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19世紀90年代，尤其是在甲午戰爭之后，歐美列強和日本瓜分中國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國的災難日益深重。

日本從《馬關條約》獲得的戰爭賠款大約是當時日本政府年財政收入的四倍以上，這些錢90％以上被用于發展日本的軍工業，日本人用中國的白銀打造了一支更先進的軍隊，同時也極大的推進了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6年，伊藤博文內閣制定了“十年擴軍計劃”，擴軍經費的40％以上直接來源于中國的戰爭賠款。

俄國從19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修建西伯利亞鐵路，為的就是更方便的入侵中國東北，這也是他們為何不滿日本割占遼東的原因。同時，《馬關條約》后，法徳俄三國干涉還遼也是19世紀末列強瓜分中國狂潮的開端。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清政府派李鴻章赴彼得堡出席，尼古拉二世親自接見，并給予了最隆重的禮遇。隨后，李鴻章與沙俄秘密談判，簽訂了中俄《御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俄國借此攫取了在中國東北更大的經濟和軍事特權。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德國在鐵血首相俾斯麥的領導下，通過三次王朝戰爭：1864年的丹麥戰爭、1866年的普奧戰爭和1870年的普法戰爭，實現了德意志的統一，德國隨后日益強大。1896年，德國在沙俄的支持下，侵占了中國的膠州灣，并在1898年通過《膠澳租界條約》將占領合法化，山東成為德國的勢力范圍。不久，沙俄通過《旅大租地條約》將東北全境劃入了自己的勢力范圍。同一時期，法國將滇、桂、粵三省變成自己的勢力范圍；英國也在1898年通過《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割占新界，還逼迫清政府宣布不將長江沿岸各省讓與或租給他國，從而將長江流域劃入英國的勢力范圍；同年，已經割占臺灣的日本，跨過大海，逼迫清政府答應不把福建租讓給其他國家，從而使福建成為了日本的勢力范圍。

當時，美國由于正在同西班牙爭奪古巴和菲律賓，因此錯過了對中國的瓜分；美西戰爭結束后，美國在西太平洋站穩了腳，于是1899年，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要求各列強在中國問題上“機會均等”，以確保美國在華的經濟利益。

隨著列強對中國瓜分的日益加劇，中國從金融銀行到鐵路礦山，到工廠貿易，都逐步被列強把持，再加上大量戰爭賠款給人民帶來的沉重負担，中國社會舉步維艱，人心思變，“救亡圖存”的呼聲日益高漲，清政府面臨著空前的統治危機。當時，從民間到官場，不少人都上書呼吁對國家進行改革，因戰敗而深感奇恥大辱的光緒皇帝也更加堅定的要改變處境、求變圖強。《馬關條約》后，清政府派袁世凱到天津小站編練新軍，同時整頓財政，向外國派遣留學生……

1895年4月，來自全國各地的舉人云集京城，準備參加當年的科舉會試。期間，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來，參加會試的舉人們義憤填膺，對這喪權辱國的條約無不痛心疾首。在全國上下的一片憤怒聲中，舉人康有為奔走呼號，發動了1300多名舉人于5月2日聯名上書清廷，痛指形勢之危殆，并提出“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請求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也就是說他們希望光緒皇帝下詔罪己，嚴懲喪權辱國的大臣，遷都西安、整軍再戰，拒絕賠款，并將此款移作軍費，加緊練兵，同時實行變法，富國強民……

由于在古代，朝廷一般都派出公家的車馬去接送進京應征或趕考的讀書人，因此后來這些趕考的舉人們也被稱為“公車”，所以這次上書在歷史上又被稱為“公車上書”，康有為也因領導了此次上書而確立了自己在維新變法運動中的領袖地位。

“公車上書”后不久，康有為考中進士，隨后他又兩次上書，最后一次的上書終于遞到了光緒帝的手里。光緒帝看到康有為的上書后，立刻對康有為產生了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對其建議十分重視，下令謄抄后分送慈禧太后、軍機處和各省督撫。不久，康有為第四次上書，闡明了以繼續維護“君權至上”為原則的變法主張，得到了光緒的支持，貌似維新變法運動的曙光出現了。

但是，當時支持變法的皇帝及帝黨大臣都不掌握實權，中央軍政大權仍由慈禧太后及后黨官僚們把持。為此，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志士在北京、上海、湖南、廣東、天津等地積極創辦報刊、組織學會、開辦學堂，大力宣傳維新思想，制造變法輿論，培養變法人才，維新變法運動逐漸高漲起來。

隨著維新運動聲勢的擴大，康有為也成了朝野上下的焦點人物，關于維新變法的爭論也在不斷的進行著。當時，頑固派是堅決反對變法，洋務派雖然反對抱殘守缺，但也不完全同意維新派的變法主張。維新與反維新派就“要不要維新變法”，“要不要興民權、開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和“要不要廢除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提倡西學”展開了激烈爭論。

甲午戰爭后，清政府政治危機日益深重，全國城鄉暴動頻繁，會黨斗爭不斷，同時由于大量戰爭賠款，清政府陷入了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內憂外困之下，光緒帝深感不變法無以救中國，為了擺脫政治、財政危機，也為了掙脫慈禧和后黨的束縛，光緒帝和帝黨最終下定決心變法。1898年1月，康有為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力爭光緒帝支持，依靠君權推行變法，他上書皇帝，希望能借鑒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在確保皇權穩固的前提下展開變法，同時還給出了關于變法的一系列具體措施。

對于朝野上下已經爭論了多年的維新變法，慈禧太后是早就了解的，早在1895年慈禧看到光緒謄抄給她的那份康有為的奏疏時，她就已經了解了這些維新人士的主張。慈禧本人并非徹頭徹尾的頑固派，上臺以來她對洋務運動和學習西學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對于這次變法，慈禧首先是理解的，她不希望大清破敗下去，也不愿在皇帝親政后自己還過分干政，但她始終懷疑光緒的能力，更不想變法觸及自己的政治利益，甚至使自己失去對政權的絕對控制，所以慈禧太后在表示支持變法的同時，調任其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牢牢掌控軍權，以防有變。無論如何，得到了慈禧的默許，光緒帝的變法計劃總算是有了實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