動的勢頭。政治權力的分配方式愈來愈和各階級力量的對比相脫節，群眾普遍騷動造成了某些野心家乘時崛起的機會。他們提出能夠滿足渴望政治變革的平民要求的政治綱領，結集一批平民武力推翻貴族，把政權奪取到自己手里，然后像君主一樣（雖然往往不稱“王”，而用終身執政官，獨裁將軍之類的稱號）一人獨攬政權。然而，他們當政期間，卻能夠實行有利于平民和農奴的政策，和某些合乎時勢需要的政治經濟的變革。
　　古代希臘的僭主政治之風最初也是從小亞細亞傳過來的，而且，早期的僭主和晚期的即伯羅奔尼撒戰后的僭主，在性質上和所起的歷史作用上又有很大的區別，下一章，我們對此還擬作一些比較系統的說明。這里只想介紹一下西息溫、麥加拉、科林斯三邦僭主政治的約略經過。這三個城邦，僭主奪取政權最早的是西息溫。西息溫和麥加拉原有稱為“泥腿子”、“穿羊皮的”、“拿棍子的”農奴階級，大概是被征服的多里安人，古代作家把它們比之于斯巴達的黑勞士。西息溫僭主奧薩哥拉（Ortbagoras）出身貧賤，他上臺后解放了這些農奴，對多里安人則加以侮辱，對他們的三個部族給以牧豬奴（Hyatae）、牧驢奴（Oneatae）、牧豚奴（Choireatae）等侮辱性的名稱，并把非多里安人的部族名稱改為“萬民之主”（Archel- oi），這些名稱居然沿用了200年。科林斯僭主居柏塞盧（Cypselus）興起以前，貴族巴枯氏（Baechlads）氏族執政，他們首創西向殖民，公元前8世紀末，科林斯執掌希臘的海上霸權。公元前7世紀初，阿爾哥斯的裴登王興起，科林斯發生內訌，公元前664年，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西拉發生海戰，統治集團威望大降，居柏塞盧取代了貴族政權。居柏塞盧本身也屬于統治的巴枯氏氏族，他和繼位的兒子泊利安德（Periander）（希臘七賢之一）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解放農奴，提高工商業的地位，改革貨幣制度，大力造船，開鑿運河，修筑道路，獎勵科學藝術等等，使居勃來底斯（Cypleids）朝的科林斯成為當時希臘世界的第一流國家，和米利都的僭主司拉緒布盧（Thrasybulus）甚至和埃及的法老王都維持著友好的親戚的關系。這些僭主政權最多不過持續三代，旋即被民主政治或貴族政治所取代。然而即使代替它的政治制度，按亞里士多德的說法還應稱作“貴族政制”，古代的秩序是再也恢復不過來的了，一切改革基本上都保持了下來，其中屬于社會政治制度的，有農奴平民上升成為公民、有成文法典的公布等等，從此以后，執政者即使是貴族，也得對公民大會和公民選出的議事會負責了。
　　工商業城邦卡爾西斯，雖然沒有被征服人民后代的農奴，在此期間，也出現過僭主。
　　
斯巴達和拉凱戴孟同盟
　　
　　也是多里安人國家的斯巴達所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條道路。
　　斯巴達在多里安人征服時期占領了拉哥尼亞地區，在伯羅奔尼撒島南部歐羅達（Eurotus）河谷平原，土地肥美，然而，沒有良好的海港，所以，它從來是一個農業國家。入侵之初，征服者和當地居民關系如何，史料缺乏，難有定論，也許拉哥尼亞周圍的“邊區居民”就是最后被征服者的苗裔。他們是自由民，然而不是斯巴達的公民，他們有自己的市邑，在這些市邑中他們擁有某種程度的自治權，但他們無權參與斯巴達軍政大計。他們要向斯巴達國家交納貢賦，他們的市邑有時駐有斯巴達的軍隊，有斯巴達派來的監督，修昔底德所介紹的錫西拉島的狀況（參看修普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297頁。——編者注），也許可以代表一般邊區居民和斯巴達的關系。拿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歷史來比擬，邊區居民是斯巴達的“藩屬”。這種關系是不是征服初期就這樣確定下來的？中間有什么變化？在美塞尼亞（Messenia）征服之前，斯巴達人是不是自己耕種他那一份土地的自由農民，我們都不知道。
