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四章毛澤東對王明的重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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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毛澤東對王明的重大勝利
　　一   毛澤東迂回反擊王明
　　自1937年11月底王明返國到1938年春夏之間，王明和周恩來等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形成的共識，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扭轉了中共核心層原由毛澤東主控的氣氛，迫使毛澤東不得不作出擁護中央新方針的姿態。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后，毛澤東被迫降低以往突出強調「獨立自主」的調門，轉而發表若干支持統一戰線的言論。1937年12月24日，毛致電邊區各軍政首長，要求在與國民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口號下」，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避免譏笑與諷刺」友黨、友軍。毛甚至提出，中共應「幫助政府進行征兵動員」，「沒收漢奸財產及處理漢奸，必須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給他們處理」。 308 1938年1至3月，毛澤東在接見美國合眾國際社記者王公度和在延安大會上幾次發表演講，都沒有再宣傳自己過去所堅持的主張。毛澤東在1938年初春的這類言論，以后都沒收入《毛澤東選集》。
　　如果將毛澤東上述言論視為他已改變了原有的觀點，轉而接受了王明等人的主張，那就大錯特錯了。毛澤東實際上一天也沒有放棄自己的意見，他只是在與己不利的形勢下，被迫在公開場合調整了自己的態度。在私下里，毛澤東卻在精心地準備向其對手發起反擊。
　　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后，毛澤東加緊醞釀反擊王明等的「炮彈」，毛澤東的「炮彈」就是他在5月寫成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作的〈論持久戰〉的演講。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有完整的論文結構。毛澤東針對抗戰以來中共黨內以王明、周恩來為代表的強調運動戰的觀點，詳細論述了游擊戰爭在抗戰中的重大戰略作用和對共產黨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意義，完善了他在洛川會議上及以后在游擊戰問題上的主張。 309
　　〈論持久戰〉是毛澤東的一篇演講大綱，在這篇演講中，毛不指名地批評周恩來等人在抗戰初期「懷疑」、「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周恩來過去曾批評過孤立強調游擊戰的看法是「機械論」的觀點，現在也被毛單獨拎出來，被指責為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毛在演講中，以不容置疑的口氣，將黨內的不同意見一概視之為旁門左道。
　　毛澤東發表上述兩篇論文正逢其時。1938年春，日軍已開始進攻武漢外圍，長江局在王明、周恩來的領導下，正配合國民黨展開轟轟烈烈的「保衛大武漢」的活動。但是，毛澤東根本不相信「東方馬德里」能守住。他認為，國民黨丟失武漢是遲早要發生的事情，此將有力證明毛澤東有關「國民黨片面抗戰必然失敗」的論斷，也是對鼓吹「保衛東方馬德里」的王明，周恩來的沉重打擊。正因為毛的文章暗藏玄機，王明、博古、項英、凱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毛澤東的〈論持久戰〉。310
　　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有關只有開展游擊戰，建立根據地才能壯大中共的意見，已日益被事實證明是有遠見的。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后，毛澤東雖處于少數，但他對派遣八路軍東進毫不放松。1938年3月24日，毛澤東與劉少奇聯名致電朱德、彭德懷、朱瑞等，責成他們「必須立即組織以八路軍名義出現的游擊兵團」，為八路軍主力轉移至華北各地區事先作好準備。同日，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又致電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令其「以最快速度」，建立「完全在黨領導下的有戰斗力的若干游擊兵團」，「創造冀晉豫邊區」。311毛澤東還采取措施，嚴防王明等對八路軍的干預，在發給軍方將領的電報中，毛澤東總是將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一位，顯示他對鞏固自己在軍中個人影響的極度重視。盡管王明在1938年春正處于他政治上的鼎盛階段，但在毛的隔離下，王明在軍隊中沒有担任任何領導職務。
　　在毛澤東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賀龍、聶榮臻等率八路軍陸續深入華北各地，相繼建立了共產黨的根據地，僅一年時間，八路軍就從1937年9月的不足三萬人，發展到1938年秋的二十五萬人。 312中共武裝發展壯大的事實，使朱德、彭德懷等八路軍須導人信服了毛澤東，因而放棄了過去的觀點，轉而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
　　八路軍高級軍事將領回到「正確路線」，使毛澤東大大舒緩了一口氣，但還有一個更大的障礙橫亙在毛的前面，這就是如何調整與莫斯科的關系問題。
　　在毛澤東為奪取中共最高領袖而展開的斗爭中，如何處理與莫斯科的關系一直是最為棘手的問題。隨著王明的返國，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影響明顯加強，王明「拉大旗，做虎皮」，處處以莫斯科代言人自居，對毛的活動造成嚴重的掣肘。毛澤東深知如果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至少是表面的支持，要想執掌中共最高領導權，幾乎是不可能的。為此，毛暫且壓住對斯大林的不滿，竭力顯出順從的姿態，同時又施展種種手段，以圖嬴得莫斯科的好感與支持。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遣任弼時赴蘇聯，客觀上為毛「借洋師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提議派任弼時赴蘇匯報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屆四中全會上，兩人同時進入政治局，王明返國后，任也和政治局其它同事一樣，對王明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表示擁護，于是王明就認為任是自已可以聯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層風云可以瞬息萬變，到了1938年春，已有跡象顯出任已明顯偏向毛澤東一邊，而王明竟渾然不知。