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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一  毛澤東從斯大林《聯共黨史》中學到了什么？
　　從1935—1938年，經過四年的艱辛努力，其間雖有曲折和暫時的失意，毛澤東畢竟在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凱歌行進，到了1938年底，毛已將中共軍權、黨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須臾不得安寧——這就是毛還未獲得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解釋權——給詞語下定義的權力，這是人類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在共產黨內，解釋權則尤其重要，誰獲得對馬列經典的解釋權,誰就控制了黨的意識。換言之，即使擁有軍權和黨權，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持，對黨和軍權的控制也難持久。解釋之重要，不純取決詞語本身的內容及其意義，更在于詞語與現實的聯系，以及詞語概念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長期以來，在留蘇派的經營下，俄化概念在中共黨內早已形成一種特有的精神氣質和濃厚的親蘇氣氛，成為籠罩在黨之上、阻遏一切創新精神的沉重低氣壓。王明、張聞天等不僅憑籍這種氛圍扶搖直上，且沾沾自喜，儼然以圣杯看守人和護法大師自居，將一切獨創思想均視為旁門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毛對此除了憤慨而毫無辦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傳，在他們眼中，毛澤東的那一套豈只是離經叛道的「狹隘經驗主義」，簡直就是難登馬列之堂奧的「野路于」。
　　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的毛澤東決意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且一嗚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對手就此噤口。還在191O年，當毛還是湘鄉東山學堂學生時，他就借一首「詠蛙」詩而明其心志：
　　獨坐池塘如虎距，
　　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哪個蟲兒敢作聲！352
　　而在毛澤東已初建其大業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黨內還存有的那種精神指導系統。緊懷「傳教」之志、兼有辦事之才的毛，對自己及對手之特長均有極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優勢非在于此——馬列經典讀得畢竟比那些洋學生少；但毛又極具自信，他之基于對中國歷史及其文化傳統深刻洞悉和體認，而對馬列幾個重要概念的融匯，在其實際功用價值上遠勝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書生的紙上談兵。在毛看來，留蘇派攻「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其胸中茫然無有」，僅是憑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黨的意識形態，繼而奪取了黨權和軍權。毛卻要反其道而行之，憑其個人的意志和智能先掌握軍權和黨權，最后攻占意識形態陣地。
　　1938年10月，當毛澤東已先讀了一批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義的解釋課本——米丁、愛森堡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之后，353毛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講臺上向全黨發出開展「學習運動」的號召。
　　學什么？一言以蔽之，學習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之產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態度和工作方法。可是當時既無「毛澤東思想」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遠距離觀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貢獻，況且，毛也難于將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和盤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語又止的境地。
　　然而這一切對于經歷過無數風浪的毛澤東，又實在算不了什么。1938年末，來自莫斯科任弼時的一份報告給了毛重要啟示，幫助毛擺脫了這種困窘。任弼時向延安通報，莫斯科剛剛出版了斯大林編著的《聯共黨史》，建議中共中央立即翻譯。 354幾個月后，當毛讀了這本《聯共黨史》后，如獲至寶，迅速向延安的各級干部發出號召：學習《聯共黨史》，做斯大林的學生！
　　毛澤東對《聯共黨史》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據當時担任毛軍事秘書的郭化若回憶，毛在一個干部會上說：「《聯共黨史》是本好書，我已讀了十遍。奉勸各位也多讀幾遍。」355
　　從1939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澤東不下十數次號召全黨學習《聯共黨史》。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大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著名演講，提議應「以聯共黨史為中心材料」，研究馬列主義，「其它一切為輔助材料」。毛稱贊道：
　　《聯共黨史》是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356
