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傳第八章　拗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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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拗相公

　　一場政治風暴現在刮起來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會把宋室焚毀。這場風暴始于國家資本主義者，人稱之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對派之間的一次斗爭。王安石的反對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賢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氣氛中拔耀培養、留做領導國政的一代人才。我們需要了解那次政爭的性質，因為那種朋黨之爭籠罩了蘇東坡的一生。
　　中國最早的通俗文學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預示中國小說的來臨，是一個短篇小說，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說集，新近才發現，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學之中，他便以其外號為人所知了。那場政爭的悲劇之發生，就由于一個人個性上的缺點，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認自己犯錯。朋友對王安石的反對，只增強了他貫徹他那政策的決心。有人告訴我們，說個性堅強是一種重要的美德，但是卻需要予以精確的說明：就是說堅強的個性是用去做什么事。王安石很可能還記得學生時代曾聽見一個平常的格言，說“決心”為成功的秘訣，自己卻把固執當做那種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時，他在文學界是以“三不足”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眾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這是蘇東坡贈與他的標志。
　　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對，朋友方面，或是敵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說動皇帝相信他的強國之策，決心要把他的計劃進行到底。這就暗示他要壓制一般的反對意見，尤其是諫官的話，諫官的職責本來就是批評朝廷的政策和行動，并充當輿論與朝廷之間的橋梁。中國政治哲學的基礎，是好政府必然是“廣開言路”，而壞政府則不然。所以開始論到新政之后，自然爭論迅即涌向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就是批評與異議的自由。這次交戰，宰相王安石贏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國官員分成了兩個陣營，陷于朋黨之爭，直到宋朝滅亡而后已。幾年之后，變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兩派的裂痕則演變愈甚，其后果亦更加嚴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爭，成了“流俗”與“通變”之爭，這兩個名稱在當代文學里曾多次出現，而王安石亦最喜愛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與王安石持異議者，王安石皆稱之為“流俗”派，而他與其同黨則稱之為“通變”派。王安石攻擊批評者，說惡意阻撓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對派則攻擊他，說他“視民間清論為流俗，視異己者為腐敗。”劉摯則稱：“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王安石這位宰相排斥反對他的御史之時，反對派對他更重要攻擊的，是他欲“鉗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評政府。
　　中國政府從來沒有發展出一個黨治的組織，使之具有大家公認的權力，也有當政黨與反對黨大家公認的責任。沒有計票、舉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確定公眾意見的方法。中國人在集會時，只是討論問題，然后同意某一決定。在原則與實際上，對政府政策之批評，政府不但容許，亦且予以鼓勵。敵方可推翻內閣，或中激而退去。每有朋黨之爭，習慣上是將反對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職。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時，政府頗著盛名的領導人物如范仲淹與歐陽修，都曾貶謫至外地，暫時退居低位，后來又回京得勢。在這種情況之下，一派當權，則另一派退避。
　　朝內的爭論在宋朝演變得越發激烈，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組織制度的特殊所致，因為宋朝對宰相的職權沒有明確的規定，內閣很像個國會，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權。政府由復雜拙笨的連鎖機構組成，功能的界限重復，最后決定的大權仍然在皇帝手中。當時所謂宰相，只是個交際上的稱呼而已，實際名稱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許有兩位副宰相。一般組織如下：戶部（財政）完全獨立，直接對皇帝負責。御史臺獨立，其它各機構，只供作贈予空銜之用。通常，宰相兼中書省侍郎與門下省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樞密院大尉構成知院，稱為“知政”。后來，神宗銳予改變，意在簡化此一組織制度，權責區劃較為分明。門下省司研討命令，中書省（宰相府）司發布，尚書省司執行。但是紛亂與權責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個參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權進行變法計劃，與呂惠卿、曾布私下決定一切。這自然是在神宗駕前和各知政易于發生爭論。主要問題只有兩個：一個是青苗貸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論自由一事。一方面是元老重臣干練有才之士，人數之眾，幾乎構成了全體；另一方面，只有一個人，王安石，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無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陰險而詭詐。為了便于參考，并免于許多人名的累贅，下一表內列有政爭中較重要之人名，以見雙方之陣容：
　　當權派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萬丈的皇帝）
　　曾布（活躍的政客）
　　呂惠卿（聲名狼藉，后出賣王安石）
