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黑色經濟與黑社會組織的勃興 

　　※ 地下經濟”之定義

　　地下經濟在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其生存狀態各不相同。本書所要討論的，主要是我國轉軌期以國有資源和國有經濟為掠奪對象以及一些對社會危害極大的黑色經濟活動，未統計經濟與未申報經濟不包括在內。

　　

　　※ 黑色經濟活動分析

　　本節分析我國黑色收入產生的主要部門、黑色財富的持有形式，以及將黑色財富變成合法收入的幾種常用方法。

　　

　　※ 黑色經濟活動的載體：黑社會組織

　　我國黑社會組織現在已有企業化經營型、以暴力為資本型等幾種組織類型。這些黑社會組織主要從事販毒、走私、販賣人口、制造與走私偽幣、以及控制黃色行業等等違法活動，它們的大量存在與我國刑事犯罪率上升有直接關系。部分地區黑社會組織的存在，已對當地人民生活造成了威脅。

　　

　　※ 黑色經濟泛濫的嚴重后果

　　黑色經濟泛濫是對政府和法律尊嚴的極大蔑視，它使我國統計數據嚴重失真，打亂了人力、物力資源的分配，極大地嘲弄了以勞動生產率為本位的分配法則，使人們看到另一種以投機或機會為本位的分配法則更有利可圖，結果是扭曲了人們的道德觀念，毒害了社會心理。更值得警惕的是，我國目前這種黑色經濟活動和政府少部分腐敗分子有密切關系，這類“官黑結合”的事實說明，走向法治化的現代公民社會與走向“意大利模式”這兩種可能性在我國現階段都存在。

　　

　　黑色經濟是地下經濟活動的重要部分，這里先簡單介紹地下經濟的含義和門類，以及納入本章研究范圍的黑色經濟的內涵。

　　

　　“地下經濟”之定義

　　關于“地下經濟”的稱謂很多，各國對這種經濟的名稱饒有趣味地說明了它在各國的倫理地位：德國稱之為“影子經濟”，法國名之為“秘密經濟”，獨聯體及東歐各國則命名為“第二經濟”，意大利冠以“潛在經濟”之名，英國和印度則呼為“黑色經濟”。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意大利經濟學家杰爾吉.弗阿（GIORGIO FUA）提出“地下經濟”這一概念，國際上才算是統一了這個稱呼。

　　

　　對地下經濟的界定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經濟與管理大辭典》概括得比較全面：“地下經濟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經濟活動，這類經濟活動不納入官方統計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內，不向政府申報和納稅。它一般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對外不公開的非法經濟活動，如地下工廠、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機構、走私等等；2、對外不公開的違法經營活動，如毒品買賣、非法賣淫等等；這兩類經濟活動可以稱之為黑色經濟活動。3、通過合法經營單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經營活動，如第二職業、偷稅漏稅經營等等。這類地下經濟一般只向稅務部門申報一項經營活動，對其它經營所得少申報或者不申報，從而獲取非法收入。”

　　

　　近幾年來中國的經濟學界只熱衷于談論由政府統計機構、銀行及官方調查機構公布的數字所構成的“地上經濟”。但實際情況是日益肥胖的地下經濟已引起了社會嚴重不安，到了擾亂正常經濟秩序、動搖政府統計的地步。這些未出現在統計公式中的財富、生產及服務，已經形成了巨大規模，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經濟統計的精確性。如GNP（國民生產總值）、生產率、失業率、儲蓄率等，并構成了社會經濟的潛伏力量。至于它到底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多大比重，由于一般不公開談論這一問題，也嚴重缺乏這方面的統計數據，故無法進行估計。有人認為約占20％左右，這種估計缺乏依據，事實上遠比這一比例為高。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的地下經濟大致可分為非法經濟（黑色經濟）、未申報經濟和未統計經濟等三種類型。非法經濟在中國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走私、販毒、賣淫、販黃、拐賣人口、貪污受賄、開辦地下企業、制造假冒偽劣產品、制造假票證及貨幣，以及偷稅抗稅等等。未申報經濟是指經濟主體沒有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未將其經營活動向行政主管部門申報。與黑色經濟相比，這類經濟除了未申報之外，一般情況下如不造成嚴重后果，不構成犯罪。未統計經濟是指國家統計機關沒有進行統計或遺漏統計的，以及由于錯報、假報等所導致的“統計錯位”，而沒有真實地反映在有關統計報表、統計年鑒上的經濟活動。

　　

　　地下經濟的存在可以說是全球性的現象，只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經濟體制和不同的政策下，地下經濟的生存狀態各不相同而已。本書所要討論的，主要是我國轉軌期以國有資源和國有經濟為掠奪對象以及一些對社會危害極大的黑色經濟活動。

　　

　　黑色經濟活動分析

　　本節主要分析黑色經濟運行的幾個方面，包括黑色收入產生的主要經濟活動和經濟部門；黑色收入產生的主要方法；持有黑色收入的重要形式；將黑色收入變為合法收入的最常見形式。

　　

　　一、黑色收入產生的主要部門

　　根據近幾年各種傳媒披露的材料，最容易產生黑色收入的是下列幾類經濟活動（或部門）

　　

　　1、走私、毒品交易；

　　

　　2、娼妓；

　　

　　3、賭博；

　　

　　4、拐賣人口；

　　

　　5、合同回扣、賄賂和其它金融違法行為；

　　

　　6、各類泡沫經濟，如股票、地產等類市場上的收益。由于中國這兩大市場極不規范，許多“內部人”在這兩大市場上獲得了相當巨大的黑色收入。

　　

　　7、旅館、飯店和娛樂業。由于近些年“黃色行業”大規模介入這類第三產業，故是黑色收入產生的主要部門之一。

　　

　　8、倒賣各類批文和許可證。

　　

　　9、地下工廠，這是近年中國假冒偽劣商品的源頭。

　　

　　10、虛開各類發票，尤其是增值稅發票。

　　

　　11、侵吞、私分、挪用國有資產。

　　

　　12、金融拆借、信貸及其它生產要素調配部門。

　　

　　上述部門和經濟活動有些屬于法律禁止的行業，如娼妓、賭博、走私、販毒、拐賣人口、虛開各類發票、地下工廠之類，除了虛開發票及開辦地下工廠者之外，前幾類人大都屬于社會邊緣人物，具有各種社會惡習及強烈的流氓無產者意識。有些在中國則是屬于新興行業，如股票、房地產之類。有些則是屬于體制性的漏洞，如金融拆借、信貸和其它生產要素調配部門，及倒賣各類批文和許可證，侵吞瓜分國有資產等，這些都是以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為掠奪對象。在新興行業與體制存在漏洞的行業中，最容易得利的是那些掌握資源管理或資源配置權力的“內部人”，這些人在社會上都是“有頭有臉”，在政治經濟兩大科層組織中占據一定地位的人物。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黑色收入可以在合法的經濟活動中產生，如合法范圍內的商品生產與服務、資產的銷售與采購、資本構成與商品的進出口；也可以在非法經濟活動中產生，如走私、賄賂的支付方式、接受回扣及賣淫等，而這些收入在任何國度都是無法進行統計的。所以要分析黑色收入在中國到底占整個國民收入的多少份額，在目前這種極不透明的情況下，簡直沒有任何可能。國外常用的財政分析法、傾向分析法、物量投入分析法、勞動市場分析法與國民帳戶分析法等方法，如用于分析我國的黑色經濟，都無法取得近似值。這里僅以1996年上半年日本海關對中國出口汽車和中國海關從日本進口汽車的數量相對照，就可看出走私活動之猖獗：

　　

　　1996年1－6月日本向中國出口及中國從日本進口汽車數量統計表 單位：輛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備 注  

　　日本向中國出口汽車 2365 2489 5047 2911 3347 3840 不含散件 

　　中國從日本進口汽車 338 2848 2613 501 1664 1020 含散件在內 

　　

　　資料來源：中國汽車貿易中心副總經理陳萍的講話。見《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9月2日）。

　　兩個海關統計數字相差如此之大，可見走私汽車的情況很嚴重。其它黑色經濟行業的情況有類似之處。雖然無法統計出黑色經濟在我國經濟中到底占多大比重的精確數字，但以汽車行業推斷，應不低于30％。此外還可以從目前經濟犯罪案發率比較高的行業來推斷黑色經濟活動的大致狀況，如從中國檢察機關的反貪污腐敗重點查處對象可以看出：1996年國家司法機關公布，在金融、證券、房地產、建筑工程承包等經濟熱點部門，出現了很多新型經濟犯罪案件。僅從1995年1月至1996年3月，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在金融、證券業務活動中索賄、挪用資金的犯罪案件3800多件，4100多人；查辦房地產開發管理部門構成犯罪的工作人員230多人。此外還查辦虛開增值稅發票1000萬元以上的犯罪案件、查辦法人犯罪案件多件。（1）但這充其量只說明這些領域是尋租活動高發地帶，到底有多少財富流入“黑洞”，永遠是個說不清的謎。

　　

　　二、黑色財富的持有形式

　　與世界上其它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黑色收入在最終流向上稍有不同。由于上述財富在中國大多屬于不能公開之列，故大部分收入不是用于投資后轉化為地上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費或通過各種途徑轉移到海外。前幾年香港樓市低迷之時，入市購買者竟多為大陸人，這一點為香港傳媒披露之后，港人輿論嘩然。自從中資機構大量進入香港以后，不少中資機構工作者不但以自己或家屬名義在外資銀行開設帳戶，存放非法所得，還為內地存放非法款項，（2）不少人最后都成為未公開的外國資產持有者。這種處理黑色、灰色財富的方式倒是和一般的發展中國家毫無二致。

　　

　　一般而言，這些黑色財富的持有形式主要是下列幾種：

　　

　　1、轉移到國外的財產；這筆財富無法計算，但隨著中國人出入境自由度及對外經濟交往的增加而逐年增多。

　　

　　2、黃金、珠寶和古董。

　　

　　3、處于隱蔽狀態的地下金融投資。

　　

　　4、房屋、土地等不動產。

　　

　　5、銀行存款。據一份時聞資料報道計算，在1995年審結的三宗百萬元以上的經濟犯罪案件中，犯罪金額與儲蓄形成額分別為80/500、410/1600、90/700，平均為20.7％。（3）從這一事實可以看出，犯罪所得收入中有不少由于高利率的驅動，最后形成了銀行的長期儲蓄。

　　

　　現金并不是黑色財富的主要持有形式，主要原因一是因為現金并不帶來任何收益，二是大量現金容易被發現。放置海外主要是不少人在弄到一定數目的錢以后，為了逃避國內法律制裁有意為之。而其它各種形式的占有只是為了有效地保持資產的價值。

　　

　　三、將黑色財富變為合法收入的幾種常用方法

　　盡管中國的“陽光法”是個“軟法”，但許多人還是采用了多種方法將自己的黑色收入變成合法收入。大致來說，有下列幾種方法：

　　

　　1、偽稱自己從國外某親戚處獲得大量遺產和饋贈。

　　

　　2、讓親屬開設商店，假稱自己的收入主要來自該處。如果有那么一種店子，人們經常看不到多少顧客，但仍能維持下去，多半就是這一類商店。

　　

　　3、將錢投入股市。這在目前的中國，是一種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市場極不規范、黑市交易盛行的1991年，根本沒任何記錄可查，使許多人成功地洗了黑錢，將其變為“白色收入”。 

　　

　　黑色經濟活動的載體：黑社會組織

　　黑社會組織的主要形式

　　在中國曾經銷聲匿跡幾十年的黑社會組織，近十多年來又經歷過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零散化到組織化的過程。全國各省、區都有黑社會組織，廣東、廣西、云南、四川、山西等省，黑社會勢力尤為活躍。1982年9月，深圳市根據實際情況和上級的指示，發布了《關于取締黑社會組織的通告》，以后每年都取締和打擊了不少黑社會團伙。在十余年打黑、反黑的基礎上，廣東省人大經過幾年的深入調查、草擬、論證和反復修改，終于在1993年11月16日，通過了中國首部反黑社會地方性法規《廣東省懲處黑社會組織活動規定》。該條例規定，對黑社會組織一律予以取締；對黑社會組織犯罪活動中的首要分子依法從重處罚；禁止黑社會組織成員以任何手段擾亂社會秩序，等等。近幾年來中央政府更是不斷頒布各種“打黑、反黑”的命令和通知，可見情況已非常嚴重。根據近幾年作者對于黑社會組織類型的調查了解，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種類型：

　　