　　1942年，毛澤東更將該書稱之為「馬列主義百科全書」，把其列入《整風文獻》，以后又將其列入《干部必讀》一類的學習叢書。1949一1956年，《聯共黨史》甚至成為中國所有高等院校學生必修的政治課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榮的地位才被《毛澤東選集》所取代。
　　毛澤東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聯共黨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發乎真心？毛澤東對斯大林有著很深的不滿，眼下正在加緊趕制反對王明的炮彈，為何卻對王明的精神導師——斯大林的大作這般推崇備至？乍看似乎令人費解，毛澤東和王明這兩個政治上的對手，在歌頌斯大林的《聯共黨史》方面竟完全一致。1939年5月20日，王明當著毛澤東的面，在延安召開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學習動員大會上作的主報告就是「學習聯共黨史的重要意義」， 357王明偏愛《聯共黨史》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毛澤東呢？
　　毛澤東高度評價《聯共黨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聯共黨史》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開展黨內斗爭有用的經驗與策略，完全可以用來為毛的政治目標服務，為毛奪取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輸送彈藥。
　　《聯共黨史》全稱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斯大林為在政治上徹底消滅異己、鞏固自己的獨裁地位而下令編纂的。這部書經斯大林親自修改、審核，于大鎮壓達到頂點的1938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參與，精心組織了這部書的寫作和出版，斯大林同意將這部書歸于他的名下。 358
　　對于這本堪稱斯大林主義標本的《聯共黨史》，毛澤東立時發現了它的巨大價值。毛澤東高度欣賞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靈活態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在《聯共黨史》中有選擇地利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一樣，毛只專注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把馬克思主義通俗化方面，毛澤東和斯大林都堪稱一流大師。斯大林擅長于將馬克思主義化的為幾個概念，毛澤東則精于對馬克思主義作簡化處理，尤其善于把中國民間俗語、俚語引入到馬克思主義。斯大林發明「干部決定一切」的口號，毛澤東則有名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造反有理」！從《聯共黨史》簡明、程序化的敘述中，毛澤東獲益非淺。不久，他就依據《聯共黨史》的結束語部分，在中共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起〈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報告了。
　　《聯共黨史》為了維護斯大林一貫正確的形象，任意剪裁歷史，這也適應了毛澤東急欲重寫以自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的政治需要。《聯共黨史》把蘇聯共產黨歷史描繪成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生死搏斗的歷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個人作用。全書提到斯大林、列寧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馀次，介紹斯大林、列寧著作以及引用他們語錄的篇幅占了全書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頁左右。這一切都吸引著自認為是黨的正確路線化身的毛澤東的強烈興趣，給了他豐富的啟示。在毛的親自主持下，1943至1945年，任弼時、胡喬木等以《聯共黨史》為藍本。以中共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為綱，編寫出《聯共黨史》的中國版：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第一個歷史總結文件——〈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只有毛澤東才是中共正確路線的代表（在1945年8月修改稿中，將劉少奇也增添為正確路線的代表），其它黨的領導人，非「左」即右，至于廣大黨員則成了黨的領袖的陪襯物。
　　《聯共黨史》以斯大林的個人意志作為評判是非的唯一標準，竭力丑化、貶低黨的其它領導人，這又和毛澤東自大、專斷的性格相吻合。《聯共黨史》把所有與斯大林意見相左的黨的元老，一概斥之為「機會主義」、「人民公敵」、「叛徒」、「賣國賊」、「特務」、「暗害者」，為斯大林大規模屠殺老布爾什維克，實行社會恐怖，制造了理論依據。抗戰階段的毛澤東尚處于「打天下」的創業時期，革命成功還要依賴于全黨齊心協力，因而只能有選擇的學習斯大林的黨內鎮壓經驗。但是，毛澤東還是從《聯共黨史》學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不久他就用「機會主義」、「經驗主義」、「教條主義」，指控黨的其它領導人。在毛的高壓下，絕大多數黨的領導人出于對黨內團結的考慮，都自覺或違心地接受了這些指控，從此，他們的「小辮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隨時根據需要任意處置他們，自己卻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毛澤東從《聯共黨史》中尋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以領袖為中心的革命戰略與策略，以這個中心為基軸，加強黨的思想和建設的具體途徑，展開黨內斗爭的方針與方法等。從這本書中，毛徹底了解了做一個斯大林式的領袖所必須具備的特殊素質，這就是：以鐵腕統治全黨，用意識形態為這種統治服務。對于這類問題，毛本來就不生疏，現在又有《聯共黨史》作依據，毛更加充滿自信。