于是王明無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稱快的事，毛實在有太多的理由為王明的這項提議感到高興。任弼時是受到共產國際信任的中共元老之一，1921至1923年旅蘇三年，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東方大學）學習期間，曾出席過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任弼時又被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指定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與毛澤東也有較深的歷史淵源，他早年曾參加由毛組織的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并由毛推薦，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中共發起組織的掩護機構）學習俄語，旋被派往蘇俄留學。1931年春，任弼時被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蘇區，一度全力支持毛，打擊了毛的對手項英，與毛的關系又親近了一層。1937年夏至1938年春，任弼時在一度搖擺后，較早在毛澤東與王明之間作了選擇，明確支持毛的各項主張，并在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公開站在毛澤東一邊，反對王明前往武漢工作。由于任弼時既為莫斯科信任，又與毛澤東接近，遂被毛視為是派往莫斯科充當高級說客的最佳人選。
　　幾乎在任弼時前往蘇聯的同時，1938年4月下旬，毛澤東也向即將被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劉亞樓交待了任務。毛為了考察劉亞樓及提高劉的「覺悟」，已讓劉在自己的身邊幫助整理文件三個月。毛向劉亞樓布置道，有一件事情讓你去做：把我黨歷史上的幾次左傾錯誤及其危害，把我黨當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直接向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匯報，并多帶幾套〈實踐論〉、〈矛盾論〉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當面交給季米特洛夫，并請他轉呈斯大林。劉亞樓當時只是一名年輕干部，毛且用心如此之深，更遑論對任弼時了。 313
　　1938年3月5日，任弼時從延安出發，在西安搭乘蘇聯運輸卡車，于蘭州搭乘蘇聯飛機經迪化抵達莫斯科后，于1938年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主席團提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報告大綱。任弼時的這份大綱巧妙地揉和了毛澤東和王明的觀點，既迎合了斯大林，又不失時機，為毛澤東在共產國際打下了楔子，「掛上號」。
　　任弼時在「大綱」中高度評價了王明返國后傳達的季米特洛夫有關發展中國統一戰線的指示。他聲稱，中共黨內原先對統一戰線的認識存在「某些不足夠的地方」，對國民黨有「深刻成見」，與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有「某些摩擦」，「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以后乃漸減少」。任弼時說：中共已「認定」王明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從抗日」、「民主、民生、皆在其次」的主張，在發布了中共中央十二月宣言以后，「國共兩黨關系，在基本上有了進步」。314
　　「大綱」對王明、周恩來等提出的「保衛武漢、河南與陜西」的口號，也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任弼時強調，這是目前中共「最重要任務中」的「最中心的一環」。他還表示，中共中央將「糾正『左』的關門主義的工作方式」，「決定于最近半年內，召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
　　然而，任弼時此次赴蘇的目的，絕不是為王明等做「宣傳員」，他之所以在給共產國際的匯報大綱中反映王明等的觀點，乃是王明的主張已被中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和三月政治局會議所接受，已成為現階段中共的主導性方針。盡管如此，任弼時仍不失時機地要將毛澤東的看法反映出來。「大綱」指出，「蔣介石和國民黨內一部分人，不愿國共兩黨以平等地位合作，而企圖在合作中削弱共產黨」，因此，中共將「以最大努力，擴大八路軍和新四軍」，「鞏固共產黨在八路軍、新四軍中的絕對領導」，「阻止外界惡劣影響的侵入」。 315
　　任弼時的「大綱」送交共產國際后，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里，沒有得到任何反應。任弼時當機立斷，迅速調整策略，在送給共產國際的菜肴中，再添加一把王明的佐料。
　　1938年5月17日，任弼時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一份關于4月14日報告大綱的「補充說明」。任弼時在這份「補充說明」中，提高了對王明的熱度，進一步陳述了王明的觀點。「補充說明」突出強調了王明返國后，在對中共中央完善統一戰線策略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任弼時明確指出，在王明返國前，之所以造成國共摩擦，除了國民黨方面的因素外，中共「過份強調了獨立自主、民主與民生的要求」，也是「重要原因」。任弼時表示。令后中共的迫切任務就是將廣大群眾組織到統一戰線的各種群眾組織中去。 316任弼時在這份「補充說明」中，雖然對王明及其思想觀點作出進一步的肯定，但這只是策略手段，任弼時的目的是要盡量消除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懷疑，力爭共產國際盡早批準4月14日提交的報告大綱。正是由于任弼時1938年春給共產國際的上述兩份報告對王明及「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多有贊譽之詞，所以幾十年來一直未予公開。
　　任弼時的策略迅速取得了立竿見影的結果，中和了王明與毛澤東觀點的4月14日報告大綱和5月17日的「補充說明」，終于獲得了共產國際的肯定。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了〈關于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對于毛澤東，這個決議案中最有價值的一段話就是共產國際承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317