　　企業化經營型：這是黑社會組織中比較成熟的高級形態。目前這種成熟形態的黑社會組織還不太多，但已有苗頭。這些人與社會權力機構有較好關系，其組織成員已打破了血緣、地緣關系，一些頭目還受過良好教育并有一定的社會身份。其主要財源收入有三大類，一是成立公司，如追債公司，有的叫“某某資產重組公司”，讓人還覺得這是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的產物。1995年3月5日在沈陽破獲的“航天清款股份有限公司”，就是由一些黑社會成員組織的所謂“經濟實體”。（4）只是這一黑社會組織無論從組織形式還是從其背景來看，都屬于“初級階段”，不夠成熟，與作者了解到的“某某資產重組公司”的背景與運作方式不能相比。二是躋身于一些新興行業，如啤酒屋、健身行業。其辦法有多種：或由自己直接經營，或與別人共同經營，或參股。這種參股有的是看到該行業有利可圖，用各種方法使原業主無法正常經營，最后擠走原業主；有的是原業主在經營過程中發現諸多困難被迫尋求保護，自己找上門來。三是向“媽咪”（即老鴇）收費。

　　

　　以暴力為資本型：這是當前中國黑社會的主流形態，也是黑社會組織的骨干力量。這些團伙進行諸如走私、販賣槍支、偷運毒品、組織非法偷渡、偽造各種證件，欺行霸市等活動。這類團伙一般為緊密型，多以地緣關系或血緣關系為結合紐帶。如活動在廣東S城的潮汕幫，主要是由揭陽、海陸豐一帶人組成。這些組織最初主要是在菜肉海鮮批發市場欺行霸市，形成惡勢力，然后走向娛樂業。爾后在公安系統也結納了一定關系，漸漸走向“正規化”，打打殺殺之類的事逐漸干得少一點了。其主要收入來自酒樓娛樂業的“保護費”及向其“保護”場地的媽咪收“場費”，有些也參股娛樂業。

　　

　　這些以暴力為資本的黑社會組織，正采用各種形式介入社會正常經濟生活，比較典型的例子有海南的“南霸天”一案。這個案子很清楚地說明了黑社會組織和政府中掌權人物相勾結之后對地方的奴役。

　　

　　“南霸天”王英漢是海南省澄邁縣金江鎮王宅村人。80年代初，王英漢憑借自己會兩招武術，以開武館教授武功為名，網羅門徒。1985年至1989年，他憑借多種手段當上了王宅村村長，進一步網羅流氓爛仔，為其充當打手和保鏢。1988年海南辦經濟特區后，王英漢馬上變“武教頭”為“包工頭”，利用他糾集的黑社會幫會勢力，強占工程項目。凡金江鎮內的建筑工程，絕大多數得由他做，不做也得掛名分利，由此一舉成為暴發戶。這個帶有宗教、行幫性質的黑勢力，其骨干成員都是“兩抓兩放”或“三抓三放”的刑事犯罪分子。幾年來，這個團伙共打死2人，打殘13人，遭其侮辱、毆打、搶劫、敲詐者不計其數。一位主持正義的縣公安局副局長想依法處理王家的一起刑事犯罪案件，就被莫名其妙地免了職，罪犯也在15天后獲釋。這個團伙在其鼎盛時期，對當地一些企業的負責人和政府的某些部門也進行公開威脅和敲詐勒索。1993年12月，海南順安實業公司經理李某某與縣政府簽訂了一個修路合同，修建縣政府門前至電視塔一段水泥路面。王英漢得知后要求分一部分工程做，遭拒絕后竟用武力威脅工人停工，李最后被迫送了18萬元錢給王，才將此事了結。（5）

　　這種例子在目前絕對不是個別。如1996年福建惠安縣偵破一個專門發放高利貸，并操縱民間幫會并引發多起刑事案件的黑社會團伙，其頭面人物連希圣認該縣公安局局長鄭媽魁為義父，姐夫任水津又是縣公安局巡警大隊大隊長。這一團伙仗著有這些鐵桿人物撐腰，平日欺男霸女，橫行霸道，大發橫財，無惡不作。（6）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種傾向：在經濟信用嚴重失常的情況下，一些經商者和政府基層單位因用正常手段保證不了自己的應得利益，竟啟用一些地方流氓來幫助自己收欠款甚至稅費。如江西漳樹市淦陽街財政所和鹿匯街財政所于1996年4月分別聘請了3名社會無業人員（其中有勞改釋放后劣跡累累不思悔改者），向來往的三輪車收稅費，據說是因為人們稅法意識淡薄，有人偷稅漏稅，賴稅不交，故需借助這些地痞的力量，以“毒”攻“毒”。某全國著名的小商品市場的一些個體老板，因為人家欠債不還，不得已請了一些黑社會人物幫助催討，據說這些人物討債“成效顯著”，只要他們一上門，不僅欠債賴債者會分文不少地送上欠款，連一些多年的“死帳”也被他們討回。（7）

　　

　　有的黑社會幫會頭目對地方的控制較之上述人物還要厲害得多，如山西臨汾的老百姓流傳一句話：臨汾有兩個市長，一個是白道市長，一個是黑道市長，即黑社會組織的龍頭大哥安小根。據披露，這個“安市長”是個城府很深、謀略智慧型的犯罪行家，他沒有自己的地盤，卻能在平陽府里任何一個霸區吃香喝辣，可以統領整個臨汾8大黑幫的行動。這位“安市長”不管在臨汾的哪一個歌舞廳里出現，老板都要出門迎接，歌手要專門獻歌獻藝，所到之處，群呼“萬歲”。他看中一個村子的地，村民們響應市政府“綠色計劃”而辛苦栽種的3000株樹苗，頃刻之間就被他手下的爪牙用推土機鏟掉。設局賭博吃大戶更是他的拿手好戲。有人因聽別人呼他為“市長”，出于好奇多看了他一眼，竟慘遭殺身之禍，殺人者卻逍遙法外。他一位手下的妻子因有幾分姿色被他霸占，只因說了一兩句不滿的活，便被其另外幾位手下打殘。（8）從上述這些事情中，可看出在這個小小的臨汾市，黑幫勢力之“鼎盛”，以及一般民眾之難以聊生。

　　

　　黑社會組織與刑事犯罪率上升的直接關系

　　大多數黑社會組織從事與黃、賭、毒及拐賣人口有關的違法活動，有些組織且有自己的武裝。據公安部公布，從1991年至1995年，全國公安機構共破獲拐賣人口案件9.5萬起，查獲拐賣人口犯罪團伙1.9萬個，抓獲人販子14.3萬人，解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8.8萬余名。共查獲賣淫嫖娼人員153.3萬人，查獲賣淫團伙3.2萬個，摧毀賣淫窩點3萬個，收容賣淫嫖娼人員17萬人。自1996年4月開始“嚴打”以來，已收繳各類非法槍支56萬支，其中軍用槍1200余支。（9）犯罪率現在正以每年60％的比率上升，從各類傳媒零零星星披露的材料來看，這些黑社會組織的大量存在與中國刑事犯罪率上升、社會治安形勢日益嚴峻有密切關系。1996年2月29日，中央政府又以新華社通傳的形式向全國重新發布了1991年2月19日曾頒發過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在“決定”中特別強調“我國社會治安形勢仍很嚴峻，刑事犯罪和其他治安問題有增無減，不少地方人民群眾缺乏安全感”，要求有關部門“充分認識新形勢下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特殊重要性”，“狠抓落實‘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取締“七害”（即黃、賭、毒、黑等），特別是要防止境處黑勢力和我國的犯罪分子相勾結。由此可以看出我國治安形勢之嚴峻與黑社會組織活動的關系。

　　

　　1、販毒活動成為浪潮

　　

　　近幾年來，中國的走私販毒已成為一大社會公害。從下列數據可以看出毒品在我國的蔓延之勢：僅是公安部門掌握的吸毒人數，1991年為14.8萬人，1992年為25萬人，1994年達38萬人，而到1996年更增為52萬人，這些吸毒者其中80％以上為青少年。1991年到1994年，共破獲各類毒品違法犯罪案件8.7萬起，查獲涉案違法人員13.9萬名。在這四年中，中國共強制戒毒18萬人次。1995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破獲毒品違法案件57524起，抓獲涉案違法犯罪人員73734名，繳獲海洛因2376公斤，鴉片1110公斤，大麻466公斤，共逮捕毒品犯罪分子12990人。廣東、福建、北京、上海等地公安部門相繼破獲了一批制販冰毒大案，查出20多個地下加工點。(10)而到1996年，這種販賣毒品的犯罪活動繼續呈上升趨勢，僅是第一季度，全國共破獲毒品違法犯罪案件11832起，比去年同期增加37％；繳獲海洛因575公斤，鴉片234公斤，分別比去年同期增加73％和10％。截止目前，全國共開辦強制戒毒所500多個，年強制戒毒5萬人次，勞教戒毒所65個，在所戒毒1.8萬人次。（11）報紙、電視臺及電臺，頻頻傳出吸毒者家破人亡的報道，其中云南、廣西、廣東等是吸毒案發率較高的地區。據吸毒者交待，其犯罪最開始都是出于好奇或為了排遣憂愁等。但往往一開始吸，就能造成家庭分裂，人生不幸，最后走上毀滅之途。毒品市場的迅速擴大，對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中國對毒品的量刑不可謂不重：販毒50克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毒販判處死刑。但由于高利潤的吸引，還是有不少人陸續加入這一行列。從90年代初開始，廣東的販毒分子呈明顯的團伙化趨勢，其中粵東又以家庭團伙販毒的特點，明顯區別于廣東其它地區。1996年3月29日破獲的一樁跨國跨省大毒案，就是由廣東普寧沈氏三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員組成的販毒集團所為。（12）販賣毒品的利潤一般高達百分之百，這里只舉一例：號稱1995年世界第六大毒案、中國第一毒案的主角王世鑒，其在金三角地區以每只4.3萬元價格買下的海洛因,一到廣州就能以每只9萬元的價格出手。（13）而這里只是批發價，最后到吸毒者手里，零售價格還要比批發價格高出百分之百以上。其間的差額，就成了這些販毒的黑社會團伙的收來源。據海關總署透露，從1989年到1996年11月，我國海關共繳獲各類毒品1575.4公斤,精神藥物146.6公斤,可制毒化學原料25.5噸。（14）

　　

　　對販毒團伙每年的總收入，國際上有一個形成慣例的估算比例，那就是每年被查獲的毒品只占整個流通量的5％左右。如以此比例估算，我國每年損失在毒品一項上的社會財富就相當驚人。

　　毒品犯罪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已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并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而作為一個在國際禁毒中起重要作用的大國，我們有關禁毒的理論研究和指導現在都大大落后于形勢需要。為了扼制毒品犯罪，加強戒毒，降低復吸率，提高破案率，必須從社會學、經濟學、醫學等角度來研究毒品犯罪問題，以加強禁毒工作的科學性，這在中國確實是當務之急。

　　

　　2、逐漸被黑社會組織控制的“黃色”行業

　　

　　近十多年來，中國的“黃色”行業發展得很快。這種“快”后面實際隱藏著一種價值倫理觀念的變遷。這一點可以從這些黃色行業的從業者的動機可證：據調查，這些人當中沒有多少人是出于生活所迫，而主要是認為這一行業掙錢快且多，且無需投入資本，只要年青就行。

　　

　　中國的黃色行業中的女性，在80年代還大多處于自由狀態，沒有黑社會涉足其中。但由于這一階層基本處于無助狀態，她們的財富很容易成為別人覬覦的對象，導致涉娼兇殺案逐漸增多。（15）在這種情況下，她們比較傾向于找“保護人”，這就是廣東俗稱“雞頭”產生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色情行業獲利巨大，許多黑社會也逐漸介入這一行業。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色情行業漸為黑社會勢力所控制。1996年1月15日大連破獲的“三女神”酒吧一案，就是一個由黑社會組織控制的賣淫集團。該酒吧秘設暗道，齊備淫穢物品，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和利益分配規則，并豢養著大批維護妓院規則的打手。在這類由黑社會組織管理的妓院里，賣淫女已失去了“自由競爭”時代的自由和經濟收益，嫖客的嫖資大部分被黑社會組織榨取。（16）

　　