　　公元前8世紀，正好科林斯陶瓶盛銷希臘世界，西去的航路開通，意大利和西西里島上多里安人的殖民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海上貿易和商品貨幣經濟猛烈發展的時候，斯巴達征服了它的鄰邦，希臘人的國家（多半是公元前11世紀鄉里安人征服時代剩下來未被征服的邁錫尼故國）美塞尼亞，當地居民全被淪為農奴，這就是人所共知的黑勞士（Helots）。這個名詞也許起源于美塞尼亞的一個城市黑勞士（Helos，見于荷馬《伊利亞特》的船舶目錄）。這次征服之后，斯巴達奪得了拉哥尼亞以外另一片廣大富饒的農業地區，這片地方面積幾乎和拉哥尼亞一樣大。二三個世紀之內，斯巴達曾經沉溺于和平富裕的生活之中，以致特爾裴（Delphia）神廟的一次神諭中，把斯巴達的貴婦風姿和阿爾哥斯的勇武戰士（關于阿爾哥斯當時的武功，見下文）同列為希臘世界的第一流事物之中，現存的詩人阿爾克曼（Alcman）抒情詩《少女之歌》殘篇，也顯示出那個時代斯巴達貴族家庭中少女生活之美。地下發掘所得文物，證明這個時代有出身小亞細亞的詩人居留在斯巴達并創作了優美的詩歌，地下發掘證明這個時代斯巴達還有自己生產的精美的陶器。所有這些，都和當時希臘先進的文明世界的時代潮流相一致的。
　　但是斯巴達的這種“繁榮”，并不是依靠自身的經濟發展，而是建立在剝削被壓迫被征服人民的基礎之上的。殘酷的剝削引起反抗，公元前7世紀中期，美塞尼亞發生了規模壯闊的革命運動，斯巴達人用全力來撲滅這次革命。所謂的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歷時20多年，傳統說，戰爭期間如此之長，動員規模如此之大，斯巴達的男丁悉數從軍，戰爭結束歸來時，后方的婦女和邊區居民“私通”生下來的“私生子”都已經成人了。這些私生子被斯巴達人驅逐出去，移居意大利南部的塔林頓（Tarentum）。
　　長期殘酷的“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以斯巴達的勝利而告終。美塞尼亞再度被征服，一部分人移居海外，其余的被征服人民一直處于稱為黑勞士的農奴地位。可是這一次戰爭大大提高了斯巴達人的警惕，為了防止“叛亂”，保持征服所建立的秩序，從此，黑勞士永遠處于嚴厲的監視之下，斯巴達的男人則從小就處于嚴峻的軍營生活之中。斯巴達不是一個城市，而是一個軍營。一切藝術文化會松弛這種恒久的警惕與嚴峻的軍營生活，于是，斯巴達人從此就不要藝術文化了。嚴峻的軍營生活要求一種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商品貨幣經濟會瓦解這種秩序，斯巴達人從此禁絕貴金屬在國內流通，交換媒介只準用笨重的鐵塊……
　　這就是傳統所稱道的來庫古（Lycurgus）的立法。其時在公元前7世紀末，大約和雅典的庫隆暴動同時。來庫古的口傳約章（Rhetra）規定，斯巴達公民家庭新生的嬰兒要送給長老，經過檢查，若認為不宜讓他生存，就拋到泰革托斯山峽的棄嬰場（Apothetae）。強健的可能長成為良好戰士的嬰兒才許養育成人。青年人終年不穿鞋，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團隊（Agele）里，從事體育鍛煉，運動和學習語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奉命去做苦工，并且必須絕無抗議、絕無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領受一分份地，由黑勞士耕種，他們依照斯巴達人的分地被規定10人至15人一組，向公民交納實物貢賦——大麥、豬肉、酒和油。公民不得從事生產勞動，他們必須參加公餐（Syssitia），不論貧富都吃一樣的東西，每人交納定量產物給公共食堂供公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戰士，平時都生活在按軍事編制的集體里，軍事操練一直不斷。斯巴達人在美塞尼亞戰爭中發展出來的一套恒常防衛農奴“叛亂”的制度，使得斯巴達的重裝步隊成為整個希臘世界最精銳的軍事力量。他們還相應地建立起來一套集體主義的、不怕個人犧牲的、以軍事榮譽重于生命的精神進行訓練的制度。古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告訴我們，希波戰爭中防守溫泉關的斯巴達王李奧倪達部下300戰士全部戰死，其中有兩個人因患病得李奧倪達允許離軍，一人聞警返陣戰死，一人生還本國，受到全民蔑視，后來在普拉提亞（Plataea）戰役中奮勇作戰，才洗雪了污名（VII，229—231）。