　　毛澤東當然清楚，這段話中的「政治路線」實指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以來的中共路線，但毛卻可以對之「移花接木」，因為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后，毛的中共首席地位并沒有改變，對中共政治路線的褒揚，完全可以解釋成是對毛的路線的肯定。
　　事實上，毛澤東非常了解共產國際在他與王明的爭執中，是明顯偏袒王明一方的。共產國際在6月11日的決議案中，要求中共「誠實」、「誠懇」、「積極」、「用一切辦法」幫助國民黨，甚至提出了中共應協助國民黨，「實行征兵制」，「建立新軍」，「發展國防工業」等一系列與中共毫不相干的建議。然而，毛澤東仍然可以接受這個建議，因為對于不合口味的莫斯科的指令，毛早就練就了一套靈活應付的本須，或將其擱置一邊，或避重就輕，總之毛不會讓莫斯科束縛住自己的手腳。
　　在獲得初步的成功后，任弼時在莫斯科展開了第二步行動，現在任弼時已毫無必要再向共產國際大捧王明了，任轉身一變，開始為改變王明對共產國際的「錯誤影響」四處奔走。他滿懷熱情地充當起毛澤東在莫斯科柳克斯（LUX）大廈（共產國際辦公所在地及駐共產國際各國共產黨代表團駐地）的游說客。據當時担任任弼時俄文翻譯的師哲回憶，任弼時不僅親自到各國共產黨駐蘇代表團去宣講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還把在莫斯科的一批中共黨員干部分別派到各國代表團去介紹「毛澤東的革命理論」。   318
　　師哲回憶道，任弼時在向共產國際提交了匯報大綱后，曾寫過一份有關中國情況的報告，專門介紹毛澤東的貢獻。其中「斷定說，只有『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師哲的回憶沒有引證任何文獻資料，恐是師哲根據任弼時當時的政治態度，把任弼時5月17日提交的「補充說明」誤以為是任弼時向共產國際舉薦毛澤東。因為迄今為止，只見到任弼時向共產國際提交的4月14日「報告大綱」和5月17日「補充說明」，而未見師哲所言的任弼時這份舉薦毛澤東的補充報告。如果確實有這份報告，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一定會將其在黨的領導層中公開。
　　任弼時在莫斯科的活動在促使共產國際加深對毛澤東的印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共產國際顯然未能如毛澤東、任弼時之愿，明確承認和支持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袖。相反，莫斯科卻對毛澤東與王明的分歧有可能造成對中共的損害，表現出強烈的憂慮。在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有關中共代表團的決議案中，莫斯科敦促中共領導層特別要警惕：「日本偵探及國民黨的反共分子用一切可能的陰謀詭計」，「在中共領導同志中」，「造成分歧和紛亂的企圖，來破壞中共領導的集體工作」。 319 因此，任弼時仍有必要繼續留在莫斯科，為毛澤東繼續作改善形象的公關工作。不久，任弼時未竟成功的使命，竟意外地由同時在莫斯科的另一人圓滿完成，他就是原屬王明集團、后跳槽至毛澤東營壘的王稼祥。
　　二關于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口信」
　　毛澤東在為爭取中共最高領袖而進行的持續斗爭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憑著他個人的政見主張，嫻熟運用各種謀略，吸引、爭取了許多昔日屬于對立營壘的黨內高層人物，使他們成為自己的同盟者。王稼祥就是較早被毛澤東爭取過來的原王明集團的重要成員。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帶回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關于「承認」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重要口信：「在（中共）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320王稼祥傳達的莫斯科這一重要口信，在1938年充滿強烈親蘇氣氛的中共黨內所發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它簡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對毛澤東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書。從此塵埃落定，毛澤東雖未立即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已成為事實上的中共最高領導人。至于王明，一旦遭莫斯科冷遇，則完全喪失了政治上的回旋馀地，開始迅速走下坡路，最終被毛澤東一腳踢進「歷史的垃圾堆」。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獲得季米特洛夫的支持，是與王稼祥在莫斯科開展的積極活動分不開的。王稼祥是為醫治內戰期間所受的槍傷，于1937年6月下旬在上海秘密搭乘蘇聯輪船前往蘇聯的。 321王稼祥在治病之外，是否另有特殊使命于事隔五十年后才真相大白。198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在紀念王稼祥的文章中稱，王稼祥赴蘇系受「中央派遣」，「向共產國際領導人介紹中國革命情況，包括他個人對中國黨的領導的看法」。322三十年代曾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師哲也說，王稼祥是「身負重任」來到莫斯科的。 323 這里涉及到一個關鍵問題，王稼祥赴蘇向共產國際陳述他「個人」對中國黨領導的意見，究竟是誰授權的？在王稼祥啟程赴蘇的1936年12月初，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張國燾、周恩來和博古。張國燾甫抵保安，因「另立中央」享受到批評，已心灰意冷， 324周恩來、博古等正忙于和西北軍、東北軍交涉。在毛澤東和張聞天兩人中，張聞天授意王稼祥去莫斯科陳述王個人對中國黨領導的看法，可能性極小。答案只能是一個，是毛澤東授意王稼祥去共產國際開展要求改變中共領導的活動，也唯有毛澤東才會這樣做。
　　王稼祥這次在蘇聯居留有一年時間。王稼祥抵蘇后，王明已準備返國，從1937年11月起，王稼祥就接替了原由王明担任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職務，直至1938年3月任弼時抵莫斯科，才轉由任弼時接任該職。據王稼祥自述，1938年7月，在王稼祥返回延安的前夕，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與他及任弼時進行了一次重要談話。這次談話并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因此無從考證季氏與王稼祥、任弼時會談的具體時間和地點。據王稼祥說，季米特洛夫談了以下一段話：