　　如果說《聯共黨史》從政治功利性的角度豐富了毛澤東的革命戰略和策略思想，那么斯大林的哲學狙擊手米丁、尤金，則為毛主義的哲學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領導人中，毛澤東是較少受馬列教義束縛，思維最自由、最活躍的一位。毛青年時代深受中國傳統哲學影響，尤其重視陸王心學，正由于毛與中國傳統哲學始終保持一條溝通的渠道，他的有異于莫斯科正統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時涌現。但是在三十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創見的觀點和主張卻遭到黨內留蘇派的貶損。心高氣傲的毛澤東決不甘心僅僅做一個「實踐家」，他也要進入馬列主義理論家的殿堂。既為共產黨員，就不能另辟新徑，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使自己的觀點系統化和理論化。
　　1937—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如饑似渴地鉆研由博古、沉志遠等從俄文翻譯的唯物辯證法一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程。359然而，毛所讀的幾乎都是當時蘇聯官方哲學家——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義問答式的「解釋學」。
　　這樣就不可避免造成互為矛盾的結果。一方面，由于毛澤東主動的迎合，他的活潑的思維被無形地壓入進米丁、尤金等教條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線性和獨斷性的思維方式對毛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分為二」、「無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簡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應對世界萬物的準則；另一方面，由于毛澤東研讀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迫于外在壓力，并非完全出于個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畢竟難以被斯大林式的「神學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經常「越軌」，不時跳出斯大林的緊箍咒而呈汪洋恣肆狀，正是在這個時期，毛寫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學論著〈實踐論〉和〈矛盾論〉。總之，在抱定「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夠從「本本」的片言只話中，獲取靈感，將其引申開來，借洋調翻出中國曲；或者公然藐視「本本」而自譜新調。于是，創新開掘與僵硬保守并存，兩者互為補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顯著特征。在這個過程中，毛思想開始具有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外觀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則在毛主義哲學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腳手架的作用。
　　毛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關系頗為復雜，將兩者完全等同，或將兩者完全割裂，皆有悖事實。然而就1939—1941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學習運動而言，毛之思想與斯大林主義有看千絲萬縷的聯系，乃是證據確鑿。在斯大林的堂奧中，毛不僅發現了打擊王明等的武器，而且也為自己理論的系統化找到了凝固劑。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邊用斯大林打擊王明，另一邊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體系。一旦斯大林也能為毛所用，那么斯大林的教條主義，毛也就食之如甘飴了。確實，毛的移花接木術已達到爐火純青、造化無窮的境地。由此看來，毛之所為斯大林的學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二「挖墻角、摻沙子」：陳伯達、胡喬木等的擢升
　　經過政治上、理論上的艱苦努力，1940年毛澤東通過發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易名為〈新民主主義論〉），在中共黨內已嬴得首席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地位。現在毛要實施他醞釀已久的計劃，這就是逐步削弱王明等對中共理論宣傳部門的控制。
　　如果對王明等在中共黨內發跡的歷史稍作回顧，不難發現，這一批人主要是依靠意識形態起家的。他們首先因為熟讀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共產國際的重視，從留蘇學生中脫穎而出；繼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為中共領袖；復以意識形態開道，得以鞏固在中共核心層中的地位。是故，意識形態成為王明、博古、張聞天等唯一真正具有優勢的領域，也是他們看家護院僅有的一塊陣地，中共理論、宣傳部門長期由王明等留蘇派把持也就不足為奇了。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王明、張聞天等雖然在政治上開始走下坡路，但是，王明等的失勢并非是一天就完成的。直至四十年代初，中共意識形態主要部門仍由留蘇派或與留蘇派關系密切的人所掌握：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副部長凱豐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長張聞天
