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壞脾氣一個跟烏鴉有關的文字獄

簡體傳統

一個跟烏鴉有關的文字獄(1)
　　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會”中人，文人跟監獄的距離想必要比其他人近那么一點，越是有才華的人，危險似乎就越大。有人反過來說，這種危險其實成就了這些才氣亂冒者，讓他們寫出傳世的詩文，所謂“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但是受難的當口，當事人似乎沒有這樣自覺的受虐意識，幾乎沒有不想早點擺脫苦難、過平常人的日子的。
　　才華橫溢而且有幸在生前暴得大名的人，往往都有點多嘴的毛病。在政壇，則表現為對政事的挑剔，甚至“非議”乃至“橫議”，令當局者滿是不痛快。蘇軾尤其如此，此公中年以后，發福得緊，肚子很大，據說里面是一肚皮的不合時宜。此公為官一生，始終不知道“站隊”為何物，一任嘴巴痛快，總有話說。朝廷不變法他不滿，變了法他更不滿（等到反對變法的一派上臺，盡廢新法，他還是不滿意，當然這是后話了），攤上文字獄，委實也是“罪”有應得。
　　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王安石變法”已經推行了十年。這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變法，其是非功過，史家仍在聚訟不已。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由于變法本意就是強化行政干預的力度，因此給了官吏們太多的上下其手的機會，所以實行過程中，老百姓就不大可能歡天喜地。這一年，蘇軾由杭州調任湖州知州。
　　前面說過，對變法蘇軾是不滿意的，屬于經常說三道四的反對派。不過，跟大批因反對變法而遭到貶斥的官員不同，蘇東坡由于其耀眼的文名，居然得以留在江南的魚米之鄉享福，這讓許多新黨人士很是不平。因為蘇軾“誹謗”新政的詩文的殺傷力，實際上并不弱于舊黨領袖司馬光的長篇奏折，用御史舒的話說，蘇軾譏諷新政的詩，“小則鏤版，大則刻石，流布中外，自以為能”，也就是說政治影響極壞，不動動他難以“平民憤”（應該是官憤）。所以，蘇軾在湖州任上屁股還沒有坐穩，御史老爺的彈章就接二連三地遞到了神宗皇帝的手里。先是御史何正臣，繼而御史舒，再則御史臺的領班御史中丞李定。
　　于是，蘇軾被逮到了東京汴梁，關進御史臺受審，人稱“烏臺詩案”。典出于《漢書》朱博傳，漢朝的御史府柏樹森森，常有成群的野烏鴉棲居其上，朝出暮歸，人稱御史臺為“烏臺”（估計這里也有罵御史們烏鴉嘴的意思）。蘇詩人進了烏臺，嚴刑拷打倒是不多，不過審訊官們不是吃素的，晝夜連軸提審自是免不了，在觸及靈魂的同時，偶爾也要觸及一下皮肉。蘇軾在僅能容身的臨時牢房里一直呆了4個月零12天，幾乎每天都被逼要交代他所寫過的所有可疑詩文的出典、用意以及去向（一本參考書都不給，全要憑詩人的記憶）。一時間，蘇軾的詩幾乎成了今文經學家眼里的《公羊傳》，御史老爺們拼命從里面尋找微言大義，以便羅織蘇軾謗訕朝廷的罪名。說蘇軾誹謗新政已經遠遠不夠了，審訊者所想要的是將此獄鍛煉成誹謗皇帝的重罪。雖然宋朝祖制不殺士大夫，但犯“大不敬”罪是例外的。為此，蘇詩中所有涉及“龍”字的詩句，都被反復追究，上掛下聯。審訊者的想像力居然大到這樣的程度，蘇軾有首詠老松的詩，其中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此心惟有蟄龍知”，其實無非是說松樹的根子非常深。但是審訊的御史老爺卻認為這是影射，講蟄龍的實際用意就是蔑視“飛龍在天”的皇帝。當然，在尋找大罪名的同時，蘇的生活細節也沒有被放過，從道德上把被整者搞臭，是所有政治案件的慣例。因此，連蘇軾借朋友的錢沒來得及還，托朋友裱畫沒有付費這樣的斗屑小事都被挖掘了出來，作為罪狀上報。
　　因言得罪，株連必廣。蘇軾為當時的文壇領袖，平時詩酒唱和，魚雁往來，有文字交往者不知凡幾。到了這時，凡是和蘇軾有過文字交往的人，都只好自嘆晦氣，因為必須得交出蘇的詩文和書信，如果找不到就有有意包庇的罪過。一時間，翻箱倒篋，雞飛狗跳，眾文人被攪擾不說，還要被罚銅（俸）。連已經死去的歐陽修的家人也不能幸免，一樣要因老子與蘇軾的交往受到懲罚。身為駙馬的王詵和蘇軾的弟弟蘇轍，因與蘇軾的關系太深，有通風報信之嫌，因而被貶官。
