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寫《論言論自由》

簡體傳統

二十世紀人類的最大難題
　　
　　二十世紀人類所面臨的一個最大的難題，無疑就是「我們怎樣才能戰勝極權主義?]
　　十五年前，當我第一次讀到威廉.夏爾的《第三帝國的興亡》時，一種無比深刻的悲憤與恐懼之感沉重地壓在我的心上。合上書，我一直在想：要是當年希特勒在進行軍事擴張時稍微更有耐心一點，結局又將如何呢?或者說，假如希特勒并不一味向外擴張，而只是不斷地加強對內的控制，那么，德國人民還能夠擺脫納粹的統治嗎?當人們不幸落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魔掌之中時，他們該怎么辦?
　　
　　我們必須戰勝極權主義
　　
　　大致說來，我是在一九七O年間完成了思想的轉變的。魯迅說：「人生最大的痛苦便是夢醒之后無路可走。]其實，魯迅并沒有充分的資格說出這句話---既然他還能公開地說出它。在最黑暗的社會里，你是聽不見任何大聲抗議的。它甚至不是一個沉默的社會。請想一想：每一個早上和夜晚，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處都響徹著[三忠于]、「四無限]的誓言和「東方紅]的歌聲。不要以為這完全是表面現象。誰控制了人們的思想，誰就控制了一切；而誰控制了思想的表達，誰就差不多是控制了思想本身。我不能不發現，我們正置身于人類有史以來最專制、最暴虐的一個時期。我倒并不認為世界已面臨末日，我畢竟知道在這個星球上確實還存在著自由的社會和自由的人民。我也不担心這個「左]的極權怪物會吞并全世界，因為它顯然缺乏足夠的力量。我甚至不相信它能維持得太久，既然它已經開始了動蕩不安。但是，我清楚地，也許是過分清楚地懂得：彼處的光明不能自動地取代此處的黑暗；一個無力于向外擴張的政權，并非沒有充裕的力量對內壓迫，它當然不會千秋萬代，像它自己吹噓的那樣，然而卻很有可能耗盡我們一代、兩代人的生命，我真希望有那種飲上一口，便醉上五十年、一百年再醒的藥酒。可惜我知道這種藥酒并不存在。不，即使人間真有這種藥酒，我也不會去喝的。逃避，如果是可能的話，它可以免去痛苦，但無法免去恥辱。我們必須用我們自己的勇氣和智慧去戰勝極權主義，那怕我們一時未能獲得成功。
　　適度的壓制會招致反抗，并且它往往比平淡無奇的安逸生活更能激發起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可是，過度的壓制是會消滅反抗的，確切地說，它能把反抗壓縮到幾近無形的程度。過度壓制肯定是要傷害和侵蝕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這不僅僅是因為它把一切正義的事業扼殺于襁褓之中，而且還因為它把任何偉大的精神都窒息于封鎖之內。雖然我同意康德的看法，認為善在于立志。不過，除非你的善良意志能外化為可見的行為和后果，否則它便會由于缺乏體現而無從證實。偉大人物和偉大事業都不是一下子可以成就的，因此，假若當它們初露端倪之際便遭到殘酷的鎮壓，那么它們便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實現。尤其是，縱然出現了偉大的行為，如果它們不能為眾人所知曉，那么這些偉大的行為也就不能獲得它們應該獲得的完整意義。這后一點也許更為關鍵，說「反抗吧，你們的反抗不可能取得成功]，這并不可怕，因為誰都知道羅馬不是一天之內就建成的；但要是說「反抗吧，你們的反抗不會留下任何痕跡]，那就太可怕了，因為無數個零相加依然是零。問題在于：要抹殺一件發生過的事實，使之留不下任何痕跡，并不是做不到的。這就是極權主義社會最為恐怖之處。