　　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博古
　　中共中央黨校委員會：主任王明
　　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鄧發
　　中央馬列學院：院長張聞天
　　中國女子大學：校長王明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主編張聞天360
　　對于王明、張聞天等控制中共意識形態部門的現象，毛澤東一直予以相當的容忍。毛作為「策略大師」，十分明白區分在掌握實際權力與精神指導權力之間的輕重緩急關系。1935—1938年，毛既是順其自然，又是自覺促成，對張聞天領導黨的意識形態工作不表示任何異議，毛的當務之急是將留蘇派從權力核心地帶引開，先鞏固軍權，進而奪取黨權。毛深知，一旦有了軍權和黨權，再獲取意識形態解釋權乃水到渠成。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終于使毛如愿以償地成為黨的領袖，張聞天正式被剝去了黨的總負責人的頭銜，轉而負責黨的理論宣傳、教育工作。不久，王明也被毛澤東召回延安。為了將王明置放于自己的監督之下又不讓他掌握實權，毛讓王明担任了中央統戰部部長的閑職并兼任了幾個中央文宣方面的職務，從表面現象上看，六中全會后，留蘇派在黨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力反而得到增強。
　　面對這種復雜局面，毛澤東胸有成竹。毛的策略是，繼續拉住張聞天，竭力分化張聞天與王明的關系；同時對張聞天領導的部門，「挖墻角，摻沙子」，提拔一些在黨內根底較淺的青年理論新手，為日后取代張聞天等留蘇派，儲存干部隊伍。
　　張聞天自六中全會后，在黨的核心層內的影響已明顯下降，他轉而將全付精力轉入到意識形態領域。此時正值毛澤東號召全黨開展「學習運動」，在張聞天的主持下，延安編譯出版了《馬恩叢書》十冊，和《列寧選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識分子如饑似渴地研讀原典，一時間，學習馬列理論在延安蔚為風潮。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學習運動」之開展，竟使得六中全會之后頗感失落、壓抑、且被毛圈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和中央統戰部幾間窯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馬列才華的機會再次來臨，竟然四處報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機關、學校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
　　王明之風頭仍健，其實并無任何意外。六中全會之后，王明仍是書記處和政治局成員。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包含了王明大量的政治觀點，毛為了向斯大林顯示其忠誠以及為了擴大中共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影響，通權達變，比王明更積極地主張加強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也是由王明代表政治局起草。六中全會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勢，而無意識形態受挫之感。
　　毛澤東對王明等的大出風頭一時也無可奈何，站在共產黨的角度，「學習運動」不學馬列又學什么呢？于是毛澤東眼看看馬列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譯出版，對張聞天的不滿更加強烈。
　　站在毛澤東的立場，張聞天舊錯未改，又添新錯，十足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教條主義分子。「學習運動」開展以后，張聞天不僅沒有運用他所擅長的理論知識鼓吹毛的新貢獻，也沒有將其對王明的不滿上升到理論批判的高度。更有甚者，張聞天一手掀起延安學習馬列原著的熱潮，言不及義，紙上談兵，竟給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臺，究其實質，純粹是對「學習運動」別有用心的誤導，目的是讓張聞天、王明等這批「學閥」、「黨閥」繼續霸占黨的文宣陣地。
　　其實，1938年后毛澤東在中共意識形態所占空間已大幅增進，掌管黨的理論和宣傳工作的張聞天主動給毛讓出了最重要的權力：據當時張聞天的副手吳黎平（即吳亮平）回憶，六中全會后，中央內部已有規定，凡在延安《解放周刊》、《共產黨人》等刊物發表重要文章，一概須經毛事先審閱批準，361而毛的講話、文稿無不刊登在黨刊之首要位置。
　　然而毛澤東所要求意識形態部門的決不僅是這些，他的終極目標是改變中共氣質。他要實現對意識形態的全部占領——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將毛文章放在頭版頭條，或使毛擁有審稿權，并不能立時改變中共黨內早已固定化的那種以俄為師的精神氣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個人與由張聞天等營造的氣氛之間所存在的那種隔離狀態，這種隔離狀態與毛毫無親和性，卻能制造無數「又臭又長」，充滿腐氣的「黨八股」，且使留蘇派從容操縱全黨的精神信仰系統。在這堵巨大的精神壁壘面前，毛氏新概念和新文體根本無從普及和推廣，更遑請取其地位而代之！
　　毛澤東對于張聞天的個性和為人都了解其深。盡管在毛內心中，一直將張聞天與王明等量齊觀，均視為是莫斯科教條主義集團的一路貨色。但是，張聞天畢竟與王明分手較早，多年來對自己言聽計從，驟然對張聞天下手，必定會引起黨內高層的震動，反而對自己不利。因此，毛只能繼續留用張聞天，再徐圖良策。
　　1939年3月22日，經過毛澤東的倡議，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黨報委員會中的出版科（解放社）從黨報委員會中劃出來，另設立中央出版發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據地黨的出版物的政治審查和管理事務，由當時担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富春兼任部長一職。李富春是毛澤東多年的密友，任命李富春兼任此職，是削弱分散張聞天權限的一個重要舉動。
