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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發源之地
　　
愛琴文明是海上文明
　　
　　史學界通常把克里特－邁錫尼文明稱為愛琴文明，這不僅因為這兩個地方同處愛琴海上，而且，這個文明確實具有海上文明的特征。克里特是一個海島，邁錫尼雖在大陸上，“文明”是從克里特飄海過去的。希臘本土原是一個半島，這個半島被海灣地峽和高山分隔為彼此幾乎隔絕的小區域，可是它的海岸線極長，港口多，又有愛琴海上和愛奧尼亞海上希臘兩邊諸島嶼，把希臘半島和小亞細亞、意大利連接起來。在海船上航行的人，前后都有肉眼可以望得見的島嶼用來指示航程，這種條件幾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區都不具備的。正因為如此，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時候，克里特已經建立了第一個海上霸權，遠古時候，希臘的冒險家們以海盜為生，他們劫掠海行中的船只，也劫掠島嶼上和大陸海濱的村鎮，并以此為榮（見Thucy，）。在克里特－邁錫尼文明尚未發現以前，歷史家曾經認為，腓尼基（今黎巴嫩西頓、推羅一帶）是第一個海上霸權，腓尼基人建立了迦太基，希臘人航海是從腓尼基人那里學來的。克里特－邁錫尼文明發現以后，根據各種證據，史學界現在公認，是腓尼基人向希臘人學會了航海而不是相反。閃族文明淵源于大陸，西頓、推羅（古腓尼基兩個主要的城市王國）是被大陸上亞述、巴比倫等帝國逼迫得向海上去謀生存和發展的，其時已在公元前十二、三世紀，當時的愛琴文明已經十分輝煌了。
　　海上劫掠和海外殖民距離并不太遠。克里特文明伸向希臘本土和愛琴海上諸島嶼，也許就是海外移民的結果。亞該亞人來到希臘本土，曾經迫使原住希臘本土的克里特人、加里亞人、里利格（Lelege）人、皮拉斯基人等移居海外。他們之中有一部分留下來和亞該亞人混合了，所以他們與希臘人有血緣關系。他們的移居海外，歷史上為希臘的海外移民起了打先鋒的作用。亞該亞邁錫尼王國本身的海外擴張勢頭又很猛烈，遠征特洛伊之役顯然是為了開辟移民小亞細亞西北部以及進入黑海的道路，在這次戰役中希臘人占領了雷姆諾斯（Lemnos）、伊姆羅茲（Imbros）、累斯博斯（LesbOs）等島嶼。戰后，希臘人立即殖民于特內多斯（Tenedos）、安坦德拉斯（Antandras）、西拉（Cilla）、庫梅（Cyme）、彼坦尼（Pltarie）等地，這個地區以后逐漸擴大，它實際上是一個“新亞該亞”。同樣，小亞細亞西南角海外的羅陀斯（Rhodes）、寇斯（Cos）、塞米（Syme）諸島，也許還有“塞浦路斯（Cyprus），特洛伊戰役前后已經有希臘人移居。前面已經指出過，有的史學家甚至猜測小亞細亞南岸中部大陸上曾經建立過一個獨立的亞該亞王國。這些都屬于早期海外殖民，是愛琴文明的海上文明特征的必然結果。
　　
多里安人來到以后的海外移民
　　
　　多里安人的來到，大大促進了原來已有相當規模的海外移民。移民的第一個方向是小亞細亞西北角上，亦即特洛伊戰后建立起來的“新亞該亞”地方。亞該亞諸王國先后傾覆的時候，邁錫尼、阿爾哥斯、斯巴達、派婁斯（Pylos）各地亞該亞王侯貴族紛紛移居此地，特洛伊戰役中許多事跡是在這個地區保存下來，以后通過史詩傳誦于世的。移民的第二個方向是小亞細亞西部中部，后來稱為伊奧利亞諸城的地方。那里的移民的相當部分是從阿提卡（Attica，雅典）出發的。多里安人入侵的時候，阿提卡地區未受侵犯，修昔底德說：
　　
　　“希臘其他地方的人，因為戰爭或騷動而被驅逐的時候，其中最有勢力的人逃入雅典，因為雅典是一個穩定的社會，他們變為公民，所以雅典的人口很快就比以前更多了。結果，阿提卡面積太小，不能容納這么多的公民，所以派遣移民到伊奧利亞去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3頁）
　　
　　伊奧利亞最初移民從雅典出發是可信的，因為米利都（Miletus）四個族盟有三個和雅典的名稱相同。在那個地區，希臘人建立的殖民城市有米利都、佛西亞（Phocaea）、埃弗塞斯（Ephesus）、科羅封（Colophon）、厄立特利亞（Erythrae）以及基俄斯（Chios）、塞莫斯（Samos）等島嶼。
　　
移民海外的有利國際條件
　　
　　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移民，顯然是分散的無計劃的。這里我們要問，為什么他們竟然沒有碰到當地人民的抵抗呢？殖民于海島比較容易，因為海島的“土著”人數少，文明程度又低于希臘人。可是，小亞細亞大陸上居住著文明極發達，組成為強大國家的人民，例如，亞該亞人費了那么大的力量打下來的特洛伊，考古發掘證明它有整整十二層的鄉村和城市彼此相疊，亞該亞人打下來的特洛伊，在它的第七層，那已是文明極先進的城市了。特洛伊既然要“萬民之王”亞加米農統率全希臘的軍隊去攻打它，其他地方的殖民又怎么能夠分散進行的呢？
　　也許可以稱為歷史條件的偶合。小亞細亞內陸，遠古時期有強大的赫梯王國，它的中心在今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附近克澤爾河（古稱哈利斯Halys河）的東面。赫梯王國曾經南下與埃及爭霸于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地方，特洛伊王國大概就是和這個王國結盟的。特洛伊以外，也還有伊奧利亞地區的當地勢力存在，阻礙希臘人的殖民。希臘人攻打特洛伊城的時候，赫梯衰落了，希臘人得以攻陷特洛伊城，也許還是以此為背景的。以后，赫梯王國被亞述帝國滅亡了，而和亞述爭霸的對手有埃及和巴比倫，所以亞述注意中心在南面，并沒有牢牢抓住小亞細亞。多里安人來到，希臘人廣泛殖民于小亞細亞的時候，福里基亞（Phrygia）王國代赫梯王國興起于小亞細亞，但勢力不大，而且它的中心離海岸較遠。海岸上散處著的是一些零星部落，其中有許多是克里特的遺民，以及前面提到過的和希臘人種語言接近的加里亞、里利格斯等族人。希臘人只要和這些小民族打交道，沒有碰到一個強大王國統一領導下的有組織的抵抗。雖然如此，希臘人殖民于伊奧利亞地區，還是碰到了困難。伊奧利亞是一片富饒遠勝于南北兩端的地方，然而希臘人移民于此較晚，多里安人入侵以前，那里還無希臘人的蹤跡。根據考古發掘所得證據，史家推測這是因為公元前十四、十三世紀那里存在著一個深受赫梯文明的影響，也許是依附于赫梯王國，以士麥拿（Smyrna）為中心的一個國家。赫梯衰亡了，它還撐持了一個時期，足以抵抗希臘人的殖民。不知道這個國家怎么消失掉了，希臘人也就移民到那里去了，不過時期略晚而已。