　　每一個在極權統治下生活過的人，無不體嘗過那種令人絕望的軟弱無力之感。面對著龐大的、現代化的鎮壓機器，面對著你無法與之自由交流，因而顯得陌生且充滿不測的敵意的由他人組成的社會，你發現自己竟是那么渺小、微不足道、不堪一擊。一切自由都被剝奪，唯一余下的自由只有那任何外力無法剝奪的自由!!思想自由。可是，能夠自由地思想卻不能自由地表達，這對于思想是極大的折磨---在這種情況下，沒有思想顯然要好過得多。無怪乎很多人要放棄思想，寧肯讓自己敏銳的頭腦麻木下去了。我想，在這漫漫的長夜，一顆自由的靈魂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也許就是默默地拿起筆來，暗中記下眼前發生的一切，等待著有朝一日公諸于世，讓全體同胞、讓全世界的人知道那沉重的鐵幕下無比痛苦的真實。但是，我又想，難道我們就只能作一名黑暗現實的控訴者嗎?難道我們就只能等待著別人來營救我們、等待著從別人那里獲得大聲說話的機會嗎?難道我們就真的不可能做出任何更主動的事情了嗎?一個不屈的受難者的形象是好的，不過，如果能成為一名英勇的斗士，那就更好。
　　
　　尋找出一條從內部改變極權社會的途徑
　　
　　坦率地說，在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并不知道我能夠作些什么。我只是不相信，確切地說，是不愿意相信我們真的是無路可走。我感到我們好像是置身于一個巨大而危險的迷宮之中，出路一定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死胡同，是能把探索者活活吞掉的死胡同。科學家講究「試錯法]，可是和極權主義打交道卻很難去「試錯]，因為它的代價過于高昂。全部問題在于：在極權主義這個銅墻鐵壁鑄成的牢獄中，究竟哪一塊磚頭是可以撬動的?我相信事在人為。我所說的「事在人為]包含著兩層意思：其一是相信我們自己一定能打開出路，其二是相信極權主義者一定會犯錯誤。不少人之所以持悲觀的看法，以為囚禁于極權主義社會內部的人民不可能對之進行卓有成效的斗爭，一方面固然是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偏重于從純理論的角度考察極權社會，忘記了極權社會的統治者們也是人，而人總是會犯錯誤的。我并不是寄希望于偶然性，因為人之要犯錯誤實在是個必然性。即便從理論上講，極權主義社會，有可能可以完善到天衣無縫的地步，但是由于極權統治者自身的愚蠢和任性，他們也必定會把一切搞得亂七八糟，從而使追求自由的人們有機可乘。毫無疑問，極權統治是利用人們身上的弱點建立起來的。換句話說，如果人們自身沒有缺陷，極權統治根本不可能產生。我相信，任何一個對極權社會略有研究的人都深知這一點，那么，你們為什么會以為極權統治者們自己能是沒有弱點的呢?
　　當我們說極權統治是利用人們身上的弱點建立起來的時，我們僅僅涉及到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同樣毫無疑問的方面是，極權統治也是利用人們善良的愿望建立起來的。這些人終究會從自己的經驗中認清極權主義的真面目，從而根本改變他們的政治態度。把極權社會比作牢獄是貼切的，就其對人的束縛而言；但是政治制度畢竟不同于建筑物，它不可能在一經修成之后便可自然地維持其存在。政治制度是活的東西，它時時刻刻需要人們的參與。無論如何，極權統治不可能在失去人們的自覺支持，尤其是最有理想、最有能力的那批人的自覺支持的情況下，依然繼續存在下去。必須記住，在構成極權統治那似乎是無可匹敵的威力中，正包含著我們自己提供的一分力量。因此，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當然也就可以削弱它的威力。
　　我堅信，極權統治一定是可以從內部予以擊潰的。我決不承認只有通過外部的力量才能摧毀極權統治的觀點。那種觀點實際上等于承認極權主義不可戰勝。如果說當代人類社會有兩大問題：其一是自由社會如何保持其自由，其二是極權社會如何克服極權，那么，從邏輯上講，我們必須承認，后一個問題顯然更為重要。假如我們承認自由社會有可能墮入極權主義的深淵，同時又認定極權主義社會并不能靠自身的力量重獲自由，那么人類的前途就幾乎是沒有希望的了。我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就是：尋找出一條從內部改變極權主義社會的途徑。
　　
　　不應對最高領導層的自動轉變抱過多期望
　　