　　「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實際斗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325
　　關于季米特洛夫對王稼祥請的這段話，前蘇聯中國問題專家季托夫對它的真實性予以了否定。季托夫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斗爭（1937—1939）〉一文中聲稱，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澤東和王稼祥聯手搞的「陰謀詭計」。季托夫說：
　　共產國際根本沒有（決定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那個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為毛澤東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為了完成毛澤東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產國際個別工作人員（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進行了交談。曾談到似乎中共中央認為必須選毛澤東當黨的總書記。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并沒有提出什么建議，認為這個問題應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326
　　在沒有進一步史料證實季托夫的「偽造說」以前，筆者傾向于接受「季米特洛夫曾向王稼祥表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這一說法。雖然「口信」一事確實存有不少疑點，例如，在共產國際6月11日通過的〈關于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中并沒有涉及對中共領導人個別評價的內容，為什么到了7月，季米特洛夫竟會在如此敏感的重大問題上，向王稼祥個人作出明確的表態？為什么共產國際竟會沒有這次會見的正式文字記錄？種種跡象表明，季米特洛夫向王稼祥講述的這番話，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個人的看法，而季氏的意見似乎得到斯大林的默認。因為，如果不經斯大林，季氏似無膽量在如此重大問題上自作主張。1938年，蘇聯正處于「肅反」大風暴中，王明的后臺與恩師米夫已被加之以「人民公敵」的罪名遭到處決。季氏利用這一機會，或為顯示其「革命的原則性」，有意對王明表示輕慢；或受「階級斗爭」之習慣思維之影響，對王明表示某種政治上的不信任，都是十分可能的。季氏雖與王明私交其篤，王明唯一女兒在其返延安前即托付給季氏撫養，但在1938年大恐怖的血雨腥風中，飽受寄人籬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輕侮的季氏于驚恐中欽羨毛澤東所創造的革命功業，亦在情理之中。斯大林在1938年屬意毛澤東也不奇怪。斯大林知道毛是中共實際的最高領導人，一年前派王明回中國只是為了「幫助」毛，而無趕毛下臺的意思。斯大林因米夫而對王明表示冷淡，但他卻無懲治王明的念頭，因為從各方面資料看，斯大林對王明關懷備至幾十年可謂不變。
　　王稼祥帶回延安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但是，北京大學研究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的向青教授，在未提供任何歷史資料的情況下卻斷言，王稼祥回國帶來了「共產國際從組織上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袖的重要文件」。 327向青教授的上述敘述是完全錯誤的。王稼祥本人及其遺孀朱仲麗也只是說，王從莫斯科帶回的是季米特洛夫的「口信」或「意見」。如果共產國際果真有這份「從組織上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共領袖的重要文件」，毛澤東在其最需要莫斯科支持的1938年，難道會將其束之高閣？事實是，當王稼祥于1938年8月返回延安后，毛澤東就立即決定召開中央會議，讓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員鄭重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季氏為共產國際總書記，即是共產國際的化身）。毛澤東如此急不可待，如果確有共產國際的書面意見，毛一定會在一定的范圍內正式公布，絕不會秘而不宣。至今，在中國出版的各種文件集中，都沒有這份「文件」。可見，1938年7月，共產國際沒有頒布過承認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正式文件。1938年8月，王稼祥返回延安時確實帶回了一份共產國際文件，這份文件不是向青教授所說的那個子虛烏有的東西，而是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的〈關于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
　　王稼祥返回延安所帶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對毛澤東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毛澤東終于得到莫斯科的承認。現在他的地位已得到加強，下一步就是要對王明等發起全面反擊，來鞏固自己的中共領袖地位。
　　三   兩面策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與毛澤東的〈論新階段〉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1945年6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關于選舉中央委員問題的講話時，把遵義會議與六屆六中全會相提并請，稱之為黨的歷史上「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并強調：「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328 六中全會的召開與王稼祥回國有密切的關系。1938年7月上旬，王稼祥乘蘇聯軍用飛機經新疆迪化飛抵蘭州，經陸路于8月下旬返回延安。王稼祥一回延安，立即向毛澤東轉達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現在毛澤東認為到召開黨的重要會議的時候了。
　　然而，召開什么樣的會議，卻令毛澤東頗傷腦筋。本來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都已通過決議，在近期召開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王稼祥已帶回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季米特洛夫口信，眼前正是國共合作比較順利的時期，參加七大的代表前來延安并不特別困難，召開七大的時機已經成熟。