　　在全國范圍內，黑社會組織介入娛樂業已不是秘密。以著名的S城為例，該地的啤酒屋、歌舞廳基本上都有黑社會組織介入。據調查，該城各轄區的派出所都設有內保科，要求賓館、歌舞廳、啤酒屋之類進行治安聯網，繳納治安費。如不加入聯防網絡的單位，派出所對其治安問題就不負責。而這些地方向派出所交納，不一定能買到平安，因為派出所無法分出警力坐鎮該娛樂場所。而向黑社會組織交納，黑社會組織會派人看場子。故此這些娛樂場所的老板，一般都需“黑白”兩道能混得開，否則沒法開下去。黑社會組織在一個“場子”所得，除了老板所交的之外，還有在該“場子”內活動的“媽咪”上交的供奉。色情活動在這些地方都是較公開的，如S市1995年11月16日查獲的“金臺灣”娛樂城，經常在該處出現的“三陪女”等類從事色情服務行業的人，就有200人之多。這些地方一般都有黑社會組織收取“保護費”，如S市X瓜嶺X田食街，就有海豐與陸豐兩起黑社會組織成員強行向各酒家和服務小姐收取保護費，每家酒樓每月交200元，服務小姐每晚交10元，最后發展到向各酒樓每位食客收取10元做“保護費”。另一個在1996年5月破獲的以張國進為首的黑社會團伙，從1989年起，就以S市文錦渡、皇崗這兩個口岸，專以福建籍的客商為敲詐對象。他們對福建在S市做進出口貿易的公司和來往車隊強行收取“保護費”，并迫使福建籍公司、車隊支付其吃喝玩樂的費用。僅福建三遠集團有限公司一家就被收取“保護費”以及被迫支付張國進等人的各種費用累計近100萬元人民幣。還有10多家公司也遭此厄運，被收取巨額保護費。凡不服其控制的企業負責人均被這黑社會團伙用暴力傷害。這類黑社會組織如不是那種樹大根深者，就容易被繩之以法。但另一類和當地警方有聯絡的，就不是那樣容易清除。

　　

　　在廣東沿海一帶，“黃色行業”的老鴇俗稱“媽咪”。這批人一般都是在江湖上久經歷煉，頗有呼風喚雨之能的人物。以S城為例，目前在該行業中稱為“行尊”的“媽咪”已是第二代人物，無論是在素質還是手腕上，都已遠遠超過第一代“媽咪”。

　　

　　所謂第一代“媽咪”，都是從賣淫女中脫穎而出的人物。本身都是“三陪女”之類，由于時間久，認識的客人與“三陪女”之類的都多，每逢一家新的娛樂場所開業，往往就被聘請去做“公關部長”之類的角色。這些人手面大，其去留往往能決定一家娛樂場所的興衰。但發展到后來，就有一些并非“三陪女”出身的交際花之類人物介入了這一行業。如S城從1995年以后崛起的“四大媽咪”，就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交際花。這些人對黃色行業的介入，竟使這一行業有了”行規“。為了讓大家了解這一行業，這里簡單介紹一下這些“媽咪”的活動情況。

　　

　　宋某，女，28歲（1996年），四川外國語學院畢業，原在S市某政府部門工作，與高層人物熟悉。后看準了“媽咪”是一個很賺錢的行業，便辭職作了專職“媽咪”。其手下管有7個小“媽咪”，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網絡，這個網絡下統屬的“小姐”有700人之多。在她管理的場子中，三陪女陪客的小費都由客人交給“媽咪”，媽咪收上來以后，扣除各種費用以后再發給小姐。不在其網絡上的三陪女無法在其場子內“工作”。宋某在一個規模中等的“場子”凱x啤酒屋所上交給黑社會組織的費用為4萬（標準并非一成不變，常根據實際情況修訂），自稱是“中國最大的‘媽咪’”。另一個名列宋某后面、在天X賓館活動的“媽咪”，原為導游，號稱懂四國語言，其活動手段與宋差不多。這“四大媽咪”由于跟“黑白”兩道都特別熟悉，據說“掃黃”都掃不到她們坐鎮之地。（17）

　　

　　販毒、賣淫、暴力集團的商業活動，無一不是違法的行為，在其中產生了大量的地下經濟。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地上經濟和地下經濟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兩個范疇。如上述販毒、賣淫所得的收入如用之于購買公寓、汽車、時裝等，那么地下經濟又可以轉化為地上經濟。由于中國目前不少人的收入處于不透明狀態，無法斷定地下經濟所產生的收益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到底占了多大份額。但從消費的最終需求看，有不少還是轉化成了地上經濟。可以說，中國目前的體制上有許多罅隙可乘，在地下經濟和地上經濟這兩個范疇之間，金錢來往自如，穿梭不息。

　　

　　3、危及正常經濟的偽幣制造活動

　　

　　近幾年來，中國貨幣市場受到制造偽幣者的嚴重擾亂。各種傳媒不斷報道偽造貨幣者受到懲處的消息。就在1996年2月6日，不少傳媒都登載了一件到當時為止的最大走私偽造貨幣案，走私總額達2700余萬元。（18）臺灣在1996年偵破一個偽造人民幣集團，幾年來竟偽造了5～6億人民幣，而這些假人民幣，絕大多數都通過走私流入了中國大陸。（19）印制偽鈔，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叫做“地下資金生產”。這些偽鈔主要都用于非法經濟活動，如前一案中的偽鈔，其中的950萬元，被以10.5：100和17：100的比價出售給另一起從事非法經濟活動的人。這些偽鈔流入市場，嚴重擾亂了經濟秩序，毒化整個國民經濟。

　　

　　泛濫成災的地下工廠和假冒偽劣商品

　　這一類經濟活動雖非黑社會組織所為，但卻嚴重破壞了中國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使中國市場形成了“壞車市場模型”，對經濟發展極為不利，所以在這里必須分析其危害性。

　　

　　“發如韭，割復生；頭如雞，割復鳴。”用這句古詩來形容當今中國的假冒偽劣商品和地下工廠真是再貼切不過。大量地下黑工廠是假冒偽劣商品產生的源頭，中國各地都有。這些工廠專門生產一些冒牌商品和劣質產品，從藥物、食品、建材到電器產品，無所不包。采取的方式五花八門，如：擅自使用與他人特有的商品相同或近似的名稱、包裝、裝潢、商標或者標記；擅自使用他人特有的企業名稱、字號或姓名：在商品上隱匿依法應當標明的質量、成分、性能、用途、產地、生產者、生產日期、有效期限等，或對此做虛假的表示，以及欺騙性的價格表示；利用廣告等形式對商品或服務的質量、成分、性能、用途、產地、生產者作虛假不實或引人誤導的宣傳，等等，不一而足。大量偽劣產品充斥市場，嚴重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中國政府不得不對產品質量問題表示關心。1991年國家監督抽查產品綜合合格率為80％（發達國家為98％），市場抽樣的商品合格率僅為55％，這意味著在市場上出售給消費者的商品，有將近一半是不合格的。各地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經常接到各種各樣的投訴，從1992年開始，中國政府一直將打假掃劣列為工作重點，開展了“質量萬里行”等一系列活動，每次“打假”也都能清除一大批制造偽劣產品的地下工廠，但由于這些地下工廠投入少，獲利大，且不用納稅，故此有如韭菜，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來，簡直有除之不盡之勢。據不完全統計，1993和1994這兩年，全國就查處價值52億元的假貨，立案21萬多起。（20）據中國質協理事會提供的資料，中國近3年產品質量連年滑坡：1992年為73.3％，1993年為70.4％，1994年為69.8％（該數據是抽查4591個企業的6028種產品所得出的）。（21）1995年一季度產品質量合格率更降為65.9％，是歷年來抽樣合格率最低的一次。（22）國務院的有關領導在一公開場合表示，當前產品的質量狀況令人担憂，在國際市場上，我國產品質量、品種、檔次缺乏競爭力，質量總體水平大約落后發達國家10～15年；原材料、基礎件、元器件質量差，影響最終產品質量；企業生產過程中的不良品(包括廢品、次品、返修品)損失浪費驚人，據估計約占工業產值10％，相當于有10％的工廠長期生產廢次品；產品適用性質量差，滯銷產品數量多，1994年庫存積壓增加1000多億。（23）

　　

　　在這些偽劣產品中，對社會危害最大的莫過于假藥、假農藥、假酒、偽劣建材了。下列事實雖然零散，但管窺蠡測，從中可以測度到偽劣商品為害之烈：

　　

　　中國年產酒量達2000萬噸，其中有不少假酒。據不完全統計，從1985年到1994年，全國共發生假酒中毒事件20多起，中毒人數為5400多人，其中有200多人死亡。（24）這些假酒的生產者主要是一些產品在市場上無競爭能力的地方酒廠。據北京市衛生檢疫局進口食品處一位負責人介紹，福建己出現假洋酒生產線，對于高檔酒采用“釜底抽薪”法，先用焊槍將水晶瓶底烤軟，鉆一小孔將真酒抽出后，兌入假酒，一瓶真酒通常可胎生100多瓶假酒。對于中低檔酒則用注射器插入軟木塞抽酒出來后，再兌入假酒。（25）云南電視臺1996年8月26日晚在“今日話題”中播出“會澤毒酒案”，案犯李榮平、彭傳云從云峰化學工業公司購買甲醇3420公斤，非法勾兌有毒假酒銷售，致使192人中毒，其中35人死亡，6人重傷。至于假藥更是充斥市場，各地隨時都可以查處一大批。曾風靡一時、被列為某運動會“指定保健藥品”的“東方魔液”，就是一大偽劣產品。甘肅文縣的黨參（文黨）有數百年歷史，馳名全國，但被一些不法分子以次充好，將一些白條參、黃參等低檔次的參摻入文黨參中，結果砸了文黨參的牌子，使當地藥材業蒙受巨大損失。山東、遼寧、四川等都是全國假藥的集散地，1995年5月衛生部、國家醫藥管理局、國家中醫藥局等幾家聯合宣布，全國共查處非法醫藥經營戶6451家，取締藥品集貿市場36個，查處價值2000多萬元的藥品共11309批（件），罚沒款230多萬元，21人被刑事處罚。（26）這當中，山東查處508處經營戶，取締藥材市場2個；遼寧查處143處經營戶，取締藥材市場5個；四川查處非法經營戶1000余處，取締藥品市場3個。（27）即便是計劃生育用藥品，也有偽劣產品，深圳市1995年1～3月共繳獲假冒計生藥具100多個品種，計15.7萬件。（28）各地消委會接到有關食品的投訴也很多，1994年下半年沈陽市對幾十家經銷進口食品的單位進行檢查，發現在數百個品種中，有131個品種超過保質期，95種無“三期”或“三期”標識不明顯的食品仍在銷售，有的食品就要過期了，可倉庫還有大量庫存。一種進口的口香糖己超過保質期達15年之久，卻還在柜臺上銷售。（29）1995年3月在北京農業展覽館舉辦的“’95春季生活用品展銷會”上，北京市朝陽區技術監督局共檢查食品、服裝、日用百貨等18類107種商品，結果發現其中30％的商品存在質量問題。（30）據近兩年各類傳媒報道，在展覽會上銷售假冒偽劣商品的事全國各地時有發生。

 

　　

　　與此同時，假洋貨也充斥中國市場。據各地消費者委員會1994年的統計，消費者對進口商品的投訴增多，且多集中在彩電、空調、音響、錄相機、攝象機、小錄音機、電池、服裝、皮鞋、食品等19類日常用品上。進口家電的問題更嚴重，直接危及人的生命與健康。1994年12月，北京市豐臺區一市民家中的25寸彩電因機內線路短路發生爆炸，在場4人大面積燒傷。據調查，市場銷售的進口電器問題嚴重，如四川廣漢川工貿公司經營銷售的180臺日本松下TC—2189XR彩電，顯像管為深圳賽格日立彩色顯示器件有限公司生產，其輸出變壓器、電子調諧器、開關電源變壓器、繼電器等關鍵元件均為中國各有關工廠制造。云南消費者委員會根據廣大消費者的投訴反映，曾會同有關部門對昆明市場的進口家電進行了一次突擊檢查，發現不少商店在沒有向有關部門報驗的情況下，擅自銷售進口家電。在這次檢查中，發現有43家商店銷售偽劣產品家電，共17個品種，2116件。其中一家國有大商場銷售的一批松下彩電，其顯像管沒有一個是松下公司制造，有的整機銘牌竟是用易拉罐鋁皮制成。更為嚴重的是，這批7個型號的彩電，有兩個不符合中國國家標準要求，直接危及到消費者的生命安全。據中國消費者委員會有關人士介紹，假劣洋貨發源地很多，以家電為例，目前中國市場上銷售的進口家電不少為進口散件，國內組裝；國內產品假冒國外名牌的現象也十分嚴重。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近年來國家對家用電器的經營放開，國內市場進貨渠道越來越多，一些不符合國家安全質量標準規定的國外產品，通過非正常渠道進入中國市場，其中有一部分是國外廠商未申請中國安全質量許可證書，其產品非法進入中國市場；還有些是國內部分外貿公司違反國家有關法規，通過邊境貿易易貨進口的國外產品。1994年，據抽查北京、上海、廣東等13個省市91家大中型商場的161種型號的上述進口商品，有84種型號的商品沒有經過商檢部門的安全質量檢驗，加貼商檢標志，占被抽查商品的52.17％。在有些城市，沒有加貼商檢安全標志的商品占到90％左右。由于這些商品未經中國商檢部門檢驗，安全質量得不到保證，一旦出現質量問題，消費者不僅會蒙受經濟損失，還可能使人身財產受到嚴重損失。本章所述進口商品存在的問題，絕大多數發現于國有大中型商場。中國社會經濟調查研究中心等單位，于1994年8月份采取整群分層抽樣的方法，對北京市假冒偽劣商品進行調查，得出了令人震驚的調查結果：消費者在國有大中型企業商場購買過假冒偽劣商品的人數比例非常之高，達23.5％，趕上了個體商店，而且超過了個體攤位。