　　斯巴達的兩個王統率國軍（在征伐時由二王中的一王統率），審判主要有關家族法的案件，執行某些祭禮。斯巴達的最高政治機關是長老議事會，長老是由公民大會從有勢力的斯巴達氏族中選舉出來的。公民大會另選出五個監察委員，后來監察委員發展成為超乎議事會之上的寡頭機關，他們陪同國王出征，監視王的行動；他們負責征募國軍，決定一切政策，后來又掌握司法裁判權。不過監察委員還得對公民大會負責，宣戰媾和等重大決定，要由公民大會通過。塞爾格耶夫說：“斯巴達的憲法，對斯巴達公民來說是民主制的，但是對附庸民族來說就是寡頭制的”。（《古希臘史》，第162頁）
　　斯巴達的全權公民最多的時候不過一萬人，到公元前5世紀時就不到6000人了。軍隊以公民組成的重裝步兵為主力，邊區居民從軍組成輔助部隊，黑勞士也要從軍，任軍中雜役，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人力不足，有黑勞士參加重裝步兵，有一次，在美塞尼亞形勢十分不穩的狀況下，監察委員佯稱要解放參戰有功的黑勞士2000人，讓他們戴上花冠參加祭典，同時暗中組織青年公民發動一次“特務行動”，這2000人從此就不知所終了。
　　這次“特務行動”終究是非常措施。以黑勞士的身份而論，他們要交納實物貢稅，但他們有自己的家計；他們分屬于各個公民；然而他們不能被出賣；不象“買來的奴隸”那樣是“會說話的工具”，顯然他們是農奴。對此國內史學界有過激烈的爭論。后面還準備專門加以討論。
　　
拉覬戴孟同盟
　　
　　斯巴達征服美塞尼亞，使得它成為按古希臘標準而言的領土十分廣闊的國家，這已經是希臘本土政治上一種“集團化”，然而它還沒有從此停止下來。
　　斯巴達于征服美塞尼亞之后，曾想繼續兼并它的鄰邦，公元前6世紀前半，斯巴達進攻在它北面的阿卡狄亞，尤其覬覦特格阿（Tegea）這塊富饒的平原，戰爭持續了30年（約公元前590—560年），征服沒有成功。當領導戰爭的兩個王死了，新王即位時，變兼并政策為“強迫結盟”政策。又經過一、二次戰役，特格阿同意與斯巴達結盟。公元前6世紀中葉，波斯進犯的危機已經隱約可見，斯巴達有意識地擴大他的結盟政策，開始是阿卡狄亞，其他城市陸續加盟，成立拉凱戴孟同盟（Lacedemon League，正式名稱是“拉凱戴孟人和它的同盟者”Lacedemons and its Allies。拉凱戴孟是斯巴達的別稱），以后，伯羅奔尼撒半島西北的伊利斯（Elis）和科林斯地峽上諸邦也陸續加入。這是一個軍事同盟，伯羅奔尼撒半島全部，除阿爾哥斯和亞該亞（Achaea，半島北面瀕臨科林斯灣的一個狹長地區）而外，諸國全部參加在這個同盟之內。加盟諸國對盟主不負担貢賦，僅在戰時結成聯軍，聯軍的統帥屬于斯巴達人。伯羅奔尼撒半島歷史上一直是希臘本土政治軍事力量的中心，這個地區通過同盟的道路結成集團，使得它在波斯進犯面前自然而然成為抵抗運動的最后的也是最堅固的堡壘。（見第六章）
　　
斯巴達兼并政策的失敗
　　
　　同屬多里安人國家的科林斯地峽諸邦，采取發展工商業，對外殖民，解放農奴的路線。僭主伯利安德（居柏塞盧之子）在位的時候，科林斯的經濟文化冠絕一時，是雅典以前希臘最強大的海軍國家，它對西西里的敘拉古等城邦，則幾乎從頭到尾一直保持一種精神上的領導地位。而斯巴達則在整個希臘世界忙于對外的殖民擴張和建立一種新的高度文明的時候，征服鄰近的希臘人國家，并且為了鎮壓反抗的被征服人民使他們翻不了身起見，建立了當時的希臘世界所沒有的、也是后代一切國家所未見的嚴峻的秩序——所謂“嚴峻”，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兩方面而言都是適合的——這是歷史上罕見的現象。它的公民的那種不怕個人犧牲的高度集體主義精神，它的蔑視財富，放棄藝術與文化，它的平等主義的公餐制度等等，博得許多古希臘思想家的贊美，柏拉圖的《理想國》所理想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就以斯巴達為其原型。但是斯巴達的這種秩序并不能一直保持下去，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以其軍事威力建立起的斯巴達帝國，被外面花花世界所誘惑，敗壞了這種制度的根本。