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文集思想文論坎坷而執著的十年轉軌

簡體傳統

柏林墻倒塌十年來，在前蘇聯東歐不少國家都流行“兩個沒想到”的說法：“前政權垮得這么容易，連反對派也沒想到；私有化這么難搞，連共產黨也沒想到。”
的確，比較起政治改革進程來，東歐各國的經濟市場化步履要艱難得多。不管搞不搞“休克療法”，各國全都出現過一段經濟滑坡，連有西德扶助的前東德也不例外。但回升的情況則相差甚大，且一些國家還有反復。其中，前東德地區在1991年下半年回升，波蘭在1992年，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在1993年，保加利亞、克羅地亞等多數國家在1994年，而俄羅斯除1997年出現弱回升外，迄今仍未走出谷底，羅、保、阿等巴爾干三國后來又出現再度下降。就近期情況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1998年波蘭經濟已達到1989年的117.2% ，捷克為95.6%，斯洛伐克為101.4%，匈牙利為96.4%，斯洛文尼亞為98.3%。而世界銀行的數字更為樂觀：它認為1997年波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1990年的2.4倍，捷克2倍，斯洛伐克1.37倍，匈牙利1.2 6倍，斯洛文尼亞1.12倍，兩種估計之差可能主要在于是否考慮“灰色經濟”。而一些家庭調查數據也可參考：1989年波蘭家庭平均食品支出占收入的46%，1996年只占37.8%。近三年來私人小汽車銷量每年增長50萬輛，而1 999年頭8個月就增加40多萬輛，再創紀錄。在人口僅3860萬的該國，這無疑是相當可觀的。現在波蘭2/3的家庭有私車，其中35%的家庭有不止一輛。
另一方面，從俄羅斯傳來的數字則令人觸目驚心：統計的經濟總量已累計下降一半，關于寡頭暴富與人民貧困化的譴責充斥俄羅斯傳媒。長年的金融危機更給俄雪上加霜。這些年來，關于俄將要發生饑荒、將過不了嚴冬，要發生社會爆炸等等的預言除1995年、1997年外幾乎年年不斷。“悲觀者預言未來會變得更壞，而樂觀者認為不可能有比目前更壞的情況了”這是俄羅斯社會上流傳的“幽默”。但另一些情況又使人對“俄羅斯之謎”困惑不解：與許多人關于俄羅斯“魏瑪化”的預期相反，近來俄國的公眾情緒并未出現像一戰后推翻威廉帝國改行民主的德國魏瑪共和時期那樣因經濟長期衰退社會不穩而人心日益趨向“逃避自由”、日益極端化而寄希望于鐵腕人物、最終選出了希特勒這個反對派頭子。各方民意調查表明俄羅斯近一年來倒是出現了“中派化”：安皮洛夫與日里諾夫斯基等極左極右派已不成氣候，俄共與“家園”等左、右派也在衰落，而盧日科夫和“亞博盧”等中左、中右派則影響上升。尤其在長年經濟再現危機而葉利欽總統的行為又日益變得乖戾和病態的情況下，這種通常顯示社會情緒穩定的“中派化”更令人納悶了。1995年大選時，葉利欽曾倡導建立中左、中右兩派以“排擠”極左，極右，但那時他失敗了，而今天這一設想卻似乎在接近實現。盡管這中左中右的首領（盧日科夫與亞夫林斯基等）都是葉利欽的冤家，但想當年，葉本人不也是戈爾巴喬夫的冤家么？
有人說俄國現在是人人都把事情說得越壞越好：反對派自然愿意說壞，知識界與傳媒標榜社會批判與迎合公眾也不奇怪，而政府呢？有趣的是政府也喜歡說壞！由于近兩年葉利欽頻繁地更換政府，每屆政府上臺都喜歡強調前任不行，自己面臨的形勢多么嚴峻，以顯示自己的回天之力，然而他們總是位子未坐熱來不及為自己評功擺好便被趕下了臺，于是便形成了這種“政府說壞”現象。
但不管怎樣，俄羅斯的經濟糟糕是個基本事實，而東歐的情況雖比俄好，但轉軌之初也都有過滑坡。人們對此提出了多種解釋：
“經濟空間”解體加劇了制度轉軌的困難。東歐是經互會解體，俄羅斯等國則是經互會與前蘇聯兩層經濟空間同時解體、它引起的經濟混亂不亞于制度改革。
“帝國后遺癥”：前蘇聯、前捷克斯洛伐克聯邦與前南斯拉夫都是各族聯邦，而且核心民族人口不占多少優勢，其他東歐國家民族成分雖較簡單，但在“大家庭”中實際也相當于帝國的一部分。強控制條件下的帝國一旦失控，社會重新整合會相當困難，以至不是亂極而至內戰，就是久亂后民眾推出新的鐵腕。而這種狀況不以“主義”為轉移，也不會受 “文化”而定，蘇聯的后遺癥與沙俄帝國、中國清王朝、德國威廉帝國乃至蘇哈托之后的印尼、蒙搏托之后的剛果（金）和蘇軍撤走后的阿富汗等等類似，都是一種社會重組困境。應當說，除前南斯拉夫地區與前蘇聯的高加索地區外絕大多數蘇東國家在后帝國時代并未發生內亂和新“鐵腕”，就已很難得了。
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除契合的一面外也有矛盾之處，需要一個調適過程。在波蘭等國，轉軌之初“工會嚇跑投資者”的抱怨曾經充滿傳媒。一位波蘭學者對中國友人坦言：我們吸引外資是難與你們比啦，哪個老板不愿把工廠設在政府全力支持而工人不得討價還價的地方呢？
轉軌策略的選擇也是重要因素。但已很難簡單以“漸進激進”來分類。如今比俄羅斯更“激進”的波、捷與前蘇聯波羅的海諸國都比俄羅斯狀況好，而比俄羅斯更保守的白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狀況都比俄羅斯更差。就俄羅斯而言，1993年“炮打白宮”后激進民主派基本退出政府而由技術官僚取代，俄國自1994年進入了由民主化到總統集權下缺少民主而有自由的新權威體制、由以“分” 為主的大眾私有化到以“賣”為主的寡頭化、由世界主義到民族主義、強國主義的三位一體轉折，這種轉折對俄的發展進程是好是壞，目前還難以估量。但那種抨擊寡頭化卻肯定民族主義化而且認為寡頭化是大眾私有化的結果的議論顯然是不客觀的。事實上寡頭化與民族主義化相同步，而寡頭化根本不是什么“私有化證券集中到少數人手里”的結果，而是改“分”為“賣”造成的。
前蘇聯和東歐的十年轉軌，坎坷而執著。在柏林墻倒塌十周年之際，回顧前蘇聯和東歐的經驗教訓，是不無益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