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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歲的芮效衛住在芝加哥市海德公園區的一所公寓里,這里離他在芝加哥大學校園中的辦公室大約有一英里的距離,他曾經每周在辦公室工作五到六天,每天伏案八個小時。如今太太每周開車送他去一次,每次最多呆幾個小時,看看郵件。其余的時間他都在家里,除了有相濡以沫的夫人陪伴,還有一條已經入住六年的金毛獵犬庫柏,但遛狗的這活兒芮效衛已經做不了了。自從2012年5月被確診為肌萎縮側索硬化癥(ALS)之后,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手已經抖到不能再打字,甚至連刀叉都抓不起來了,他精力明顯地衰退,經常覺得疲倦,大部分時間只能躺在床上休息。“我很清楚自己一天比一天虛弱,什么都沒法做了。”芮效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很懷念那段時間,那時候我可以集中精力來做一件事,生活有個明確的目標,現在我的生活沒有目標了。” “那段時間”指的是他翻譯中國古典小說《金瓶梅》的日子,這套被譽為“大師經典”的英文譯著是當今最完整也最具學術價值的歐美語言《金瓶梅》翻譯版本。從1982年動筆開始到去年年底最后的第五卷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齊,一共花了30多年,占到芮效衛一生的近一半。要是算上動筆前他為翻譯做知識儲備而閱讀《金瓶梅》之前所有已知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時間;或者再加上從他少年時代第一次讀到《金瓶梅》并為之著迷的時候算起,他與這本奇書的淵源幾乎就稱得上一生一世了。 “我并不是一生只做了這一件事,但翻譯《金瓶梅》是我這一生的一個主要工程。”他說。 在戰亂的中國度過童年 芮效衛和《金瓶梅》的緣分要從他在中國度過的童年說起。 1933年芮效衛出生在中國南京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精通中文的父母給他起了個集東西文化于一體的中文名字,芮是家族姓氏Roy的音譯,效取“效仿”的意思,衛是他的英文名字David的音譯,而David來自《圣經》中的大衛王。兩年以后,弟弟出生,父母按照中國的習慣為弟弟也起了個“效”字輩的名字“芮效儉”,這個名字后來隨著芮效儉上世紀90年代初出任美國駐華大使而在中國廣為人知。 和弟弟一樣,芮效衛很早就決心當個“中國專家”,但他的興趣并不是政治而是文學研究。“這輩子做的就是我想做的事,我從來沒想過去做別的。”芮效衛說。 芮效衛對于文學的興趣很大程度上來自他的父親芮陶庵,老芮先生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就讀,不僅深諳歐美文學,自己也創作和發表詩歌。1930年被長老會外國傳教團派往中國后,芮陶庵被分配到當時的金陵大學担任哲學系教授。1936年三歲的芮效衛隨父母回美國述職,兩年后再回中國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金陵大學為避戰亂遷往成都,落戶到華西大學的校園里。芮氏一家從香港、河內一路輾轉到了成都返校報到。 住在成都的七年,對芮效衛來說是一段童年的快樂和戰爭的恐懼交織的時光。他還記得,自己和弟弟像所有調皮的男孩子一樣爬到成都的古城墻上去玩;記得弟弟一次從自家院子里的銀杏樹上跌下來摔得頭破血流,而他自己在校園的操場邊看美國駐軍玩棒球,結果被球員脫手飛出的球棒砸斷了手臂。他也記得日軍來空襲時和全家人一起躲到院子里的防空洞里;一次日軍向成都市中心的一個公園投下了炸彈,100多平民因此喪生。“那次空襲后,我跟媽媽上街從那個公園經過,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尸體,我記得我沒有哭,可是心里害怕極了。”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 1945年,芮陶庵帶著家人回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1948年獲得博士學位后再次返回中國,芮效衛被送到上海一所美國寄宿學校讀書。