　　李定（母喪不奔，后彈劾蘇東坡）
　　鄧紹（兩面人，先后服侍呂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與鄧紹一同彈劾蘇東坡）
　　王霧（王安石之子）
　　謝景溫（王安石姻親）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諄（后為蘇東坡敵人）
　　呂嘉問（王安石手下的貿易霸主）
　　反對派司馬光（反對派之首，大史學家）
　　韓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呂晦（第一個發動攻擊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趙護文彥伯（老好人）
　　張方平范鎮（元老重臣，蘇家“叔伯”輩好友）
　　歐陽修蘇東坡蘇子由（東坡之弟）
　　范仲淹（偉人）
　　孫覺（高俊，易怒，東坡密友）
　　李察（矮壯，東坡密友）
　　劉恕（性火爆，東坡至交）
　　呂公著（美髯，曾與王安石為友）
　　韓維（出自世家，曾為王安石好友）
　　王安禮（王安石弟）
　　王安國劉摯（獨立批評者，后與東坡為敵）
　　蘇頌宋敏求　熙寧中三學士李大臨其他御史鄭俠（負重任之宮廷門吏，王安石因他而敗）
　　此一極不平衡的陣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納悶王安石化友為敵的才氣，以及神宗寵用王安石所付代價之大，因為所有對新政持異議者皆遭撤職，罷官議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罷斥王安石、呂惠卿、鄧緒等諸人。他的強國夢破滅了，　只落得統治一群庸才之臣。　倘若說知人善任為“神”圣的降勝，“神”宗這個溢號，他是當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劇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縱，也不腐敗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張的國家資本計劃那么激進、那么極端的制度付諸實施，必得不顧別人的反對。也許這就是他隱退以待時機如此之久的緣故。他有一個幻象，而他的所作所為，都以實現這個光輝燦爛的幻象為依歸，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榮的國家，而是富強具有威力的國家，向南向北，都要開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擴張發展，一如漢唐兩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應天命成此大業之人。但是在后世的歷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應天命的人，無一不動人幾分感傷——永遠是個困于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為自己夢想的犧牲者，自己的美夢發展擴張，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虛無飄渺之中。
　　王安石輕視所有那些“流俗”之輩，不但與那些忠厚長者大臣一等人疏遠起來，就連自己的莫逆之交如韓維、呂公著也斷絕了來往。我們還記得神宗尚身為太子之時，是韓維使太子對王安石傾心器重的。等這些朋友對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異議時，　他毫不遲疑，　立刻把他們貶謫出京。他既陷于孤立無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才不勝職”之輩，而這些人只是對他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實際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個劣跡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鄧縮。李定隱瞞母喪不報，以免辭官，退而居喪返里，在儒教社會中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為后人所知，是他說了一句名言：“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但是王安石的兩個巨奸大惡的后盾人物，則是兩個極端活躍、富有險謀才干又極具說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呂惠卿，尤以呂惠卿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賣了。王安石八年政權終于崩潰，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呂惠卿出賣了王安石，王安石出賣了皇帝，皇帝出賣了人民。”在呂惠卿以極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離間他和皇帝之時，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寫“福建子”三個字數次，用以發泄心中的憤怒，因為出賣他的這個朋友呂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敗之后，蘇東坡一天在金陵遇見他，斥責他發動戰爭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說呂惠卿當負全責。此不足以為藉口，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而且在熙寧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呂惠卿因父喪去職期間，王安石在京師用以偵察批評朝政的特務機構成立的。
　　此外，相反兩派的領袖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見不同，不能相與，但皆系真誠虔敬潔身自好之士。在金錢與私德上從未受人指責，歐陽修則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傳有曖昧情事。
　　有一次，　王安石的妻吳氏為丈夫置一妾。　等此女人進見時，王安石驚問道：“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說：“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爺。”
　　王安石又問：“你是誰？”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軍中主管一船官麥，不幸沉船，官麥盡失。我們家產賣盡，不足以還官債，所以奴家丈夫賣掉奴家好湊足錢數兒。”
　　王安石又問：“把你賣了多少錢？”
　　“九百緡。”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婦人隨同丈夫回去。告訴她丈夫不必退錢。