　　在考慮這個問題時，從一開始，我就不贊成對最高領導層的自動轉變抱過多的期望。因為，這種轉變的可能性并不大。一般說來，在現代極權主義社會中出現一位自由主義的最高領導人，其可能性要遠比在世襲君主制社會中出現一位自由主義的君主更小。畢竟，君主之成為君主，靠的是血統；這就不像在現代極權主義社會，一個人要當上最高領導者必須依靠他能適應那種封閉的意識形態和殘酷的權力斗爭。一位具有君主血統而又具有自由主義氣質者固然是難得一見，但一個能夠在長期的殘酷斗爭中爬上權力寶座而同時具有或仍然保持自由主義傾向者，恐怕就更為難得。退一步說，世襲君主制并不能有效地担保每一位繼位者都是十足老練的專制主義者，而現代極權主義社會通常都總是努力使那些十足老練的極權主義者登上寶座。再者，對一個世襲君主而言，他的權力的正統性主要是來自他的血統而不是來自他的政見（在相當程度上)，因此他可以推行一套與過去大不相同的主張而不必担心因此失去權力。但是一個登上了最高權力寶座的極權主義者，他的權力的正統性，主要來自他以往的政治活動被他的同僚所認可，所以他如果要實施一些與過去大不相同，因而也就是與難于為其同僚所認可的政策，他就很可能失去同僚的擁戴而失去權力（例如赫魯曉夫)。
　　我并不排斥最高領導層自動轉變的可能性。但是對我們來說，這種可能性是可遇而不可求。它在我們的努力之外，因此我們也無需乎為之過多地思考。執迷于這種可能性是有害的，它會使人們用等待代替奮斗。這對于渴求自由的我們尤其不適合，因為只有憑借著自己的奮斗而爭得的自由才可能具有其完整的價值。
　　當我說我不贊成對最高領導層的自動轉變抱過多的期望時，我是說我不大相信在極權社會中會出現這樣的領導者，他會自覺自愿地推行一整套自由主義方針，從而根本上改變極權社會的性質。我并不否認極權社會的最高領導層很有可能出現種種變化，而這些變化會為我們爭取自由提供可資利用的機會。我知道并且相信，在極權統治者內部充滿著尖銳的矛盾，這些矛盾本身不會或很難會自然而然地導致自由化的結果，但是它們確實可能為我們提供很好的機會。在這個意義上，也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十分重視極權統治者上層的變化與斗爭。現代極權主義制度有一個巨大的弱點，那就是它不能為其最高權力的運用和交替找出一種穩定的辦法或規定。這就導致了其上層變化與斗爭的激烈，頻繁以及不可避免。
　　
　　關于「文化革命]中權力斗爭的幾個問題
　　
　　這里有必要談一談「文化大革命]。為了興建「文化大革命]這項浩大的工程，毛澤東不僅花光了多年的積蓄，而且負上了巨大的債務。正是通過「文化大單命]，中國大陸的極權主義才發展到了它的頂峰；也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國大陸的極權主義才產生了不可彌補的裂痕。不管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動機是什么，「文化革命]的客觀效果是使億萬中國人民卷入了上層的權力斗爭或曰路線斗爭，這就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后果：黨的高層領導團結一致的虛假外貌打破了，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神圣光圈消失了。誠然，「文化革命]在全國勝利地建立起空前嚴酷完整的控制，可是這種勝利是一種「圖窮匕首見]的勝利。本來，極權統治的力量在于它巧妙地結合了「理想]和「恐怖]，「文化革命]的結果卻是破壞了這種結合，它使「恐怖]走向前臺而使「理想]失去光彩，這就使得極權統治自身陷入了不可解決的危機之中。
