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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主和小民主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13頁載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第四節的開頭有這么一段話：
　　有幾位司局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的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化，我們就借用這個話。
　　我要在這里坦白交代一個在當年雖然不算秘密而現在卻鮮為人知的事實：講這個"主張要大民主"的話的人就是我。說是"幾個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其實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當時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一個是我的上級——新華社國際部主任王飛。
　　我們這番話是在1956年波匈事件鬧得不可開交以后，毛主席專門派他的秘書林克同志到新華社，向我們這兩個當時接觸有關情況最多的人征求意見的時候講的。林克本人自1949年北京解放時起就在我手下工作，1957年秋天的參考消息選報組組長任上被調到毛主席身邊工作，幫助毛主席看一天幾十萬字的參考資料，（案：1995年3月1日以后參考消息由刊物型的十六開八版改為報紙型。另辦刊物型的參考資料，版面無限制。）所以毛主席派他來征求我們的意見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當時正是蘇共二十大開過半年以后，赫魯曉夫在大會上作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全世界特別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其沖擊波不斷擴大，直到在波蘭與匈牙利出現亂局，蘇共和中共對如何處理局勢也發生了意見分歧的時候。我自己在鋪天蓋地的外國新聞報道日日夜夜的沖擊下，也是憂心忡忡，到了寢不安眠，食不甘味的程度。我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暴露出來的問題太嚴重了，希望只能寄托在取得勝利才七年而且領導著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蒸蒸日上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寄托在為全世界革命人民眾望所歸、一貫提倡集體領導與群眾路線而且素有寬容與開明之稱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身上，希望由他在中國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建立一個民主的范例。
　　這里需要補敘的是，據當時的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同志對我講，自從蘇共1956年3月的二十大以后中央書記處（在那年九月結束的八大以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幾乎每天都要開會，為我黨有史以來所未有。會議的內容主要是討論蘇共二十大以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我們的因應之道。仿照蘇共的規定，我們黨有個傳統，就是黨報總編輯可以列席政治局常委會議。本來只有《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一人，但是，第一、鄧拓同志雖然是新聞界的老前輩，可是從未涉獵國際問題；第二、從江西時代起我黨國際消息的來源就完全集中在新華社手里，《人民日報》到那時在這方面還毫無任何基礎。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每天開會要問到國際上的最新情況時，鄧拓同志實在是心中無數，不免受到不滿與批評。毛主席因此特別提名要吳冷西同志代替鄧拓同志列席中央會議。冷西同志不但領導著當時掌握全部國際消息來源的新華社，而且從延安時代起就是解放日報和新華社的國際部主任，因此在中央會議上能夠做到有問必答，應付自如，而為冷西同志做后勤工作的就是新華社的國際部。今天的新華社有國際部與參編部兩個部門，但是歷史上兩者有過分合，50年代中期是合的時期。收集所謂外國資產階級新聞的選報、翻譯、編輯的工作全在我個人的分工范圍之內。為了執行喬木同志要把新華社辦成"消息總匯"的方針，為了要追求時效，我規定參考資料一天要出3本，上午版64頁，中午版24頁，晚上版32頁，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8點、中午1點、晚上7點送到中南海的辦公桌上。這樣"一日三參"、120塊十六開的版面，雖然是老五號字，大致算起來每天也要二十三四萬字左右。數量是很大的，我雖然做不到字字過目，但是大部分內容，尤其是重要的內容是必須知道的。冷西同志去中南海開會前后經常要到國際部了解最新情況。大部分時候就是找我去匯報。與此同時，他也當然要把中央討論的情況，特別是毛主席所講的，在我聽來是聞所未聞的話向我吹風，以作為我們搜羅材料翻譯上報的依據。