　　這種情形司馬光也曾遇見過。因為他在勉強之下納了一個妾。他年輕時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兒子。太守夫人贈送他一妾，司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為是自己在跟前的緣故。一天她告訴那個侍姬等她自己離家之后，打扮妥當，夜間到老爺書房去。司馬光看見那一女子在他書房中出現，他驚問道：“夫人不在，你膽敢來此？速去！”隨即讓她離去。王安石和司馬光都志在執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謀取權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對金錢絕不重視。他做宰相時，一領到俸祿，就交給弟兄們，任憑他們花費。
　　司馬光，道德才智，當代罕見其匹，由始至終是光風累月胸懷，爭理不爭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當代一個批評家曾說：“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為相，司馬光必除新政始允為樞密副使。”
　　司馬光為宋朝宰相，其為人所崇敬，不僅與范仲淹齊名，他還是包羅萬有的一部中國史《至五代北資治通鑒》的作者。這部書全書二百九十四卷，附錄考異三十卷，學富識高，文筆精練，為史書中之北斗，后世史學著作之規范。初稿《長編》多于成書數倍。他寫作此書時，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寫，積稿十尺，最后全稿裝滿兩間屋子。此空前巨著費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爭論的問題，是青苗貸款法。在制置三司條例司研討數月之后，青苗法終于在神宗熙寧二年（一O　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專使大員，到各省去督導實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顯示官家款項并不能如預先之估計可由人民自行貸出。專使所面臨之問題即是：徑行還京陳明使命未能達成，抑或勉強人民將款貸去而回京稟報新政成功。官家愿將款項借予富戶，以其抵押較為可靠，但富戶并不特別需要借款。貧戶急須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無還債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辦法，按人民之財力，自富至貧，將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貧戶太貧，實在無力借款，只有富戶可借——這正是現代銀行財務事業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貧戶確能歸還貸款，于是使貧戶之富有鄰居為之做保。一個特使向京都的報告中說：官方把貸款交與貧戶時，貧戶“喜極而泣”。另一個特使，不愿強民借貸，回京報告大不相同。御史彈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說他強民借貸，大違朝廷之本意。王安石親自到御史臺對諸御史說：“你們意欲何為？你們彈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卻對辦事不力者默不作聲。”
　　韓琦那時駐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撫使，親眼看到了青苗貸款法實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貸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這若與蘇東坡的火爆發作相比，韓琦的奏折可以說是顧慮周詳，措詞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個極具才干、功在國家的退職宰相的手筆。在奏折上他說，甚至赤貧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額，富有之家則要求認捐更多。所謂青苗貸款也分配給城市居民負担，也分配給地主和“壟斷剝削者”，須知這兩種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滅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進一筆錢，短短數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論朝廷如何分辯，說貸款與民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韓琦指出，縱然阻止強迫貸款，要力行自愿貸款，并無實際用處，因為富戶不肯借，窮人愿借，但無抵押；最后仍須保人還債。同時，督察貸款的特使急于取悅于朝中當權者，低級官吏又不敢明言，韓琦說，他自思身為國家老臣，勢不得不將真相奏明皇帝。他請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復故有的常平倉制。
　　和王安石討論韓琦的奏折時，皇帝說：“韓琦乃國之忠臣，雖然為官在外，對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為青苗貸款法會有利于百姓，沒料到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貸款只用于鄉村，為何也在城市推銷？”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處？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貸款，為什么不借給他們？”
　　于是韓琦和朝廷之間，奏批往返甚久，這位退位的宰相，明確指出漢朝所一度實行的國家資本制度的影響，那樣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國庫而供皇帝窮兵繳武，并不足以言富國之道。
　　這就動搖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開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請病假。司馬光在提到王安石請病假時說：“士夫沸騰，黎民騷動。”大臣等討論此一情勢，趙扦當時還擁護王安石，當時主張等王安石銷假再說。那天晚上閣員曾公亮派他兒子把政局有變的情形去告訴王安石，告訴他要趕快銷假。得此密合，王安石立即銷假，又出現在朝廷之上，勸皇帝說反對派仍然是力圖阻撓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兩個太監到外地視察回報。兩個太監也深知利害，回報時說青苗法甚得民心，并無強迫銷售情事。老臣文彥博反對說：“韓琦三朝為相，陛下乃信太監之言而不信韓琦嗎？”但是皇帝竟堅信自己親自派出之使者，決心貫徹新政。幾名愚蠢無知毫不負責的查報人員，不知自己說的幾句話，竟會對國家大事發生了影響，這種情形何時是了！倘若那幾個閹宦還有男子漢的剛強之氣，這時肯向皇帝據實回奏，宋朝的國運還會有所改變。他們只是找皇帝愛聽的話說，等時局變化，談論“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鮮，他們也羞臊的一言不發了。