　　這種有利的國際條件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公元前七世紀小亞細亞西側興起了強大的呂底亞王國，王都薩第斯（Sardis）距海岸不過八十公里，從此希臘城市就碰到了麻煩，并逐漸演變成為規模壯闊的希波戰爭。不過從公元前十一世紀到七世紀有四五百年之久，這么長的時間足夠孕育出一種新文明新政制的了。
　　
多里安人的海外移民
　　
　　移民并不限于邁錫尼遺民，入侵者的多里安人也大批向外移居。這大概是一些不滿意他們所分得的掠奪品的人，或者因更富于冒險性而繼續泛海前進的人。這些多里安人直下克里特島，這還可算是入侵的繼續，但并不以此為止。他們還進入小亞細亞西南角、希臘人早已移居其間的羅陀斯（Rhodes）等島嶼，還在大陸上建立了奈達斯（Cnldus）、哈利加納蘇（Hallcarnassus）等殖民城市。這樣，希臘本土的愛奧里斯、伊奧利亞、多里斯三個集團就各各有了海外殖民地的對應部分。公元前八世紀，希臘所謂有史時期開始的時候，所謂的希臘，就已經不光是希臘本土，而是包括愛琴海上諸島嶼與小亞細亞兩岸的海外殖民地在內的了。
　　
筑城聚居的必要性
　　
　　史家考證，認為最初希臘的海外殖民，多數是奪取當地人民原有的居民點住居其中，原有的居民成為移民團體的“依附民，常常是農奴”。然而移民團體人數不多，為了防衛當地人民的報復，或者為了防衛不時可以發生的海盜的劫掠，他們必須筑城聚居。移民團體也可能選擇某個位置有利的空地，白手起家建設他們的家園，因為同樣的理由，也必須聚居在一起，周圍筑城以利防衛。這些初期移民，目的在于覓取新土地。他們到達新地方，總要奪取一片土地或是開辟一片土地分給各個成員，他們基本上是務農的人民。但是這片土地只能是城堡附近不大的一片，因為移民團體的所有成員，至少在最初時候只能不分貴賤聚居在城堡之內，即在城外，也只能在城垣附近。
　　這是殖民地和本土間的一個巨大差別。本土居民世世代代居住在分散的鄉村中、筑有城垣的城堡也是有的，那是巴西琉斯（王）宮室所在，也是人民遇警避難的地方。希臘人最初稱之為“波里斯”（Polis，這就是后來轉義為城市國家，即城邦那個詞，參見本書前面的介紹）的就是這些城堡。城堡外面，城垣腳下，后來也聚居了一些普通人民，希臘人最初把這樣的聚居之地稱為“阿斯托”（Asty）即市邑，那和稱為“波里斯”的城堡是有區別的——一種貴賤之間的區別。然而移民團體只好一開始就筑城聚居，從一種意義上來說，本土的“波里斯”和“阿斯托”之間的貴賤區分不再存在了；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城堡與普通人民原來也并非沒有關系，那是躲避外敵或海盜的侵犯的避難之所。現在，他們身處異邦，他們只好一直住居在這個避難所內了。
　　城堡（Polis）和市邑（Asty）之間的區分，就是在這些殖民社會內也長期保留在記憶之中，產生于這些殖民社會中的荷馬史詩，許多輝煌的辭句用來贊美城堡，市邑是算不了什么的。然而殖民城市的現實終究取代了古老的回憶，高貴的“Polis”一辭終于用來指這些城市。又因為這些筑城聚居的殖民城市，各自是一個獨立社會，各自發展成為獨立國家，“Polis”也就用來指城邦，即城市國家，甚至并非城邦的一般國家了。
　　
自立門戶與“分裂繁殖”
　　
　　一個筑城聚居的殖民地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這是容易理解的。這些獨立的社會各自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則有許多復雜的因素，簡單的語源學的解釋是不足以說明問題的。
　　我們還記得，就在多里安人入侵以前，小亞細亞西北角就已經有一個事實上的“新亞該亞”。有利于希臘人殖民擴張的國際環境是，小亞細亞腹地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足以阻止這種分散的無計劃的殖民。使我們不得不反過來設想，假使希臘人能夠把原來的“新亞該亞”和新到的移民的力量組織起來，集合起來，在強有力的領導之下，同樣的條件豈不是也有利于希臘人作深入腹地的征服，也不難建立一個希臘人征服者高踞于本地人民之上的大王國嗎？但是歷史并沒有按照這條路線發展。歷史的實際是，這些殖民城市遵循一條“分裂繁殖”的路線，亦即殖民城市建立安頓下來二三代之后，自己又成為殖民母邦，派遣移民到鄰近的甚至遼遠的海島和小亞細亞沿岸去建立新的殖民城市去了。
　　不結集起來作深入腹地的征服，各自獨立并遵循“分裂繁殖”的路線，原因必定很復雜，其中大部分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的了。下面，我們想從殖民動機所決定的各個殖民地的自立門戶，不相統屬的強烈愿望，和經濟方面這些殖民城市向工商業發展這兩個方面，對它作一些極不充分的解釋。在古代技術條件下移居海外的人，總有些冒險家的氣質。即使多里安人入侵時期出走的，顯然也因為他們不愿屈居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去古未久的羅馬人辛尼加對希臘人移居海外的動機作了下述評述，他列舉了移民的各種原因，我們都可以在這些原因上附加一條冒險家氣質的理由。
　　
　　“有的是遭敵人侵略，城池被毀壞，物品被搶光，被迫流落出走的；有的是由于內戰而被驅逐出境的；有的是由于人口過多，為了減輕負担出走的；有的是由于瘟疫、地震或不幸土地遭到難以克服的天災而離鄉的；另有一些人則是由于受到外方土地肥沃景物美妙等夸大傳說的誘惑而出走的。”（杜丹：《古代世界經濟生活》）
　　
　　古典時期的希臘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還給我們說了這樣一個故事，那更加是“寧為雞口，毋為牛后”的自立門戶的強烈愿望促成了移民海外的典型例子：
　　
