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追尋學者生命的真諦 

　　一

　　這些年常有朋友問到同一問題：不少和我生活在同一地方的學者都感嘆，這地方沒法做學術研究，我為什么還能堅持做下去？每逢問到這問題的時候，我總是半開玩笑地回答說可能因為我是女人，金錢和權力的吸引力有限。因為要說真實原因，恐怕有張揚之嫌。

　　

　　記得尼采說過，有的人是將自己的傷痛化為哲學，有的人是將自己的富足化為哲學。我想，這句話的意思對學者來說，無非是說一個人的治學思想莫不與其生活經歷有關。對于我個人來說，經歷和秉性使然，即使是在這個視權勢和金錢為生命一切意義的地方，我也沒法將自己變成一架追逐權力和金錢的機器。

　　

　　我出生在湖南省邵陽市，由于家鄉近二十多年來治道不佳，有時候想到它時，幾乎連自己都很難相信這個城市出過魏源、蔡鍔這些在近代史上璀璨一時的名人。只有憶及那些在我生命成長過程中，曾在思想上深深地影響了我的那批朋友，才會感到一絲溫暖。

　　

　　60年代中期的邵陽市，曾生活著一批頗有“鐵肩担道義，妙手著文章”之志的青少年，這批人后來成了該城市“文革”中兩大圈子的核心人物。一個圈子是以一批知青為核心的“小兵”圈子（因他們的組織名稱為“小兵司令部”而得名），另一個是以該市的重點中學二中六六屆高中學生為核心的“誰主沉浮”圈子（亦因為他們的組織名稱為“誰主沉浮”而得名）。他們的才華當時在文革的特殊產物大字報上盡展風采，讀到這些大字報的時候，我還只是個小女孩，但也被他們文章的氣勢所震懾，更為那種被革命英雄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陶冶出來的精神氣質所感動。我是直到十五、六歲，那兩個圈子因其核心人物星流云散而不復存在時，才和其中的部分人交上朋友。那時的他們已經不再有“文革”初期那種激情和浪漫主義，多了幾分成熟和凝煉。從他們那里，我常借到一些19世紀俄羅斯古典文學與法國啟蒙時代的文學作品，對別林斯基的作品更是情有獨鐘。也許正是受了這種影響，幾乎在青少年時期起，我對生活的觀察和思維就不太象一個小女孩。這段時期的思想營養以及影響我一生的那種道義責任感，幾乎全得益于這個圈子的一些朋友。17歲以后我被迫到湘西山區修枝柳鐵路，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余那點可憐的業余時間，還常被無窮無盡的政治學習所占用。由于在同齡人中幾乎難以找到可與之深談的人，我常常一個人穿過茫茫的蘆葦灘，孤坐寧靜的沅水河邊，避開人群去讀書-----之所以要避開人群,完全是為了“安全”，當時曾因讀一本《唐宋名家詞選》而被同住一個工棚的女孩檢舉，說我讀“封資修”的東西，書被沒收，人也成為當時連隊中“反資產階級腐蝕”的典型，大字報貼到我所住的工棚門口-----幾本能找到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魯迅作品，就成了當時的主要讀物。我無法估計些朋友對我的影響，但我知道自己的思想成長史上確實打上了這段友誼的深深烙印：在他們中間，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生的責任，萌生了人道主義思想的幼芽。這就是我在年齡上不屬于“老三屆”和“六八年人”，但思想特征卻和他們驚人地相似之根源所在。由于時代原因，這些朋友只有少數幾個人后來能進入大學深造，但這些人也幾乎沒有在中國當代思想史上留下痕跡。近十幾年來與這些舊友偶然見過幾次，我常常為他們今日思想和生活的黯淡感到神傷。他們在青少年時代表現出來那種敏銳的思維，博大的志向，對社會深切的關懷，使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生長的環境正常，他們當中原本可以出不少杰出英才。我后來很少再去見這些舊友，這倒不是我不戀舊，而是因為我寧愿讓他們當年那種奮發向上、充滿了生命力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定格。也許是因了他們思想生命史上不應該的夭折，我常常覺得自己現在做的事情，并不僅僅只是代表自己。后來到了深圳這塊人文學者幾乎沒有辦法生存的地方，我之所以還能堅守自己的信念并堅持這種于我個人并無現實物質利益的學術研究，大概就是因為有這種“代表”意識在冥冥中起著作用。我現在用《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來祭奠我青少年時期的友誼和那批“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那些已在我的生活中成為回憶的朋友，是我對他們一種最好的紀念，因為我永遠記得他們當年以“知青”和中學生身份憂國憂民的赤子情懷。