　　

　　最可怕的是防偽商品也有假。據中國防偽行業協會統計，全國目前生產激光全息防偽標志的企業己有近200家，且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其中不少廠家并無必需的技術和設備力量，從而使大量水平低、易于仿制的劣質防偽產品充斥市場，導致社會產生質量信譽危機。《南方周末》曾組織一次關于假冒偽劣商品的公眾調查，結果顯示：公眾認為假冒偽劣最多的商品是：名牌服裝（56.7％）、食品及飲料（50.8％）、保健品補品（47.2％）、音像制品（39％）。（31）也正因如此，在1996年中國工商業企業才會推出以保證商品質量為主要內容的承諾制，這種承諾制的出臺，只說明中國的消費者目前在日常購物中連基本權益都難以保證。

　　

　　假冒偽劣商品為什么在中國盛行？各方面人士這些年來發表了許多看法，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認為我國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決定消費。有人統計，國人消費的日用品95％來自于集市貿易，這就很能說明問題。銷售“假冒”商品違法，但銷售“劣次”商品卻不違法，而這些商品往往有其相應的低價格，老百姓愿意接受。如一件衣服，小商品市場上賣的價格往往是大商場的幾分之一，同樣的使用價值，而且質地相近，選擇低價是正常的。

　　

　　美國經濟學家阿克羅夫早在20多年以前就針對上述消費者偏好，提出“壞車市場模型”之說。他認為市場上有好車、壞車，壞車進入市場以后，人們對車有了價格預期，愿意付出的價格降低。好車成本高價格也高，但由于壞車不斷進入，導致好車也賣不了高價，最終使好車反而賣不出去。這一現象是由兩方面原因決定的：一是壞車市場對好車市場具有外部性。壞車影響對好車的評價，影響對產品愿意付出的價格；二是信息不對稱，買車的人不知道好車壞車的整體信息，只有當使用后才知道好壞。由此造成相信真品的人少了，愿意為真品付出高價的人少了，最終結果是導致市場失敗。

　　

　　1995年初，廣東舉行過一次“廣東企業與商標研討會”，數百個與會代表簽署了一個類似宣言的特別文件。在那份特別文件上，有這么一段話：“一個國家也好，一個地區也好，如果她的管理者和她的人民容忍甚至縱容商標侵犯行為，那么這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注定只能是第二流的。”這段話，無論如何應當引起人們的深思。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的沖突通常要靠法律制衡，刮風式的打假運動其效用不能長久。在打假方式與打假成本、效率方面，運動式的打假必然比不上法制約束。

　　

　　黑色經濟泛濫的嚴重后果

　　黑色經濟的泛濫使少數人得利，但是這少數人的得利是建立在社會性的犧牲上的。它的危害在世界范圍內均引起了重視，我們采取“駝鳥政策”回避這一問題，卻并不等于這一問題不存在。倒是正視它還有可能解決問題。經濟學家忽視地下經濟的存在，其結果是使自己對中國經濟狀況的分析嚴重失真，使本應成為當代“顯學”的經濟學在中國變成了紙上談兵的東西。政府根據這些不實的數據和錯誤的理論去制定政策，后果就會更嚴重。

　　

　　概言之，黑色經濟的嚴重后果可以從這幾方面進行概括：

　　

　　一、地下經濟破壞公平競爭的原則，干擾市場進入和退出規則的實施。地下經濟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在從事經濟活動時，往往沒有經過規范的市場準入過程。如地下工廠以及走私販私者，根本不具備市場主體資格，他們用非法手段進入市場，從事經營活動的成本很低，更兼他們的利益是建立在消費者利益受損的基礎上，其行為短期化的特征很明顯，通常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撈足了就一走了之。正是由于他們的大量活動，整個市場秩序陷入混亂。

　　

　　二、它嚴重打亂了人力、物力資源的分配，極大地嘲弄了以勞動生產率為本位的分配法則。使人們看到以投機或機會為本位的分配法則更有利可圖。中國這些年來以機會為本位，憑借關系網和投機進行分配大行其道，就是黑色經濟盛行的結果。

　　

　　三、黑色經濟的大量存在是對政府和法律尊嚴的極大蔑視。由于黑色經濟鼓勵違法和投機取巧，最終導致守法者和違法者的收入出現相當大的差距。中國現在有句民諺，叫做“犯大法掙大錢，犯小法掙小錢，不犯法不掙錢”，就是針對守法者和違法者之間收入倒掛這種嚴重不公現象而發的。其結果是嚴重扭曲了人們的道德觀念，毒害了社會心理，使人們普遍寄希望于投機取巧，引導了更多的人鋌而走險去干違法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被迫在有限的國家財政中，不斷增大懲治犯罪的公共支出投入，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四、使政府的統計數據嚴重失真。大量的黑色經濟----黑色收入的存在,使得政府在分配和消費方面所公布的數據均蒙上了一層不可信的色彩。由于大家都覺得統計數字摻水（這一點甚至在人大會議上由人大代表們提出質詢，需要由國家統計局的官員出面力陳數據的可靠性），與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相比，現在人們更愿意相信其實有很大局限性的局部調查。

　　

　　必須指出的是，我國目前黑色經濟活動猖獗和政府部門少部分腐敗分子的暗中支持甚至直接參予分不開。那些以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為掠奪對象的黑色經濟活動基本上是“內部人”所為，即便是那些走私、黃色經濟活動，也有部分政府中的腐敗分子支持，前面惠安縣公安局長只是其中一例。就在1996年6月，廣東省政協主席郭榮昌在一個公開場合指出，沿海走私為什么屢禁不止，其原因就在于緝私部門出現“護私內鬼”。據有關傳媒透露，廣東部分地區走私仍然猖獗，就在1996年上半年的兩個月內，僅湛江就先后組織6次區域性聯合打私活動，查獲走私案件86宗，案值4637萬元。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林興勝和康樂書在6月分別帶領視察組到惠東、汕尾、陸豐、惠來、湛江、雷州、徐聞等七個市縣以及走私嚴重的甲子、碣石、江洪、企水等九個鄉鎮港口、碼頭實地視察，發現問題不少，如走私案主犯、團伙頭子未抓獲歸案，緝私部門出現少數“護私”者等。（32）如廣東惠東縣自1994年12月28日至1995年11月20日，對走私貨物罚款放行共16691車（其中掛軍警牌車輛運載10689車，占總車次的64％），罚款4595.7萬元，運載走私貨物約10.9萬噸，貨值估算4.4億元，累計使走私分子逃避關稅約2.8億元。據查，惠東縣對走私貨物罚款放行，首先是縣公安局、縣打私辦于1994年底、1995年初自行上路設卡、自定標準實行的。對此，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先是失察，而后贊同、支持，并作出某些錯誤決策，使罚款放行從執法部門的違法行為逐步演變成“工商為主、公安協助、財政監督、打私辦協調”的政府行為。一些執法部門的負責人為攫取非法利益，不惜與走私分子內外勾結，搞“假罚款”、“假拍賣”，進行權錢交易，使惠東縣一度成為全國的一個走私重點地區。（33）不少企業也參加了走私活動，1996年6月10日廣東省高級法院審結廣東湛江富力公司走私案，該案走私物品價值達10.4億元人民幣，偷逃關稅和增值稅達5.4億多元。（34）廣東省湛江市遂溪縣委副書記、縣長劉強輝，因放縱庇護走私，造成國家近億元的損失，于1996年9月上旬被湛江市委勒令停職檢查，同時被立案停職檢查或移交司法機關偵查的還有該縣打擊走私辦公室、工商局、公安局、農業銀行遂溪支行的負責人等6人，其罪狀主要是或與走私犯罪嫌疑人通謀，或為走私活動提供巨額資金（貸款）。（35）

　　

　　中國目前這種地下經濟泛濫的局面，其危害性已經有目共睹。如何才能遏止它的繼續泛濫已經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從目前的情況看來，降低黑色收入的最佳方法莫過于通過政策來加大犯罪的經濟成本，使犯罪變得無利可圖，進而達到減少或制止犯罪的目的。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加利.S .貝克，就是因他將微觀經濟分析的領域擴大到非市場行為的人類行為及其相互作用的廣闊領域，而摘取當年的桂冠。

　　

　　與同時代經濟學家有著顯著區別的是，貝克研究分析的社會問題常超出一般經濟學家考慮范圍之外。他在其名著《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中，集中論述了罪與罚，亦即犯罪行為和對付犯罪的公共政策問題。傳統觀點對犯罪通常持如此看法，即認為犯罪行為是精神病和社會壓迫造成的，罪犯是社會制度可憐的“犧牲品”，這一觀點最著名的表述是法國文豪雨果在《悲慘世界》里一再強調的那句名言：“當一個人心里充滿了黑暗的時候，犯罪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這面人道主義的旗幟曾在兩個世紀里高高張揚，一直作為批判司法制度缺陷、以及體現人類對弱者的關懷精神而存在。尤其是當著名的心理分析家米林格的《罚之罪》一書于1961年出版以后，這種態度開始對美國社會政策施加重大影響，法律日益向擴大罪犯的權利改變，從而減輕了對罪犯的警惕與定罪，對守法的人民提供的保護日益減少。但由于現代社會中人們犯罪的動機和犯罪的內容已和18世紀有了很大的不同，再用這種人道主義觀點來分析犯罪行為，尤其是分析以貪污腐敗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犯罪與以販毒或財產型犯罪為主要內容的刑事犯罪顯然已不合適。貝克根據自己對社會犯罪行為的長期觀察，認為犯罪實際上是一種 “經濟活動”，犯罪分子有自己的“成本”和“收益”。犯罪分子之所以實施犯罪，是因為他預期犯罪收益大于成本，所以犯罪是在權衡各種謀利方式的成本和收益以后作出的理性選擇。而犯罪量不僅決定于可能犯罪者的理性與偏好，也決定于政策創造的經濟和社會環境，包括用于警察局的支出、不同罪行的懲罚，以及上學、就業、訓練計劃的機會。貝克因此提出，對付違法行為的最優公共政策就是提高違法成本，使違法“不合算”。

　　

　　貝克認為，一般而言，犯罪成本包括三方面：一是直接成本，即實施犯罪過程中發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作案經費、作案時間等直接用于犯罪的開支。二是犯罪的時間機會成本。由于一個人把一部分時間用于犯罪，那么通過合法活動謀利的時間就會減少，由此自動放棄的經濟活動可能產生純收益，即為犯罪的機會成本。三是處罚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機關偵破并被判處刑罚對犯罪分子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由于這些預期的犯罪成本能否成為現實中的犯罪成本，還取決于司法機關的破案率。基于此，犯罪學專家將犯罪成本用如下公式表示：

　　

　　犯罪成本＝犯罪直接成本＋犯罪機會成本（犯罪懲罚成本X破案率）

　　

　　從犯罪成本的計算公式中，我們可以看出影響犯罪成本高低的因素有4個，其中犯罪直接成本和犯罪機會成本與人們所受教育程度、工資收入、就業機會、年齡等相關，在短期內是相對穩定的常量。懲罚成本則是以破案率為前提，破案率越高，犯罪者就越少。從犯罪經濟學的角度看，一流的罪犯就是用最小的犯罪成本獲得最大的犯罪收益，而政府要采取的措施則是通過一系列社會公共政策，使罪犯的犯罪成本最大化，最后達到減少犯罪率的目標。鑒于此，貝克特別強調，一個人犯罪以后被捕的概率比監禁期限有更大的阻遏犯罪作用。

　　

　　借用貝克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現狀，會發現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黑社會力量滲透社會的范圍越來越廣泛。而上述那種“官黑”結合的直接結果是大大降低犯罪成本，而只要犯罪成本低于守法的成本，那么“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就還會存在，黑色經濟活動就不會停止。這類“官黑勾結”的活動，毫不含糊地向社會公眾表明，對轉型期的中國來說，走向法治化的現代“公民社會”與走向“意大利模式”的兩種可能性同時存在，今后若干年內國家的努力方向會決定社會的生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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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注釋：

　　

