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90年代

2005-09-21人物周刊??　朱學勤

　　激進耶？保守耶？兩面都被烤，確實烤焦了。……至于保守與否，只有深入一層才能看出，就看反的是誰家激進。海天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避地難尋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這是90年代余英時驚悉恩師錢穆去世，悼亡七律開頭四句。十幾年前初讀此詩，恰與心境合，如受電擊。近日重讀，如見故人，人與事紛至沓來，先揀可言者說。

　　我的博士論文胎動于文革早期。1966年5月，官方文件《五·一六通知》曾將北京市委斥為提倡18世紀啟蒙哲學的“自由平等博愛”，啟人疑竇；文革初期參與奪權的造反派稍有思想者，私底下也喜歡以雅克賓派自喻，以比革命徹底；文革后期令人聯想法國革命，則是“三支兩軍”收拾殘局，全國“軍”起來，到處都是穿軍裝的身影，有點像雅克賓之后出現波拿巴政體。甚至到1976年10月初文革結束，上海方面傳出驚人之語，一位史學家不滿北京懷仁堂事變，憤然作色：“只要打一個星期，上海也能成巴黎公社！”我當時在河南，天天看到運兵車沿隴海線東去，突然聽到文件傳達中有這樣一句“反革命言論”，深感震撼。湯澆蟻穴中，竟也有人能說這樣的話，哪怕是錯話，也讓人刮目相看。更為深入一步的對比，是此類革命失敗后都有一場“熱月反動”：民眾精疲力盡，從廣場重回廚房；革命與人性言和，社會還俗，民間彌漫灰色情緒；舊日貴族一旦返回，大多滿足于恢復舊秩序，只有少數清醒者能看出只有向前走才有出路，等等。1989年5月，我在上海《書林》雜志發表對比文章，引用一個自由派貴族在1815年維也納舞會上喝斷群舞的那句名言：“你們什么都沒有忘記，什么都沒有學會!”《書林》很快停刊，又過了一些年，這家雜志的刊號重新啟用，卻被讓渡給另一家雜志——《買賣世界》。《書林》變臉為《買賣世界》，雖滑稽，卻也準確，活畫出90年代如何劇變，向那一個方向劇變。

　　我于1985年做完碩士論文，結尾處流露出對法國革命的“反骨”，不同意學術界主流觀點的僵化說法，引起復旦金重遠先生注意。次年我回上海工作，他開始招收博士生，立刻傳話給我，希望我去念在職博士，把未盡之言說完。1989年5月，法國史年會在復旦舉辦大革命二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我提出文化革命與法國革命的聯系，引起法國同行的興趣與討論，也堅定了金先生和我把這篇文章做下去的信心。

　　1990年上半年，所在部隊院校單方面通知復旦，停止這個人在那里的學業。兩校相距一箭之地，師生見面發生困難，本來是想上山讀書，現在連這一點孤愿也難實現了。金先生不服，請復旦派人來聯系，發現并無大不了的問題，遂要求撤銷那一決定。部隊拿復旦學業為籌碼，要挾我在處分決定上簽字，不服從者不得“食”，亦不得“學”。同案者有一位正團職學術處處長，太太有點神秘主義，遂給我卜卦算命，這真應了余英時“占天”一說。一卦下來，說是“剝極而復，否極泰來”。僵持了半年，復旦開始強硬，也來了一個單方面通知：“恢復學業，立刻來校”。這個單方面決定來得很及時，再拖數月，我是否能堅持下來，真成問題。所謂“不得食”者，當時尚未轉業，軍人購糧憑“黃卡”內部供應，這張“黃卡”確曾被停發了。一位至今沒有見過面的雜志主編，聽說我這一困境，曾從海南給我寄來一筆“稿費”500元，幫了很大忙。金先生對我的最大幫助，是鼓勵士氣，逼著我咬緊牙關把論文做完。他是1959年歸國的彼得堡大學畢業生，與普京是同屆校友，俄、法、英、德還有西班牙文，門門俱佳。按照他的學術觀點，未必同意我對法國革命的負面批評，卻鼓勵我暢抒己見。他對弟子把關，不是把在學術觀點上，弟子不必與師同，而是把在史料上，千萬不能出“硬傷”。90年代初，大學師生都還沒有“換筆”用電腦，我用藍墨水寫，他用紅墨水改，一稿來，一稿去，手稿上至今還保存有金先生密密麻麻的紅色筆跡，從法文翻譯到標點符號，一絲不茍。