　　

　　二

　　闡揚自己思想的學術研究因此也就成了我追尋并體現自己生命意義的唯一方式。

　　

　　學者和政治之間，文運和國運之間，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后，其關系變得前所未有的復雜和微妙，恩怨相纏，遺恨難消。行將進入世紀末，關于這個話題的討論，才進入探討學者生命真諦的境界。近年學界對陳寅恪、俞平伯、顧準、吳晗等前兩代學者的學術價值取向、人格、信仰、與政治的恩恩怨怨等身前身后事的凝眸回望，其實是文革后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對自己生命意義的追尋。也許，我們這一代學者（被稱之為“共和國的第三代人”）今后學術上的建樹將以各自對學者生命真正意義的感悟為基點。

　　

　　對我本人而言，對學者生命意義的追尋不是開始于現在，而應追溯到十多年前剛進入大學時。當時我在湖南師范大學，學的是歷史學，其時正值五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之“新史學”重放光彩之時。但那些公式對歷史的解釋之單調與不可信，凡是愛思考的初學者都會感到有很大的問題。曾將這些疑問向數位教師提出過，但那些在五六十年代進入大學接受教育的教師并無能力解答這些疑問。促使我后來改學經濟學的契機，是緣于理論界對我國“商品經濟”為什么不能導出資本主義社會沒法作出自圓其說的解釋。而我到復旦大學經濟系讀研究生之時，正是“蘇式經濟學”遭到嚴重質疑，并被早我入經濟學之門的青年學子們拋棄之日。當某位治《資本論》數十年，并在行內頗有名氣的老學者去世后，他的幾位研究生在參加追悼會后曾悄聲議論：這時候離世還避免了難堪，否則再過兩年看到自己畢生心血所研究的東西竟被后學者棄而不顧，那才比死還難受。

　　

　　“學問”何以竟到了如此速朽的程度？更令人悲哀的則是我們這一代后起者除了少數師從當年舊學頗有功底的導師者之外，許多人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和架構自己的思想體系。這種沒有學術傳統可秉持的狀態，對我們這一代學者到底意味著什么，至今恐怕還難定論。

　　

　　學術的價值不僅在于其能舒緩地展示每一個民族精神的文化源流，還在于它達到一定境界時，能夠闡揚人類生存的終極意義，并超越時代維系人類精神于不墮。如果學術成了附麗于政治的趨時之作，學者成了意識形態導師，“學術”還能成其為學術，“學者”還能成其為學者嗎？上述那些作為代表人物的學者，雖然各自的遭際不同，但其生前生后的悲劇根源卻在于他們和政治的“不解緣”與“不了情”，陳寅恪命運的悲劇性之分外突出，就在于他本是純粹意義上的學者，他研究的學科本來可以與現實政治無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里，他完全可以坐在書齋里神追太古、遨游八極，他本人亦無心政治，不求通顯，但“政治”卻偏偏不讓他平靜地做一個與世無爭的學者，硬要將他強行拉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直至滅亡”。其余幾位秉持的治學精神、學術傳統雖有不同，與政治的緣份也各各相異，但在這份與政治的“不解緣”牽引下，最后都殊途同歸，大都死于“文革”這劫難之中。即使劫后余生的俞平伯，在其晚年卻又對自己的學術生涯進行深刻檢討并自我否定，這種否定的悲劇意味，只有能感知那一時代的學者那種深切的無奈和悲哀的人才可以體味。陳寅恪先生在政治世俗化潮流浩浩蕩蕩之際，不曲阿附世，堅守自己的文化信念最終成為殉道者，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大智大定，以及一個跨越三朝的世紀老人對人生的大徹大悟；而俞平伯晚年的“漸悟”，其意雖可憫，其情雖可悲，倒也不失一個真學者的勇氣和真性情。只有吳晗的悲劇留給后人追憶的才真正令人有種幻滅感：他忠心耿耿為之奮斗服務的偉人，卻用一種非常殘酷的方式將他拋棄，那種奉命所做的影射史學，其“學術研究”的“價值”，實在令人可悲；其個人命運因這“影射史學”而遭際之慘，則更令人可嘆。在緬懷前輩學人的坎坷遭際之時，我常想起克雷洛夫的一句詩：在貓爪子下的夜鶯，有誰能唱出好聽的歌？在生和死、貴和賤、榮和辱、聞達與淡泊的生命交叉點上，這兩代學者沒有誰能把握自己的命運，都只能無可奈何地任由自己被政治的驚濤駭浪顛來簸去。即便是尊榮幾十年且最后能正常辭世的郭沫若，又有誰知道他在作了那么多無聊的趨時之作后，心里究竟蘊含了幾許無奈和悲苦？