公元前4世紀，斯巴達累敗于忒拜同盟名將埃帕梅農達斯之手，美塞尼亞獲得解放，阿卡狄亞諸邦脫離拉凱戴孟同盟。斯巴達國內秩序敗壞以后，雖有阿吉斯四世（Agis IV，公元前245—241年）和克利奧米尼三世（CleomenesIII，公元前235—212 年）等王屢謀改革，還是一事無成。斯巴達和它的嚴峻秩序和希臘諸城邦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在斯巴達的歷史中，有一個對我們來說很有興趣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她一度實行兼并政策，而且征服了美塞尼亞卻又半途而廢，改為實行同盟的政策？關于這一點，有人以希臘人愛好自由，為維護國家獨立而戰不怕犧牲來解釋。我們姑且承認這一點，然而僅此一端，也還不足以解釋此種現象。呂底亞王國進犯小亞細亞諸城邦，許多城邦旋即納貢稱臣；波斯軍進犯希臘，希臘本土北部、中部諸國都屈服了，還派兵參加進犯的波斯軍。屈服的希臘城邦固然沒有淪為郡縣，至少是從獨立國家貶低到了藩屬的地位，可見希臘諸邦在強大的軍力面前并不是永不屈服的。問題是：斯巴達之對美塞尼亞和波斯之對希臘諸邦所要求的條件不一樣——后者以對方降為藩屬為滿足，前者則徹底摧毀被征服國家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組織，不加利用，又不去提高這些國家原來被統治的平民的地位，從中吸收力量使之為征服者所用，或者進一步使之成為征服者統治階層中的組成因素，雖然決不是占重要地位的因素。斯巴達對被征服國家的各階層人民似乎是一律加以奴役，并且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建立起來一種森嚴的等級界限，世世代代不得逾越，從而征服者的統治階級自身也必須世世代代處在永久的警惕之中，這和帝國主義政策所不可缺少的對所統治各民族“兼收并蓄”的方針是背道而馳的。這種政策，在一次征服中作出了范例以后，自然會使它的第二次征服對象上下一心，誓死抵抗，兼并政策也就再也行不通了。
　　斯巴達在政治上還有另一種傳統，即堅定地維護立憲主義的貴族政體，它對僭主政治和民主政治一樣感到厭惡。它的這種傳統政策，使它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摧毀了進入它的“帝國”范圍一切城邦的民主政體，到處樹立親斯巴達的貴族政體。這是公元前5世紀末至4世紀初的事情，在公元前6世紀，它促成了科林斯地峽諸邦推翻僭主政體，對雅典的僭主政體的傾覆，也盡了一臂之力。大略經過，后面還要扼要介紹。
　　
特薩利亞
　　
　　特薩利亞是希臘本土集團化的另一個例子。它的社會結構類似斯巴達，其政體則和斯巴達迥然不同。
　　特薩利亞擁有希臘本土最廣闊的平原，它的領土面積約十倍于雅典，居統治地位的特薩利亞人，是多里安入侵時期武力侵入的一支西北希臘部族，當地居民是操愛奧里斯方言的邁錫尼舊民，征服者在語言上被當地居民同化了，然而他們是特薩利亞的貴族。
　　當地居民，一部分移居海外，一部分退入平原周圍的山區，以后成為特薩利亞的“邊區居民”，他們享有的自由，比斯巴達的邊區居民要多一些。留居平原的被征服者淪為農奴，稱為“珀涅斯泰”（Penas tae），其地位和斯巴達的黑勞士相同，不過所受監視要輕微一些。
　　征服者在特薩利亞平原周邊山麓或平原中央丘陵上筑成城堡，統治周圍被征服的農奴，和納貢的邊區居民。每一個城堡有一個巴西琉斯，各自獨立稱王，不相統屬。公元前7世紀以后，王政消失，代之而興的貴族，雖然還不時發生內訌，居然以政治家風度合作起來組成了特薩利亞“聯邦”。聯邦制度細節沒有資料可憑，大體上是分布于特薩利亞的無數小城市分別聯合成為四個瑞士自治州（Canton）那樣的地區聯合組織，每個州設有一個選舉產生的政治權利機構，稱為Tetarch，這四個“州”又聯合產生一個特薩利亞的“聯邦政府”，稱為Koinon，首席行政官稱為Tagus，，是不限資格地從諸城市中互選出來。“州”的Tetarch 和聯邦的Tagus 的職能主要是軍事上的，各城市各別獨立治理它的內政。自治州的Tetarchs 是常設機構，Tagus看來唯有在緊急情況下才選舉出來統率“聯邦”軍隊。所謂“內政”，其實也十分簡單。因為特薩利亞除農奴制土地貴族而外沒有什么工商業，獨立的自由小農人數也少。鎮壓農奴（“珀涅斯泰”）和邊區居民的反叛顯然是建立“州”和“聯邦”機構的主要目的，不過在有了這些機構之后，特薩利亞的軍威也曾在不同時期震懾過它的鄰邦。