　　然而，李富春長期從事黨務工作，并不擅長馬列理論，他所領導的出版發行部，其主要功能是「堵截」有害思想，雖然李富春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于毛，但由于他不熟悉理論，在宣傳毛的貢獻方面，一時乏善可陳。
　　毛澤東似乎早已預料到會出現這種「脫節」的局面，他并沒有顯出任何緊張和焦慮。因為此時在他的周圍已經采集了陳伯達、艾思奇、胡喬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理論家，只是這些人歷練尚淺，還不能將彼等馬上擢升到文宣部門的領導崗位。
　　被毛澤東慧眼發現，日后成為他的理論班子中堅的「秀才」由兩類人組成，第一類：有留蘇背景，但又與王明、博古等無歷史淵源的陳伯達等；第二類：上海左翼文化運動中的活躍分子艾思奇、胡喬木，何干之等。這兩類人的共同特點是，都未參加過蘇區的軍事斗爭，在黨內地位不高。
　　在毛澤東身邊的這批「青年學士」中，較受毛欣賞和重視的是陳伯達和胡喬木。陳、胡二人因對毛助力最大而備受毛的信賴，分別于1939年和1941年被毛調入身邊，担任中央政洽局秘書和毛澤東個人的政治秘書，從而在中共的政治舞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陳伯達對毛澤東的最大價值，在于他從理論方面豐富了毛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為毛澤東新理論的完善立下了汗馬功勞。
　　被毛澤東所吸引的正是陳伯達著述中所顯示出的民族化共產主義的色彩。在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李達、陳翰笙、王亞南、胡風等一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譯述活動，吸引了廣大青年。但是陳伯達與李達等有所不同，陳伯達不是一般性做些馬列著作的譯介工作，他的著述有看明顯的獨創性。陳伯達師承著名的文史專家吳承仕教授，他較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中國哲學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論家中獨樹一幟。
　　陳伯達在1933年秋撰寫的《論譚嗣同》小冊子里，竭力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原理去解釋譚嗣同思想，提出在譚嗣同思想中「有初級唯物主義和不完美辯證法的痕跡」。362陳伯達甚至還提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成為中國偉大思想繼承者的看法，363實際已接近「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命題。這在三十年代初中期，無疑是空谷足音。
　　陳伯達著述中所體現的民族化共產主義的傾向，在由他參與發起的「新啟蒙」運動中得到進一步體現。364「新啟蒙」運動是1936年9月至1937年夏，由陳伯達、艾思奇、周揚、何干之、胡喬木等左翼人士，為反對國民黨倡導的「民族復興運動」，在北平、上海等地，開展的一場旨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文化運動。陳伯達雖然高度評價了「新哲學」（指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的意義，但他同時又尖銳批評了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嚴重不足。陳伯達認為，左翼人士應進行自我批判，因為他們「不能用辯證法來解釋中國的現實生活」，沒能對中國傳統思想作出深入、系統的分析和批判，365以至國民黨仍然可以將中國傳統思想作為維護統治的有力工具，甚至日本帝國主義也在利用中國傳統思想愚弄中國人民。陳伯達強調，中國現代文化一方面應從中國傳統思想中汲取優秀美好的成份；另一方面，應吸收世界偉大的文化傳統和成就，在馬列主義的框架下，把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辯證法與先進的外國文化結合起來。 366
　　陳伯達所具有的中國古典哲學的學養和對民族化共產主義問題別具一格的看法，終于被毛澤東所發現。在民族化共產主義方面，毛澤東和陳伯達有著太多的共嗚。毛一經識得陳伯達，頗有相見恨晚之感。一時，毛、陳書信頻頻往來，縱論孔孟、墨子思想。367此時的毛澤東正急欲把自己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觀點理論化、系統化，只是苦于沒有助手，陳伯達的出現，恰好填補了這一急需。1939年春，在到達延安一年半后，陳伯達被毛澤東從馬列學院教書的崗位上解放出來，一步躍升為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從此正式成為毛的首席理論助手。當陳伯達跨入權力中樞后，他的個人品質迅速被他周圍的權力至上的氣氛所毒化。陳伯達在這種「中國化」的環境中，也從一位樸素的教書先生，很快墮落成為一個利欲熏心的權力崇拜狂。368
　　與陳伯達以理論學養獲知于毛澤東不同，胡喬木主要是憑其走筆成章的能力及簡練的文字功夫被毛錄用為政治秘書的。胡喬木是三十年代中共領導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中堅分子，因長期身居幕后，其文名遠遜于當時的周揚、艾思奇、陳伯達。當胡喬木于1937年秋初祗延安后，中央組織部對他并沒有特別重視，而是將其分配到遠離延安、位于陜西涇陽縣的安吳堡青年干部訓練班作馮文彬的助手，担任青訓班副主任和西北青年抗日聯合會（共青團解散后，中共領導青年運動的組織，代行共青團職能）宣傳部長。369
　　在安吳堡的兩年，是胡喬木政治上失意的兩年，胡喬木幾乎沒有和毛澤東接觸的機會。青訓班的主要干部大多為經歷過長征的老紅軍，與胡喬木的氣質、興趣相去甚遠。193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青委，以取代原來的中央青年部，由陳云任書記，馮文彬任副書記，胡喬木也被吸收進中央青委，370從而和陳云結上了工作關系。1939年7月，胡喬木在安吳堡閑置了兩年后，371終于回到了延安。此時陳伯達已担任了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而胡喬木仍默默無聞。但是有了陳云的扶持，胡喬木漸漸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1939年4月16日，《中國青年》雜志在延安復刊，胡喬木參加了該刊的編輯領導工作，逐漸引起毛的注意。1940年5月，在安吳堡青訓班基礎上，正式建立了由陳云任校長的「澤東青年干部學校」，胡喬木成為該校的實際負責人，從此與毛澤東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