　　

　　三

　　這兩代學人的命運，向人昭示了兩種類型的文化品格：陳寅恪悲劇性的個人命運和他所代表的文化命運糾纏在一起，為中國傳統學術劃上了一個有濃郁悲劇色彩的句號，傳統史學在達到近現代的最高境界時戛然而斷，使后人不能不為他個人及他所代表的文化黯然神傷，因為此后將無人在這方面比他造詣更高。顧準的學術思想生前遭到政治的暴力否定，卻為自己在文化史上樹起了一塊非金石的紀念碑；而那些跟風意識強烈的學者，姑且勿談身后事是否寂寞，生前已是毀譽接踵而來。他們的才華幾乎都消蝕在服從政治需要的“學術研究”和一些“只領風騷三五日”的文章中，學術良心對強權的屢屢屈從，學術觀點服從政治需要的常常改變，都沒有為他們換得一生平安。這一事實昭示了這一點：文化本是寂寞的，所謂“熱點”“焦點”與文化無緣，曲阿附世的文章必定不能長留于世；學者本是寂寞的，一旦成為政治人物，就已不成其為學者。

　　

　　這個問題關乎到學者的學術良心。中國古代先賢喜歡將“道德文章”二者并稱，強調“文以氣為先”，其實就是指學術的生命力往往取決于其中蘊含的道德力量。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曾說過一段著名的話：“第一流人物對于歷史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然而吳晗這些學者的命運，又不僅僅只是他們個人的命運。其命運的血脈可從歷史文化的長河中找到源頭。自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就有“達者兼濟天下”的抱負，即便是那些“隱者”，也大多是“翩然一只云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為知識而知識的學者少而又少。這一代知識分子命運之特殊，是在于他們碰上了一位精通文史、對中國傳統文化懷有獨特情結的領袖。領袖的歷史文化情結最終要外化為意識形態并一統思想，其后果之慘酷，有大量歷史文獻為證。自50年代以來，本與政治不一定要結緣的哲學、史學、文學、“紅學”等，竟都成了“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兵家必爭之地，在多次政治運動的暴虐摧殘下，中國學者們的最后一絲自尊與獨立都被剝奪得干干凈凈，在文史哲這幾大領域內經過歷代學人智慧道德凝成的學術傳統被無情腰斬，綿延兩千年之久的中國傳統文化至此徹底凋零，所謂知識分子群體在中國其實已墮落成一個純粹的“飯碗集團”。

　　

　　有必要回憶一下兩個身份很不相同的人對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發表的意見。一是陳毅1962年在“廣州會議”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談話，這里錄引其中的一段：“如果對立的形勢現在不改變，那我們共產黨就很蠢了；人家住房、吃飯、穿衣什么都給包下來，包下來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嗎？反動統治階級還高明一點。科學家、知識分子的吃飯問題他不管。工作問題他不管，什么都不管。他也不一定強迫人家搞思想改造，他跟科學家、知識分子和平共處。……”

　　

　　另一個則是一位原來曾做過某位中央領導“歷史侍講”的李新。1983年夏季在中國人民大學的一次講學中，筆者曾親耳聽這位學者痛心疾首地細說中國知識分子為什么沒有骨氣之緣由。這位老學者說：“中國知識分子為什么沒有骨氣？就在于這個群體沒有財產。以前不少人家中有祖業，出仕可以保持骨氣，合則留，不合則去。現在卻要靠人家養，吃人家的，住人家的，連小孩入學、就業都要靠人家。你靠人家生活，就得幫人家說話，不但要說話，還得昧著良心說假話。……”