　　司馬光，范鎮，還有蘇東坡三個人并肩作戰。司馬光原對王安石頗為器重，他自己當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問他對王安石的看法。他說：“百姓批評王安石虛偽，也許言之過甚，但他確是不切實際，剛愎自用。”不過，他的確和王安石的親信小人呂惠卿在給皇帝上歷史課時，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辯，甚至需要皇帝來打斷，要他二人平靜下去。司馬光既然反對他的政策，王安石開始厭惡他。王安石請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時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馬光充任副樞密使。司馬光謝絕不就，他說他個人的官位無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廢止新政。司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回答說：
　　“朕曾命卿任樞密使，主管軍事。卿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斷談論與軍事無關之事？”
　　司馬光回奏稱：“但臣迄未接此軍職。臣在門下省一日，即當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銷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鞏固，他把司馬光降為制法。范鎮拒發新命，皇帝見范鎮如此抗命，皇帝乃親手把詔命交予司馬光。范鎮因此請辭門下省職位，皇帝允準。
　　王安石既復相位，韓琦乃辭河北安撫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準。蘇東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話要說，而且非說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斷然無疑的。那時，他只三十二歲，任職史館，官卑職小，且只限于執筆為文，與行政毫無關系。他給皇帝上奏折兩次，一次是在熙寧三年（一0七0）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兩次奏折都是洋洋灑灑，包羅無限，雄辯滔滔，直言無隱。猶如現代報上偶爾出現的好社論文章一樣，立即喚起了全國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上，一開首就向青苗法攻擊。他告訴皇上全國人已在反對皇上，并說千萬不可憑藉權力壓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話說：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鐵？抑富國鐵？
　　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而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茍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茍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茍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壇也。”他又警告皇帝說：
　　“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并軍搜卒之令，卒然輕發；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賜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臣君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樸。譬如乘輕車、馭駿馬，貿然夜行，而仆夫又從后鞭之，豈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轡襪馬，以待東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軌之道，其未晚也。”
　　蘇東坡又警告皇帝說，若以為用專斷的威權必能壓制百姓，則誠屬大錯。多少官吏已然降級或革職，甚至有恢復肉刑之說。他接著又說：
　　“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眾者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后，而士猶之。今陛下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洱眾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爾，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欽，天下幾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眾，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說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逞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　

　　蘇軾　上對”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動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臺。最初，王安石的威嚇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極端而廣泛的經濟政策，而是他對膽敢批評他的御史，憑他狂妄的習慣，一律撤職。于是批評朝政之權受到了摧殘，政府組織的基礎受到了破壞，這樣就觸動了政體最敏感部分。官場全體為之大驚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開始背棄他。
　　單以排除御史臺的異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對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領袖的紛萌退意。在中國，監察機構是朝廷一個歷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輿論時時對當政的政權予以控制或批評。在一個好政府里，監察機構必須能隨時對皇帝進冷言，向皇帝反映輿論，這種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監察機構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責任，御史如對當權者做強有力的攻擊，可以把一個政權推翻。這種監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變動，不過其方法并未明確予以規定，其作用與現代的新聞輿論大致相似。古代此種制度之異于今日者，就是此等監察機構及其反對權，并無明文規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傳統上認為明主賢君應當寬宏納諫；至于皇帝重視他那明主賢君的名譽與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級、懲處、折磨，甚至全家殺害。有些皇帝確是如此。身為御史者在個人毫無法律保障之下，卻要盡職責向朝廷與皇帝進諫規勸，處境是既難又險。但是像現代，總有對公眾抱有責任感的新聞雜志編輯，不惜冒監禁死亡之險而向極權政權挑戰的，在過去也總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脅，而盡其于人民之職責。尤其在東漢與明朝兩代，當時有御史，寫好彈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無疑，在本章呈遞與皇帝之前，先行自縊身死。這些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戰場，前仆后繼。好皇帝自己愛惜名譽，對于這等御史的處理頗為慎重，因此甚獲美譽而得人望，但是惡人當政則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現代之專制暴君，總以鉗制報章雜志之口為急務。