　　但是，毛澤東并不想在這個時候召開中共七大，因為此時召開七大，還不足以一舉消除王明及其勢力。毛澤東十分清楚，莫斯科并沒有把王明搞下臺的意思，他只能在莫斯科劃定的范圍內活動。王稼祥帶回的季米特洛夫口信，雖然提及中共領導機關要以毛為首解決問題，但同時又強調中共領導層應加強團結，「不應花很久時間去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于總結十年經驗，「要特別慎重」。共產國際尤其告誡中共領導層，要謹防日寇挑撥中共主要負責人之間關系的陰謀。 329這就是說，利用共產國際的招牌，孤立、打擊王明的時機尚未到來。在王明影響仍然十分強大的1938年秋，如果冒然召開中共七大，很難保證毛澤東能獲得全黨的一致擁戴，從而一勞永逸地掌握中共最高權力。正是鑒于這種考慮，毛澤東決定不開黨的七大，而是召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
　　為了「開好」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做了精心的準備。在8至9月間，毛抓緊起草在中央全會上的政治報告——這是毛參加中共十七年后，第一次在黨中央全會上做政治報告。毛還向長江局發電，通知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等來延安聽取共產國際指示的傳達。毛深知控制信息的重要，在王明等回返延安以前，向他們嚴密封鎖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內容。330
　　1938年9月10日，毛澤東笑容滿面，站在延安各界歡迎王明、周恩來、博古、徐特立隊伍的最前列。就在不久前，也還是毛澤東，卻在少數人面前，用十分尖刻的語言，不指名地諷刺、挖苦王明是「涂胭脂抹了粉」，「送上門人家也不要的女人」（指王明等曲意討好國民黨）。331但是在歡迎王明等的隊伍里，毛澤東卻顯得熱情誠懇，儼然在迎接久別重逢的親密戰友。
　　1938年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關于任弼時報告的決議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9月26日，政治局再次開會，確定六屆六中全會的議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運用剛剛獲得的政治優勢，迅速對中共組織機構進行了重大調整。會議決定撤消長江局，另成立南方局以代之，由周恩來任書記，王明的長江局書記一職被無形中止；將東南分局升格為東南局，由項英任書記，東南局直屬延安領導；繼續保留北方局，并新設立中原局，由劉少奇一身兼任這兩個中央局的書記。332
　　1938年9月29日，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正式開幕，這次會議具有比較隆重的外觀形式，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共十二人，三名政治局委員缺席：任弼時在莫斯科，鄧發在迪化，凱豐在武漢留守中共代表團。原政治局委員張國燾已脫離中共，投奔國民黨。大會主席團由十二名政治局委員組成，秘書長由李富春担任。全會前后共開了四十天，是至那時為止中共中央所召開的歷時最長的一次會議。在會上作報告、發言的代表的十七人，幾乎占了與會者的三分之一。
　　六屆六中全會的靈魂人物是毛澤東。會議之初，由王稼祥作了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10月12日至14日，毛澤東代表政治局向會議作了題為〈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這個報告以后未全文收入毛澤東主編的《六大以來》，也未被全文收入《毛澤東選集》。
　　毛澤東為什么不愿意將〈論新階段〉全文收入《毛選》？333毛為什么意欲人們忘掉這個如此重要的文件？一言以蔽之，〈論新階段〉中包含了大量與王明相一致的觀點，而依照中共黨史編纂學的解釋，毛澤東正是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徹底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期間的言論和行為，集中展現了他變幻多端、前后矛盾、出爾反爾的政治性格。毛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鞏固個人的權力，可以言不由衷、信誓旦旦接過其政敵的所有政治主張；他也可以一瞬間完全變臉，說出前后判若兩人、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語言。
　　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使用了與王明幾乎類同的語言，毛指出「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可想象的」，他稱贊國民黨「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后兩個偉大領袖」。334并高度評價抗戰以來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之下」，中國已「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抗日大團結」，毛強調在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于領導與基干的地位」，他似乎忘記了他本人自洛川會議以來一貫宣傳的「片面抗戰必然失敗論」，而談起國民黨的「光明前途」。毛批評「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對于國民黨存在看一種不正確的觀察，他們對于國民黨的前途是懷疑的」，毛鄭重號召全黨必須「全體一致誠心誠意擁護蔣委員長」。335
　　毛澤東為了充分顯示中共和他本人對改善國共關系的誠意，向國民黨提議，共產黨員在保留中共黨籍的條件下，公開參加國民黨。毛并表示，中共將主動向當局提交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的名單。毛向國民黨保證，中共不在國民黨軍隊中組織黨支部，也不在國民黨黨員中征收共產黨員。336
　　毛澤東的最驚人之筆是他在六中全會開幕的當天——1938年9月29日，寫給蔣介石的一封親筆信。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表示對蔣介石「欽佩無既」，聲稱對「先生盛德」，「凡在國人，無不崇仰」。337毛的這封信由周恩來于10月4日在武漢當面交給了蔣介石，但從未收入《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書信選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來年譜（1898—1949）》時，才提及此事，但仍沒有全文公布該信的內容。 338