　　現在回憶起我當時的心情，大概只能用反右派運動開始以后毛主席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里的話來說，是頭腦里"充滿著"資產階級思想。我在上大學的時候，也學過一點心理學，知道人的視聽能力是有選擇性的，即所謂selectiveeyes或selectiveears。毛主席當時講的話大概是兩面都有，但是我只聽得進，也只記得住毛主席批評斯大林，批評蘇聯的話，認為蘇聯東歐之所以出問題全是因為沒有實行民主，而是一味強調專政，終致循著（當時世界上唯一與共產黨合作的）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走向一黨專政，一黨專政必然走向個人專政（即獨裁）"的結果。因此當毛主席看到波匈大亂而派林克同志到新華社來向王飛和我征求意見的時候，我們就大談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在革命勝利后建立起一個民主的制度。冷西同志向我說過，"毛主席說我們現在還是在訓政時期"；我就說"請毛主席除了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之外，還要制訂一個還政于民的五年計劃"。冷西同志還向我說過"毛主席說我們現在實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就向林克說"我們也要開放新聞自由"。冷西同志又告訴我"毛主席說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我就說"我們應當實行大民主"。如此等等，不下幾十條，我因此還明確提出"革命勝利以后就要搞點改良主義"的主張。現在看來我當時的思想與毛主席的思想真是南轅北轍。但是當時，由于我這個有選擇性的腦袋居然懵懂到自以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的地步。當然支持我這樣想的，不但有冷西同志那里來的"言者無意"的傳達也還有別的刺激源，例如，那時我每星期都要到外交部去參加一次張聞天同志主持的匯報會，聞天同志是我最崇敬的我黨元老之一，他那時還是政治局委員，至少能參加政治局會議，我還記得他有一次講過"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大家都可以發展，不要只靠他一個人發展"。就是這些話當時竟使我狂妄到了以為自己在毛主席面前沒有什么不可以想，也沒有什么不可以講的地步。
　　向毛主席提意見的是王飛同志和我兩個人，他為人遠遠比我謹慎。在林克來電話說要找我們以后，他還特意先同我一起向冷西同志作了一次匯報（這在我本來是認為并無必要的）。談話開始以后，雖然我們對彼此的意見都是互相支持的，但是話還是我講的多得多。而"大民主和小民主"的話又是我講得忘乎所以時的臨時發明。我這樣說不是要維護我的版權，而是不敢逃避我的責任。但是我確實沒有說過"小民主不過癮要搞大民主"的話，我的原話是說"我們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而且我還對這兩個詞兒根據當時的時代背景作了解釋。一方面。我感到雖然當時的政治大體上可稱清明，社會也可算安定，卻又痛感人民群眾沒有多少議政參政的權利，認為這都是從蘇聯模式學來的，現在蘇聯既然出了問題，中國也必須改弦更張，實行大民主，以免重蹈蘇聯的覆轍；另一方面，當時正是建國七年后第一次大規模的調資定級工作剛過，那次調資的過程中，我一方面堅決反對領導上對我個人提級，另一方面又對幾乎天天都有人到我的辦公室，甚至到我家里來訴苦的現象十分反感。來的人無例外地都是說自己什么什么時候參加工作，現在的級別是多少多少，別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時或者比他還晚參加工作，而現在的級別又是多少多少。我以為一個人自己到上級面前伸手要求提級是豈有此理的事情，而且這樣一鬧的結果，幾乎人人都覺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調整，半年不得太平。此外，如分房子，調工作……一概都是如此，更不用說上班遲到早退，辦公拖拖拉拉了。我雖然幾乎沒有在舊社會工作的經驗，卻硬是斷定這是自古以來聞所未聞的荒唐事。我認為這都是共產黨太講人情，不講法治的結果，這就是我所厭惡的小民主，我自以為所見甚是，卻不料過不了幾天毛主席就在二中全會上對我不點名地提出了批評。而且據冷西同志會后向我講，毛主席的原話是說："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對敵人的。我們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這樣，我覺得毛主席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但是我雖然想不通，心里倒并不害怕，甚至沒有委屈感，因為我心目中的毛主席決不是像斯大林那樣會整人的領袖，批評也并不是整人。另外，冷西同志還專門找王飛和我傳達："主席說這兩個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評他們。