　　考察「文化革命]中幾次重大的權力斗爭，有幾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文化革命]初期，人們之所以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去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固然是出于對毛澤東的迷信和對「左]的革命理想的追求，同時也是出于對劉少奇、鄧小平一類人派工作組壓制群眾的反感。問題在于，像劉少奇、鄧小平這類人，雖然與毛澤東有著許多分歧，但是他們也并非人民自由權利的守護神。因此，到了「文化革命]的中、后期，鑒于現實的日趨惡化，懷舊思想確實越來越強，然而實際上，我們并不是真心地希望復舊（回到「文化革命] 之前)，確切地說，我們的希望不僅止于復舊。人們對被打倒的若干人寄了同情，決不意味著對他們在被打倒前的所作所為的一律認可。后來人們支持鄧小平和早先人們支持毛澤東是很不相同的。早先人們支持毛澤東，是以毛澤東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是為了實現毛澤東的理想；后來人們支持鄧小平，卻是希望他自己的意志能夠影響鄧小平的意志，是為了實現人們自己的理想。這就是說，我們并不相信鄧小平會主動地搞自由化，我們只是認為我們有可能促進他搞自由化。
　　第二、關于林彪事件。并不是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輕人)，都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才改變或開始改變其政治觀點的。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獲悉林彪事件后，首先是感到興奮（終于有人想干掉毛澤東了)，其次是遺憾（「惜乎不中秦皇帝])。毛、林之間為了權力而火并，這一點并不費解。對許多人來說，令人費解的倒是在于那個一貫極「左]的林彪怎么會寫出一篇那么「右]的「五七一工程紀要] 。其實道理也很簡單。依我之見，不論是毛澤東先于林彪而正常死亡，從而林彪名正言順地接管最高權力；還是林彪秘密殺死毛澤東（像歷史上傳說的趙光義殺死趟匡胤）而頂替王位。總之，只要林彪能在表面上正常的情況上奪得權力，他就很可能會繼續宣稱[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因為唯有那樣才能夠證明其權力的「正統性]。在這種情況下，「五七一工程紀要]就會永遠地藏之秘室。當然，在實際措施上，林彪也會大幅度地修改毛澤東路線，但他很少可能以至于絕對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極權統治本身。反之，如果林彪不能順利接班從而被迫與毛澤東公開對抗乃至于刀兵相見，他就一定會亮出「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旗號，以反對毛澤東的極權專制為號召，這樣他就很可能采取一些具有更多的自由化傾向的措施。換句話說，由于在中國gcd高層領導人之中十分缺少甚至于也許根本就沒有真正具有自由主義信念的人物，因此，除非是他們處于某種公開的反對派的地位，從而不得不以自由民主為號召以期贏得人心，戰勝對方，否則他們一般是不大肯在自由化方向上走得太遠的。
　　以上兩點對經驗事實的分析，有助于加強我在前面提出過的觀點，那就是：我們可以重視，應該重視，有時甚至是必須重視高層領層內部的矛盾與分歧，但決不要一味地依賴它。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擬定我們自己的戰略和策略，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獨立的立場。這樣，我們所做的一切，對于任何傾向于自由民主的派別和措施，都是一種堅定有力的支持和深謀遠慮的引導，對于任何半心半意、動搖不定的派別和措施，都是一種推動!---向著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和一種抵制---當它們試圖中止或倒退的時候；對于任何堅持極權主義的派別和措施，都是一種明確的反抗。這樣，我們就不會因為過分疑慮重重而失去果斷行動的良好時機，也不會因為過份輕信而再一次被人出賣。自由的人乃是那具有獨立意識的人。確定一種獨立的立場對于我們有著至關重天的意義。
　　
　　追求自由還是追求權力?