　　毛澤東自抗戰前夕就強調中共應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保持高度的獨立自主，七七事變后，毛更是堅決維護自已的這一政治主張。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后，毛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雖有稍許軟化，但其初衷始終未變，為什么到了六屆六中全會，毛竟會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毛難道真正轉變了思想？答案是否定的。毛澤東所有這類言論都是違心之言，這是他在當時復雜、微妙的形勢下，為應付斯大林和中共黨內的不同意見，為麻痹蔣介石而精心設計的謀略手段。
　　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是送給斯大林的一份禮物。毛清楚知道斯大林高度重視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8年6月11日共產國際關于任弼時報告的決議案，對此問題又再一次予以重申。在莫斯科事實上已承認毛為中共領袖的形勢下，完全有必要向斯大林作出服從的姿態。毛甚至還可以走得更遠一些，以顯示自己對國共合作的誠意，提出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正好堵住斯大林的嘴，看誰還再能批評毛澤東對國民黨缺乏合作誠意！對毛澤東而言，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毫不困難，只要能牢牢控制中共最高領導權，對國民黨說什么好話都無所謂。
　　毛澤東的〈論新階段〉也是說給蔣介石聽的，其目的是為了麻痹蔣介石，但是毛這次卻碰上了真正的對手。和毛絕不信任國民黨一樣，蔣介石也絲毫不相信共產黨。蔣介石一眼就看穿了毛澤東的意圖。蔣介石在接到了周恩來轉交的毛親筆信的當天，在日記中寫道：
　　「毛澤東這封親筆手書的措詞，開口『兩黨長期合作』，閉口是『中華民族統一團結』，完全不是共黨素來口吻，反使我產生疑慮」。「于是我知道這是中共企圖第二次大規模滲透本黨的陰謀。我們依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慘痛經驗，是不能再上當了」。 339
　　1938年12月6日，蔣介石的見周恩來，對10月4日周轉交的毛澤東親筆信中的四點建議作出答復。毛在信中提議：一、停止兩黨的斗爭。二、共產黨可以加入國民黨，或令其一部分先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組織，其全體分子一律加入三青團。四、以上參加者，均保持其共產黨黨籍。蔣介石提出，跨黨不贊成，共產黨既行三民主義，最好與國民黨合并為一個組織。如果辦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加入國民黨而不跨黨。蔣介石的建議被周恩來拒絕，周表示中共除了跨黨外，不可能加入國民黨。 340
　　毛澤東以虛虛實實、半真半假的態度試探蔣介石，蔣介石則以不硬不軟的態度回應毛澤東，其實兩人心中都有譜，國共兩黨不可能再回到1924—1927年黨內合作的年代。毛澤東本來就沒有對此當真，提出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原本就是作給人看的。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蔣介石不愿上鉤，毛澤東也就順手將其擱置一邊了。
　　在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的數十天內，毛澤東四面八方。席不暇暖，為應付內外形勢，費盡了心機。一方面，毛要虛應故事，敷衍莫斯科和國民黨；另一方面，他更急于利用來之不易的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加速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毛深知來自莫斯科的「支持」很不牢靠，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難道不都是莫斯科立在先，最后還不是都被莫斯科所廢嗎？眼下，共產國際雖然承認了毛的領袖地位。但是，說不定轉眼間莫斯科就會改變主意。因此，當務之急就是趕快造勢，形成毛是中共唯一領袖的既成事實，并使之不可動搖，即使莫斯科日后反悔，也將對毛無可奈何！
　　毛澤東必須首先亮出自己的觀點，以集合同志，把王明孤立起來。然而，在1938年毛澤東要做到這一點，卻非易事。不久前毛澤東剛做的報告〈論新階段〉還在與會者的耳畔回響，由于毛澤東自己的語言已被淹沒在王明理論的汪洋大海中，大多數與會者尚不能分辨毛與王明的差別。加之，王明、博古等都在延安，如果當著他們的面，亮出自己的觀點，又與〈論新階段〉自相矛盾，一時似乎又拉不下臉面。毛澤東終于想出一條妙計。9月30日，毛以轉交致蔣介石親筆信為由，先將周恩來支去武漢。10月初，周恩來、凱豐自武漢來電，提議王明等速來武漢，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341毛順水推舟，又讓王明、博古于10月下旬去重慶（國民黨中樞機構此時已從武漢遷至重慶）。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不在延安使毛澤東大暢所欲，這樣，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將自己的真實觀點在黨中央全會上和盤托出。
　　1938年11月5日至6日，在王明、周恩來、博古等缺席的情況下，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閉幕式發表了不指名抨擊王明、周恩來的重要演說。六中全會會議期間，因季米特洛夫「口信」，毛澤東的威望迅速上升，許多煩導人，包括王明都發表了支持毛為中共領袖，贊頌毛的言論。毛澤東利用會議期間這種有利于自己的氣氛，將批評矛頭驟然轉向王明等人。他似乎已完全忘掉自己曾在同一場合，剛剛在〈論新階段〉報告中談過加強統一戰線的意見，現在他卻直言不諱地宣稱，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342
　　毛澤東在不到一個月前，在同樣的黨的高級干部面前，親口說過擁護蔣委員長一類話，現在卻改口抨擊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毛的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在六中全會閉幕式上完全成功，與會的黨的高級干部竟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至此，毛終于看清自己在中共黨內的主宰地位已經基本確立，「勢」既形成，其「威」立時顯現，即使黨內仍有不同意見，在毛的權勢下，也只得噤口。
　　毛澤東在11月5日至6日的閉幕式上還拉上劉少奇，毛稱贊劉少奇道，還是少奇講得對，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實際是「一切經過閻錫山」、「一切經過國民黨」。毛指責道，這是忘記了黨的獨立自主方針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提出對國民黨應采取「先斬后奏」、「先奏后斬」、「不斬不奏」、「只斬不奏」的靈活策略，最終目標是爭取壯大中共武裝，為未來的勝利奠定基礎——毛澤東終于講出了被壓抑很久的心里話！