當時正值國共戰爭的尾聲,國民黨節節敗退,芮效衛清楚地記得,1949年5月的一天,他正坐在教室里答他的幾何課期末考試題,就聽得窗外鑼鼓喧天——解放軍進城了。 除了在上海這一年的經歷,芮效衛幾乎沒有在中國進過正式的學校,大都靠父親和家庭教師輔導。1949年從上海再搬回南京時,芮效衛已經對歐美文學有廣泛的閱讀,他開始要求他的中文家教、曾經幫助賽珍珠翻譯《水滸傳》的趙雅男先生教他中文讀寫。“我想既然我對文學這么感興趣,我就要盡可能多的去讀那些中國文學作品。而且我對中國字的筆劃特別著迷,覺得這比寫字母有趣多了。”他說。 很快,芮效衛就可以獨立閱讀大部頭的小說,從《三國演義》到《紅樓夢》他都讀得津津有味。但當1950年17歲的他在南京的一家舊書店拿起一本全本《金瓶梅》后,就再也沒有放下這本書。 他在學校反復開授《金瓶梅》的課程 “當時我聽說過《金瓶梅》里有很多色情描寫,是本禁書,我本來是想拿它當黃書看的,結果看完了才發現,那些評論簡直是誤導,《金瓶梅》的內容遠遠不止這些,”芮效衛說,“它對明朝時期從服裝、到飲食、到司法系統、到貪腐的描寫都毫發畢現。比如在李瓶兒死后接下來的六回書都是在講葬禮習俗和服飾,書里對這些內容的著墨并不比那些香艷場景少。在此之前的中國文學作品著眼點大都是王侯將相,而《金瓶梅》是中國第一本描繪普通人物市井生活的小說,在世界文學中如此詳盡的描寫市井生活小說在那個時期也很罕見”。 1950年,芮效衛回到美國準備考大學,在哈佛大學求學期間,他一直以中國文學為專業,從古典到五四新文學,從詩歌到戲劇都曾仔細研讀,博士畢業論文是以郭沫若為主題,但《金瓶梅》始終都在手邊。 不過想要向西方受眾介紹《金瓶梅》的價值,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芮效衛的翻譯版本問世之前,英語讀者能讀到的只有30年代由Clement Egerton翻譯的版本和40年代由Bernard Miall翻譯的版本,但前者中的香艷場面很多以拉丁文替代,而后者是從之前的德文譯本翻譯成英文的。 博士畢業后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教書,芮效衛曾經向學生講授過英文版《金瓶梅》。1967年,轉入芝加哥大學教書后,學校讓他自由選擇授課的主題,他干脆開了一門中文原版《金瓶梅》的課程,結果只招到一個學生。“他的父母也是傳教士,他也是在中國長大,中文非常好。我們倆花了兩年的時間把那本3000多頁的書仔細研究了一遍。”芮效衛說。 這次研讀也讓他意識到《金瓶梅》的另一個不同尋常之處:書中引經據典,但這些典故、詩句卻都沒有標明出處。“《金瓶梅》的作者顯然是個受過很高教育的人,他希望讀者跟他一樣博古通今,可以自己辨出典故的出處。”芮效衛分析說。 這種作者與讀者隔空過招的感覺更激起了芮效衛興趣,他下決心要把這些典故的出處都找出來!這是個費時費力的工程,他先是把書中發現的典故、引言一一記錄在小卡片上,一共集了一萬多張卡片,按索引順序存在文件柜子中;之后再通讀《金瓶梅》之前的中國文學作品,看到相似的就到從柜子里找出相關的卡片核對。 這項工作歷時多年,在此期間他在學校反復開《金瓶梅》的課,每次開課重讀、重講這部小說的過程都讓他對它更加癡迷。“一般的文學作品你可能讀一次就夠了,但真正的經典你每次讀都會覺得它比你以前所知道的更精彩。”到他決定下筆翻譯這部巨著時,芮效衛已經對它了如指掌了。“開始翻譯之前,我已經研究這本書二十多年了。”他說。 但實際的翻譯工作卻需要更長的時間。 “我當時就知道,完成這個翻譯至少得幾十年。很多人跟我說我肯定做不完,我也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完成。我知道我不會半途而廢,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活那么久”。 開始的十幾年中,芮效衛教學任務很重,只有寒暑假才能集中精力做翻譯,進展緩慢。1999年他提前退休,全力以赴趕譯《金瓶梅》,直到2012年5月落下最后一個字。“是那天下午完成的,我對那一天印象深刻,當時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Ted Foss的辦公室就在我辦公室樓下,我寫完了最后一個字,就到樓下去告訴他,他跟著我來到我辦公室,我給他看了最后一部分,他發現一個巧合:原來這第100回書后面我剛好添了100條注解。”