　　1941年，胡喬木正式被調入楊家嶺，担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書。胡喬木主要為毛的演講稿做文字修辭方面的加工整理，根快成為毛須臾不可離開的助手。剛入中樞的胡喬木言談舉止極為謹慎，較少拋頭露面，直到1942年整風高潮中，毛把胡喬木派往中央宣傳部。代行原由凱豐代理的部長一職， 372使胡喬木一夜之間成為延安的知名人物。
　　與陳伯達、胡喬木相比，同胡喬木一道于1937年秋奔赴延安的艾思奇、何干之、王學文等人，在政治上的前途就大為遜色了。艾思奇、何干之，王學文在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享有盛名，他們剛抵延安的頭幾年，也蒙毛澤東的熱情款待，被安排在陜北公學、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任教，享受每月津貼二十元和配備一名警衛員的待遇，373毛澤東并不時移樽與他們就一些哲學、理論問題進行討論。在一段時期內，毛對艾思奇特別重視，除經常書信往來外，還不時邀艾思奇在毛的窯洞挑燈夜談。但是時間一長，毛對艾思奇等的興趣就大減了。毛雖然欣賞艾思奇對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化解釋，但是艾思奇的通俗化沒有豐厚的底蘊，其概念工具仍是俄式教條主義，「通俗化」幾乎成了「教科書化」的代名詞。何干之雖然著述頗豐，毛也一度很看重他，曾經想請何干之做自己的理論秘書。但何干之一則書生氣較重，向毛表示自己有意著述，婉拒了毛的好意； 374二則何干之為文過快，有粗疏之弊，毛也就順其意愿，不再強邀何干之入幕。王學文資格最老，革命歷史和理論學養都較深厚，但為文為人都過于學究氣，「教條主義」色彩較為濃厚，也不適合放在身邊工作。375
　　毛澤東雖然對艾思奇、何干之、王學文等有所失望，但在當時，毛對彼等并不求全責備，相反，毛積極吸取他們著述中一切有用之內容。例如，何干之1936年11月在《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后易名為《轉變期的中國》）小冊子中，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新的民主革命」等觀點，雖來源于共產國際，但其表述簡潔、明了，對毛以后寫作〈新民主主義論〉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對于這些不屬留蘇派、來自于上海亭子間的理論家，毛澤東用其長，棄其短，1938年后，他們陸續都被委以延安各文宣部門的領導職務。艾思奇甫抵延安即被任命為邊區文化界協會主席，馬列學院成立后，艾思奇又担任了該院的哲學研究室主任，1939年又担任了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秘書長，1940年他又被任命為新創刊的《中國文化》主編。何干之被任命為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王學文則在1938年秋担任了馬列學院副院長兼教務主任。
　　1939—1941年，毛澤東采用「挖墻角、摻沙子」的策略，步步為營，將自己的影響力逐步滲入到由留蘇派控制約中共理論宣傳教育部門。毛將陳伯達、胡喬木網羅在身邊，猶如猛虎添翼，現在毛澤東要將「學習運動」引向縱深地帶——為開展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直接向王明等發起挑戰制造炮彈。
　　三「甩石頭」：毛澤東編「黨書」
　　1940年末，毛澤東決定扭轉學習運動的方向，他再不能容忍充斥于延安各機關「空對空」的純學理討論的空氣。毛的策略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搶王」，暫時放過黨的中下層干部，先將黨的高級干部從單純讀書的氛圍中解脫出來，把他們引人到對敏感的黨的十年（1927—1937）歷史的討論中去，進而把野火燒向王明、張聞天。
　　毛澤東此舉帶有「玩火」的性質。1938年共產國際在對中共的指示中明確告誡中共領導層，應慎重對待黨的過去歷史問題的討論，以避免發生不必要的爭論，從而影響黨的團結。三年前共產國際的指示，雖言猶在耳，毛澤東卻毫不在意，經過近幾年的經營，毛的權力基礎又有新的加強，他要先行一步，試探一下其它領導人的反應。
　　1940年12月，毛澤東正式提出了隱藏在胸中多年的觀點，12月4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首次對蘇維埃后期極左的政策作出判斷，認為這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會上馬上產生爭論，張聞天等不同意蘇維埃后期錯誤是路線錯誤的判斷。376面對張聞天等的反對，毛稍稍調整了自己的言論，12月25日，毛在以后以〈論政策〉之名發表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宣布，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后期犯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并提及其在十一個方面的表現。在這里，毛放了一只觀測氣球，他使用的是比較籠統、含混的「蘇維埃運動后期」的概念，而沒有明確指明其時間段是從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至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他用「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來代替「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正式判斷。