　　
　　我知道，一直有不少人，其中有一些很聰明、很能干，他們對于自由民主的含意并非一概無知，這些人非常關注最高領導層的分歧與斗爭，他們對其中的某些派別表現出明顯的親近乃至投靠意識。他們這樣做，并不是因為他們相信那些領導人會真心實意地搞自由化，而是因為他們認為，相比之下，那些領導人較為開明。他們希望自己能夠得到那些領導人的信任和重用。他們熱中于獲得權力，顯然更甚于堅持權利。只要能夠被納入執政者的行列或者是成為它的外圍，從而能夠直接地或間接地運用或大或小的權力作一些多多少少具有建設性意義的工作，他們寧肯舍棄自由，起碼是推遲對自由的追求。
　　我很熟悉這種人，很理解這種態度。在那黑暗的歲月，我所痛苦的是沒有自由，而這一些朋友所痛苦的卻是懷才不遇。「不遇]什么?不遇「明主]（其實也不一定非明主不可，只要能用自己就行）。懷的什么「才]?統治別人的才。這些人一般都不重視自由和獨立的價值，在他們各自的千差萬別的「治國平天下]的宏偉構想中，幾乎都暗含著對一個無限權力的欣賞與需求，至少是缺乏對權力應當加以嚴格限制的明確信念。他們批評當權者，不過是批評他們事情做得不高明，而不是批評他們侵犯了人民的自由權利。他們心目中的民主，無非是職位能對他們開放，至于這些職位本身是否必須加以明確的界定，從而社會的，尤其是個人的某種自由的、自發的活動范圍是否必須加以保護，那倒是無關緊要。基于這種態度，他們最關心的就不是如何抵制無限權力的侵犯，而是如何接近，擠入那個權力中樞。
　　我毫不懷疑，這些人中間的一部分（當然不可能是全部）的確懷有試圖利用權力作一些好事的善良愿望。但是我要提醒人們注意的是：盡管現實中的極權統治總是搞得十分殘忍、惡劣，但從理論上講，極權統治的本意卻是在于要做好事，它所自夸的一點恰恰在于，由于權力的集中、絕對，它就能夠在不受任何牽制、干擾的情況下為所欲為地干好事。極權統治不是別的，它正是要壟斷一切做好事的權力。因此，從理論上講，它不但不排斥，而且還鼓勵并用全副力量支持那些在承認其絕對權威的前提下為其效力的人。否定極權社會的現實是容易的，因為它實在乏善可陳；否定極權社會的理想就難多了，因為它看上去那么富于魅力---尤其是對于那些統治欲超過獨立意識的人。這些人所以抱怨極權社會，只是抱怨它的現實，并不是抱怨它的理想。事實上，他們常常正好在用極權社會的理想去批評極權社會的現實。關鍵在于：你是否堅持人民的基本權利不容侵犯，是否堅持權力本身必須受到制約。
　　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和某些人的立場是不一致的。我并不否認極權統治有可能接納一些能干的好人，我也不否認這些能干的好人有可能運用手中的權力作些好事，我還知道，在「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情況下，在其它各處均以黑暗籠罩而全部燈光集中照射在那唯一的權力舞臺的情況下，這些好事，盡管在陽光普照之下多半是平淡無奇，而在那樣特殊的背景下是會顯得光輝耀眼的，因此它很能滿足人們的虛榮心。但是，我要指出的是：
　　第一、由于絕對權力的腐蝕作用，極權統治必然會更多地干壞事，更少地干好事。
　　第二、為了維護自身對作好事的權力的壟斷，極權統治勢必會打擊一切獨立于它的良好意愿和良好行動，它勢必要打擊那些最自尊、最優秀的人們，從而為阿諛逢迎、妬賢害能大開方便之門。
　　第三、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也就是在當權者們聰明、能干，對全社會實行了慈父對幼兒般的無微不至的控制和統治時，它也會造成整個民族在意志力和創造精神方面的退化。一個極權社會，搞得好，可以造就少數幾個偉大的，或者更準確些說--顯得偉大的（因為別人都被迫跪下或被砍倒）的個人，但是它一定會造成一個渺小的民族。
　　總而言之，我既反對一味地寄希望于極權統治者上層的自動轉變（自覺自愿地走自由化道路），也不那么欣賞舍棄對自由、獨立的追求，力圖通過靠近極權中心并適用這樣的權力做一些事情的立場。假如說「內部]是指本國，「外部]是指外國，那么我必須說，我不相信從「內部]不能戰勝極權主義；如果說「內部]是指極權主義統治層，「外部]是指這個統治層之外的社會和個人，那么我必須說，沒有足夠強大的「外部]的力量就不可能戰勝極權主義。
　　
　　我們的特殊困境
　　
　　我希望在極權主義社會內部獲得一種在極權統治者權力之外的力量以戰勝極權主義。但是我立時發現我的這個愿望包含著某種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東西：既然極權主義社會的本質就在于極權統治者絕對權力之外再無任何獨立的政治力量，那么我們又怎么能指望利用獨立的力量去戰勝極權主義呢?前不久，一位朋友向另一個人介紹他所理解的我的觀點時說：解決言論自由問題是戰勝極權主義的第一步，那位聽眾---一個反應極快的人---當即補充一句說：也是最后一步。正是如此。假如我們連言論自由都沒有，也就是說，假如我們要說什么話都必須遵循極權統治者給我們定下的框框，我們當然不可能戰勝極權統治者，除非他們自己樂意讓你戰勝；然而，假如我們真正有了確有保障的言論自由，我們還用得著去戰勝極權主義嗎?它不是已經被戰勝了嗎?一個享有真正的言論自由的國家難道不已經不再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了嗎?