　　烏臺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第一個文字獄，興獄者深文周納，必欲置蘇軾死地而后已。由于沒有先例，獄里獄外，大家都不曉得結局將會如何，一時空氣相當緊張。蘇軾遭難，兒子蘇邁一直在外面為父親打探消息。蘇軾跟兒子約定，如果沒有什么事就送肉和菜，有事就送魚。一次，蘇邁因急事外出，托朋友代為送飯，朋友好心，做了幾條魚送進去。蘇軾一見，以為自己難逃一死，不僅魚沒有吃，連絕命詩都做好了。當然，此案的結果并沒有這么悲慘，皇帝最后否決了御史老爺給蘇軾定的最嚴重的罪名——針對皇帝的惡毒攻擊罪，僅僅以反對新政的罪名將他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品級雖然降得不多，但從實權的富裕地區地方長官變成了虛銜的軍職，而且不許簽署公事，等于“掛”了起來。在黃州，蘇東坡很是閑了一陣，在四處閑逛，跟漁夫酒徒廝混之余，還在江邊的東坡上開了一塊地，由此自命“東坡居士”，還燒出了著名的東坡肉。
一個跟烏鴉有關的文字獄(2)
　　不過，在我看來，雖然蘇軾的遭遇跟他的恃才傲物和別人對他的嫉妒不無關系，但事情并不如此簡單。蘇軾固然恃才，但遠沒有傲到世人皆曰可殺的地步。換言之，他離一個狂士還有相當距離。朝中大佬，嫉恨他的固然有，但欣賞其才華的也大有人在。烏臺詩案案發，不僅舊黨人士連聲抗議，連偏向新黨的宰相吳充也勸神宗皇帝赦了蘇軾，甚至連王安石都表示不滿（王時已罷相，但新法依舊在推行），上書營救，新黨的另一中堅人物章也出來為蘇軾說話。其實神宗皇帝自己，對蘇軾也是相當賞識的。在此案之前，盡管明知道蘇軾反對他所鐘愛或者說迷信的變法，但依然優待這位才子，讓蘇軾在江南溫柔鄉里過了許多年倚紅偎綠、淺斟低唱的日子。實際上，導致烏臺詩案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屬于新黨的御史中丞李定等人討厭蘇軾反對變法，骨子里則有公報私仇的因素，因為蘇軾曾經攻擊過李定不為母親服喪，這在那個時代的確過于有殺傷性；二是蘇軾利用詩歌對變法的冷嘲熱諷，的確讓迷戀變法的神宗頭痛，或者說，影響了變法大局。
　　北宋冗官、冗兵和冗費的“三冗”問題，由來已久，惡性循環，早就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對于這一點，所謂的新舊黨人其實是有共識的。他們的分歧實際上在于怎么改，而不是改還是不改。在現在看來，新黨人物王安石以下像呂惠卿、章等人，對于改革所引起的民生問題，心理承受能力要比舊黨的司馬光和蘇軾他們大得太多，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實現國家強盛所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不幸的是，神宗恰是一個對著國家強盛有著執著追求的皇帝，他不甘繼續忍受朝廷對外戰爭中的恥辱，急于展示大國和強國的面貌。王安石變法的快速增強國家能力的思路，實在很對他的心思，所以，他不惜代價也要推行下去。但是，北宋一朝，在制度上，君權最弱，為了防止軍人暴政而形成的優待士大夫、不以言罪人的政治傳統，使得皇帝推行變法的“乾綱獨斷”往往流于形式。為了打破這種局面，神宗需要對傳統的政治文化有某種突破，這個時候，恰好御史臺盯上了蘇軾。監察部門從來都是皇帝制約和平衡行政體系的一個重要工具，在北宋，這個工具的作用尤其突出。如果說，個別御史的意見還可以無視的話，那么，御史臺的整體聲音，是皇帝必須要重視的。更何況，這個聲音恰好又是皇帝所需要的。所以，盡管整個皇室對蘇軾非常喜愛，皇帝本人也未必不看重蘇的才華，但為了大局的需要，蘇軾也只好做犧牲了。
　　應該說，放在歷史的長河里看，蘇軾還是幸運的。如果他早生幾年落在五代的武夫手里，或者晚生幾年落在蒙古人的馬蹄下，可以肯定地說，他就沒有機會發明東坡肉了。只是，有著歷代最寬松的政治文化的宋朝，自烏臺詩案之后，改革越來越變了味道。改與不改，只是兩派或者多派勢力的權力角逐，直到蒙古人把最后一個小皇帝追得跳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