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黨人文集 第七十一篇(漢密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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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篇
  (漢密爾頓)
  致紐約州人民:行政權是否行使得強而有力,第二個要素在于任職期限。
  這一點前已提及。其目的有二:關系到總統行使其憲法規定權力時個人是否堅定;也關系到總統采用的管理體制是否穩定。顯然,就前者而言,任期越長,保持個人堅定這一優點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凡人對其擁有之物,其關心程度均取決于其所有權是否可靠,這是人性使然;所有權具有臨時或不定的性質,就比較少重視,而所有權具有長期或肯定的性質,則會更加重視;當然,為了后者也就比起為了前者更加甘冒風險。這一情況之適用于政治特權,或榮譽,或委托,亦不亞于普通一件財物。由此可以推論,担任總統職務的人,意識到短期后即需去職,在獨立行使權力時,或在面對社會上相當一部分人,甚或僅只立法機構中占優勢集團的一時(雖然短暫)不良反應時,就會不大肯于陷入受到實質性非難或困窘的境地。如果他本人樂意,而又經重選,即可以不去職,只要情況如此,則他本人的愿望,再加上一些疑懼,就會更加容易敗壞其品德,墮落其意志。不論屬于哪一種情況,身居這一職務的人必然會表現出軟弱無力、猶豫不決。
  有些人會以為行政部門對于社會上或立法機構中之行時潮流能夠屈從順應,乃是其最大的美德。但是,此種人對于所以要設置政府的宗旨,以及對于促進人民幸福的真正手段,都是理解得十分粗淺的。共和制度的原則,要求接受社會委托管理其事務的人,能夠體察社會意志,并據以規范本人行為;但并不要求無條件順應人民群眾的一切突發激情或一時沖動,因為這些很可能是由那些善于迎合人民偏見而實則出賣其利益的人所陰謀煽動的。人民普遍地是從公益出發的。但這一點常亦用來說明人民群眾的錯誤。但是,人民群眾從常識出發是會蔑視阿諛奉承的人的,這些人胡說人民群眾無時不能正確找出促進公益的手段。人民群眾從自己的經驗知道他們自己有時候是會犯錯誤的;人民群眾終日受那些寄生蟲和馬屁精的欺騙,野心家、貪污犯、亡命徒的坑害,受那些不值得信任卻為人所信任的人,以及不應得而巧取豪奪的人的耍弄,他們經常受到這樣一些干擾,卻并不常犯錯誤,勿寧說倒是個奇跡。在人民群眾的意向同他們本身利益出現差異的情況下,受命維護人民利益者的職責應該是抵制這種一時誤會,以便給予人民群眾時間和機會去進行冷靜認真的反省。這種作法曾經使人民群眾免遭其本身錯誤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并使有勇氣和雅量為人民利益服務而不惜引致人民不快的人受到人民群眾長期感激和紀念,這樣的先例是不難枚舉的。
  而且,不論我們可能如何堅持行政部門應該無條件順從人民的意向,我們卻不應主張它同樣迎合立法機構中的情緒。立法機構有時候可能站在人民群眾的對立面,有時則人民群眾可能完全保持中立。在這兩種情況之下,行政部門肯定應該處于敢于有力量、有決心按照自己意見行事的地位。
  政府各部門之所以應該分權的原則,也同樣說明各部門之間應能互相獨立。如果行政和司法部門的組成使之絕對服從于立法部門,那么把行政和司法同立法分開又能達到什么目的呢?這樣的分權只能是名義上的,不能達到其所以如此建立之目的。服從法律是一回事,從屬于立法部門則是另一回事。前者符合好政府的根本宗旨,后者則違反;不論憲法形式如何,后者都會把一切權力集中到同樣一些人手里。前此若干篇論文中已經舉例說明并全面闡述過立法權高于其他一切的趨向。在純粹共和政府中,這種趨向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在民選議會中,人民的代表有時似乎自以為就是人民本身,面對來自任何其他方面最小程度的反對,就暴露出不耐和厭煩的病態;好象不論是行政或司法部門只要行使其權限就是侵犯了立法部門的特權和尊嚴。立法機構常常表現出企圖橫蠻控制其他部門的意圖;而且,由于立法機構一般有人民站在他們一邊,就總是在行動時勢頭過猛,致使其他政府部門難于維系憲法規定的平衡。
  有人可能要問,除非一方有權任命或罷免另一方,任期較短怎么可能影響到總統對立法機構的獨立性呢。對此,一個答案可以從前面提到過的人的本能推演出來——人們對于短期的好處往往不那么關切,因此也就不愿意為之冒任何較大的風險或不便。更為明顯的答復,雖然并不是更無可爭辯的,可以從探索立法機構對人民群眾的影響中找到;出于正當理由抵制過立法機構的任何有害計劃的人,可能因此招致該機構的厭惡,而使該機構去運用其對人民群眾的影響而阻撓他重新當選。
  有人還可能要問,四年的任期是否就足以達到提出的目標;如果四年不能達到,如果四年反正達不到促進總統所應有的堅定性和獨立性的目的,那么更短的任期,卻具有反對野心圖謀的更大保障,豈不是更為可取么?
  任期四年,或者任何有限的任期,要想完全達到所提目標,都是不能肯定的;但是可以在達到目標上起到一定作用,即對政府的精神與性質具有實質性的影響。在這一段任期的開始到終結之間,總有一相當間隔,其間被消滅的可能性相當遙遠,這就不會不對尚屬堅定的人的行為起到相應的影響;他可以合理地向自己保證,他會有足夠的時間使得社會認識到他可能采取的措施是恰當的。雖然,隨著他臨近新選舉的時刻,群眾將對他的行為表態,他的自信心以及隨之而來的堅定性或者可能下降;然而,不論是自信心,還是堅定性,都會從他前此在位時所提供給他爭取選民尊敬和善意的機會中得到支持。于是,他就可以,按照他實際表現出的智慧和節操,按照他的職位所引起同胞對他的尊敬和愛戴,比較安全地甘冒相應的風險。一方面,四年任期會有助于總統具有充分的堅定性,使之成為整個體制中一個非常寶貴的因素;另一方面,四年并不過長,不必因之担心公眾自由會受到損害。英國議會下院,從其開始至為軟弱的地位,從對設置新稅表示同意或反對的僅有權力,竟然能夠迅速將王權和貴族特權減少到他們認為符合自由政府主旨的范圍之內,同時卻使自己提高到具有平行的立法部門的地位和影響;既然他們曾經能夠一舉而廢除王權和貴族體制,并推翻國家以及教會的一切古老建制;既然他們最近又曾以自己的一項改革①的前景使得君王為之戰栗,那么,對于合眾國總統這樣權威有限、任期四年的民選行政官吏,又有什么可以懼怕之處呢?如果他不能勝任憲法規定給他的任務,那怎么辦?筆者只需指出:如果在規定任期上表現出對總統的堅定性有所懷疑,這種懷疑是同對他侵權的戒備并不互相一致的。
  普布利烏斯
  
  原載1788年3月21日,星期五,《紐約郵報》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杰伊、和詹姆斯·麥迪遜 2013-08-23 08: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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