　　毛澤東利用王明等缺席，將自己的真實觀點公開表達出來，這是毛澤東取得的對王明的重大勝利。但是，王明的觀點畢竟沒有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觀點。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該決議案批準了「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于一切」的口號。同時宣布，國共合作最好的組織形式就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青團，中共愿向國民黨當局交出中共黨員名單。決議案再次重申，「不在國民黨中及國民黨軍隊中建立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決議案沒有充分反映毛澤東在閉幕式講話中有關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內容，而是根據〈請新階段〉報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會上報告的精神，提出各級黨組織應防止統一戰線中的「左」、「右」兩種傾向，保證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強調不要給黨內同志亂加「左」、「右」的帽子。343決議案還正式宣布，完全同意政治局自五中全會至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具體工作」，344毛澤東對于這個結論雖然很不情愿，但在當時也只能違心接受。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顯示，毛仍然受到黨內不同意見的牽制，毛澤東還需找到能夠在政治上制敵于死命的武器。毛終于找到了這個武器，它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四毛澤東的「新話」：「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毛澤東經長期醞釀，為徹底打倒王明和黨內的留蘇勢力，鏟除中共黨內根深蒂固的對斯大林的崇拜，最終確立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導師」地位，而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一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口號。毛通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口號，為自己所有「異端」觀點尋找到解釋的依據，它集中體現了毛本人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觀點和態度，構成了漸趨成型的毛主義的理論核心。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的講臺上，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概念，毛指出：
　　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看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持了解并亟待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喝，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345
　　毛澤東的上述言論，邏輯嚴密，言簡意賅，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抗戰階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黨員的心態，極具正當性和鼓動性。對于參加六中全會的許多中共領導干部來說，他們似乎并不完全了解毛的這番講話實際上已標志中共戰略思想正發生重大改變。他們也沒有覺察到毛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講話掩藏著不久后將向黨內留蘇派勢力開刀的預兆。時下，他們都樂意聽到毛這種令人耳目一新，充滿民族自尊感的話語。
　　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新概念并非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他積蓄已久看法的總結與升華。毛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于他吸取、應用馬列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蘇共黨的組織結構形式，將其與中國歷史的重大遺產——農民造反，「馬上打天下」的傳統融匯統一，使之轉化為由共產黨領導的、以推翻國民黨統治為基本目標的現代農民大革命。作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論及經驗，雖在毛將中國傳統遺產轉化為現代農民革命戰爭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論及其經驗與毛的觀念和行動又常有不合之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口號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注人了民族主義的活力，它不僅為毛所有的觀點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也給毛創造了自由活動的廣闊的空間，它更有助于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
　　毛澤東從不諱言自己負有解救中國人民、再造中國的歷史使命，他也從未懷疑過自己具有別人無法企及的智能和能力。這種強烈的「舍我其誰」的自信力與堅強的個人意志力一旦結合。確實使毛澤東產生了一種「能強迫歷史朝他的理想邁進」的力量。 346 1935年后，毛逐漸控制了中共的實權，進而迫切需要創造一個在理論上能為自己自圓其說的解釋系統。同時，熟知中國傳統的毛澤東也深知，欲成為黨的最高領袖，僅手握兵符還不夠，還需要成為能為廣大追隨者提供精神資源的「導師」。換言之，有「君」之實，而未有「師」之名，是令毛澤東深感缺憾的。于是，怎樣創建「師」之理論體系，如何使之達到「君師合一」，就成為長期困擾毛思緒的一大難題。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僅表明毛澤東的解釋系統已初建成功，而且標志著毛為確定自己的「導師」（教主）地位而進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毛澤東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主要出自他長期的思考，但是若干資料顯示，毛之所以能提出這個命題，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啟發有關。梁漱溟與毛澤東相識于五四時期的北京，兩人均未出國留洋，也未受過國內正規大學的訓練，都是自修型知識分子出身。1938年1月，這兩位在政治思想和個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的老友，在延安的窯洞卻有過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談。347