　　王安石當政之始，元老重臣對他頗寄厚望。現在御史中丞呂晦向王安石發出了第一彈，說他：“執邪見，不通物情。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連司馬光都深感意外。在呂晦同司馬光去給皇帝講解經典之時，呂晦向司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從袖子里把那件彈劾表章給司馬光看。
　　司馬光說：“吾等焉能為力？他深得人望。”
　　呂晦大驚道：“你也這么說！”
　　呂晦遭受革職，于是排除異己開始了。
　　現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爭變成了熊熊之勢。有一婦人，企圖謀殺丈夫，但僅僅使她丈夫受傷而未克致命。此一婦人曾承認有謀殺之意，當時有個高官對處治之刑罚表示異議。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馬光要以一種方式判決，王安石要另一種方式，而且堅持己見，皇帝的圣旨對此案的處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劉恕則拒不同意，要求再審，御史如此要求，亦屬常事。另一御史對王安石的意見不服，王安石則令他自己的一個親信彈劾劉恕。這樣一來，一場爭斗，便化暗為明。
　　御史臺則群情激動。問題現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盡責呢？還是等候逐一被人清除？幾位御史乃聯名上書彈劾王安石，請求罷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將此數人投諸監獄而后快。司馬光與范純仁認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對待御史，最后六個御史遭貶滴至邊遠外縣充任酒監。一見情形如此，范純仁起而應戰。他要求貶滴御史之成命必須撤回，結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個要倒下去的是蘇東坡的弟弟蘇子由。他一直就反對青苗法和市易法。兩個月之后，忠厚長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辭職歸隱，臨去警告說，在任何政治斗爭中，正人君子必敗，而小人必占上風，因為正人君子為道義而爭，而小人則為權力而爭，結果雙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壞人得權。他預言國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國家行將大亂矣。
　　朝廷之上，現在是一片騷亂。神宗熙寧二年（一O　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七月實行市易法，九月實行青苗法。數月之后，眾人對當權者的意見，由期待而懷疑，由懷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憤怒恐懼。
　　現在情勢變化甚速。熙寧三年（一0七0）三月與四月，御史臺大規模遭受整肅，隨即大規模布置上新人。隨后倒下的兩個御史，都是王安石個人的朋友，都曾助他獲得政權，王安石也是倚為聲援的。身材頎長，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孫覺，他也是蘇東坡畢生的友人，曾經向王安石發動論爭，因為王安石堅稱周朝的錢幣機構，曾經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錢借給人民，他對此說表示反對。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調查為什么當時盛傳朝廷強迫貸款與農人，甚至在京輜一帶也傳聞如此。孫覺回到京師，老老實實報告確有強迫銷售情事。王安石認為他這是出賣朋友——所以孫覺也被革職。更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呂公著的案子。呂公著是宰相之子，學識淵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呂公著在文學上同享盛名，同為儒林所敬佩。呂公著曾幫助王安石位登權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史中丞，作為回報。現在呂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議中，文字未免過于辛辣，使王安石大為不快，在文中他問：“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豈昔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親擬罷斥呂公著的詔書，用字措辭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無常的特性。在二人交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說：“呂公著之才將來必為宰相。”而今他把呂公著比做了堯舜時的“四兇”。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與之疏遠的原因，就是在同一個月內，王安石派了兩個劣跡昭彰的小人進入御史臺，去填補他排擠出來的空缺。他之派李定為全權御史，在御史臺引起了群情激憤。李定既沒考中科舉，也沒有為官的其它必要資格。他教人知道的反倒是他隱瞞父喪不守喪禮一事。在中國人心目中，這簡直是敗德下流至于禽獸。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為自鄉間來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貸款法極受人民歡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薦，好向皇上陳奏。這件事使御史們怒不可遏。同時，王安石又把親戚謝景溫升為御史。謝為求升發，把自己的妹妹嫁與王安石的弟弟。有三個御史反對朝廷的此一任命詔書，三個人一起丟官。其余的御史對此事還照舊堅持。張激請求將三個御史官復原職，并罷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與呂惠卿。在張激到中書省去催辦此一案件時，他發現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聽他敘述，自己則一言不發，用扇子掩著嘴，一味大笑。
　　張激說：“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國老百姓笑你的正多著呢。”