　　特薩利亞的政治權力似乎基本上限于貴族，貴族又并非集合居住于一個城市，而是分散據有各自的小城市和城堡的。它的重要的城市有拉利薩（Larissa）和克拉龍（Cranon）。它的軍隊是貴族的騎士軍，在馬蹬沒有發明以前（馬蹬的利用，無論在中國或歐洲，都已經在中世紀了。沒有馬蹬的騎兵，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騎兵，威力在于“騎射”，不能作馬上白刃戰，所以抵不過帶甲、持盾、持矛集團作戰的”重裝步兵”。），騎士在重裝步兵面前不是決勝的兵種。它長期來一直處于領有農奴的貴族的專政之下，內部等級森嚴，直到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公元前4世紀后期），某些特薩利亞城市的分居平民（Demos）還不許涉足于政治集合場所。所以，這個希臘本土領土最廣的“大國”，在希臘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大，波斯軍侵入的時候，它首舉降旗，亞歷山大征服波斯的時候，特薩利亞的騎兵是亞歷山大遠征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看來特薩利亞確實是一個領土國家而不是一個城邦。它的政制的某些方面確實受到了城邦的影響，例如王政的消失，貴族階級的聯合，貴族階級內部的某種民主慣例等等。不僅如此，根據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資料，特薩利亞的主要城市拉利薩后來也有城市公民和城市公民民選行政官員的制度，這大概已是比較晚期的現象。拉利薩和克拉龍二城實際上從來是廣闊的特薩利亞領土國家的政治中心，是特薩利亞各地貴族所組成聯邦的都城，而不是以其本身為主體的“城市國家”。一個聯邦的都城的城市管理采取某種“城市自治”的形式，而不像我國的歷代皇朝把都城的城市管理交給帝國的官吏（如清代的“九門提督”），在后世的西方諸國是常例。歷史地說，這是城邦制度的流風余韻，特薩利亞的拉利薩市的制度，也許是這種現象的第一個例子。
　　
雅典的統一運動
　　
　　后來成為希臘文明中心的雅典，興起的時間比科林斯、斯巴達都晚，留下來的史料較多，研究的也比較詳細，它的演變為城邦的過程比較典型，分別在本章與次章加以介紹。
　　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區，面積兩千多平方公里，只相當于我國縱橫百里的一個大縣，然而在古希臘的條件下，這已是有內陸縱深的一個地區了。它分割成為幾個小平原（馬拉松平原、埃琉西斯Eleusis平原和雅典平原）和幾個山區，最南端的勞里翁（Laurium）山區在古典時期有著名的銀礦。后期邁錫尼時代，阿提卡密布著小巴西琉斯的城堡，其中雅典和埃琉西斯長期間彼此敵對，筑著長城互相防衛。這個地區成為希臘最杰出的城邦，第一個步驟是歷史上著名的統一運動（Synoe Klsmos）。
　　統一運動的實質是阿提卡境內各獨立城市（或城堡）全部撤消其獨立性，把分散的政治權力集中到雅典一個城市中來。傳統把這一歷史任務的完成歸功于有勇有謀的提秀斯王（Theseus，參看普魯塔克：《提秀斯傳》），后來史家則對之作了比較切實的解釋。他們認為，所謂統一運動實際是雅典以外各城市（或城堡）的貴族集中住到雅典城來，組成阿提卡的貴族議事會，統治整個阿提卡地區，而且這件事情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的——開始是少數幾個城堡的貴族集中雅典，向雅典集中的城堡逐步增加，最后與雅典長期敵對的埃琉西斯也合并進來，統一運動才告完成。多里安人入侵時代，阿提卡地區始終未被侵入，這已為史家所公認，據此，我們也許可以推測，多里安人入侵也促成了阿提卡的統一運動。古希臘史家斯特累波（Strabo）說，雅典王梅朗淑（Melanthos）之子科德羅斯（Codrus）在抵御多里安人入侵的戰爭中陣亡（參看吳壽彭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229頁譯注）可以作為間接的證據。阿提卡陸上鄰邦西面是麥加拉，屬多里安集團；北面是彼奧提亞，屬愛奧里斯集團；歷來和雅典都不友好，阿提卡境內諸城合并成為一個統一國家是形勢促成的。有的史家還認為這個過程開始于公元前1000年，最后完成之時，在公元前700年前不久，看來是有相當理由的。