　　“拉凱戴孟（Lacedapmon）的鐵拉司（Theras）是卡德謨斯（Cadmus）一族的人，他是攸利斯提阿斯（Eurystheus）和普羅克利（Procles）的舅父。當這些男孩子還是年幼的時候，他在斯巴達以攝政的身份執掌王權。但是當他的外甥長大并成了國王的時候，鐵拉司既然嘗過執掌最高政權味道，他便受不住再當一名臣民，于是他說他不愿再留居拉凱戴盂，而是渡海到他的親族那里去。……鐵拉司便帶領著三艘三十撓船到（原來稱為卡利斯諾）的島上去……這個島由于他的殖民者鐵拉司的名字而被稱為鐵拉司島……”（Hero.IV，p.147—148）
　　
　　伯里的下述評論雖然是針對亞該亞人在特洛伊戰爭前后的移民而說的，對于多里安人入侵以后的移民，以及海外殖民城市建立起來以后，由那里出發移民新地方的所謂“二次移民”，大體上也是適合的：
　　
　　“當我們要找出和英雄時代的性格相稱，并且確實以我們所知的那個時代的情景為基礎的（移民的）動機的時候，我們一方面注意到，這次戰爭（特洛伊之戰）的實際結果是對希臘人來說開辟了小亞細亞海岸永久居住的新土地，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在亞該亞貴族之中，早就感到有這樣一個擴張范圍的需要了。我們已經知道，富有冒險精神而又感到在故鄉沒有他的地位的希臘王侯們已經在靠近加里亞和呂底亞的羅陀斯和其他島嶼上定居了下來，另一些又怎樣在北面的雷姆諾斯（Lemnos）已經取得了立足之地。事實上殖民早已開始，殖民不是由于在希臘發生了一般意義的人口過剩，而是由于貴族和王侯家族中發生了人口過剩。”（伯里：《亞該亞人和特洛伊戰爭》，第II卷第17章）
　　
　　希臘人這種自立門戶的強烈愿望，其實不僅決定了殖民城邦遵循“分裂繁殖”的擴張路線，也決定了這些殖民城邦老是相互競爭，相互敵對，不能團結起來對付全民族的共同敵人。古代希臘留下來的史料表明，這些城市之間經常發生武裝沖突，重裝步兵戰術多半是在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中發展起來的，因為公元前七世紀呂底亞（Lydia）王國興起以前，希臘人沒有碰到過什么嚴重的外來敵人的進犯。而當國際形勢變化到地中海和黑海上再也沒有新的海島和海濱可供他們殖民的時候，這些冒險家們寧愿去當“蠻邦”如埃及和波斯的雇傭兵。公元前7—6世紀，埃及的賽斯王朝的軍隊中有許多希臘人，公元前五世紀末，爭奪波斯王位的波斯王子居魯士（Cyrus）向巴比倫進軍的軍隊以一支萬人左右的希臘雇傭軍為主力，當小居魯士戰敗被殺的時候，這支雇傭軍從巴比倫附近長征到達黑海的特拉布松。這個長征故事流傳古代，歷久不衰。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波斯的時候，波斯大王的軍隊中，有二三萬人的希臘雇傭軍。公元前四世紀以后，武力、文化、經濟、技術各方面都冠絕當時地中海世界的希臘人，一方面長期進行自相殘殺的內戰（這里用“內戰”一辭，其實是不適當的“現代化”。每一個希臘城邦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一個城邦內部民主黨和寡頭黨之間的武裝沖突才是嚴格意義的內戰，兩個城邦或兩個城邦集團之間的戰爭，是國際戰爭而不是內戰。現代國際法中的戰爭和平法，是從希臘城邦之間的戰爭的國際慣例中演化出來的。），一方面出去當“蠻邦”的雇傭兵，結果要由蠻邦的馬其頓來結集希臘人的力量征服波斯。甚至這次征服還沒有造成希臘人的民族統一，以致要由“蠻族”拉丁人的一個城邦羅馬來統一地中海世界，統一地中海的“希臘社會”。不過這已經扯得太遠了……
　　
經濟發展和發展的方向
　　
　　初期移民，目的是到海外去尋找可以安家落戶的新土地，目的不在商業。但是聚居于一個城市中的獨立社會勢必要謀求經濟上的“自給”，因而除農業以外必定要發展必要的手工業，要作對外的商品交換。一旦商業和手工業發展起來，交換范圍的擴大簡直是沒有限制的。而古時小亞細亞這個地方的狀況，又十分有利于希臘人城市的工商業的發展。小亞細亞東部是赫梯的舊壤，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傳播到那里為時很早，冶鐵技術大概首先發源于高加索（公元前1000年時，地中海世界已進入鐵器時代），包括冶金技術在內的工業技術十分發達。希臘移民，通過民族混合和其他途徑，在小亞細亞廣泛吸收了先進的古代巴比倫文明，有助于它們的手工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海濱的殖民城市背后有廣闊的腹地，可以取得手工業原料，可以用工業品交換糧食，而且還據有發展海上貿易最有利的地位。地中海的海上貿易，早在克里特時代已經開始，邁錫尼衰落之后，腓尼基人繼起販運其間。當希臘人在海外城市定居下來的時候，星羅棋布的希臘人海外殖民地事實上組成了一個希臘人的海上貿易商站網，這些條件，使多數希臘殖民城市走上農工商業兼營的道路。農業是他們最初得以取得生活資料的行業，工商業發展以后，他們當然不會放棄，因為無論哪個城市，某種程度的糧食自給總是十分必要的。不過，有些城邦。尤其是某些海島，后來大種葡萄，釀酒出口了。工業，有鋼鐵制造業，陶器，紡織，制革，其中尤以米利都最為著名。商業的擴展尤為積極，因為開通新商路，尋求新的市場和新的原料來源，是市場經濟獲得新發展的首要條件。
　　這是推動希臘殖民城市遵循“分裂繁殖”路線的第二個因素。開辟新商業，需要在新地方建立商站，這些商站是財富集中之地，必需筑壘據守，以防劫掠。這些新商站是商業殖民城市有計劃派人建立的，在當地人民軟弱可欺的情況下，或在當地人民文化落后，希臘人的海上貿易幫助他們輸出土產交換精巧工業品，交換葡萄酒，橄欖油等“珍貴物品”，得到他們歡迎的狀況下，很快又形成為一個新的希臘殖民城市。派遣新移民出去的殖民母邦，并不缺乏熱烈愿望出去碰碰運氣的冒險家，這些人又是母邦統治階級所不喜歡的“難領導”的頑梗不化分子，他們移居到新地方恰好可以消除母邦內的擾亂因素，“分裂繁殖”于是愈來愈成為希臘擴張的基本方式了。
　　
“二次殖民”
　　
　　這就是由希臘海外殖民城邦出發的“二次殖民”。荷格斯（Hogarth）結合當時地中海地區的國際狀況，綜述二次殖民的過程如下：
　　