　　毛澤東之所以選擇在此時提出自己的觀點，是基于他對其政治對手內部分裂狀況之準確把握。毛十分清楚，在中共領導層內頑強堅持對原政治路線評價的人，并不是王明，而是與毛長期合作共事、且在1940年仍與毛關系密切的張聞天。至于王明，則在1940年11月就提出中共在蘇維埃運動后期犯了嚴重錯誤的看法。377盡管王明只是重復其1933—1934年在莫斯科即曾表明的觀點，但王明此時舊話重提，卻完全是為了與在國內的原同事博古、張聞天撇清關系。對于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互相攻訐、競相推卸責任，毛看在眼里，卻絲毫沒有表示他個人對王明的欣賞和支持，畢竟使毛感到威脅的是在國際共運中聲名遠揚的留蘇派之精神領袖王明，而非王明昔日之朋友、且早已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與自己站在一邊的張聞天。眼下形勢早已變化，王明正不時向毛示好，且將毛從「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升格為「偉大的理論家」。378只有張聞天一人還在頑強抵拒毛為修正歷史結論所作的努力，這種情況迫使毛不得不另圖他策。
　　1940年冬至1941年6月，毛澤東用了半年時間精心準備了一塊砸向王明等留蘇派的「石頭」，這就是黨的秘密文件集《六大以來》。
　　《六大以來》是一本深受斯大林《聯共黨史》影響、經毛澤東精心編排的中共歷史文獻匯編。全書分上、下兩冊，上冊完成于1941年6月，全書編成于1941年12月。379《六大以來》共收入各種文獻凡五百一十九篇，約二百八十萬字，收入文件的時間跨度，從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開到1941年11月。
　　這套文獻集的最大特點是具有鮮明的傾向性。在胡喬木、王首道的幫助下，毛澤東以中共黨內所謂的「兩條路線」為經緯，以此觀點來編排史料。該書將毛澤東樹為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將王明、博古等列為錯誤路線的代表。全書共收入毛的文章、講演、報告共五十五篇，占全書十分之一的比重。毛對王明、博古、張聞天起草的大量文稿作了細致的取舍，擇其一部分，作為「反面教材」收入讀書。毛澤東對周恩來在抗戰初期支持王明的活動，也絲毫未忘卻，在《六大以來》中將周恩來順帶捎上。該書全文收錄了1938年6月15日周恩來和王明、博古聯名發表的〈我們對于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底意見〉一文，作為周恩來對「錯誤路線」附和、妥協的證據。相比之下，劉少奇的政治行情看漲，在《六大以來》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該書收錄了劉少奇四篇文章，被毛編排入「正確路線」一方。周恩來單獨發表的文章僅收錄一篇。毛通過此舉向全黨高級干部明確表示，只有劉少奇才是毛「正確路線」的真正擁護者。
　　毛澤東為表明自己一貫正確，對于收入《六大以來》的自己的文章，作了精心的選擇，將一切有礙于自己「形象」的文字盡情作了刪除。毛剔除了表明自己支持1931—1935年黨的政治路線的文字，對自己在三十年代前、中期發表的一些文章還作了細心的剪裁。毛只選錄了他在1934年1月全國第二次蘇維埃大會上的報告（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一小部分，易名為〈我們的經濟政策〉和〈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收入《六大以來》。毛對〈論新階段〉更是大動手術，他只截取報告中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獨立自主」的若干節，改名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將其收入《六大以來》。
　　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在編輯《大大以來》的過程中，毛澤東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個別文件的日期上作了手腳。《六大以來》收入的由任弼時主持通過的〈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該文件原來的形成時期是1931年11月1至5日，但是，被收入《六大以來》時，卻被改為1931年3月。380這個改動非同尋常，它掩蓋了1931年4月至10月，由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支持毛澤東、與毛聯手共同反對項英的歷史真相。毛之所以選中這份決議案，乃是該文件批評了毛所主張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政策，正好從反面說明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存在深刻的路線分歧。把通過該決議案的時間改為1931年3月，是為了強調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派往江西的代表團，下車伊始，就反對毛的正確主張，而毛長期遭受中央的錯誤壓制。毛將這個決議案收入《六大以來》，也是給任弼時一個警戒；使其明白，他在歷史上也和錯誤路線沾過邊。
　　毛澤東編輯《六大以來》，其理由是為召開七大作資料準備，381毛澤東的這個大行動得到了任弼時的全力支持。任弼時自1938年3月赴莫斯科后，在共產國際總部居留兩年，直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任弼時回國后，立即進入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中央書記處（相當于政治局常委會），到當年的7、8月，又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負責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成為毛澤東最重要的助手。
　　任弼時是一個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共產黨人。從三十年代后期始，任弼時對毛澤東的智能和謀略愈益欽佩，認為在中共黨內唯有毛澤東堪負領袖重責，并且相信只要有毛掌舵，中共就一定能走向成功。因此，任弼時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較早就作出了選擇，在毛澤東比較困難的1938年初春，任弼時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從而獲得毛的信任。