　　1、新華社北京1996年7月6日電。 

　　2、《信息時報》（1996年8月9日）。 

　　3、《審判臺》，1995年特號。 

　　4、《粵港信息日報》（1995年5月6日）。 

　　5、“清除‘流氓頭’”，《南方周末》（1996年1月19日）。 

　　6、“惠安摧毀黑社會團伙”，《中華工商時報》（1996年6月5日）。 

　　7、《南方周末》（1996年11月1日） 

　　8、原載《山西青年報》，轉摘自《深圳法制報》（1996年8月25日）。 

　　9、新華社1996年北京9月4日電；《中華工商時報》（1996年7月9日）：“‘嚴打’已獲取黑槍56萬支”。 

　　10、《粵港信息日報》（1995年5月13日） 

　　11、《南方周末》（1996年6月28日），《中華工商時報》（1996年6月29日） 

　　12、《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4月13日） 

　　13、《南方周末》（1996年6月28日）：“中國第一毒案”。僅在這一編號為“9601”跨境販毒大案中，繳獲的海洛因就達598.85公斤。據各種報道分析，中國現在的走私毒品案規模越來越大，在“3.29”沈氏家族販毒案中繳獲毒品28公斤；惠東縣“4.22”特大販毒案繳獲42公斤；廣州市盧漢強特大販毒案繳獲80.25公斤。 

　　14、新華社北京1996年11月26日電。 

　　15、“致命的欲壑----對我市涉娼兇殺案件的調查分析”，《深圳法制報》（1996年1月10日）。 

　　16、《中國青年報》（1996年4月8日）：“搗毀地下淫窟”。據這篇文章所載，這個“三女神”酒吧表面上是個酒吧，實際上從事賣淫活動。該酒吧后有秘密通道通往3樓的8個包房。警方繳獲的兩本帳本上，詳細記載著自1995年7月以來該酒吧接待嫖客420余人次的帳目。該酒吧老板安凌云供認，嫖客只要花上500元嫖資便可通過通道，由暗道里的服務生送往3樓的包間。賣淫女接待一次嫖客，便可拿到一張小票，憑票可以領到200元錢，其余300元便歸老板所得。 

　　17、這一段材料來自作者調查手記。 

　　18、新華社1996年2月5日電。 

　　19、“偽造人民幣數億元，假鈔集團在臺落網”，《深圳晚報》(1996年8月12日） 

　　20、《中國市場經濟報》（1995年1月24日） 

　　21、22、《經濟日報》（1995年4月17日）[返回21][返回22]

　　23、《法制日報》（1995年4月26日） 

　　24、《深圳商報》（1995年3月15日） 

　　25、《中國市場經濟報》（1995年1月24日） 

　　26、《法制日報》（1995年5月12日） 

　　27、《法制日報》（1995年5月15日） 

　　28、《深圳商報》（1995年4月3日） 

　　29、《中國市場經濟報》（1995年1月24日） 

　　30、《粵港信息日報》（1995年4月6日） 

　　31、《南方周末》（1996年7月26日） 

　　32、《報刊文摘》（1996年7月4日） 

　　33、“惠東縣‘罚款放私’真相大白”，《羊城晚報》（1996年7月26日）。 

　　34、《中華工商時報》（1996年6月15日） 

　　35、中新社湛江1996年9月10日電，見《深星時報》（1996年9月11日）。 

　　 

　　 

　　

　　結語 公平和正義：評判社會制度的阿基米德支點 

　　※“效率優先”經濟增長戰略的缺陷

　　以“效率優先”為價值取向和政策目標的經濟增長戰略，其倫理支持是這樣一個觀點：生產先于分配，發展和公平不可兼得。要想發展經濟，必須犧牲社會公正。這一戰略在我國的實踐引起了社會各方面的不良政治反應，以破壞法律制度和社會公德達到互利目的的社會性腐敗必將使改革夭折。因此我國現在一定要放棄那種以效率優先為目標、沒有發展的經濟增長戰略，重新選擇具有社會內容的發展戰略。

　　

　　※我們應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戰略

　　為克服傳統經濟增長戰略的缺陷，發達國家學者提出了一種新的發展觀，認為發展應以民族、歷史、環境、資源等條件為基礎，具體來說，發展是經濟增長、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價值觀念變遷、社會轉型、自然協調生態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總和。這種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應該成為我國下一階段的政策選擇。

　　

　　※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

　　公平與效率，是人類文化中帶有終極意義的一個基本命題。它的意義，主要在于它作為一種理想，根植于社會制度和人們心中，成為人類世世代代追尋的目標。不少中國經濟學者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之所以被人評為“既不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事前科學預測，也不是對社會經濟現象事后的實際分析”，成為一門嚴重脫離中國現實的“屠龍術”，其原因就在于缺乏人類關懷精神，在對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中“見物不見人”，只注重編制數學模型，陷入了數學觀點的方法論陷阱。中國經濟學家要努力的，就是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恢復經濟學的本來意義：經濟學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學，歸屬于社會性而非技術性范疇。

　　

　　※ 向政治之癌：權力市場化宣戰

　　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難點問題，就會發現成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權力市場化。正是權力市場化造成了大面積的社會分配不公、社會腐敗和高通脹率，阻礙了改革的深化進行。

　　

　　※腐敗的路徑指向：非法權的金權政治

　　認為腐敗有利于推動社會轉軌、并斷言以腐敗為手段獲利的利益集團會進行努力建立法治社會秩序的人，全然沒有想到腐敗所要消解的“舊體制”，即極左型專制已不是轉軌時期的主要社會問題。在新法規不斷出臺的今天，腐敗所要消解的就是這些新的法律約束。而腐敗泛濫的最終結果只會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部分地區已型構成社會現實秩序）的“黑權結合”；腐敗推動的“社會轉軌”，其路徑指向一定不是知識分子天天在紙上型構的“公民法治社會”，只會是高度腐敗的金權政治或政府和黑社會共同治理社會的“意大利模式”。

　　

　　※人的品質取決于人文教育的品質

　　人文科學的意義，絕不止于道德精神層面，轉型期許多經濟問題難以解決，就在于沒有將人文科學的道義評價與社會科學的理性判斷結合起來。我們必須擺脫古典經濟學“經濟學”單一的人性觀，通過人文意義教化啟動人性中利他與自我超越的一面。

　　

　　※發展是以人為中心的發展

　　事實證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經濟發展，使人們在利益的角逐中將不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愛等精神的約束，只有對金錢赤裸裸的無恥追逐。這樣的“發展”就算是暫時獲得了效益，但充其量只是一種殘缺的發展。從動態操作上來說，公平與效率理論雖然表現為時序問題，但哪一原則是解決后一原則的前提和基礎，是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價值判斷之一。在進行制度設計時，必須對新制度傾注社會公正與平等的思想。一個國家如不能為自己的國民尋求公平和正義，將永遠不可能使自己獲得真正的發展。因此社會公平和正義，既是我們評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點，也是評價我們現代化成就的全部出發點。

　　

　　通過對轉軌期政治經濟學問題及種種不良事后反應的條陳縷析，應該承認一點：以效率優先為基礎的“先增長、后分配”的經濟增長戰略的實踐后果是相當嚴重的，必須盡快予以矯正。

　　

　　“效率優先”經濟增長戰略的缺陷

　　正如前面講述過的那樣，效率優先的發展戰略實質上是一種經濟增長戰略，這種戰略的價值取向和政策目標是效率優先，這種觀點表現在經濟生活中，就是對GNP的努力追求，對高速度的強烈攀比。為達到這一目標，需要大規模地增加投資，而大規模投資，又要求有較高的資本形成和儲蓄率，這方面的理論代表是“哈羅德－杜馬模型”。這一理論模型的倫理支持是在國際經濟學界曾流行一時的看法：生產先于分配，發展和公平不可兼得。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國家，尚不足以從社會公正方面思考并付出平等改革的代價。要想達到經濟發展，必須犧牲社會公正。這種思路在我國改革初期被演繹成這樣：在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腐敗也有利于消解舊體制，GNP的高速增長就是一切，為此甚至可以付出社會、政治、文化方面的代價。只要把蛋糕做大了，經濟增長的效益就會通過“涓滴效應”自動流入社會下層，一些社會經濟問題就會自動改善。這種觀點在政治學上的反映，就變成了“實力論”。“實力論”者認為，衡量一個國家的實力，就應只以軍力、國力、GNP等作為發展的指標和尺度。總之，效率優先的增長模式和實力論者的共同特點就是將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丟在一邊不予考慮。

　　

　　這種以效率優先為價值取向的發展戰略，在本世紀50～60年代曾在剛贏得民族獨立，希冀迅速擺脫貧困的后發展國家中風靡一時。聯合國也與此相配合，于60年代初制定的第一個10年（1960～1970年）國際發展戰略，強調把經濟增長、GNP和工業發展速度作為最主要的發展目標和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并具體提出發展中國家GNP年均遞增5％的數量指標。

　　

　　在收入分配領域，發達國家在19～20世紀上半葉確實曾經歷了為效率而容忍一二代人的不公平分配，甚至使這些國家的人民付出了慘痛代價，如喪失尊嚴、品質惡化、金錢壓迫、不安全感、社會動亂等等。但是今天的發展中國家有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在前，人民的福利意識普遍增強，大家認為，貧富差距過大遠比普遍貧困更難忍受。今天廣大貧困國家的人民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稱，平等是一個應該在實踐中付諸實施的政策目標。也正因如此，先增長后分配的發展戰略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的實施結果令人失望，因推行這一戰略而陷入困境的典型就是拉丁美洲以及南亞諸國。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哥倫比亞等國以高通脹、高失業率、高度腐敗、嚴重的收入兩極分化和累累外債為代價，雖然換得了GNP的高速增長，但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如貧窮、人口激增、資源短缺、分配惡化、政局不穩等卻使這些國家陷入了苦難的深淵。南亞的巴基斯坦到了1958年，由于大規模的腐敗與經濟、社會和政治矛盾而導致了“民變”。這些國家共同的特征是：民眾只是政治的對象而不是政治的主體，政府亦不能有效地通過法律和民主手段來進行利益整合，官僚、商人、內閣部長等組成了一個個剝削民眾的聯盟，這些帶壟斷性的惡性分利集團，壟斷了國家的經濟，影響政策制定，操縱輿論，向政府尋租，其結果是經濟增長的好處廣大民眾沒有享受到，相反卻流向富裕階層，種種社會病反過來又嚴重阻滯了社會發展。先增長后分配的發展戰略因此也就成了沒有發展的增長戰略，到了60年代后期受到了嚴重挑戰。

　　

　　這一戰略在我國實踐的結果一方面是本書前面十章所述的社會不良反應，另一方面在經濟上也導致了嚴重的后果。如果將這種僅僅在經濟領域內推進的改革歷程梳理一下，就會發現對自1978年開始的這場改革在經濟發展中的表現，可以做出如下概括：

　　

　　經濟發展仍未擺脫“膨脹--緊縮--蕭條--再膨脹--再緊縮--再蕭條”這種一熱一冷反復交替的不良循環；政府的改革思路仍然未跳出“只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才能救中國”的框框。這種思路注定企業改革只能沿著放權讓利的路子走下去。而十多年改革實踐告訴我們，放權讓利救不活國營企業。由于國有企業在我國經濟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國有企業的改革因此也就會成為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一個相當危險的瓶頸口。

　　

　　在調校“需求過熱”病癥之后，中國現在正面臨著有效需求不足的痛苦。從實際情況分析，貧富差距過大，民眾整體購買力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真正根源。承認這一現實，就會發現目前通過刺激消費來啟動市場的政策目標有可能達不到。

　　

　　中國必須走改革之路，因為改革中出現了種種問題而否定改革，將使我們再度陷入災難之中。因為從根子上說，上述問題并非是改革帶來的。但是對改革出現上述問題，尤其是腐敗對改革侵蝕的嚴重性估計不足，甚至視而不見，那種權錢交易、以破壞法律制度和社會公德達到互利目的的社會性腐敗必將使改革夭折。基于此，我們需要對前十幾年的改革進行真正的反思。首先一定要放棄那種沒有發展、以效率優先為目標的經濟增長戰略，重新選擇具有社會內容的發展戰略。對改革的認同不應只認同“名”，還要注意其實質內容。

　　

　　我們應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戰略

　　強調“效率優先”、只注重經濟發展的經濟增長戰略由于自身的缺陷而受到了挑戰，世界各國都根據自己的國情進行戰略性調整，相繼為發展戰略引進了“公平”這一社會因素。1963年，美國人率先建立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生活等各項指標在內的新的社會發展指標體系。第一次沖擊了以單一的GNP為中心的“發展＝經濟”的經濟學發展觀。也就在此時，羅馬俱樂部為批判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的發展觀而提出了“增長極限論”，認為經濟增長已臨近自然生態極限，譴責技術對環境的破壞。雖然羅馬俱樂部是從技術性角度以人口、工業化資金、糧食、不可再生資源和環境污染五大方面預言經濟增長已達到極限，但實質上的深刻含義卻是宣告傳統經濟增長戰略在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結束，為人類認識未來和發展開辟了廣闊的新視野。

　　