　　“最初的希臘殖民地很早就在它們緊鄰地區作二次殖民了。米利都建立了愛阿蘇斯（Iasos），庫梅（Cyme）和累斯博斯（Lesbos）移民于鄰近的一切海岸和小島。小亞細亞西邊的愛琴海沿岸和前海（即今馬爾馬拉海）沿岸，加上黑海最西端的赫拉克里亞（Heracleia）、潘提卡（Pontica），在英雄時代（公元前九世紀）以前都已經被占領了。（小亞細亞）南岸……羅陀斯島以西的地方直到西里西亞－西普里阿特（Cilician－Cypriote）集團諸城市出現以前，我們沒有碰到最初的希臘殖民地，但是，看起來在旁非利亞（Pamphylia ）諸城市中有過希臘人商站性質的居留地，諸如法國利斯（Phaselis）……帕加（Perga）阿斯盆都（Aspendus），按其名稱來看，那里的居民還是當地人占居支配地位，西里西亞一些城市如塔爾蘇斯（Tarsus）亦然。
　　建立在較遠的腹地，距海比通常希臘城市與其港口間的距離為遠的（如科羅封colophon 之距諾丁姆Notium）我們只聽到梅安徒（Meander）河上和赦爾密斯（Hermus）河谷的一些。梅安徒河上的馬格尼西亞（Magne-sia）的和特拉里斯（Tralles）兩城自稱和任何海濱殖民地同樣古老，另一個西彼洛斯（Sipylus）山下的馬格尼西亞（Magnesla）亦然。
　　下一步希臘人繼續殖民，目標指向（小亞細亞）南岸。庫梅據說是第一個成了“異域”上殖民地的母邦，它移植了一批移民到旁非利亞旁邊，但是馬上喪失給蠻族人了。羅陀斯在呂西亞（Lycian）海岸中部建立了兩個小商站，并和某些不知來源的多里安人聯合起來殖民于西里西亞的蘇利（Soli），塞莫斯（Samos）占領了西部西里西亞的乃吉達斯（Negidos）和西倫德里斯（Celenderis）。人們對這些地區所抱希望似乎僅限于此，……亞述的薩爾貢（公元前八世紀后期）的一個記載，吹噓他們的艦隊在塞浦路斯海上，像魚一樣地驅逐和捕獲了賈凡（Javan 按即伊奧利亞Ionia）人的船只，把和平給了西里西亞和推羅，也許這里透露出來了阻力是夠大的。
　　敘利亞和埃及海岸對海外來的殖民者事實上是關門的；但是我們發現公元前720年有一個希臘人（Yawani）統治的阿西多德（Ashdod），又在諾克拉底（Nancratis）這個各地希臘人共有的殖民地建立（時間在公元前六世紀初）以前，有一個米利都的商站早已設立在康洛庇克尼爾（Cano-picNile）最靠近海邊的某個地方了。
　　除掉持續不斷地努力抓住埃及貿易而外，米利都這個亞洲諸殖民地最大的母邦，看來把它的注意力全都轉向北面。……在那里，它預料碰不到任何認真的競爭對手，……所有的海岸都敞開著大門。……攸西布伊斯（Eusebuis）相信米利都擁有海上霸權達十八年之久，這必定用來標志它的令人驚愕的擴張努力的開始的，米利都在這次擴張中，最后（根據一個很可能是過甚其詞的傳統說法）在小亞細亞的北岸建立了70個以上的殖民點。這次海上霸權的時間，攸西布伊斯定為公元前八世紀后半，看起來沒有充分理由把它轉到別的時候去。”（荷格斯：《小亞細亞的希臘殖民地》，第II 卷第20 章，HellenicSettlementin Asia Minor，by D.G.garth，ch.XX，vol.II，c.a.h.）
　　
　　總之，到公元前八世紀前半為止，希臘本土還處在從黑暗時代開始蘇醒過來的時候，小亞細亞諸殖民城市，在其鄰近地域，以及遠涉重洋向南向北的積極的殖民擴張，已經有好幾百年了。到公元前六世紀為止，小亞細亞西岸，包括原來北端的愛奧里斯，中部的伊奧利亞，南部的多里安三個區域，殖民城市“繁殖”得愈來愈多；小亞細亞南岸，迤南敘利亞海濱，希臘人多次的殖民努力被亞述帝國和其他勢力阻擋住了，從此以后，那里一直是希臘人進不去的禁區。而且，從推羅、西頓出發的腓尼基人的海上殖民，成為希臘人在地中海上殖民勢力的激烈的競爭對手。在埃及，以米利都人為主建立了一個希臘人的商站城市諾克拉底，它的存在也和埃及人的希臘雇傭軍有密切關系。這個時期希臘殖民擴張的最大成就是開辟了黑海航路，從此在達達尼爾、博斯福魯兩海峽的兩岸，在馬爾馬拉海（Mar-mora，希臘人稱之為Propontis，意為前海），在黑海的南北東三面海岸，逐漸布滿了希臘人的殖民地。就中建立在今蘇聯的克里米亞和諾曼兩半島上，以旁提卡彭（Panticayaeum）為主的一群殖民城市，是把南俄草原上的糧食輸出到希臘去的重要商業中心，對此后希臘的經濟生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個時期以后，希臘人也大規模向西、向南殖民，因為殖民母邦也包括希臘本土諸國，推動殖民的因素更為復雜。
　　
殖民城市和其母邦的關系
　　
　　殖民城市的“分裂繁殖”規模和速度是令人驚訝的。如果米利都確實如傳統史料所稱的建立了70多個殖民者，即使設想這是延續二三百年殖民活動的結果，包括它自己直接建立的“子邦”和“子邦”所建立的“孫邦”在內，這個數目也是十分可觀的。米利都建立的殖民地上的移民當然不會全部來自米利都，其中必定包括四面八方來的希臘人，不過這種規模可驚的移民必定也抽干了米利都的人力。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必定會使各城邦的人力感覺不足，它會促使各城邦加緊同化它們統治的非希臘血統的居民，使得殖民征服造成的依附民或農奴的社會地位逐漸上升，并使其間的界限逐漸混滅，這對新國家內醞釀出來的新政制必定會產生重大影響。同時，我們雖然沒有聽到這個期間希臘本土諸邦有什么殖民活動，但是小亞細亞的殖民擴張必定也為希臘本土“過剩人口”開辟了出路。這一點，正如海外殖民地的迅猛經濟發展一樣，不斷對希臘本土諸邦的經濟和政治發生深刻的影響；下一節我們還要略加分析。
　　“分裂繁殖”式的擴張的重大后果之一，是無法在為數日趨眾多的殖民城邦中形成一支政治軍事經濟的中心國家。新殖民地最初是多方面依賴母邦的，一旦它具有足夠多的居民，建成一個自給的獨立的社會，它就組成為一個獨立于母邦之外的國家了。荷格斯說，古代希臘作家所稱的米利都“握有海上霸權達十八年之久”是它的殖民活動最迅猛的時期的標志，看起來是恰當的解釋。因為新殖民城市很快就成為無助于母邦的政治軍事威力的獨立國家，所謂米利都的海上霸權實際上是并不存在的東西。公元前七世紀開始米利都經常受到呂底亞王國的軍事侵略，直到公元前五世紀初期米利都被波斯攻陷為止，沒有聽到它所建立的諸殖民城邦對它的抵抗外敵侵略作過什么幫助。
　　事情還不止于此。殖民地還會和它的母邦打起仗來。修昔底德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因之一，是雅典干涉科林斯和它的殖民地科西拉（Korcyra）之間的戰爭。此事發生在公元前五世紀后期，時間已經很晚了，不過當時的“國際慣例”無疑是公元前十世紀以后小亞細亞諸邦之間的關系流傳下來的，摘錄修昔底德書中的片斷材料，可以有助于我們了解殖民地及其母邦之間的關系。