　　這就是我們---處于極權主義社會之中的人民---特有的困境。意識不到這種特殊的困境，找不出打開這個死結的辦法，我們就不可能進行卓有成效的斗爭。我說的是「卓有成效的斗爭]，如果不計較成效，只談進行斗爭，那當然是可以的，也永遠是可以的。嚴格地說：只要進行斗爭，就不可能毫無效果。但要做到「卓有成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在對方火力最密集之處發動正面沖鋒，你當然也會取得某些效果：你能牽制以至于消耗對方的力量，激起人們的義憤和勇氣。如此等等。不過那畢竟不是最有成效的辦法，如果你能找到另外的更好的辦法的話。
　　歷史上，尤其是近代史，充滿了人們爭取自由民主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可是仔細研究一下這些英勇斗爭所發生的背景，我們不能不發現，他們的條件一般要比我們好一些。大多數爭取自由的斗爭都不是發生在絕無自由的條件之下，而是發生在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自由的條件之下，起碼是發生在存在著若干縫隙的條件之下。舊式的專制主義在壟斷權力、控制社會方面，遠遠沒有現代極權主義做得那么精心，那么徹底。不錯，魯索因為他的獨立不羈的思想（至于魯索的政治思想包含著那些弊病，此處不談）而備受迫害；不過從我們這些生活在極權社會的人的眼光看來，那些迫害算得了什么。許多自由思想的著作遭到明令禁止，那當然是十足的暴政；可是，自己的著作被禁止何嘗不是一樁幸事。我倒不是說越挨批越有名，因而是幸事。問題在于：一本書被禁止首先表明了這本書能出版，表明了這本書已經出版，表明了統治者只有事后追懲的能力而沒有事先預防的能力，你能夠讓自己的思想有印制成書公諸于世，這本身就是大幸了，從極權暴政之下的我們的角度看。極權主義對出版實行了空前嚴格完整的控制，相比之下，臭名昭著的書報檢查制度都顯得是那么軟弱無力和漏洞百出。后來我讀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印象最深的一點是在沙俄制度下持不同政見的活動家們（其中許多公開鼓吹直接的暴力革命）的遭遇和在極權制度下被認為是持不同政見的人們（其中絕大部分根本不是持不同政見，而只是對當局，包括對地方當局有一點小小的意見，有些一甚至是忠心耿耿的布爾什維克）的遭遇的驚人區別。這種區別在中國大陸也同時是引人注目的。
　　我無意替舊式的專制主義作辯護，我只是說，和現代極權主義相比，舊式的專制主義真可謂小巫見大巫。當毛澤東宣布他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時，他實在太謙虛了，倒是后來他說的「我們比秦始皇還要厲害一百倍]這句話要比較地合乎實際。
　　在極權社會中進行斗爭的最大困難在于，我們甚至沒有立足之處。不少人欣賞「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斗爭策略，步步為營，穩步推進。可是我們應該知道,「費邊社]的人們所以能這么做，首先在于他們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們的出發點，對于我們來說，差不多是我們的目的地。甘地（Gandhi)的不合作運動該是很吸引人的了吧，但那首先有賴于你能廣泛傳播不合作的思想，而要傳播不合作的思想，又首先有賴于能傳播對當局的批評態度，如此等等。我想：歷史上最具諷刺意味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斗士之所以大名鼎鼎，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所反對的那個專橫強暴的政權還算不是極端的專橫強暴，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他的意思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感覺不到它的存在。遺憾的是，為了自由而進行的那種最了不起的斗爭，由于它的敵人的空前強大與殘忍，這種斗爭對于外界的人來說，甚至對于內部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以及對于整個有紀錄的歷史來說，也是「不知有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