　　在未來學提出“增長極限論”不久以后，由歐美一些經濟學家組成的“新經濟學研究會”（TOES）提出了生存經濟學。這一觀點和羅馬俱樂部報告有相似之處，他們強調健康的經濟發展建立在生態持續能力的基礎上，因此他們將自己這一派的論點稱之為“持續發展觀”。其要點是重視社會與自然界的協調發展，重視改革社會關系，改革權力結構，提倡社會公正，提倡人民參與。在持續發展觀里，實際上已隱含把個人的充分發展當作追求的目標。有人將這一理論觀點簡單概括為：“發展＝經濟＋社會”。但到了80年代，各國學者繼續就發展觀進行了跨地域、跨學科的研究，最后形成了一種“綜合發展觀”，這種發展觀以法國學者寫的《新發展觀》為代表，對持續發展觀既有繼承又有突破，提出了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的新主題。綜合發展觀認為發展應以民族、歷史、環境、資源等條件為基礎，具體來說，發展是經濟增長、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價值觀念變遷、社會轉型、自然協調生態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總和。

　　

　　到了90年代，世界經濟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物質財富空前增多，但是各國的社會緊張程度卻在增加。全世界有1/5以上的國家近年來經歷過民族沖突，自從1990年以來，全世界發生80多起戰爭和武裝沖突，政變此起彼伏。在財富增加的同時，窮人越來越多，失業隊伍日益龐大，各種犯罪案件急劇上升，和平與發展因此也就成了全球關心的話題。在這種情況下，持綜合發展觀的未來學家們提出了“以滿足人的需求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從而將發展的內涵界定為“發展＝社會＋人”。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開了各國首腦會議通過了《宣言》和《行動綱領》，這兩個文件闡發了不少重要的理論觀點：

　　

　　1、社會發展以人為中心，人民是從事可持續發展的中心課題，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改善和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

　　

　　2、社會發展與其所發生的文化、生態、經濟、政治和精神環境不可分割。

　　

　　3、社會發展是全世界各國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國政府和民間社會各部門的中心責任。社會發展應當列入當前和跨入第21世紀的最優先事項。

　　

　　上述觀點是對綜合發展觀和持續發展觀的繼承和突破。作為國際大家族成員中的重要一員，中國在1994年已經提出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段話表明我們已找到社會發展本質，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在實踐中落實這一點。

　　

　　要落實這一點，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公平與效率”這一亙古常新的話題上來。

　　

　　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

　　公平與效率，無論在經濟學、哲學等一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都是一個帶有終極意義的基本命題。它的意義，不僅僅只在于它能否為地球村的全體居民在現實中能否尋求到公平和正義，更重要的是在于它作為一種理想，根植于社會制度和人們心中，成為人類世世代代追尋的目標。可以說，本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就是人類尋求公平的大規模實踐。我們從巴貝夫的《平等共和國》、圣西門的《實業制度》、傅立葉的《和諧制度》這些19世紀杰出思想家的著作中，以及本世紀不少杰出學者的著作，如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岡納 .繆達爾的《世界貧困的挑戰》《亞洲的戲劇》等，都能清晰地看到他們對“社會公正”這一人類理想的張揚和追求。尤其是岡納 .繆達爾對平等的看法值得我們深思。他在考察了南亞11國的政治經濟狀況以后，明確地提出，“研究這些國家的經濟問題而不將腐敗作為嚴重問題來對待的理由是不恰當的、顯然是淺薄的或干脆是錯誤的”，在這些國家，社會不平等是經濟不平等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經濟不平等又加劇了社會不平等，最終使一個國家很難擺脫貧困。

　　

　　公平與效率在經濟學中到底占有什么位置？這只要看看中國經濟學的遭遇和難題，就知道喪失了對公平的追求，一門學科會墮入什么境地。

　　

　　人類歷史上至今為止已有過四種“顯學”：原始社會中巫術至高無上，中世紀神學稱雄，到近代哲學一躍成為眾學科之王。而降及現代，經濟學則成了學術“皇冠上的一顆明珠”。與學科尊榮相適應的是，這幾門“顯學”的大師級人物都分別是各時代天空中閃爍的明星。神學（后來演變為神權）的威勢更非其它學科所能望其項背，連赫赫王權都曾被迫對它低下高貴的頭顱。

　　

　　近幾年來中國經濟學也日漸成為“顯學”，不過這種“顯耀”還僅僅只體現在傳媒的渲染和部分經濟學家的自我感覺上，并非體現在社會評價上。面對“時代呼喚大經濟學家”的焦灼和急切，中國經濟學界陷入了一種相當難堪和痛苦的境地。

　　

　　可以說，中國經濟學界的痛苦由來已久。只是如今這“痛苦”的來由和改革以前并不一樣，改革以前是受外部條件約束而無法展示智慧與才能，因而生出“智慧的痛苦”，而現在則十足是一種難堪和失落。試想想，西方的同行們莫不“出將入相”，上結權貴，下交商界。從政者可以入閣，成為部長、總理和大臣；經商者可以成功地在股票、期貨、資本市場上縱橫馳騁，腰纏萬貫。尤其是那些在行內熬出了名氣的經濟學家，即便人在學府，也照常樣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影響政府決策，對金融界、商界頤指氣使，那風光，那得意，真是讓中國的同行看了以后不自禁要從心底里生出幾許羨慕之情。

　　

　　反觀中國，經濟學家的風光便不同于國外。一些據說曾轟動一時的中國經濟學家，在紙上縱馬馳騁之時游刃有余，而一將理論用之于實踐則一觸即潰，凡“下海”者大多鎩羽而歸，偏偏是那些未入流的準文盲在商海中如魚得水。長此以往，經濟學莫說成為中國學術“皇冠上的明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連以何為本立足于眾學科之林都成問題。當筆者到南方一所建校數十年的大學去教了一期書以后，這感覺便不由得又深了三分：無怪乎我們的“經濟學家”要謙虛地聲明“經濟學家只教人家怎樣賺錢，自己并不賺錢”；無怪這個省及省會城市的政府領導并不請這些“經濟學家”去為政府籌謀擘畫，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些常在深墻大院里處于半幽閉狀態的經濟學教授、副教授們，長期以來就憑著一兩本經典和數本東抄西湊的教科書“治天下”，對中國這十多年改革到底是如何進行都不甚了了。既然連了解都談不上，又怎能指望他們對現實經濟問題“望、聞、問、切”地進行診斷？這情景確實令人難堪：要知道，經濟學在它的發源地一直就是一門學以致用的實用學科，但“淮桔”最后易地竟成了“枳”，到了中國后卻被“創造性地發展”成了一門只是在紙上侈談的“屠龍術”。此情此境，又怎能指望時時刻刻需要在現實中“操刀作手術”的政府和商界倚重這樣空有“屠龍之術”的“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呢？

　　

　　為什么會如此？關鍵在于我國的經濟學家這些年來在對現實經濟的分析中見物不見人，只注重編制數學模型，陷入了數學觀點的方法論陷阱，整個社會制度差不多不在他們考慮的視野之內。有部分學者甚至還公開聲稱“歷史從來就是靠不公平推進的”，“在中國目前這種狀況下，根本不能考慮公平”，“不要反對行騙，要騙出一個新體制來”。有的學者形象地概括了這一現實：“（目前）經濟論文中充滿大量的數學公式，以數學推導代替了經濟機理分析，特別是把經濟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客體化，然后再抽象化為符號，建模、輸機，而制度問題不見了，人消失了，這樣的數學模型必然失去可操作性。”（曾昭寧《公平與效率》）我國不少經濟學者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之所以被人譏之為“既不是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事前科學預測，更不是對社會經濟現象事后的實際分析，成為一門嚴重脫離現實的“屠龍術”，其原因就在于此。中國經濟學界的現狀告訴世人，中國的經濟學亟需引回人類關懷，中國的現狀也亟需人文道義評價。人文道義評價不在于它能否在短期內改變社會現實，使“人皆為堯舜”，而在于它為世人高張了公平和正義的旗幟，昭示了什么是值得人類為之追求和努力的目標。在人類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道德理想國的存在，但道德理想卻賦予了人類以生存意義與追求目標，一些民族對其不懈的追求，終使自己的生存環境變得較為理想；而另一些奉行功利主義的民族卻受到了懲罚，如南亞和南美諸國，他們的短視行為最終使自己的生存環境變得惡劣不堪，其結果是沒有任何人在那種制度下感到生活愉快。

　　

　　沒有人類關懷精神的博大，中國的部分經濟學者們才會忽視了“分配”的公平規則，忽視了“腐敗”在資源分配中的巨大作用，而一再強調“腐敗是消解舊體制力量的最佳選擇，成本最小，效益最大”，才會對中國正在進行的幾乎可以說是轟轟烈烈的“自發私有化”過程-----其實就是資本原始積累過程視而不見。

　　

　　只想到上“條陳”“奏折”，就不會愿意去正視權力市場化的惡劣結果：生活中的分配法則早已被扭曲為憑權力、人情關系和投機進行分配。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就是在這種分配法則下完成的！

　　

　　現實對中國經濟學界的懲罚已經夠多了：忽視地下經濟在中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據并不包括地下經濟在內的統計數據對中國經濟的所作出的種種分析預測，因為其失去準確性而陷入空論，進而使人們對“經濟學家”存在的價值開始質疑。回避國營企業對職工的歷史債務，去談壓在國有企業頭上的“三座大山”如企業辦社會、冗員過多等問題，永遠使國有企業的問題無法得到真正解決。不去正視腐敗已成為中國經濟運行的潤滑油，就使經濟學者對現實的許多解釋成為一紙虛文，最后使經濟學在社會公眾心目中喪失信譽。而要讓公眾信服，就必須以公平原則為價值取向來進行制度安排，中國經濟學家所要努力的，就是將經濟學重新引回到道德的、政治的道路，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

　　

　　向政治之癌：權力市場化宣戰

　　現實表明，在中國進行的經濟改革，如果不考慮中國現存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只是生吞活剝地照搬西方經濟理論，拋開制度特點去談市場功能，往往會出現權力市場化的情況，從而導致不少改革措施出現“淮桔成枳”的局面。中國這17年改革最大的教訓就在這里。

　　

　　深刻反思改革中的全部難點問題，就會發現一條，成為改革最大阻力的因素就是權力市場化。

　　

　　追尋改革的軌跡，就會發現十七年改革中，權力尋租活動領域是隨著改革重點的變化而變化的：商品的價格雙軌制--生產要素雙軌制（股票交易和土地的批租）--買賣中小國營企業。幾乎在每一個階段，都可以看到權力這只嚴重變形的手在操縱著利益的分配。越到后來，這種權力尋租活動越明顯，越肆無忌憚。大量俯拾即是的事實表明，正是權力市場化造成了大面積的社會分配不公、社會腐敗和高通脹率。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權力市場化阻礙了改革的深化進行，并為改革埋下了許多隱患，這些隱患一旦爆發，其后果不堪設想。中國的現實告訴我們，不談公平、僅以效率為中心的“經濟學”已無力指導中國的改革實踐。我們必須從墨西哥危機中總結經驗，從南美國家軟政權化和分利集團化所造成的農業凋敝、通貨膨脹、全社會高度腐敗、政治不穩和突發事件頻繁等問題中認真吸取教訓，既要避免墨西哥式的危機在中國出現，也要避免近百年來不斷重復的“中國特色”的社會危機再一次出現。

　　

　　廓清人們對腐敗在社會轉型期中所起作用的錯誤見解，已成了中國時下的當務之急。

　　

　　腐敗消解舊體制付出的社會成本真是最小嗎？

　　就在《十字路口的中國》一書殺青之際，從一些朋友那里得知，北京還有一些經濟學者和其它學科的學者還在發表他們持之已久的看法：用“腐敗”來消解舊體制，成本最小，效益最大。

　　

　　我不明白要用腐敗來“消解”的體制到底是極左體制，還是目前新舊并存的“轉軌期體制”？亦或是我們民族那奄奄一息的公平正義？因為事實表明，作為“腐敗代價“的犧牲品不是極左體制，正是公平與正義。

　　

　　80年代中期，“腐敗”面將會擴散至多大，以及在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將起什么作用，大家缺乏經驗性體驗。那時候看到的只是用賄賂等手段，很容易繞過舊體制的障礙，達到一些特定目的。不少人因此認為：這是因為轉軌時期有許多體制縫隙給人鉆造成的局面，一俟法律制度完善，情況就會改觀。但在新的法律條文不斷出臺，包括“陽光法”在遏制腐敗方面的軟弱無力等所有事實都已證明：有 “法制”未必就能形成“法治”，大規模擴散的腐敗造成的不平等分配對中國社會環境起了極為惡劣的毒化作用。面對這些事實，大家本應收拾起對腐敗作用的一廂情愿的看法才是。但還有一批學者在大談腐敗有理，認為不管通過什么途徑，只要“變”過來就行，一位近幾年聲名大噪的文化學者，這幾年在所到之處都不遺余力地宣傳一個觀點：腐敗有利于中國社會轉軌，腐敗者獲得既得利益后，會為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努力使社會通向法治之路。