　　科西拉的使節在雅典的公民大會上說：
　　
　　“如果一個殖民地受到良好待遇的話，它是尊重它的母邦的，只有它遭到虐待的時候，它才對母邦疏遠。派到國外去的移民不是留在母國的人的奴隸，而是他們的平輩……”（《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28頁）
　　
　　科林斯的使節在同一個會上說：
　　
　　“（科西拉人）說，他們被派遣出去的目的不是來受虐侍的。我們說，我們建立殖民地的目的也不是來受侮辱的，而是要保持我們的領導權，并且要他們表示適當的禮貌。”（同上書，第31頁）
　　“科林斯人……怨恨科西拉人……在公共節日賽會時（指在科林斯地峽舉行的賽會）沒有給予科林斯人以特權和榮譽（指殖民地向母國呈獻的犧牲，派遣代表參加科林斯人的節日典禮等）；在祭神的時候，也沒有給予科林斯人應有的便利。他們輕視他們的母邦，自稱他們的金融勢力可以和希臘最富裕的國家匹敵，而他們的軍力大于科林斯……”（同上書，第22頁）
　　
　　可見，所謂殖民地對于母邦的尊敬，不過是一些宗教禮儀上的細節，所謂母邦的領導權，也決不是政治軍事上對殖民地的支配權。殖民地在一切方面是母邦的平輩，母邦和殖民地之間，從來沒有也不可能結成什么政治集團。政治集團的分合，完全取決于各邦之間的實際利害關系，與母邦子邦關系是不相干的。母邦派遣殖民地當然不會沒有實際利益可得，最大的好處是新殖民地會擴大母邦的商業，有助于母邦經濟的發展。有些西方史家認為，公元前六世紀的埃弗塞斯（Ephesus）富裕到可以借錢給呂底亞王國的廣植黨羽謀求繼位的一個王子。無論如何，小亞細亞諸城邦在幾百年的經濟發展中必定已經形成一批富豪世家，平民是貧窮的，有在豪富莊園中當短工的流浪漢（《奧德賽》卷十八），但是他們的生活水平大概還大大高于希臘本土的例如公元前6世紀雅典的“六一農”（見本書第五章）。經濟上繁榮富裕的一群工商業城市，好像密縫于“蠻邦”原野這大片織錦上的花邊（羅馬時代的作家西塞祿的描繪），然而沒有結合成為軍事上足以自衛的集團，也沒有任何城邦足以成為團結的中心，這就是“分裂繁殖“的希臘城邦群的狀況。
　　
以契約為基礎的政體
　　
　　在以上的敘述中，盛行于希臘城邦的自治自給這兩個要素，已經躍然可見了。這些自治與自給的城市國家的政體會擺脫血族基礎，轉而以契約為基礎，似乎是順理成章的。脫因比（Toynbee）說：
　　
　　“海上遷移有一個共同的簡單的情況：在海上遷移中，移民的社會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離開家鄉，到了航程終了的時候再打開行囊。所有各種工具——人與財產、技術、制度與觀念——都不能違背這個規律。凡是不能經受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須留在家里，而許多東西——不僅是物質的——只要攜帶出走，就說不定必須拆散，而以后也許再也不能復原了。在航程終了打開包裹的時候，有許多東西會變成飽經滄桑的，另一種豐富的新奇的玩意了。……
　　“跨海遷移的第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同種族體系的大混合，因為必須拋棄的第一個社會組織是原始社會里的血族關系。一艘船只能裝一船人，而為了安全的緣故，如果有許多船同時出發到異鄉去建立新的家鄉，很可能包括許多不同地方的人——這一點和陸地上的遷移不同，在陸地上可能是整個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雜物全裝在牛車上一塊兒出發，在大地上以蝸牛的速度緩緩前進。
　　“跨海遷移的另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原始社會制度的萎縮，這種制度大概是一種沒有分化的社會生活的最高表現，它這時還沒有由于明晰的社會意識而在經濟、政治、宗教和藝術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組織形式。……”（Toynbee，p，129）
　　
　　脫因比在這里用“萎縮”一詞是恰當的。因為我們知道，殖民城邦并不是沒有“氏族”（Clan）和“族盟“（Phratries）這一類組織，而且大家知道它們的政制基本上是貴族政治。氏族、族盟、貴族，這一切好像都是部族國家原有的東西，但是稍稍考究它的內容，就知道相同的不過是名稱，內容已經完全變了。
　　下引格爾頓乃爾（Gardener）闡釋是說明雅典的氏族和族盟的。雅典位居希臘本土，格爾頓乃爾文中所說“大移民”是指古老的亞該亞人進入希臘而言，那次移民究竟是否已經把血族關系的族盟改變成為“戰友關系”的族盟，不妨存疑，但是用來解釋希臘人海外城邦中的族盟，似乎是十分恰當的。
　　
　　“在歷史時代，阿提卡按照一般希臘國家共同采用的方式，把它的公民居民分配于十二個族盟或“兄弟集團”（Brotherhoods）之間。這些族盟看來起源于自愿的結合，首先由于戰爭中的伙伴關系組成……在大移民以后比較安定的時代，它……長期保存了下來，它的成員，在保衛生命和財產中要互相合作……
　　“……可以肯定，氏族并不是族盟的組成部分。通例，每個氏族的成員并不全部屬于同一個族盟，而是十分無規則地分布于多個族盟之中的……
　　“所以，氏族是私人性質的宗派組合……
　　“氏族的真正性質是不難找到的。在早期社會中，要把自己和平民分離開來去追逐宗派利益的上等人，是一些大地主。最初的貴族就是由此形成的。……大地產的所有主最終結合成為貴族階級，于是氏族在根本上成了貴族的組織，……氏族的重要性在于他們維護名門和豪富的世裔……”（格爾頓乃爾：《早期雅典》，第111 卷第23 章，EarlyAthens，byGardeller，ch.23，vol. III c.a.h）
　　
　　“原始社會萎縮”必定會使新的殖民城邦采取不同于在血族基礎上長成的部族王的制度。按脫因比的說法，新制度的原則，要“以契約為基礎”。
　　