　　初期雅典的政制，塞爾格耶夫介紹如下：
　　
　　“數百年來，統一的阿提卡的最高統治權，是屬于雅典的巴西琉斯的，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雅典的王權絕跡了。據傳說，雅典最后一個巴西琉斯是科德羅斯。王權消滅之后，雅典的首腦便是從‘貴族后裔’選出來的執政者，即所謂‘執政官’（Archons）。初時，執政官的任期是終身的，后來就10年改選一次，及后每年改選一次。初時，只選一個執政官，但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中葉，便有‘執政官九人團’的組織——（一）首席執政官（即正式的執政官），初時掌握大權，但后來權力也受限制；（二）祭儀執政官（即巴西琉斯），主要是盡祭司的職責，兼處理有關宗教崇拜的審判事宜，（三）軍事執政官（即元帥），是雅典國民軍的領袖，兼司邦交大事；（四）其余六個司法執政官，乃是法律的維護者，兼各種審判委員會的主席。執政官是盡社會義務而不受報酬的。……任職期滿以后，執政官便入‘元老院’（Areopago-s），即國家最高議事會……”（《古希臘史》，第174—175頁）
　　
　　看來，這和我們在小亞細亞殖民城邦所見到的貴族寡頭政制是完全一樣的。這時候的公民（Polite，即“城邦的人”）看來僅限于集中住在城內的特權貴族，住在“村場”（Demos，此字為希臘語民主政治Democraey的語根，并參見次章介紹雅典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立法一節）內的平民恐怕是不算在“城邦的人”（Polite，公民）的范圍之內的。
　　雅典雖號稱為最初伊奧利亞諸殖民城邦如米利都、埃弗塞斯等的母邦，然而初期殖民過去之后，它就不再去創建什么殖民城邦，而且，直到公元前6世紀初梭倫改革以前，它的工商業也似乎沒有什么重大的發展。阿提卡本來是比較廣闊的一個地區，此時的雅典基本上是務農的，比之同時代的科林斯，卡爾西斯（Chalcis）諸邦的迅猛的對外殖民而言，它的人口外流似乎也是微不足道的。貴族的階級統治，人口的日益增加，必然導致貴族對平民剝削的日益加重，這就是庫隆暴動和梭倫改制的背景。另一方面，人口外流不多、人力保持于國內，也是后來雅典得以成為抗擊波斯進犯的骨干力量的原因。
　　雅典走上統一運動和貴族統治的道路是不是受到海外殖民城邦的影響，古典時代的希臘史家如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毫未提到，近代有些史家論述它的原因的時候，往往歸之于內部生產力的發展。多里安人入侵以后漫長的數百年間，雅典經濟毫無疑問會有某種程度的發展，但直到統一運動完成，貴族統治確立之時，雅典還是一個產糧的農業國家，而不是園圃的農業國家，它雖有優良的海港，但它的海外貿易還不及一個小島埃吉納，它的陶器工業遠未發展，當時優美的科林斯瓶還在稱霸希臘世界，所以它的政治改革的推動力得自經濟發展的，當遠較科林斯、卡爾西斯等城為微弱。另一方面，雅典號稱伊奧利亞諸海外城邦的母邦，它跟那些城邦的交往應該是比較密切的，所以，有理由推測，雅典的貴族從海外殖民城邦當政的貴族那里學到了關于各種新型國家的知識，阿提卡境內諸小城邦的貴族共同抵御外族入侵的要求，加上經濟的發展以及其他許多我們不知道的原因的相互作用，使得雅典還在變成工業和商業的城市以前就組成了一個單一城市領導周圍比較廣闊農村地區的國家。我們有理由推測，這個城邦的務農的平民，初期還算不上是城邦的公民。史料表明，梭倫（Solon）改革以前，這些平民的處境是貧困而悲慘的。激烈的階級沖突，引起了騷亂暴動，出現了立法者和僭主，當人民群眾的力量強大到足以推翻簪主統治的時候，就形成了希臘史上著名的雅典民主。因為這個過程在希臘各邦中具有典型的意義，當在次章內作比較詳細的介紹。在這個過程中，雅典發展了商業和手工業，它的經濟力量逐漸超過了科林斯和卡爾西斯，而在民主政體下，它又擁有為數較多的務農的公民，得以召募一支較大的公民軍，這又是雅典軍事威力的來源。希臘本土諸城邦中，唯有雅典兼具這幾個因素，它之成為希臘文明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