　　

　　如此國情，卻提出如此媚俗的主張，無論如何都使對中國有現實感的人想不通：《荀子》所提倡的“上不循于亂世之君，下不俗于亂世之民”那種絕不媚俗的中國傳統人文精神今天難道真要成為絕響了嗎？

　　

　　我不由得想起一位從事哲學研究的朋友向我談到的一點感想：如今中國不少經濟學者突然都走到另一極端，變成沒有良心的數字機器，所有的研究都是“見物不見人”，只談生產力，不談生產關系，這樣的經濟學叫什么“經濟學”！他認為今日中國亟需人文科學的道義評價與社會科學的結合。

　　

　　旁觀者清，我認為這位朋友談的是有關中國當代經濟學包括所有社會科學的價值取向的根本問題。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于這些年來不少學者對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理解失誤，脫離了中國現在的實際變化、發展特點來大談“對策”。

　　

　　中國改革的深化，現在已不是訴諸“法律”和法規性文件的問題。因為已出臺的許多法律，即使是關系到“國運”的“陽光法”與關系到民族生存的“環境保護法”，都只是紙上談兵，對政府官員和企業經理層缺乏約束作用。為什么會如此？根源是因為在社會轉型期間，中國人對生存的理解和適應發生根本性變化。在以滿足私欲為價值指向的常識理性惡性膨脹的同時，是人文精神的大退縮。這一點只要看看一些貪官對權力的“解釋”，就可知純潔中國人的價值觀是何等重要的當務之急，如一些縣太爺之類的就曾公開鼓吹“讀書就是為了當官發財，當官就是要當大官，發財就是要發大財”，“當官之道嗎，就是會做人，能合人，敢壓人，善哄人”之類的自白，就可知道我國部分公仆的價值觀念已被扭曲到何種可怕的程度，人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發生了怎樣可怕的劣變。而價值理性從個人來說，涉及的是每個人對人生意義的理解和追求；從民族來說，則關系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高度。工具理性則涉及到個人的價值取向，在經濟生活中則決定了人們追求、使用、管理財富的行為方式。

　　

　　價值理性被嚴重扭曲的社會，社會生活其實已經喪失了高尚的生存意蘊。而在嚴重扭曲的工具理性支配下，人們的經濟行為和社會發展的要求相悖。按照現階段人們這種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發展下去，只會使中國經濟陷入過度投機的旋渦中，造成一種惡性經濟環境。如貪污腐敗盛行下的化公為私、經濟信用失常、職業道德水準的低下、教育問題上的短視、完全不顧及后果的環境污染。這些問題，筆者在第六章“缺乏倫理規范的市場游戲----兼論當代中國經濟化理的劇變”中已談得相當清楚。

　　

　　認為貪污腐敗在促進社會轉型方面成本最小的看法，實際上就是價值理性被嚴重扭曲的表現之一。

　　

　　腐敗的路徑指向：非法治的金權政治

　　治理一個12億人口的國家，要實現經濟發展、民族統一，并非易事。可以說在今后幾十年內，經濟發展會一直做為政府目標。但是社會持續發展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千萬不能漠視公平，并視“腐敗”為“社會發展”應付出的社會代價。因為腐敗永遠只會對參與腐敗的個體在短期內有益，對社會則是為害久遠。意大利、南亞和南美諸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以腐敗來推動經濟發展，最終受懲罚的只會是我們自己。

　　

　　貪污腐敗在我國為什么會發展到如此肆無忌憚的程度？為什么還會有部分學者如此公開堅持、宣揚這種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弱者來說簡直是非常殘酷的“代價論”和“腐敗有利論”？這得從近幾十年中國國情的變化談起。

　　

　　不管是何種公共權力，從其誕生之日起，就都存在著否定這種權力的異化力量----腐敗。不承認公共權力伴生腐敗這一現實，愚弄的只會是自己。建國以后，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控制了全社會的經濟資源，龐大的國家機構擁有支配這些資源的絕對權力。由于既缺乏權力制衡的外部力量，又缺乏獨立的監督系統，在建國后不久，就產生了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是政府中官僚主義泛濫，政府部門為公眾服務的意識淡薄；二是貪污腐化問題。在這些問題的困擾下，一向對精神力量特別相信的國家領導人毛澤東，采取了他習慣采用的非制度性方法，就是不斷開展政治斗爭和群眾運動，以抑制腐敗。1950年的整風運動，1951～1952年的“三反”運動、“五反”運動，1954年及1957年的“整黨”運動，1963年的“四清”運動，實質上都是毛澤東對黨內腐敗分子和反對派進行清洗的一種方式。但最后他認為用這些方式清洗并沒有到位，于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晚年悲劇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他本人對制度與精神二者作用的認識有關：人的精神力量作用于人和自然的關系之上，可以改天換地，那么在社會生活中，人的自律精神自然應該比制度約束更起作用。所以他一直強調用“整黨整風”這類方式解決腐敗問題，從來就未想到建章立制。應該說，在毛澤東領導中國的那幾十年中，反腐敗、反官僚主義的斗爭一直沒間斷，然而他使用的非制度化手段如極其殘酷的階級斗爭、政治斗爭、群眾運動等對中國社會卻十分有害，其結果是將中國拖入了動亂的深淵當中----被“極左“夢魘的余悸纏繞，就是一些學者主張用“腐敗”來消解舊體制的緣由所在。

　　

　　改革要變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地方和部門分權的市場經濟體制，這就必然要重新進行資源配置，所以在掌握資源配置權力的部門和一些行政執法部門，腐敗現象叢生。政府也一直為迅速在全社會蔓延的腐敗現象深深困擾，采取了以下三方面辦法，一是逐步建立和健全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和監督機構，近兩年還專門成立了反貪局；二是加速立法；三是不斷地發動反腐敗運動。這些都表明我國經濟市場化和法制建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黨內腐敗和政府腐敗的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嚴刑重罚之下，政府和龐大的國有資產還是成為各利益集團的尋租獵物。發展到今天，自上而下，社會各階層都有腐敗的傾向，“有肉的賣肉，有靈魂的賣靈魂”是對當前這種現象的客觀總結。可以說，腐敗已成為我國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的嚴重污染源，正在毒化社會環境和民族精神。從執政黨和政府的角度來說，必須反腐敗，因為“一個政府的腐敗意味著另一個政府的誕生”（詹姆斯.哈林頓語），歷史證明，高度腐敗的政府從沒有不垮臺的。從人民來說，也必須反腐敗，因為如果生活在一個高度腐敗的國度內，一切不能訴諸法律，而必須訴諸金錢，訴諸關系網，那訴求的結果絕不是社會正義和公正，而純粹成了利益訴求；得勝者亦不代表道義優勢，只代表他們對掌權者的賄賂手段到家。可想而知，對無錢無勢的弱者來說，這種生存環境絕對不會輕松。本書所有的章節中，都真實地分析了中國人的生存意蘊已經墮落到何種可怕的程度。鼓吹腐敗有利，實際上是對既得利益者無恥的獻媚取寵。

　　

　　現在四十歲至五十歲的知識分子，屬于這個共和國的第三代人，其經歷無非是文革和后文革兩個時期，人生經驗中只有反右、階級斗爭、文革等政治運動造成的災難，由于這些苦難太過深重，以至于其中一些人認為不管用什么手段、通過什么途徑，只要能夠永遠和極左型專制告別就行。對這些主張“代價論”和“腐敗有利”論的學者，筆者只能說一句，他們對于腐敗的作用只是基于這種一廂情愿的設想：國有資產在這些“假老板”手中，最終結果只是不斷的流失，直到消耗至無。奉送私有化既然在政治上得不到肯定，那還不如讓“假老板”們趁早化公為私，成為私產以后，這部分資源就會得到合理使用。這種設想之幼稚，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國有資產流失的成本有多高，以及這些流失到私人口袋中的錢有多少能轉化為生產資本。根據筆者多年來與不少局內人交談而產生的調查體驗，國有資產流失到個人口袋的成本大約是7：3，即每流失1萬元國有資產，其中有70％的資產要作為掩蓋這種流失的“成本”，在無數中間環節流失、沉淀（其結果是刺激了黃色產業的畸型發展），那30％也還不一定能轉化為國內的生產資本，相反倒是轉化為國外的購買力，大量的事實表明，越來越多的人將來源不明的財產大規模地卷逃至國外。反過來說，如果一個腐敗者貪污到手了3萬元，國有資產的損失絕對不是這3萬，而是要以10萬來計算。以此觀之，腐敗絕對不是成本最小的推動社會轉軌的方式，相反是最消耗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

　　

　　這些認為腐敗有利于推動社會轉軌、認為以腐敗為手段獲利的利益團體會進行努力建立法治社會秩序的人，全然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們想要消解的“舊體制”，即極左型專制已不是轉軌時期的主要社會問題，因為在新法規不斷出臺的今天，腐敗所要消解的就是這些新的法律約束。而腐敗泛濫的最終結果只會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部分地區已型構成現實秩序）的“黑權結合”，腐敗推動的“社會轉軌”，其路徑指向一定不是知識分子天天在紙上型構的“公民法治社會”，只會是高度腐敗的金權政治或政府和黑社會共同治理社會的“意大利模式”。這一路徑指向已不僅僅只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歷史經驗，而是已現雛形的中國現實。在本書的上篇“自發私有化”的各章節中，作者對尚處于初級階段的“金權政治”已分析得很清楚，在下篇“危機與選擇”的第八、九、十章中則都已分別剖析了“黑白合流”這一問題在中國的現實性。要知道，這并不是作者為作驚人之語而發的“新論”，而是建立于大量事實基礎之上的實證分析。

　　

　　“代價論”或曰“腐敗有利論”之缺乏道義和社會良知，還在于他們在設想中只將腐敗面限制在經濟領域，全然沒有想到腐敗滲透到司法部門之后，只會導致公義退位。而“作為公平的正義”本應是”不受存在的需要和利益支配，它為對社會制度的評判建立了一個阿基米德的支點”（羅爾斯《正義論》），沒有了這一支點，司法部門只會變成“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所以說，這種“代價論”對中國的老百姓來說，簡直是一種非常殘酷的嘲弄，試想想，如果現在中國的勞動監察部門和工會，也是按照腐敗有利的原則來辦事，只怕是勞動者根本沒有權益可言，《勞動法》將成為聾子的耳朵！因為任何一個老板，包括國有企業的“假老板”，都在經濟上比他的“打工仔”們更具經濟優勢，更能通過賄賂而使“正義”傾斜到自己那邊。他們更沒想到，腐敗一旦蔓延到全社會，其結局絕對不會只限于通過賄賂越過條條框框辦事以獲取經濟利益，而是會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將整個社會變成壞人和無良者為所欲為的天堂。人的生存意蘊也會墮落不堪，連最能張揚人性之美的兩性情愛也會墮落成金錢和肉體的買賣。

　　

　　1996年8月26日，南朝鮮那場引起世界注目的“世紀審判”以南朝鮮兩位前總統受到嚴正制裁宣告落幕。這場審判對亞洲來說，其意義非同小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韓國經濟雖獲得了長足發展，但韓國人民卻長期生活在社會性腐敗制造的痛苦之中。由于高層政府首腦貪贓枉法，導致中下級官員紛紛仿效，在日常生活中，裝有手續費、加急費、禮金等的小包成了生活必需品，賄賂和回扣成為民眾辦事所必須的“敲門磚”，人稱黑金政治當道，特權經濟盛行，紅包文化泛濫，貪污賄賂成風。最終造成經濟資源嚴重錯置，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貧富差距懸殊，出現了“韓國病”這一流行腐敗綜合癥，韓國也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得到“腐敗、舞弊的罪惡王國”這一“美稱”。高度腐敗最終嚴重制約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在1992年年度報告中把韓國從“四小龍”隊列中剔除出去。這一次韓國的“世紀審判”，與其說是審判這兩位前總統，勿寧說是審判韓國的黑暗歷史。說它對亞洲有非同小可的意義，是指這次審判提醒了亞洲：現代化應有一定的政治標準。如果人民創造的財富都被權貴貪污揮霍，這樣的經濟發展又有什么意義？這次韓國通過“世紀審判”來清算黑暗歷史，昭示著有可能將韓國從黑金政治中引領出來，朝著建立公正社會的目標行進。這場以反貪污腐敗為目標的“不流血的革命”，其意義早超出了國界，為純潔亞洲的價值觀做出了貢獻，也為亞洲其它國家反腐敗提供了榜樣：只要下定決心，可以將腐敗這種政治之癌根除。