　　“跨海遷移的苦難所產生的一個成果……是在政治方面。這種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為基礎，而是以契約為基礎的。……在希臘的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們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濟’的合作關系，在他們登陸以后好不容易占據了一塊地方要對付大陸上的敵人的時候，他們一定還和在船上的時候一樣把那種關系保存下來，這時……同伙的感情會超過血族的感情，而選擇一個可靠領袖的辦法也會代替習慣傳統。”（Toynbee，P.132）
　　
　　說到“以契約為基礎”，我們不免想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而脫因比之采用“以契約為基礎”這種說法，顯然也是有盧梭存在心中的。然而我們決不可以把古史現代化。希臘殖民城邦政體雖勢必不能不以契約為基礎，初期，他們還不能不采用他們所熟悉的王政形式，從王政向前演變，第一步只走到貴族的“權門政治”，達到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還有一段遙遠的路程。
　　
初期殖民城邦的王政及其貴族階級
　　
　　小亞細亞諸殖民城邦，開始時似乎都有國王。這是因為他們在新地方建立新國家所能效法的楷模，還只能是他們所熟習的舊制度。另一方面，也因為有些城邦開始時希臘人還居少數，要等到本土移民逐漸增加上來，和當地人民逐步同化的時候，這些城邦才徹底“希臘化”了。所以，伊奧利亞諸殖民城邦、國王或是雅典王科德洛斯后裔，或是呂西亞（Lycia）的格蘭西都（G1ancldae）世系，后者也許是在希臘人成分最弱的地方取得了政治權力的。有許多城邦，因為沒有舊王室的世裔，城邦的創立者的世裔成了世襲的王室，埃弗塞斯（Epheslis）和厄立特利亞（Erythrae）即其實例。但是一旦這些城邦希臘化了，王政就有名無實，實際上成了貴族階級的階級統治了。這一點，反映于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此書卷六，奧德賽飄流到斯客里亞（Scheria）島，此島由瑙西都斯帶領一批被圓目巨人（Cecrops）侵擾的人民跨海移入，筑城聚居，建立了腓阿刻斯（Phaeakes）國家。瑙西都斯是該國的第一個國王，奧德賽到達時，已由他的兒子阿爾刻瑙斯繼位了。但是“那里有一個由十二個貴人組成的議事會，做瑙西都斯的兒子阿爾客瑙斯王的顧問。那里有一個大會集會的公共場所，腓阿刻斯的人民集合于此，但不是來投票，而是來看遠方來客奧德賽的”。
　　新國家的貴族是些什么人呢？
　　
　　‘在王政下面，區別于人數更多的非希臘本地人的全體希臘人，構成貴族階級。根據六世紀米利都的歷史，可以推測他們之間的區別。在王政傾覆之后很久還繼續存在，本地人的徹底希臘化并沒有能夠消除這種痕跡。
　　“不過當自然增殖和西面希臘人的連續移入，使得希臘人貴族很快變成城邦居民中的多數的時候，他們內部又出現了新的差別。有一些小小的集群獲得了權力和特殊地位，并把它掌握在手來對抗其余的希臘人。伊奧利亞諸城邦的最初歷史，記載著那里的希臘人階級早已分化為擁有土地的一批寡頭，和無特權而又心懷不平的潛在的民主主義者了。”（荷格斯：《小亞細亞的希臘殖民地》，第11 卷第20 章，Hellenic Settlement in AsiaMinor，by D. G. Hogarth，ch.20，vol.II，c.a.h.）
　　
　　顯然，在這樣的新國家中，王權是毫無基礎的，國王原來就沒有任何神授的權威，他不過是貴族階級中顯要的一員，用不到什么革命和政變，王權會自然而然地消失掉。我們中國人熟悉我們幾千年的皇朝政治，我們從西方近代史中也知道，盛行于中世紀歐洲的王權要經過怎樣的暴力革命和社會震蕩才最后消滅掉。當我們初讀希臘史的時候，對于他們遠古的王權怎么會“和平”消失感到很不容易理解。這種和平消失的過程，放在海外城邦的歷史背景下來觀察就不是什么怪事——希臘本土諸邦王權的和平消失，原來是起源于小亞細亞殖民城邦的一種時代風尚。小亞細亞是當時希臘世界最先進最文明的地方，處在逐漸“現代化”過程中的希臘本土諸邦要追隨這種風尚當然是可以理解的。
　　
貴族世裔的門閥政治
　　
　　在這樣的新國家中，政權掌握在組成為政治上的階級的貴族手中。這種貴族政治不是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所說的：“公民的多數決議……總是最后的裁斷，具有最高的權威”，只不過因為選任執政人員的種種限制，使當權者是貴族階級的那種貴族政治，這是希臘人稱為權門政治（Dynasteia）的那種寡頭政體。一批貴族門閥世世代代處在當權地位，最高政權機構是元老院或議事會，元老院或議事會成員是終身職，補缺選任并不通過什么公民大會或自由民大會選舉，而是根據元老院或議事會自己的決議，從貴族門閥中挑選任命的。自由民大會或者只召集來聽傳達，無權議事，或者名存實亡，久不召開。一切政務都由這個元老院或議事會決定，這是一種真正貴族階級的貴族專政。阿德科克說：
　　
　　“城邦據以建立起來的憲法結構是貴族政治。當生活安定下來的時候，個人領導權讓位給一個階級的穩定的影響力量，在海外，這個階級有時候是親手掌握了最高政治權力的最初移民。……當王權日益縮小最后消滅的時候，古老的自由人大會也消失不見或不起什么作用了。國家是能夠自由自在為之服務的人的財產。政府的主要機構是議事會，它或者是貴族的一個核心集團，或者是整個特權公民。取代了君主政體這個集團的團結一致予人以強烈的印象。凡是抱負非常，因而下愿屈從這種城邦生活體制的秩序的人，可以離開本城去建立新城邦。
　　“貴族們并不是閑住在狹小的生活圈子中的，他們要在議事廳內學會成為議事會內的同僚。執政官們通常是他們的下屬，因為議事會成員一般是終身職務；而議事會的穩定的影響力量則控制著國家，同時，在一個依靠世代相傳以智慧為生的時代中，經驗是聚集在其中的各個儕輩身上的。在早期希臘史上杰出的人物并不多見，并不是因為歷史記載的缺乏，而是因為，只要沒有新的力量來擾亂它，城邦不要那些適合于它的有秩序生活體制的大人物也是過得去的，國家高于它的統治者……
　　“希臘國家的本質在于國家是一個階級的國家，‘憲法就是統治階級’，國家是圍在一個小圈子里面的。這就是貴族政治的遺產……”（《希臘城邦的興起》，TheGrowthofGreekCity-states）
　　
　　梅因在論及王權之遞嬗為貴族政治時說：
　　