　　

　　財產權與獨立人格二者關系的話題終于被推向中國知識分子面前。雖然從50年代至7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還并不僅僅是一個沒有擁有財產權的問題。中國傳統的“養士”說法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內核：人文知識分子的本體價值從來就沒有作為一種獨立的價值被中國社會進行評價。這兩段話的意義就在于其不經意間揭示了人文學科和科技知識的本質區別：技術性、工具性教育才培養人的謀生技能，而人文德性作為本體價值從來就無法作為商品進入市場。人文知識分子在前幾十年的中國曾經有少數人紅極一時，那是因為他們已完成了從人文知識分子到意識形態專家導師的角色轉換，這一角色轉換使這些人文知識分子的人格受到極大扭曲。準確一點說，從他們完成這一轉換并成為政治人物后，他們其實已不再是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這也就是這些早年曾屢有佳作問世的一代知識分子從五十年代起就再也沒有佳作問世的根源所在，作為意識形態導師而發的“作品”自然都成了工具，缺乏感人的精神力量。

　　

　　四

　　80年代后成長起來的中國學者，注定是空前絕后的一代。說他們“空前”，是因為這代人的經歷使他們對社會的感悟和任何一代都不一樣；說“絕后”，只是筆者希望造就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苦難環境將不會在中國再現------如果那種苦難要再現一次，只能說這個民族對苦難幾乎沒有反思能力------較之前面提到的那些學者，這些人對中國底層社會具有的經驗要豐富得多，對世事的洞察力（絕不是陳寅恪那種對歷史的洞察力）比之他們的前輩要強得多。他們秉承的不是陳寅恪那種學術傳統，倒更多的是秉承了毛澤東時代那種學術政治化的傳統和英雄主義教育下那種道義責任感（在經過上山下鄉等多種磨難后還剩多少姑且存疑），更兼政治意識形態化時代那種將學術問題變作政治問題的慣性還起作用，所以中國的學術研究從80年代至今還帶有很強的“炒做”色彩，熱點頻出，出過不少文化明星和趨時之作。然而這一代面臨的另一種痛苦馬上接踵而來，商品化大潮將使許多沒有被政治摧垮信心的人文學者面臨自生自滅的境地。除了經濟學和社會學之外，歷史學和哲學都面臨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道”之不傳已是現實。

　　

　　這種危機表現得最充分的是在深圳和廣東沿海地區。這些地方物質充裕，但就是沒有人文學者一席立足之地。不少人文學者來到深圳，不是象一縷煙塵一樣消失在這個城市，就是對自己原來從事的冷門學術絕袂而去，現炒現賣地做起了“經濟學者”，不斷在報上發表各種關于經濟問題的熱門話題，如深港銜接、國有企業改制、企業文化等等，無所不包。以此觀之，仿佛中國一夜之間開出了若干個“經濟學家”速成班，產出“經濟學家”的速度早已遠非英美諸國能夠相比。但只要對北京經濟學界的話題不陌生的人，就會發現他們做的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功夫。不過現實對他們最大的嘲諷就是他們只被這里的傳媒和有關方面尊為“學者”，他們的聲音根本傳不出這塊土地。

　　

　　在面臨商品大潮的挑戰表現得張皇失措的“學者”們，用自己的無聊和追求功利表明：沒有自己獨立思想的趨時之作，連短暫的生命之花都不能開放。

　　

　　五

　　歷史轉了一個圈后，又回到了一個老話題：人文科學到底有價還是無價？知識有用還是無用？和“文革”中知識無用論唯一不同的是，市場經濟接納了那些知識能外化為商品的科技知識分子和科技知識。純文化意義的學說竟成了這個物質富庶的時代負担不起的“無用之物”，雖然不再象“文革”中那樣被政治粗暴地強奸，卻成了商品時代的棄兒。

　　