　　這時另一位遭到犧牲的御史是程瀕，他是宋朝理學家“二程”之中的兄長大程。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經與王安石合作。現在他也到中書省為那同一個案子向王安石爭論。王安石剛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氣難消。這位理學大家以頗有修養的風度對他說：“老朋友，你看，我們討論的不是個人私事或家事；我們討論的是國事。難道不能平心靜氣說話嗎？”從儒家的道德修養看，王安石覺得很丟臉，很難為情。
　　一個月的光景，御史臺的清除異己便已告完成。連前年所罷黜的那六個御史在內，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達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臺的人，三名是皇宮中的諫官。司馬光向皇帝曾經痛陳利害。只有三個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呂惠卿，贊成新政，朝廷百官無不反對他們三個人。“難道皇上就只用這三個人組織朝廷？就用這三個人治理國家嗎？”韓琦和張方平已在二月告老還鄉，司馬光對樞密使一職拒而不受，當月也遭貶降，范鎮已經大怒而去。在九月，舉棋不定的趙懷，他這位內閣大臣，一度想討好這群新貴，現在決定辭職。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數月之后，年老信命毫無火氣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得勢歸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為由，在極不愉快之下，請求去職，其實多少也是受批評不過而走的。在神宗熙寧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職，在整個政府中其權位凜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歐陽修辭去朝廷一切職位，退隱林泉。
　　蘇東坡現在寫他那上神宗皇帝萬言書，準備罷官而去。他和司馬光、范鎮曾經并肩作戰，但是司馬光與范鎮已經在憤怒厭惡之下辭去官職。范鎮后來和蘇東坡有了親戚關系，他曾在前兩朝任職于中書省。其人雖然外貌看來肥胖松軟，個性之強，則不讓鋼鐵。在去職之時，他在辭呈上說：“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在早朝之時，皇帝將此奏折交與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臉立刻煞白。當時在附近的幾個人說曾看見王安石拿著此奏折在手，手氣得發抖。
　　在熙寧三年（一0七0）九月，司馬光被派到外地陜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戀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誠懇但有時很嚴肅認真的討論新法，書信來往凡三次之后，才與他完全決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為官，皇帝數次告訴其他大臣說，只要司馬光在身邊，他不會犯什么大錯。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馬光都予謝絕。他的話早已說夠，皇帝若不肯察納忠言而中止騎此剛愎的蠻驢奔赴毀滅之途，則他的本分已盡。在他決定辭去一切官職退隱林下之時，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寫給皇上說：
　　“安石以為賢則賢，以為愚則愚；以為是則是，以為非則非。淚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惠。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后也。伏望圣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或罪重于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從現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駕崩這段期間，司馬光要避門不出，傾其全力繼續九年前即已開始的歷史巨著的寫作。后來，神宗皇帝罷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司馬光回朝主政，司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廢除新法嗎？由此看來，這兩個極端相異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絲毫不變動而且不可能變動的。可是在隨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馬光也臥床病重，那時他以宰相的地位發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為人并不甚壞。其過端在剛愎自用。死后朝廷應以優禮葬之。”
　　蘇東坡的上神宗皇帝萬言書，甚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學，也表示其個人之氣質與風格，其機智學問與大無畏的精神，都顯然可見。憤怒的爭論與冷靜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現。有時悲傷譏刺，苛酷的批評，坦白直率，逾乎尋常；有時論辯是非，引證經史，以暢其義。為文工巧而真誠，言出足以動人，深情隱憂，因事而現。　在正月蒙皇帝召見之時，　皇帝曾稱贊那篇《議學校貢舉狀》，并命他“盡陳得失，無有所隱。”蘇東坡即認真遵辦。那是他最后一次盡其所能求皇帝改變主意，這時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職，一切情勢都呈現不利。蘇東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禍，至少將遭罷黜，是必然無疑之事。
　　對現代讀者最重要的兩個論點，一是孟子所說的君權民授，一是為政當容清議。他警告皇帝說，君之為君，非由神權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擁護。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說：
　　書日：“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雕，聚散之間，不容毫厘。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已然。
　　但是，為人君者若不容許自由表示意見，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蘇東坡進而發揮這一點，我認為是這篇奏議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則，有御史監察制度，便是具體的做法。根據蘇東坡所說，一個好政權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見合理的發揮其功用。民主政治體制，系表現于黨派間政見之歧異。蘇東坡如生于現代，必然反對聯合國安理會全體同意原則，在基本上為反民主。他知道，中國自盤古開天辟地以來，還沒有兩個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徑，唯有暴政制度。我從未發現民主制度的敵人，在家庭，在國內，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蘇東坡接著說：