　　“1.英雄時代的王權，部分地依靠神所賦予的特權，部分地依靠擁有出類拔革的體力勇敢和智慧。逐漸把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印象開始淡薄，當一系列的世襲國王中產生了柔弱無能的人，王家的權力就開始削弱，并且終于讓位于貴族統治。如果我們可以正確地應用革命的術語，則我們可以說，王位是被荷馬一再提到的和加以描寫的領袖議會所篡奪了。無論如何，在歐洲各地，這時已從國王統治時代轉變到一個寡頭政治時代，即使在名義上君主職能還沒有絕對消失，然而王權已經縮小到只剩下一個暗影。他成為只是一個世襲將軍，像在拉凱戴孟，只是一個官吏，as King Archon at Athens：或僅僅是一個形式上的祭司，as Rex Sacrificulus at Rome。
　　2.在希臘，意大利和小亞細亞，統治階級似乎一般都是包括著由一種假定的血緣關系結合在一起的許多家族，他們雖然在開始時似乎都主張有一種神圣的性質，但他們的力量在實際上并不在于他們所標榜的神圣性。除非他們過早地被平民所推翻，他們都會走向我們現在所理解的一種貴族政治。
　　在更遠一些的亞洲國家，社會所遭遇的變革，在時間上，當然要比意大利和希臘所發生的這些革命早得多；這些革命在文化上的相對地位，則似乎是完全一樣的，并且在一般性質上，它們也似乎是極端相似的。有些證據證明，后來結合在波斯王朝統治下的各個民族以及散居在印度半島上的各個民族，都有其英雄時代和貴族政治地位；但是在他們那里，分別產生了軍事的寡頭政治和宗教的寡頭政治，而國王的地位則一般沒有被取而代之。同西方的事物發展過程相反，在東方，宗教因素有勝過軍事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傾向。在國王和僧侶階級之間，軍事的和民事的貴族政治消失了，滅絕了，或者微不足道；我們所看到的最后結果，是一個君主享有大權，但是受到了祭司階級的特權的拘束。在東方，貴族政治成為宗教的；而在西方，貴族政治成為民事的，或政治的，雖然有著這些區別，在一個英雄國王歷史時代的后面跟著來了一個貴族政治的歷史時代，這樣一個命題是可以被認為是正確的，縱然并不對于全人類都是如此，但無論如何，對于印度-歐羅巴（Indo-European）系各國是一概可以適用的。”（梅因：《古代法》中譯本，第6—7頁）
　　
　　梅因所看到的是，希臘，羅馬，吠陀時代的印度，埃及，巴比倫，以及日耳曼征服以后的歐洲。真的，中世紀歐洲的歷史，對于西方史家來說，是最現成的根據，甚至日本也部分適用。就是對于中國完全不適用——不，對于春秋戰國時代還是適用的。春秋戰國時代真是中國史定型的關鍵時代。
　　必須注意，所謂希臘城邦的貴族政治，并不是杰出的一二個貴族的“人治”，它是合議制的，它會發展出一套貴族這個階級內部的民主慣例，從而必須逐步建立起一套規章制度，這就是法律和法典的淵源，總之，這是“法治”。而且，既然“國家高于它的統治者”，必然就會體現為作為階級意志的法律高于個人的意志，法律不可能像“前王所定者為法，后王所定者為令”一樣，只體現個別統治者的意志的東西了。
　　那么，王又怎樣呢？
　　當形式上的王政還繼續存在的時候，王不過是貴族階級中比較顯要的一員，他沒有實權，更沒有特權，他的唯一代替不了的職務是主持祭祀大典，就是這種“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的地位也沒有維持多久。在海外城邦，庫梅的王政至少繼續到公元前八世紀之末。其他地方，王政都消失于此時之前。王政消失以后，王（巴西琉斯）的名義往往還保存著，它屬于一個王室后裔，然而一切特殊地位全部取消，成了普通貴族中的一員。在米利都發現的，屬于公元前六世紀的一個銘文，記載某次祭典，說到“王參加了這次奉獻犧牲的祭典，但是他沒有比歌隊中的其他人員分到更多的‘胙肉’”。這種情形，以后也見于希臘本土的雅典。公元前八世紀后，希臘的執政官九人團中，次于首席執政官是巴西琉斯（王），他的職務是祭儀執政官，他担任祭司和處理宗教事務。
　　拿這種貴族政治和我國春秋諸國的“世卿政治”比較一下，也是饒有興趣的。春秋時代的“世卿政治”當然是貴族政治，但不是組成為一個階級的貴族用“法治”來行使的政治統治，它是幾個貴族世裔，或貴族中杰出人物的“人治”，同時，“世卿政治”下，國君仍然保持著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論上他可以隨時親掌政權。這種“世卿政治”，在中國史上是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然后通過激烈的兼并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皇朝而最終結束了的。希臘的貴族政治性質與此不同，歷史上說，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間的過渡階段。歷史條件不同，發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樣了。
　　
官制與兵制
　　
　　貴族專政下的“官制”如何，從古代文獻碑銘中應能找到若干具體材料，可惜我的涉獵范圍十分狹隘，無法舉出什么直接史料。雖然如此，阿德科克文中“議事會成員一般是終身職務”，“執政官們通常是他們的下屬”兩語，還可以給我們某些啟發。
　　這種“官制”，也見于共和羅馬。共和羅馬元老院成員都是終身職，執政官和其他高級行政官員由“百人團民會”選出，任期很短，通常是一年。他們雖是民選的，實際上“每一位前任的高級官員最終還是參加了元老院，而新的官員事實上又同樣是從那些元老中選出來的”（科瓦略夫：《古代羅馬史》，第131頁）。共和羅馬的官制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推測希臘殖民城邦的官制，而且說不定羅馬這種官制還是從希臘人那里學來的。可以設想有一個貴族寡頭組成的議事會，它掌握全部政權，其中成員全是終身職務。行政官員任職期限有定，無論他們的選任是否通過人民大會，事實上，這種職務由議事會中的成員輪流担任，并對議事會負責，這些貴族們的執掌政權是為了保衛本階級的利益，這個階級是富有的，所以他們的職務全是義務職，不向國家領取報酬。
　　關于兵制，亞里士多德告訴我們：
　　
　　“在古希臘，繼君主政權之后發生的政體的早期形式中，公民團體實際上完全由戰士組成。其始，都是騎士。軍事實力和戰陣的重心全部寄托在騎隊身上……”（《政治學》：第213頁）