又說這不僅是一兩個人的思想問題，而且是一個思潮問題。"我猜想毛主席雖然誤解了我的意思，但是他既然提出這是一個思潮的問題，想必有解決的辦法，我只須靜待就是了。不過林克同志大概是聽到了毛主席講的全部內容的，心里很有點緊張，又來找我，問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話傳錯了，頗有歉意。我倒是覺得沒有什么，只是向他再次聲明，我根本沒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對小民主而說的，而且正是因為敵人打倒了，我們才可以搞大民主。他聽了我的話去又向毛主席解釋了一遍，主席說"他們主張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實際上與上大街沒有什么不同"。家就住新華社大院里的林克同志又回來向我傳達了一遍。我雖然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心情還是并不緊張。過不了幾天，我就隨周總理出訪亞歐11國去了（原定是訪問亞洲八國，但是新年前后因為波匈局勢愈演愈烈，總理在訪問印度的中途，臨時奉召回京，受命訪問蘇波匈三國然后再從莫斯科完成對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的訪問。回國以后沒有幾天就聽到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了。
　　因為我發明了"大民主"這個詞，又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所以在我被劃為右派以后，有些人就傳言我是"欽犯"，是毛主席親自定的右派。這是極大的誤解。毛主席是以大手筆寫大文章的人，不會把區區一個李慎之放在心上。我是真誠相信他說的"他們是好同志"的話的，要解決他心目中的"思潮"問題，他的一貫做法是群眾運動與群眾路線。如果我在反右派運動所涉及的時段里出國去了或者沒有鳴放，我就不可能成為右派，無奈我"秉性難改"，也就只有"在劫難逃"了，事實上，我隨總理出訪中途回京的時候，王飛還跟我講："你走了以后，林克又來傳達主席的指示，要我們同他一起讀蘇聯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被我婉拒了"。我當時還不理解，以為能同毛主席這樣的天才理論家一起讀書是莫大的榮幸，一定可以得益匪淺，結果未能如愿，頗有惋惜之急。但是王飛對我說"已經犯了錯誤，挨了批評了，不要再惹事了"。我是末代延安人，沒有經歷過整風、審干、搶救這樣一些運動，政治上是極其幼稚的，聽了毛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以后，心頭越來越熱，還是不改故態，放言無忌，終于被劃為右派分子。王飛則從此謹言慎行，只是最后還是不免受我之累，受到降級處分，丟掉了新華社編委委員（即黨組成員）兼國際部主任的烏紗帽。他雖然從不怨我，我卻是感到永遠愧對老友的。
　　我終于被劃為極右分子，受到四類處理，但是最后定案的罪狀中卻并沒有"大民主"這一條。這大概是因為按照政策，向中央領導同志直接進言不能算是錯誤的緣故。出我意料的是，我的第一條罪狀居然是"企圖利用內參影響中央"。而我本來還自以為是我的功勞。在批斗時也沒有人提到過這一點。事實上，不但當時的參考資料反映情況詳盡及時，而且還由我主持在"一日三參"之外出了二十幾期的專輯，和若干期的內參專輯。中央一再表示滿意還曾傳令嘉獎的。1956年7月，毛主席還通過中宣部布置我和當時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姚臻同志一起編了兩冊《批判斯大林問題文集》，搜羅了全世界各國共產主義政黨的中央委員會和領導人所發表的批判斯大林問題的決議、聲明、論文、報告以及黨的機關報的若干社論。就我現在所知，在全世界的同類文集中，我們這一本可能是最完備、因此也最權威的。
　　經過毛主席的批判，大民主已臭名遠揚十年之后，忽然在中國大地上又走紅起來。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群眾紛紛傳言"毛主席提倡大民主了"，而且這個信息是由總理向下傳達的。這場大民主帶來的熱鬧不但將永垂史冊，而且現在還活在四十歲以上的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心里。當時新華社很有幾個造反派頭頭，因為知道我是大民主這個詞兒的發明人而來向我煽動："老李，你這個右派也該翻翻身了，毛主席都主張大民主，你說說大民主有什么錯？"對這，我只能木然以對，同時漸漸在心里湊成了這么四句："十年前事已成塵，不向天花悟昨因。洗盡狂名銷盡想，笑他多事解鈴人。"
　　正是"十年風水輪流轉"！又過了十多年，我們的國家又批起大民主來了。不但從憲法里取消了"四大"，而且報章雜志上也有文章根據毛選追查起最初提出大民主的根本就是一些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每看到那樣的文章，我就有一種沖動，想出首坦白，我就是那個信口開河，害得大家吃了那么多苦頭的人，但是我馬上又想到，我哪里能夠狂妄到認為自己有資格來承担這么大的責任呢？