　　那一卦只說對了一半。“剝極而復”沒錯，博士論文可以做，而且做完了。“否極泰來”卻沒有應驗，答辯前出現意外，差一點攔腰折斷。一位老先生看完我博士論文，評語異常嚴厲：資產階級右翼保守史學觀念，違背四項基本原則，不予通過！讀完這一評語，哭笑不得：一年前被停止復旦學業，罪名是“激進”；一年后博士論文受阻，罪名反過來成為“保守”。激進耶？保守耶？兩面都被烤，確實烤焦了。金先生為之失眠，眼睛黑了一圈。后來請出王元化先生壓陣，老先生推辭不出，論文才得以一致通過。我對那位老先生至今保持敬意，他這一點沒說錯，我的學術理念是傾向右翼史學，至于保守與否，只有深入一層才能看出，就看反的是誰家激進。那場答辯有驚無險，應該感謝王先生和金先生，沒有他們及時搶救，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里。但也留有遺憾：一個權威否定了，則有更大的權威來肯定，或一致反對，或一致通過，這在政治生活中見怪不怪，但在90年代的學術生活中居然也出現了。80年代怎么結束，90年代就怎么開始。一個真從井岡山下來的年青人找到我，迫不及待地要走前輩革命家走過的路，我湊了一點路費給他，很庸俗地送他回去侍養父母。1976年被稱為“領事館三等秘書”的那個河南朋友也來上海，說他找到了“燈塔”，找到了思想上的“延安”或也稱“井岡山”，這才吊起我一點胃口。我們找了一筆民間贊助，請他們從武漢來講“井岡山的路”。我當時還有最后一點浪漫，稱這樣的接待是“民間村落的互訪”。結果發現從十六鋪上岸的這群人，是后現代哲學愛好者兼詩人、文學家，正申請“歷史的缺席權”。但是他們的態度比上海會談者認真，來客中一位哲學家說：“我們認認真真地告訴他們，不要認真；他們很不認真地告訴我們，一定要認真。”這話說得確實精準。我為上海這群人羞愧，同時也難以認同武漢朋友的哲學兼文學，似乎不是地面上的“路”，更像空氣中的“霧”？一年后平頂山有個語言-哲學討論會，輪到我沒有路費了，是他們慷慨承諾，請我上山，最后一天非要我發言。應該是我的不對，沒有把沉默保持到最后，更兼想象力貧乏，看不出如何“退出歷史”，如何掙扎在“公共語言與私人語言的交界邊緣”，更難設想名詞與動詞能承担這個世界的罪與惡。一席說完，不歡而散，下山時離別連說一句客套話都覺得艱難。

　　這時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創刊，創刊號有余英時千字文。那是我在那一年讀到的最結實的漢字，盡管后來我與他有過學術爭論，卻也無法改變對他的敬重。1996年我曾去普林斯頓，帶去學界前輩對他的口信，希望他能回來看看。不料他突然動了感情，拿出他的一個外甥的照片：一個中學生的遺容，青春燦爛也能夭折，當然令人心慟。他怎么會得到這張照片？說來也是一個有點傳奇的故事，大約是他在東京講學，聽眾千里傳“遺容”，居然從臺下傳上來這張照片。聞言黯然。十年后，《二十一世紀》慶祝創刊十周年，余英時受邀未能出席，一位諾獎得主在這個會議上拿出事先復印好的余的文章，手一揚：“看看，這就是某某人在十年前寫的文字。”這一幕丑陋無比，只能與紅衛兵拿出黑材料得意示眾的神態媲美。臺灣學者錢永祥隔一張桌子緊盯我的臉，事后說你不知道你的臉多難看，那一瞬間他就怕我失控。其實老錢過慮，我那時已染有庸人習氣，不自覺怒容滿面，卻有平頂山前鑒，知道這是學術社交，必須顧忌主人的臉面。

　　這個雜志在那幾年有無可取代的價值，是我們惟一能呼吸的窗口。曾先后派編輯來約稿，來人中吳江波給我的印象最深，也最好。見面后他不說約稿，而是問需要什么書可以讓他從香港幫助。那時昆德拉的小說已經在大陸走紅，到處聽人說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輕”。我在某報某版寫了一篇曖昧短評，提到這一年大陸知識界流行時髦口令。其實我與武漢那批朋友的第一場談話就因對昆德拉評價不同而緊繃，我剛說知識界一面倒不是好事，昆德拉必須有哈維爾這一極來平衡；對方立刻打斷：不能因為哈維爾當選總統而過于看重！這就不是分歧，而是過敏，只使我更迫切想看到哈維爾當總統以前的全文全著。江波聞言大喜，沒想到在上海能碰到知己。原來他和另外兩位同學自費翻譯了哈維爾文選，但在香港也無法擺上商務、三聯的大書店。回去后他頑強地從郵局郵寄，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最后一次終成漏網之魚。由此得到的這一本，大概是流進大陸社會最早一個哈氏選本？也是我度過90年代初葉精神危機的最好讀本。我無法設想離開哈維爾以及顧準，那兩年會怎么度過。

　　1991年我第一次出境去香港，與江波有機會長談，才知道他畢業于中文大學哲學系，曾崇尚大陸的“文革”理想，寒暑假與那兩個同道去貧民區參與慈善活動，人稱中大三劍客。我后來與留學歐美的左翼同學談不拢，包括最要好的研究生時期朋友，甚至是難友，哪怕十幾年不見，一見就爭，幾乎總有不歡而散的創痛。奇怪的是，與江波交往的那兩年，怎么會想不到與他爭論？這是我失去他以后才想起的納悶。大陸舊友中也有以善良著稱，但沒有一個像江波那樣，有理想而又單純，單純到高貴的程度。他的單純令我自慚形穢，從此知道只有經過那樣的社會才能出善類，沒有經過考驗的道德是侈談，不是道德，沒有經過考驗的權力也不是權力，而是權利。過五年我再去香港，他已經離開雜志去異國他鄉，去了一個更資本主義的地方。從此人海茫茫失了聯系，至今回想，惟余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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