　　
阿爾哥斯和克里特
　　
　　阿爾哥斯（Argos）占有邁錫尼時代的王畿（阿加米農本人的王國），它最初在多里安人諸邦中占有領袖地位。多里安人征服之初，它還得以在某種程度上支配科林斯地峽上諸邦，傳統還說，那個時候存在過一個阿爾哥斯“帝國”。公元前8世紀中期，阿爾哥斯的霸權衰落了，公元前7世紀阿爾哥斯在斐登王統治下武功很盛，打敗過斯巴達和雅典，實行過幣制改革。亞里士多德說斐登“起初為王而終于做了僭主”，大概他在國內實行過個人的專制統治。這個傳統的部族王國以后也成了“主權在民”的城邦，它國內除阿爾哥斯這個城市而外，還有阿欣（Asine）、太林斯（Tiryns）等重要城市。各城市間的關系如何，已經難于稽考了。
　　阿爾哥斯東南有特洛真（Trozen）、赫爾米溫（Henmione），埃彼道魯斯等小國，瀕臨阿爾哥斯灣或薩洛尼克灣，面積不大，都是科林斯類型的單一城市的城邦，在歷史上沒有起過什么作用。
　　克里特島為多里安人占領后很快分別建成40個城邦，據說后來還達到過100個。
　　
彼奧提亞、福西斯、洛克里斯
　　
　　公元前4世紀一度掌握希臘霸權的彼奧提亞（Boeotia），位居希臘中部，南鄰阿提卡，以土壤肥沃著名。邁錫尼時代彼奧提亞已是比較發達的地區，建有某些邁錫尼統治下的小王國的城堡，后來的提佛、奧科美那斯等城市大概就是在它們的舊址上發展起來的。歷史時代的彼奧提亞傳統說是入侵者的舊裔，但是假如確實有過外族征服的話，征服也沒有留下什么嚴格的階級界限，按照著名的希西阿的《勞動與時令》詩作來看，自耕的自由農民在公元前8世紀就居于主要地位了。彼奧提亞的王政消滅得很早，希西阿詩中的巴西琉斯，有的史家認為也許指的是貴族。彼奧提亞原先有許多獨立的小公社，它們之間很早就有同族性質的聯合，還有泛彼奧提亞的宗教慶典，又因為那是希臘本土的四戰之地，古典時代多次戰爭都會戰于它境內，這種容易遭到外敵入侵的環境，促使它趨向于合并成為一個聯盟。組織聯盟的盟主是提佛城，為了組成彼奧提亞聯盟，提佛城還對某些城市進行過戰爭，公元前550年，除奧科美那斯和布拉的（Plataea）兩城外都加入了聯盟，幾十年以后這兩個城市也加盟了。聯盟的政治機構稱彼奧塔斯（Boeotarth），加盟城邦各自保持獨立。
　　位居彼奧提亞之東，南臨科林斯灣的福西斯（Phocis），地域不大，居民分散于20個左右的小市邑中，希臘世界的宗教中心特爾斐神廟就在它境內。公元前590年，福西斯的兩個市邑為了神廟周圍一塊土地發生了爭吵，特薩利亞以這次事件為借口，干預、占領了福西斯，許多希臘城邦聯合起來驅逐特薩利亞人，福西斯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在此以前，福西斯各市邑之間本來就有部族性質的聯合，戰爭中發展成為比較鞏固的統一國家，按其性質而言，也可以稱之為福西斯聯盟，不過加盟的小市邑獨立性不強，未必具有獨立城邦的性質，所以福西斯國家，其實是自治的市邑聯合組成的領土國家。
　　洛克里斯（Locris）鄰近福西斯和彼奧提亞，它以奧布斯（Opus）城為中心，經過雅典那樣的統一運動建成為城邦。
　　
農村地區的建城運動
　　
　　以上列舉諸城邦，多數由舊時城堡發展成為人民聚居的城市和城邦。本土城邦的最后一種類型，是原來的農村地區建立城市，發展成為城邦，這可以稱為建城運動，阿德科克稱之為“狹義的統一運動”。他說：
　　
　　“這里那里的諸村落的共同體，通過深思熟慮的行動，放棄村莊合居一處。這個過程是狹義的‘統一運動’，我們知道這種統一運動在東部阿卡狄亞（Arcadia）怎樣在起作用的。東部阿卡狄亞分為兩個村居共同體的集群，每一個集群原來都擁有一個筑城的避難所，北集群的稱為城（POlis），南集群稱為堡（The Fort）。也許因為害怕斯巴達人的侵略，南集群聯合起來組成了特格阿（Tegea）城邦，不久，北集群就組成了曼底涅亞（Mantinea）城邦。曼底涅亞統一運動的理由在于害怕南鄰的軍事力量，這個理由因渴望控制平原北部的水源又加強了一層。由于同樣的原因赫賴亞（Heraeans）由于伊利斯人（Elis，伯羅奔厄撒酋北的鄉里安人城邦）愈來愈厲害的侵略傾向被迫建立了赫賴亞城邦（亦在阿卡狄亞境內）。只要密邇別的城邦，無疑就能觸動村居的共同體起而模仿，希臘西北部（指阿開那尼亞Acarnania、埃托利亞Aetolia）諸城邦，看來是從那里出現一系列科林斯的殖民地以后，才陸續形成的”。（《希臘城邦的興起》，TheGrowthof theGreekCity-states）