　　知道我是大民主的發明人的朋友，大概還并沒有認為我犯了那么大的罪。1982年，喬木同志把我調上玉泉山去參加起草十二大文件的第一天，就在吃晚飯的時候向眾位秀才介紹："李慎之同志就是那個最早說大民主的人。"多年沒有參加上層的工作，我當時熟識的人確實已經不多了。
　　為什么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同我心目中的大民主能有那么大的反差，或者說截然相反。這是我長期思索的問題。在六十年代的"文革"中我已經悟到，毛主席心目中的大民主其實和他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回事，至少是用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手段。反右派斗爭，反右傾斗爭與"文化大革命"其實都是他所說的大民主。不過，相對比而言，反右派與反右傾是比較"小一點"的大民主，而"文化大革命"則是"特大"的大民主而已。毛主席逝世后不過十個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我第一次看到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批判我的大民主和闡述他的大民主的講話，讀完之后有一種爽然若失、悔之已晚的感覺，我要早知道這些話，我就是再愚蠢也不致于栽那么大的筋斗。照說冷西同志和林克同志都給我解釋過毛主席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尤其是冷西同志，因為我馬上要隨總理出國來不及聽二中全會的正式傳達，還專門花了兩個鐘頭的時間對我一個人進行傳達直到深夜，我至今感念。但是無奈他們一點沒有給我講毛主席在這篇講話中說得相當清楚的要用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來反對資產階級大民主（當然也就是我所說的大民主）的一番意思。到底是我一個人糊涂到了不辨左右是非的程度呢，還是大家都有點兒糊涂呢？
　　至于我所說的小民主，雖然毛主席也曾讓冷西同志和林克同志告訴我"我們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但是似乎并沒有引起他多大的興趣。在二中全會的講話中，他老人家只有一次提到，明年要實行整風，"預先出告示"，不是"不教而誅"'"這是一種小民主的方法"，事實上這次整風也就是后來的反右派斗爭。現在看起來，毛主席早在半年前已經發出警告了，而且說得相當明白，然而就我觀察所及，全國人民注意到這一點的人實在太少了。
　　到今天，我當年十分厭惡的小民主在中國仍然大量存在。提級別、評職稱、分房子到哪里都是無休無止的爭吵和照顧。所以，不過十來年，本來一個都沒有的碩士、博士、博導，……還有"大師"已經是滿坑滿谷了。不過我似乎也已經想通我心目中的小民主大概是毛主席所說的大民主（或者由大民主所建立的制度）的必要的補充，這倒也是特別符合中國國情的一點富有"人情味"的宣泄之道。我希望"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民主能在中國永遠結束了。我也希望我看到的小民主能越來越少。但是我現在已經能夠懂得，個人的幻想并不能代替歷史的實際。
　　在中國以外的世界。大民主的故事還遠沒有完。不知哪位高手把大民主譯成massdemocracy——群眾性的民主，這是一個很容易望文生義而極有吸引力的名詞。因此隨著"文化大革命"震動世界，大民主的思潮也在世界上引起回響。著名的"巴黎1968年5月"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到現在，大民主在西方雖然還不算走紅，然而在歐美的大學卻是香煙不斷。我完全不懂他們到底主張些什么，但是他們大概已經發展出了一套理想主義的理論，而且決不是同毛澤東思想毫無關聯的。在那些西方人的心中，毛澤東思想的定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毛澤東的偉大功績就是徹底消滅官僚主義。至于官僚主義能不能徹底消滅，該不該徹底消滅，他們就不考慮了。
　　事情已經整整過去四十年。我年已七五，行將就木。我個人微不足道，但是"大民主"卻是中國或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樁公案，也會成為政治學上的一個名詞。我作為其發明人，有趁人證物證還在向歷史交代一下的義務，特別是對那些有歷史癖的人們，省得他們以后挖空心思地去調查、考證，弄得不好，反而可能以訛傳訛，難于征信。
　　"文革中"，我的專案組長曾經問過我："毛主席對你那么優容寬厚，你為什么還要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可以指天發誓，一直到反右運動，我骨頭里決沒有一絲一毫反對他老人家的意思。我甚至告訴她，到反右運動結束的時候，我還給自己做了一副不能算是對子的對子："自作聰明，聰明反被聰明誤；自作多情，多情卻被無情惱"。就是在被劃為右派分子以后，也還是椎心泣血、日思夜想怎么改造自己，使自己能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當然，我得承認后來也漸漸滋生了懷疑以至反對他老人家的思想，但是那是1959年在農村經過兩年改造以后看到大躍進失敗，農村到處有人餓死以后的事情了。
　　

李慎之 2013-08-22 14: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