　　“在古代，擅長以騎兵制勝的城邦常常為寡頭政體，就因為戰馬畜于富饒的著名家族。這些寡頭城邦慣常用騎兵和鄰邦作戰，我們可舉愛勒特里亞（Etetria）、（優卑亞島上的）卡爾西斯（Chalcis）、梅安徒河上的馬格尼西亞（Magnesiaad Meander）以及小亞細亞其他許多城邦為例。”（同上書，第181頁）
　　
　　城邦的自治和自給決定它的兵制一開始就必須是“公民軍制”。貴族寡頭政制時代，不論城邦居民多少，組成城邦的Polite（原意“城邦的人”，轉意為“人民”）是貴族，所以它的軍隊主要由騎兵組成。
　　
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化
　　
　　殖民城邦從主要務農逐步變化為農工商業兼營，其中有一些還變成以工商業為主，并且還發生了規模壯闊的“二次殖民”，社會階級關系自然也會發生劇烈的變化，前引阿德科克文中也簡略提到了。大體說來，城邦建立之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來是依附民或農奴身分，在漫長的世代中，他們在語言風尚上希臘化了，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們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這些自由民，連同希臘本土來的新移民，構成城邦的非貴族的平民大眾，照阿德科克的說法，他們是“心懷不滿的潛在民主主義者”。在希臘本土，非貴族的平民大眾，是僭主推翻貴族寡頭政體所依靠的力量，他們以后也推倒僭主，建立了民主政體（參見本書第五章）。在小亞細亞，外敵的侵犯打斷了事變的進程，僭主上臺固然依靠他們，建立民主政體卻在希波戰爭勝利之后，僭主的傾覆，外來的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豪富世家的形成，必定會發生購買奴隸的需要；販賣貿易會成為海上貿易的組成部分，又是自然而然的事。“蠻族”諸部落間經常發生自相殘殺的戰爭，“蠻族”的酋長很快就會懂得拿戰爭中的俘虜交換精巧的工藝品和葡萄酒、橄欖油之類的東西，希臘城邦中的豪富世家借此可以買到“家奴”，這是希臘奴隸制的開始。公元前八世紀以前小亞細亞諸城邦也許已經用買來的奴隸從事手工業生產，《奧德賽》中腓阿刻斯的巴西琉斯的家庭作坊有磨面的、打線的、織布的奴隸，但是，在農莊中“搬石頭，起圍墻，種大樹”的苦工，是外來的流浪漢（也許是從希臘本土新來的貧苦移民）的雇工而不是買來的奴隸，從多種證據來說，我們可以有信心地判斷，在那時候小亞細亞諸希臘城邦中奴隸制度還剛開始萌芽，還沒有形成為一種占支配地位的“制度”。奴隸制盛行于希臘，已經是希波戰爭以后的事情了。
　　
希臘文明的中心再次移回本土
　　
　　到此為止，城邦制度基本上已經確立起來了。一個穩定的保守的貴族議事會統治下的城邦，距離“主權在民”還有一段距離，不過，促成“主權在民”的條件也已經近在手邊了。
　　從貴族寡頭政制轉向民主政治這個偉大政治變革的舞臺卻不在小亞細亞諸殖民城邦，因為公元前七世紀呂底亞王國的興起，以及它對小亞細亞諸城邦的軍事侵略打斷了那里的事變進程。這個政治變革的舞臺是在希臘本土，其間有一個中間環節，即經濟發展的浪潮從小亞細亞影響本土，使本土幾個主要國家先是城邦化了并且集團化了，然后，同樣的經濟發展又引起了那里“主權在民”的政治變革。下面兩節，我們將扼要介紹這個過程。
　　這就是說，從公元前7世紀起，希臘文明的中心又從小亞細亞移回希臘本土了，古典時期希臘史上幾次著名的歷史事變，如希波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等中心都在希臘本土——公元前7世紀，希臘本土的黑暗時代結束了，發源于小亞細亞的新文化新政制，開花結果都在希臘本土，小亞細亞諸城邦以后愈來愈退居次要地位了。
　　但是公元前七世紀以前小亞細亞這個中心，不僅發展出來了新政制——城邦制度，發展出來了興盛的海上貿易和城市手工業，也發展出來了新的文化。（現在的希臘字母表創造于公元前8世紀。拉丁字母表是當時尚未統一的一種希臘字母表略加變化而成。俄文字母表也是以希借字母表為基礎的。）據傳說，荷馬是基俄斯人，荷馬的史詩寫作于小亞細亞，最初也傳誦于小亞細亞。早期的著名的希臘詩人阿基洛古（Archllochus）是佩洛斯（Paros）島人，薩福（Sappho）和阿爾喀俄（Alcaeus）是累斯博斯島上的米提利尼（Mytilene）人，擺脫氏族意識的傳統，抒發個人自由和個人獨立自主情緒的抒情詩，和史詩一樣都發源于小亞細亞。這些詩作，和公元前八世紀希臘本土彼奧提亞詩人希西阿的《勞動與時令》一樣，代表“希臘文藝創作的已經很高的發展階段”（塞爾格耶夫：《古希臘史》，第201 頁）。最早的希臘哲學是伊奧利亞自然哲學，有泰勒斯（Thales）為首的米利都學派，此外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生于薩摩斯，赫拉克利圖（Heracleitus）是埃弗塞斯人，阿拉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是克拉左美奈（Clazomenae）人，德漠克利特（Democritus）是阿布提拉（Abdera）人，西方醫學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是可斯（Kos）人。他們雖然都生于公元前6世紀及其以后小亞細亞殖民城邦衰落的時代，然而學術上的創造發明總要有長期的積累，公元前6世紀以后小亞細亞諸城邦思想家和學者輩出，正證明了前一個時期小亞細亞這個文明中心在歷史上所起的偉大作用。雅典成為希臘文明的中心，已經是公元前5世紀以后的事情了。
　　希臘的學術文化，包括它的宗教，都具有不同于東方的色彩，這顯然和它的城邦制度一樣，是它的獨特歷史環境的產物。而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兩者，又是互相影響的。不過這是一個專門的問題，對此，下面還要略加探討。
　　
　　

顧準 2013-08-21 16:4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