　　孫寶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于經典。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座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在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君何緣知覺？
　　我想，把監察機構存在的理由與其基本原則，說得清楚明白，再無人能比得上蘇東坡這篇奏議了。一個發揮自由功用不懼利害的監察機構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眾意見。
　　夫彈劾積威之后，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萎之余，雖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詢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他把當時的輿論狀況與古代相比，說：
　　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啟諫亦擊之……今日物議沸騰，怨磋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
　　蘇東坡比較中國歷代政府制度的異同，而發揮監察機構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怦然以倡導者出現，其態度博學，其推理有力，其識見卓絕：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圣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樓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圣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豈知？臺諫因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綱紀，孰大于此？
　　蘇東坡告訴皇帝，千萬不可用威權懾服百姓而使之服從。他又提到有謠傳恢復肉刑之說。數百年以前，有各種砍截人體處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荊，宮四刑。這些殘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紀之后，約在隋朝時期，除去宮刑，已然廢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復，當歸功于蘇東坡上神宗的奏議。當時謠傳之甚，與日俱增。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日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后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
　　蘇東坡指出，當時商業蕭條，物價飛漲，由京師附近各省，遠至四川，謠言漫天飛，黎民怨怒，聲如鼎沸，甚至深遠至山區，酒亦屬于專賣；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沒收其財產，官兵的糧們都遭減低。
　　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余輩，求利之器也。驅鷹大而赴林教，語人日“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習馴。操罔答而入江湖，語人日“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蘇東坡相信皇帝會看得清楚國內的不和與紛爭。他從良臣能吏之掛冠去職，輿論之背向不難判斷。在數度對新政的指責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當權者已不為清議所容。
　　蘇東坡上書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書。皇帝已臨時下一詔書，嚴禁強銷青苗貸款，但是卻沒打算廢止此等全部措施。蘇東坡引用孟子的話說，正如一個偷雞賊想改過向善，決定每月只偷一只雞。后來使情形惡化的，是蘇東坡在神宗熙寧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內，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全題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罷；燕啥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這激怒了王安石。
　　蘇東坡立遭罷黜。正如他所預期，雖然皇帝對他的忠言至為嘉許，王安石的群小之輩會捏造藉口，陷他于糾紛之中。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挾法誣告。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父靈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并購買家具瓷器，并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蘇東坡也許真買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違法。官差回去報稱無所搜獲，如有所獲，必然帶回京師了。
　　蘇東坡的內弟，那時住在四川，蘇東坡有信給他，信里說：“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無恙……某為權率所嫉久矣。然搶拾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
　　司馬光回洛陽之前在京都時，皇帝對他說：
　　“似乎蘇軾人品欠佳，卿對他評價過高。”
　　司馬光回答說：“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嗎？我對他知之較深。陛下知道謝景溫為安石親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動而起。再者，雖然蘇東坡并非完美無疵，他不比隱秘母喪不報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嗎？”
　　按蘇東坡的政績說，他而今應當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與謝景溫反對，使之任附近一縣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動，任命他為風景秀麗的杭州太守。蘇東坡對御史的彈劾不屑于置理，連修表自辯也不肯，任憑官方調查，自己攜眷徑赴杭州上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