　　梁漱溟是一個新舊雜揉的「中國文化至上論」者，一生汲汲于融匯民主、科學與中國固有文明，以濟世的情懷，長期徘徊于學術與政治之間。毛澤東則并非是一單純的「中國文化至上論」者，此時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領袖，毛雖對中國歷史和文化情有獨鍾，但是他的這種態度卻完全服從于現實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諱地向毛澤東表明，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必要性存在懷疑。他認為，中國的共產革命是從外來引發的，而非內部自發。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國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近代社會均非同物，而拿外國辦法到中國來用，才造成中共過去十年勞而無功，僅靠中共軍隊維持黨的生命。梁氏認為，抗戰后，因中共放棄對內斗爭，倡導團結抗日，適合人心要求，中共才「聲光出于各黨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不要再靠軍事維持一條黨命」。348
　　毛澤東對梁氏所言，「笑言相謝」，稱贊道，「很可感」。梁氏所論雖從根本上否認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卻與毛不謀而合。毛在內心中早就對中共黨內的全盤俄化持有異議，且認為正是靠著軍隊，才挽救了共產黨。至于梁氏關于中國社會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貿然否認，而是予以「相當承認」，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中國特殊性而忽略中國之與世界各國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會均存在的階級、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349毛并表示贊成梁氏《鄉村建設理論》一書中不搞上層表面文章的「憲政運動」，而從改造社會的基層入手，從農村入手的主張。 350
　　毛澤東出于意識形態的限制，不可能對梁漱溟的觀點全然贊成。但是兩人說話投機，在思想和觀念上有許多共嗚卻是不爭的事實。毛和梁都具有強烈的中國歷史文化意識，在精神和氣質上都具有濃厚的中國色彩，但是，毛畢竟不是一個單純的思想型人物。1938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見到的毛澤東，待人接物謙恭有禮，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剛怒目的另一面，梁漱溟則要在十五年后才能真正須教，當然這是后話了。
　　在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1938年，真正能夠一眼看穿毛之動機的人，在中共黨內唯有王明。1938年10月20日，王明應部分與會代表的要求，在前一階段作過〈共產黨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后，再一次在六中全會上做〈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爭取最后勝利〉的長篇發言。王明在發言中表示擁護毛的意見，但是他又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實行中可能出現的偏差憂心忡忡。王明提出，在使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中，應注意五個方面的問題：一、首先應學習馬列主義；二、不能庸俗化和牽強附會；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論和煩瑣哲學代替唯物辨證法；四、不能以中國舊文化舊學說來曲解馬列主義；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誤解之下，來忽視國際經驗的研究和應用。351王明的上述看法顯然出自其親莫斯科的立場，表達了中共黨內留蘇勢力對毛澤東有可能利用這個口號背離正統馬列的警戒和担心。
　　然而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口號，確可發現，這個口號對中共的作用是雙重的。毛澤東提出這個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發展壯大；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隨這個口號，中國傳統中的某些消極因素也被注人到中共體內，給黨自身帶來了長期的困擾。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論的準備，黨內一直存在著輕視理論的根深蒂固的傳統。1927年后，中共長期戰斗在落后的農村邊遠地區，其階級構成發生重大變化，農民黨員的比重在黨內占了壓倒優勢，早已養成農村軍事性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提出，為中國傳統因素大規模浸潤中共正式打開了大門，使原來就深受農民造反傳統影響的中共，更加顯現出農民化的色彩。「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這種雙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歷史和1949年后中國的歷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證實。
　　但是在1938年秋冬的延安，毛澤東抓住「中國化」這面旗幟，已使自己處于完全主動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認」大大提高了毛澤東的威望，毛澤東「奉天承運」，一手牢牢掌握中共軍隊，一手揮舞「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大旗，名正言順，師出有名。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無以自拔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