　　

　　在韓國忙于清算黑暗歷史的時候，我們又有什么理由認為腐敗會推動社會前進，犧牲公正就能換來經濟發展？韓國經驗昭示給我們的是：為純潔中國人價值觀做出努力的時候到了。

　　

　　應當承認，學者們主張腐敗有利也好，反對腐敗也好，都不能從實質上改變當前的腐敗現狀，因為決定社會現狀的畢竟不是這些聲音。但是學者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個特殊高層次群體，他們的態度、他們的聲音卻代表了社會良知。部分學者在腐敗已成為社會發展走向何方的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時，他們還在主張“腐敗有利于消解舊體制力量，對推進改革有利”，只能說明社會公共價值觀念已被扭曲到何種可怕的程度。倘若這些學者愿意將“腐敗有利論”化為紙面上的文章，我想那一定會成為后人論證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喪失良知的具體例證。

　　

　　上述情況已表明，為學術研究引回人類關懷精神，尤其是在中國的國情研究中，對現在所發生的一切進行道義評價，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

　　

　　人的品質取決于人文教育的品質

　　我曾不止一次聽過一些在司法部門工作的人感嘆過：現在的問題早已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也曾不止一次地在調查中知曉，所謂假冒偽劣商品得以大行其道的原因，是因為商業部門負責進貨的人拿了回扣；更曾聽不少國有企業的員工談到，他們的老總是如何貪污，而大家明知他的腐敗劣行卻無法可施，因為他早已用錢將上級部門的領導“搞惦”，職工告他不但沒用，反還會砸了自己的“飯碗”，等等。這些談話者有的人因格于形勢而不得已做過一些事，如因為某種原因在某件事上曲法枉法，放過了本不該放過的腐敗分子；或是為領導造假帳，為其領導賄賂有關部門人士盡過力等等，但他們在心底深處都沒有認為腐敗有利，相反還因腐敗行為的泛濫而感到茫然無措，不知這樣發展下去，國家前途如何。他們能夠這樣判斷，是因為他們還有社會良知，還沒有喪失起碼的是非感。但是這種社會良知如再不加以重申，只怕到了下一代，連分辯何者為是，何者為非這類道德的認識難題都會出來。

　　

　　社會良知是靠人文教化長期培育并代際相傳，而不是靠空唱利他主義的高調那種說教式教育。我們現在要恢復的不是文革中肆虐的血腥理想和虛假的崇高，而是趁社會成員還沒有完全喪失是非感的時候重申民族的固有道德，恢復社會良知。而恢復社會良知就必須仰賴于人文教育，因為人的品質決定于人文教育的品質；尤其是在當今社會道德大滑坡、人心浮躁飄蕩之際，我們更須如此。

　　但恰恰是我們的人文教育品質出了嚴重的問題。和世界上其它國家不一樣的是：其它發達國家在社會轉型時期，恰好是人文科學輝煌、文化大師燦若群星之際。且不說文藝復興、法國的啟蒙時代、德國的古典哲學那些至今都令人類受益的偉大文化成就，就連沙俄時代那樣一個黑暗統治時期，他們都出了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別林斯基……就是由于有了這些文化巨匠的存在，就是由于這些文化巨匠用自己的思想信念昭示了人類存在的價值，用他們的信仰、價值、道德、倫理觀點燃了愛和智慧之火，維系人類精神于不墜，這才為近現代精神文明提供了原動力，才將世界近、現代史熔鑄成人類歷史上一部輝煌的史詩。觀諸人類文明史，不是階段性物質成果的產出者，如發明蒸汽機的瓦特等杰出人物，而是階段性精神成果的產出者，如荷馬、亞里斯多德、蘇格拉底、伏爾泰、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等不世出的文化巨擘，才使我們這些后來者能準確判斷他們所代表的那一時代的文明所具有的價值。

　　

　　我們的問題究竟出在哪里？我們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出現了問題？我們有反右、文革這種世界歷史上都罕見的浩劫，但對這兩段歷史，我們至今最多只有展示運動經過的著作，卻沒有一本著作昭告世人，中國為什么會發生反右、文革？更沒有產生過代表這一時代階段性文明成果的大思想家或文化巨匠，即使是五四時期或三十年代曾輝煌過的一些文學大師，經此兩役以后，也大都成了“不唱歌的夜鶯”，以至俞平伯先生臨死，竟覺自己畢生心血所澆鑄的 “紅學研究”沒有價值。老一代的悲劇已塵埃落定，而我們這一代在思想領域內能否為自己建立紀念碑卻也值得懷疑，雖然我案頭有一篇某人寫的 “時報書評”，正在竭力讓讀者相信最近出版的一本經濟學著作的 “巨大包容性無論是以往我國經濟學的教科書，還是西方的經濟學教科書都難望其項背”，但我的感覺卻是“數風流人物，難看今朝”，因為代表著愛和智慧之源的人文科學在中國正處于日益衰竭之中。尤其是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幾乎忘記了這門學科的本質：經濟學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學，歸屬于社會性而非技術性的范疇。他們更忘了，具有強烈人文精神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哈耶克就曾告誡過世人：他起初滿懷對自然科學方法普遍有效的信心來開始詳盡探討自己的論題，“后來才發現，當自然科學家急于嘗試將其專業思維習慣應用于考慮社會問題時，卻常常不可避免帶來災難性的后果。”而哈耶克的思想為什么能垂之久遠，至今仍是西方思想界的重要精神資源，就在于他的學說充滿了人類關懷精神。人文科學的意義，絕不止于道德精神層面，轉型期許多經濟問題難以解決，就在于沒有將人文科學的道義評價與社會科學的理性判斷結合起來。

　　

　　教育的困境，尤其是人文教育的困境，已無須我在這里細說。文革之前的30年，中國根本就沒有真正的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科技當令，舉國上下視經濟增長為最高目標，因此教育也就理所當然成了經濟發展的工具。而教育政策短視和偏差的后果，就是使教育實踐淪入了實用的技術性和工具性教育，重視價值和意義創造的人文教育在大學日漸萎縮，如北京大學、復旦大學這些名牌高校的歷史系和哲學系多年來連招生都感困難。人文研究（實際上還只是處于一種介紹西方思想的初級階段）除了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中曾熱鬧過一陣之后，日漸處于一種萎縮的弱勢狀態。發展到今天，遂有前一向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們向自己的老師們提問：“作為一名文科學生，我們目前所耗精力所學的一切，對于校園外那個熙熙攘攘的世界，到底有什么用？”這些問話的悲劇性就在于問話者根本就不了解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本質區別：技術性、工具性教育才培養人的謀生技能，而人文德性作為本體價值從來就無法作為商品進入市場。

　　中國人文科學那種令人揪心的困境，于此可以感知一二。尤其是想到這一問題竟源出曾哺育了老子、孔子、屈原、司馬遷、杜甫、顧炎武等一代又一代文化巨擘的古老中國，那種令人震顫的揪心感更是使人靈魂都不得安寧。只有短短兩百多年歷史的美國，他們的學者都注意到人文精神對社會經濟制度的內在結構性支撐，新制度經濟學就體現了信仰體系的經濟制度意義。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在他的理論中,擺脫了古典經濟學“經濟人”的單一人性觀，而注意到人性利他與自我超越的一面，認為人文意義教化依然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人文知識分子在社會中有不可或缺的職能功用，從社會總成本核算角度提到了“意識形態的知識型倡導者的報酬體制”。而我們這個國度，可以每年花200個億的公款去洗桑拿浴，可以花近2000個億的公款去吃喝玩樂，卻只能拿出1000萬這么一個可憐的數目來作為社會科學基金。人文科學這種外在的困境反過來又影響師資隊伍水平和生源質量，從而導致中國現在出現了大批擁有博士、碩士頭銜的知識貧乏者。社會價值觀的轉變更使當代學者的氣度和功力受到影響，以至于1996年出了這么一本對中國及世界歷史及現狀缺乏常識理解、令中國的有識者為之汗顏的《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能引起轟動，除了說明我們的國民已膚淺到了何種程度之外，什么都不能證明。

　　

　　到了這種地步，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府，難道還不應該關心一下中國人文科學的現實困境？

　　

　　發展是以人為中心的發展

　　世俗社會從來就離不開對人文意義的依賴，有深厚宗教資源的國家更還通過宗教精神陶冶教化全社會。事實證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經濟發展，在利益的角逐中人們將不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愛等精神的約束，只有對金錢赤裸裸的無恥追逐。這樣的“發展”就算是暫時獲得了效益，但充其量只是一種殘缺的發展。廣東、浙江農民的富裕已讓人看到了殘缺發展的活生生樣板。生活在沿海已經數年，我常常在想的一個問題就是現代化的標志到底是什么？如果說是物資充裕，那么廣東沿海及浙江溫州一帶的農民已經非常富庶，現代物質文明所能給予他們的一切他們都應有盡有，包括買臺奔騰586回家玩游戲。但我從來就不覺得這些農民們已經“現代化”；現代化甚至也不是現在所談的第三產業產值占GNP比重、非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受高等教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以及人均住房等一切有關金錢、人才、技術的總和。因為這些指標在廣東沿海幾乎都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但我從來就不覺得這個地方已完成了“現代化”。至于那些早已擁有“別墅、轎車、美女、叭兒狗”這90年代的“四大件”的暴發戶，在我眼中，也只不過是全身披掛著現代物質的野蠻人。在反復思考以后，我終于悟到一點，一個富有的社會，如果缺乏對人類充滿終極關懷的人文精神，如果缺乏對社會批判力量的博大包容，缺乏對除物質之外更深遠的精神追求，這個社會一定不知道自己應該走向何處，那些財富最終也只會被用在一些對社會有害無益的追求上，如吸毒、賭博、玩女人、花天酒地、造豪華陰宅……，處于這種生活狀態的社會，無論對其怎樣寬容地進行評價，都不能認為這種狀態算是完成了“現代化”。現代化應該有其特定的精神內容，沒有精神追求的社會，財富最后都會花費到畸形消費上去。這是歷史對素質低下的暴富者的懲罚，也是對片面強調物質現代化的社會的懲罚。因為這些個人、這個社會既缺乏人文精神的薰陶，又缺乏宗教信仰對人的制約，不少人已喪失了起碼的道德感和羞恥感。人之所以區別于動物，就是因為人是唯一能夠創造精神生活的高級動物，蘇格拉底曾經說過，“人應該追求更美的生活，遠過于生活本身”，這位先哲所說的更美的生活，應該是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富有與和諧。從一意義來說，人的存在就是一種精神的存在。喪失了精神家園的人類，與動物又有什么區別？物質文明畢竟只解決物質生活的問題，一上升到精神世界，它就無能為力。精神世界的所有問題，只能仰賴于人文科學作出解釋。人文科學的作用，就是為人們尋找精神家園。輕視、削弱人文科學的行為，不但使我們現在正在付出代價，將來注定還要受到更嚴重的懲罚。

　　

　　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并不需要我們去創造，世界上已有現成經驗可循。如前所述，1995年哥本哈根社會發展世界首腦會議通過了《宣言》和《行動綱領》，特別在第四條中規定了“社會發展與其發生的文化、生態、經濟、政治和精神環境不可分割”，從而使發展觀進入了以人為中心的新階段。在此基礎上，我們只須結合國情，在進行非經濟領域改革的同時，重視以意義為“導向”的人文教育，賦予社會以理想，賦予社會成員以生活意義。因為金錢不能代替價值，科學技術不產生倫理道德，工具理性不能取代價值理性。正如作者在本書“導論”中所強調的：我們不能在拋棄“計劃偶象”的同時，又引進“市場偶像”。在引進市場經濟模式時，不要只注意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經濟法規，要根據中國的國情對轉軌期的經濟發展進行人文調劑，否則照現在這樣發展下去，終有一天會引起危機共振。

　　

　　轉軌期的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人文精神。沒有植根于人文精神這塊沃土上的人類關懷，人只會淪為純粹的經濟動物，喪失人所應具有的一切生存意蘊。在進行制度設計時，那些能夠對決策產生影響的理論家，尤其是經濟學家們，不應該對民眾的要求顯得過于“冷靜”，反對進行分配改革，而應該考慮公平與效率兩者之間何者為先。因為從動態操作上來說，公平與效率理論雖然具體表現為時序問題，但哪個目標作為經濟發展起始階段上的優先考慮，哪一原則是解決后一原則的前提和基礎，是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價值判斷之一。在進行制度設計時，必須對新制度傾注社會公正與平等的思想。

　　

　　所有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困難都表明，平等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一個國家如果不能為自己的國民尋求公平和正義，將永遠不可能使自已獲得真正的發展，并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

　　

　　社會公平和正義，既是我們評判改革的阿基米德支點，也是評價我們現代化成就的全部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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