芮效衛說。 而100條注解在芮氏版《金瓶梅》中算是注解比較少的章回,全書譯者所加的注解共有4000多條,將書中的典故淵源解釋得淋漓盡致。譯注完成后,芮效衛又親自編寫索引和進行審校,直到去年底最后一卷付梓出版才停下來。 “我從來沒覺得累,有人建議我雇研究生來做那些瑣碎的索引工作,但我覺得一個好的翻譯必須從頭到尾都由一個人完成。”他說。 如果把它當《五十度灰》來讀,你會失望的 盡管身體不適,可他的談興很濃,在長時間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中,他不停地咳嗽,記者勸他說“要不您歇歇,過一會兒再聊”,他總是說不用。 在芮效衛埋頭翻譯《金瓶梅》的三十年里,周圍的世界馬不停蹄向前飛奔。一是電子時代的到來,芮效衛算是最早擁抱這個新時代的一批學者。他開始著筆時,個人電腦剛剛在美國開始應用,在太太的鼓勵下他買了一臺,開始了電子化的書寫。但從那兒至今他只換過兩次電腦,現在用的還是14年前買的那臺。 他每天花在電腦上的時間大約只有15分鐘左右,他沒有社交媒體賬號,甚至沒有手機。“我用不著那些。”他說,但周圍的年輕一代卻在虛擬的世界里越陷越深,芮效衛看得清楚,卻不喜歡。“我有時乘公車去學校,車上的年輕人都在低著頭玩手機。在學校附近,那些學生過馬路時都在玩手機,讓我很受不了” 。 更讓人好奇的是,一個花費一生去完成一部鴻篇巨制的翻譯家該如何面對習慣了140個字以內的推特式閱讀的讀者,和一個正在速度中失去深度的世界? 芮效衛對此似乎并不担心。他說,五卷翻譯逐年出版之后,他都能收到很多讀者的來信,告訴他他們已經讀完了這卷,急切盼著下一卷盡快問世,他自己家的一些親戚也讀完了全書。“要讀完這么長的書在任何的時代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你看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4000頁)從頭讀到尾的人也不多,但也有很多讀者告訴我,他們一開始讀《金瓶梅》就上了癮,就想一口氣讀下去。” 至于英文讀者是否能理解這個16世紀的中國故事,還是會一如既往地把它當成一本色情讀物,芮效衛覺得:“很多人或許會把它看作色情讀物,但當他們開始閱讀就會發現,那些色情段落其實在書里很分散,是被打散在很多歷史和文化的內容之中的。如果他們非要把它當《五十度灰》(暢銷的英文色情小說)來讀,他們或許會失望的。” 與電子時代的演進同步的是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1978年,芮效衛曾應中國科學院的邀請隨美國學者訪問團到訪中國,當時他已經感受到中國在發生變化,但讓他真正感到震撼的是在1993年弟弟芮效儉担任大使期間,芮效衛和太太去探望弟弟,同時在中國很多城市游歷。“我小時住在成都只見過一次建筑工地,那次再回去時,站在街上向四周一望到處都在建設,對比非常強烈。”他說。 《金瓶梅》譯本出齊后,很多人建議芮效衛再出一個縮減本,去掉注釋、精簡內容,讓更多的讀者可以輕松閱讀。但他的健康狀況已經不允許他繼續工作了。芮效衛不信命,他不覺得自己剛好在翻譯工作完成之后即被確診患病的巧合,昭示了冥冥中注定的機緣。但他相信400多年前的《金瓶梅》中暗藏著后世興衰的“天機”,不僅對中國適用,也適用于世界。 “我在大學教《金瓶梅》時,每天都會讀一會兒小說,再看看《紐約時報》,覺得新聞里看到的華盛頓的貪腐跟《金瓶梅》里的貪腐簡直如出一轍。《金瓶梅》的故事雖然設定在清河縣,但你仔細研究書中的地理特點就會發現清河其實就是京城,而西門慶影射的就是皇帝,他的妻妾們其實就是那些勾心斗角的大臣,所以作者不能直說、也不敢署真名。”芮效衛說。 “這本書讓我得出了‘道德推衍’的理論:天子是連接‘天’與‘人’的中介,天子如果正派清廉,這種風氣就會推及下面的大臣,再推及到整個社會。反之,如果天子貪腐昏庸,整個社會也會一團糟。所以不管是皇帝、國王、主席還是總統,他們的個人道德水準對整個國家是非常重要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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