　　
　　古代希臘晚期，亞歷山大征服以后的希臘主義時代，興起了亞該亞同盟（以伯羅奔尼撒半島北部瀕臨科林斯灣的亞該亞為中心），埃托利亞（在中都希臘的西側）同盟。這兩個地區都是山區，古典時期，它們都是落后地區。當濱海的先進的工商業城邦已經經過了奴隸制經濟的極盛時代，因內部激烈的階級矛盾而陷于分崩離析的境地的時候，自由農民居主導地位的這些山區，于是建立城市，組成同盟，起而占有希臘本土的支配地位。不過那時已是羅馬征服的前夜，希臘人在政治軍事上不久就退出歷史舞臺了。
　　
近鄰同盟
　　
　　希臘本土的“統一運動”或“同盟運動”，從來都是局部的，全希臘的組織全是宗教性質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近鄰同盟”。
　　近鄰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The League of Neigh- bours）以特爾斐（Delphi）神廟為中心。特爾斐神廟祀奉阿波羅（Apallo），神廟的淵源很古，可以追溯到亞該亞人來到希臘的時候，后來成為希臘三個人種集團愛奧里斯、伊奧利亞、多里斯共同的宗教中心，特爾斐的阿波羅神諭甚至為“蠻邦君主”（如呂底亞、埃及）所信任。近鄰同盟原是圍繞溫泉關附近地母（Demeter）神廟而設立的鄰近諸邦的同盟，不清楚同盟的起源和其目標如何，反正它要求加盟諸邦在發生戰爭時不得切斷對方的水源，不得毀滅對方的市邑。鑒于其稱為“近鄰”，究竟最初的加盟諸邦，在茲帕爾克俄斯（Sperchus）河上和塞費蘇斯（Cephisus）河上游諸共同體之外，是否還有別的，是可疑的。不過到公元前600年的時候，同盟包括了北部和中部希臘的全部人民，其中有特薩利亞的四個“州”，有福西斯人、彼奧提亞人、洛克里斯人、多里斯的多里安人（殘留在中部希臘的多里安人小邦），優卑亞的伊奧利亞人和歷史上僅見名稱沒有史料參考的三個小邦多利普（Dolepes）、馬里（malians）、伊納斯（Aenians）人。不久發生了所謂第一次神圣戰爭，特爾斐神廟原由克利塞（Crisa，屬福西斯的一個小共同體）管理，戰爭的結果，神廟歸近鄰同盟保護。近鄰同盟的年會也移到特爾斐來召開。此時特薩利亞在近鄰同盟中占絕對優勢，福西斯也處于特薩利亞的軍事占領之下。后來各邦協力驅逐特薩利亞占領軍，近鄰同盟的成員隨之擴大，雅典、斯巴達、西息溫等都成為加盟國家。擴大的近鄰同盟此后還在特爾斐主辦“皮提翁慶節”（Pythium Festival），有音樂競賽，后來又增設體育競賽，這大大提高了特爾斐神廟的地位，使它成為團結希臘人的中心地點。近鄰同盟則逐漸從宗教性的聯合，轉為政治性的國際性的聯合。這決不是一個超國家的組織，只是希臘世界各主權國家通過這個同盟發生了集體性的相互接觸，有助于發展出一些國際慣例而已。
　　
奧林匹克慶節
　　
　　另一個純粹宗教性的“奧林匹克慶節”更負盛名，現代的國際奧運會自稱是繼承了它的傳統的。慶節每4年一次，第一屆奧林匹克賽會早在公元前776年舉行，它由伊利斯主辦，最初參加的不過是近旁少數幾個國家，以后逐漸擴大，到歷史時代，即使很少參與希臘世界政治事務的遠方諸邦，如黑海和“遠西”，也都熱心參加那里的競走、角斗、戰車競賽等運動。競賽的勝利者獲得桂冠或橄欖冠，且有立像的權利，所屬城邦亦引以為榮。詩人與雄辯家也參加奧林匹克賽會，公元前4世紀，顯赫一時的西西里敘拉古（Syracuse）僭主自炫詩才，派人在奧林匹克賽會上朗誦他的詩作，競備受譏嘲。為了保證賽會的舉行，希臘諸國協定，賽會期間交戰中諸國一律要停戰若干天。這種盛大的慶節，顯然大大促進了希臘的統一的文化的形成，加強希臘民族的團結，事實上它是希臘世界中主權國家的城邦制度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政治因素，它對后來的歷史事變是產生了極深刻的影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