　　我們這個“商品社會”拒絕人文精神，但市場游戲缺乏規則的狀態和當代經濟倫理的惡性畸變卻又昭告我們：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有一種人文精神作支柱和動力，這種人文精神對經濟的發展具有規范和推動的作用。如果喪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撐，財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會淪喪為純利欲的沖動，就會導致人們動物性的膨脹、人性的泯滅、社會秩序的混亂和財富的浪費。于些我們可以看到，人文科學的意義，絕不止于道德精神層面，轉型期許多經濟問題難以解決，就在于沒有將人文科學的道義評價與社會科學的理性判斷結合起來。

　　

　　上述這種情況說明，中國現在不但需要人文科學，更需要一些具有人格力量的人文知識分子承担中國文化建設的大任。這種責任歷史地落在四十歲以上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身上，完全是因為這一代學者的經歷所決定的。

　　

　　四十歲以上這一代學者遭際艱難，飽受磨礪，但卻看到了前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從前輩學者的身前身后事中，大家至少可以悟出一些有意義的東西。因為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政治和學術之間恩怨相纏的局面注定還將無休無止地繼續下去，人文學者生活上的困境在短期內也不可能根本改觀。留給純粹學人的立足之地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后，都不會讓人覺得舒展。前路坎坷，荊棘叢生，在一頁頁翻卷的歷史風云中，每一個關心民族前途的學者，其文章確實都應“合時而著”。但如何“合時”，卻與每個人的道德修養及情操有關。那種以從海外引進新概念、新名詞為能事，并曲阿附世的“學術研究”，其生命將有如朝露，充其量與以前那些意識形態專家一樣，領三五天風騷而已。

　　

　　學者生命的真義，其實并不需要我們去創造，陳寅恪先生早已在他為王國維立的碑文中說得很明白：“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們重新明白這一點，是以幾代學人的生命和才華為代價。在前輩學者留下的斑斑血跡和淚痕中，我們這一代學者應該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治學的“阿基米德支點”。

　　

　　但愿我們這一代人在探求前輩學者的晚年心境時，多多少少能悟出學者生命的真諦。唯有將自己對生命的體驗熔鑄到學術研究中去，我們這一代人的學術生命才不會有如朝露。

　　

　　這本書的問世，要歸功于學術界一些朋友的鼓勵。因為我現在的生存環境及時間等一切外部條件，都不容我考慮寫這樣一本耗時巨大，需要在資料上下許多功夫，并且還要在“說法”上反復琢磨的書。是這些朋友近年來對我所進行的實證研究之意義的充分肯定，給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使我能夠在業余狀態中堅持做這項比較艱苦的研究。《二十一世紀》和《東方》這兩本中國思想界的前沿雜志，一直是我這些年來發表自己學術論文的主要陣地，由于它們的支持，才使學術界朋友有機會了解我的思想。在本書出版的過程中，徐友漁、蕭功秦、梁曉燕、秦暉、尤西林、朱學勤、陸建華、姚莎莎，以及另一些我未提到名字的朋友，都曾不遺余力地為這部書稿聯系出版事宜，其中一些朋友還對書稿提出過一些中肯的修改意見并為之作序----請他們作序是因為我明白只有他們才能讀懂這本書的靈魂訴求-----我也很真誠地感謝許醫農先生這位有“熱血老年”之譽的出版界前輩和石小敏先生，最后一稿的修改，就是接受了他們的寶貴意見。在此我還要向香港的程翔、劉敏儀伉儷致以深深的謝意，在深圳的八年，我與他們往還甚多，是他們促使我改變了自己以往對中國國情研究的方式。在世俗化潮流浩浩蕩蕩之際，身處非功利性友誼日益難覓的地方，我常常想起“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這句流傳千古的詩。

　　

　　我還要感謝王燕妮，這是我在深圳少數幾位對我的學術研究意義進行積極肯定的朋友之一。也許因為她和我同處一地，對人生的感悟相同，這些年來她一直使我堅信，有價值的東西絕不會因世俗的漠視而失去存在意義。

　　

　　　　　　　　　　　　　　　　　　　作者1996年11月15日寫于深圳市蓮花北村

 

[新一篇] 中國現代化的陷阱 第十章 黑色經濟與黑社會組織的勃興

[舊一篇] 天真女俠龍應臺——走過野火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