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文匯 左派分錢 右派攢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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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分錢 右派攢錢
朱學勤
  德國議會里的黨派席位,還是按照法國革命的做法:左派在左,右派在右,極左、極右排在最遠兩翼。有中國學者問:發言時間有長短規定嗎?答曰:按席位多少確定長短,大黨長篇大論,小黨三言兩語。
  德國目前是左翼的社會民主黨與綠黨聯合執政。但是總理施羅德已經認識到危機所在,正頂著罵名,力推減稅、減福利的改革。社民黨一旦向右轉,綠黨跟著就向中間移動,從左翼變成了中間派。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為中右,目前是在野黨,看著在朝兩黨都在向中右立場靠拢,他們的在野心態自然很放松。一位聯邦議員在菩提樹大街與我們共進早餐,另一張餐桌上就是社民黨和綠黨的女議員,兩撥人不打招呼。女議員離開后,基民盟議員一攤雙手,故作“愁容”狀:“德國議會里快沒有左派了,為維持平衡,我們是否要在綠黨旁邊再扶持一個左派政黨呢?”有同行者激賞此語,回來寫長達萬言的調研報告,專談政黨平衡之必要。我也持這樣的觀點:最好是右派在朝,左派在野。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一當家,再不能甘言飴人,左派也會變右派。
  不過,只要有知識分子在,左派不會滅。尤其是搞文科的,反正不當家,樂得做左派。列寧痛恨農民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留一名言,換到這里其實更好: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的溫床,他們的社會主義傾向是每日每時自發地產生的。我離開德國后,去另外幾個西歐國家,外國教授是這樣,中國文人也這樣。在歐洲見到十五年前生離死別的朋友,講到中國,記憶猶在,還知道頭疼腦熱,有共同語言,就不能說歐美當地,一說當地社會,立馬左轉,記憶中的文革、改革,立刻易之以工黨、民主黨、社會民主黨!這就把我弄糊涂了,這都是歐美左翼政黨,雖從第二國際來,與第三國際有過分裂,但認祖歸宗,不都與害苦中國的左翼屬同一家族,是姑表親嗎?《紅燈記》唱:“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李鐵梅都明白這個道理,怎么他們就不明白呢?外國文人由著左性子鬧,哪怕是胡說,且有憲政平臺在那里擋著呢,尚不至成大害。弄不懂的是中國文人,在中國問題上反左,在歐美問題上為何就那么親左?于是只能同情地理解:大概是移民處境使然,再加左根未斷?倒是在巴黎遠郊一個小農場,見到一對中國夫婦,同樣是移民,但因為是自己雇用自己,不指望“福利”,卻關心“減稅”,反而看得明白。主婦畢業于大陸本科,改行務農了,自然就如勞動人民憨直可愛。我問她如何看待西方左右兩黨,答曰:“左派是分錢的,右派是攢錢的。右派攢多了,大家就選左派,趕緊來分錢;家底分完了,就選右派,趕緊攢錢吶!”
  我后來聽各種膚色的文人談,白的,黑的,還有黃的,皆不如這位農婦快人快語,一語破的。左派擅長親民話語,如此素樸之勞動者語,能不能化為理論符號,進入他們的“discourse”呢?
  社會主義“話語”是在法國革命后期出現的,其精確表述是:“From society to society”(從社會中來,到社會中去),很像我們中國人熟悉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什么東西,能從社會中來再到社會中去?——只能是高懸在社會之上的國家。國家出場,方能從社會吸取,向社會分配,這是一個后來能“看得見的手”,而且會越長越大,直至“巨無霸”。而在英國,亞當·斯密提出另一個“看不見的手”,把社會公益視為市場經濟的最終結果,就在社會內部完成,不指望上面那一個“看得見的手”。你贊成哪一個手?
  凡是舉起左手的知識分子,他的右手總會留著去迎接“國家”,盡管可能不自覺。而今天的德國困境證明,讓這樣一個“看得見的手”“From society to society”,是造成無數看得見的小手:每一個人把手放在別人的口袋里!更大范圍鼓吹、實踐的結果,是地球的西面出現福利國家,包攬社會;地球的東面出現全能國家,鏟除社會;合東西兩面而觀之,事與愿違,就不是個東西了:“社會主義反社會”。
  1972年,毛澤東曾對代表美國右翼的尼克松說:我投你共和黨一票,不投民主黨;1974年又對施密特說:我喜歡基民盟,不喜歡你那個社民黨!真能到這個份上,也就看穿了自家陣營的五臟六腑。他的話比我們今天CCTV的“實話實說”還要實在。
  (作者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朱學勤 2013-08-22 21: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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