　　任弼時也有其難言之隱。盡管在1931年4至10月，任弼時曾與毛澤東真誠合作，一同聯手反對項英，但是在1931年10月后，卻是由他具體貫徹六屆四中全會后的政治局路線，給毛扣上了「狹隘經驗主義」的帽子。任弼時對三十年代初期曾經給毛造成的傷害一直深感內疚，多年來主動與毛靠拢，試圖爭取毛的諒解。1938年3月。任弼時赴莫斯科后，為突出毛在共產國際的影響，竭心盡力，成效顯著。返回延安后，任弼時更是全力輔佐毛，處處從中共的長遠利益著眼，對毛的活動都從好的方面去理解。
　　任弼時出于維護黨的利益而支持毛澤東，這并不意味他就欣賞毛澤東的一切。任為人正派，有時頗看不慣毛的所作所為，382只是出于各種復雜因素的考慮，對毛的一些過份之舉，任弼時多佯裝不知而已。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后派往江西蘇區的中央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絕不會把他主持的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日期忘記，正是由于任弼時的妥協態度，毛才敢于公開修改那次會議的日期。
　　1940年底到1941年上半年，毛澤東反擊王明的活動已臨近決戰的前夜。毛一方面加緊編輯《六大以來》，同時，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斷地亮出自己批評前中央政治路線的觀點，為正式向王明等攤牌制造輿論。1941年1月，毛以中央的名義，下令組成由一百二十人參加的黨的高級干部學習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開始討論黨的歷史經驗問題，將對王明等的包圍圈進一步收緊。一旦觀測到留蘇派沒有動靜，尤其是留蘇派的后臺斯大林竟也毫無動作，毛迅速將陣地從黨的十年歷史問題移到當前。這次毛不再將王明、張聞天分開，而是要讓這些「理論大師」立時呈現原形。毛決定徹底摧毀王明等賴以在黨內坐大的基礎——他們所擁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兼圣杯看守人的名號！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當看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發起新的一輪攻擊。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他要求徹底扭轉1938年后開展的學習運動的方向，「廢止孤立地、靜止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而代之以學習當代最高綜合的馬列主義——斯大林的《聯共黨史》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
　　在向王明發起的最新挑戰中，一組組最具隱喻性和挑戰性的新詞匯被毛創造出來——「言必稱希臘」、「希臘和外國的故事」、「教條」、「留聲機」，盡管皆有其針對意涵，卻并不明確所指，這就更加容易在詞語與現實之間引發疑問和聯想，從而猛烈動搖王明等的老語匯的神圣地位，為毛通過改變詞語、奪取意識形態解釋權掃清障礙。
　　緊接春，1941年6月，毛澤東將《六大以來》的第一部分編輯完畢，該書立刻成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塊石頭。兩年后，毛澤東在1943年10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回憶起《六大以來》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應，他說：
　　1941年6月編了黨書，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故可能召開九月會議，大家才承認錯誤。383
　　「許多同志解除武裝」，固然和《六大以來》一書對黨的核心層造成巨大的精神沖擊有關，但是，毛澤東為配合該書的出版而精心策劃的一系列活動，也極大地削弱了政治局大多數成員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進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輸誠，別無其它出路。
　　從1941年春開始，毛澤東連續推出幾個重大舉措。3月26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作出〈關于調整刊物問題的決定〉，一舉端掉王明、張聞天等最后幾個輿論陣地。該〈決定〉聲明，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書籍和小冊子，停止出版《中國婦女》、《中國青年》和《中國工人》三家刊物。384毛為了顯得「一碗水端平」，將胡喬木負責的《中國青年》與另兩個刊物一并停刊，使領導《中國婦女》、《中國工人》的王明、博古、鄧發等人，明知其中有詐，也無言可說。
　　1941年9月1日，毛澤東又將上述謀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消由王明担任校長的中國女子大學，將女大與陜北公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合并為延安大學，把王明担任的最后一個可以拋頭露面的職務巧妙地剝奪掉。
　　毛澤東且對手無縛雞之力的王明如此處心積慮，對于那些手握兵符、統兵一方的八路軍將領就更不放心了。為了防止彭德懷領導的八路軍在前方可能會滋生的「自主性」和「分散性」，打擊任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圖，毛責成王稼祥、王若飛于1941年7月1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該文件不指名地警告彭德懷和各根據地領導人以及周恩來領導的中共南方局，必須一切聽命于延安，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動」，「在組織上搞獨立王國」。毛并威脅彼等應吸取張國燾「身敗名裂的歷史教訓」。毛澤東十分了解這些長期獻身革命事業、無比珍惜自己革命歷史的高級干部的心理特點，以黨和革命的名義，將他們牢牢控制在手里。
　　現在，一切都已準備就緒，一場大規模的黨內整肅風暴即將來臨！
 

高華 著 2013-08-22 12: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