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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第一章　宗教派別和社會分層
第二章　資本主義精神
第三章　路德的“職業”概念
第四章　世俗禁欲主義的宗教基礎
第五章　禁欲主義與資本主義精神

導論
　　一個在近代的歐洲文明中成長起來的人，在研究任何有關世界歷史的問題時，都不免會反躬自問：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僅僅在西方文明中才顯現出來的那些文化現象——這些現象（正如我們常愛認為的那樣）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義和普遍價值的發展中，——究竟應歸結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唯有在西方，科學才處于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人們今日一致公認它是合法有效的。經驗的知識、對宇宙及生命問題的沉思，以及高深莫測的那類哲學與神學的洞見，都不在科學的范圍之內（雖然一種成系統的神學之充分發展說到底仍須歸到受希臘文化影響的基督教之名下，因為在伊斯蘭教和幾個印度教派中僅只有不成系統的神學）。簡單地說，具有高度精確性的知識與觀測在其它地方也都存在，尤其是在印度、中國、巴比倫和埃及；但是，在埃及以及其它地方，天文學缺乏古希臘人最早獲得的那種數學基礎（這當然使得這些地方天文學的發達更為令人贊嘆）；印度的幾何學則根本沒有推理的（Rational）證明，而這恰是希臘才智的另一產物，也是力學和物理學之母：印度的自然科學盡管在觀察方面非常發達，卻缺乏實驗的方法，而這種實驗方法，若撇開其遠古的起始不談，那就象近代的實驗室一樣，基本上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產物；因此醫學（尤其是在印度）盡管在經驗的技術方面高度發達，卻沒有生物學特別是生化學的基礎。一種理性的（Rational ）化學，除了在西方以外，在其它任何文化地域都一直付諸闕如。

　　在中國，有高度發達的史學，卻不曾有過修昔底德的方法；在印度，固然有馬基雅維里的前驅，但所有的印度政治思想都缺乏一種可與亞里士多德的方法相比擬的系統的方法，并且不具有各種理性的概念，——不管是在印度（彌曼差派）的所有預言中，還是在以近東最為突出的大規模法典編纂中，或是在印度和其它國家的法律書中，都不具有系統嚴密的思想形式，而這種系統嚴密的形式對于羅馬法以及受其影響的西方法律這樣一種理性的法學來說，卻恰是必不可少的。象教會法規這樣一種系統結構只有在西方才聽說過。

　　藝術方面也同樣如此。其它民族的音樂聽覺或許要比我們更為敏銳，至少也不會比我們更弱。各種復調音樂在世界各地都一直存在；多種樂器的合奏與多聲部的合唱在其它地方也都一直就有；我們所有的那些理性的音程，早就為人所知并且還被計算過；但是，理性的和諧的音樂（不管是多聲部音樂還是和聲），是以三個三度迭置的三和弦為基礎的全音程構成的；我們的半音和等音（不是在空間意義上的，而是在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和聲的意義上的）、我們以弦樂四重奏為核心的管弦樂隊以及管樂合奏組織、我們的低音伴奏、我們的記譜系統（它使譜寫及演奏現代音樂作品成為可能，并由此使這些作品得以留存）、我們的奏鳴曲、交響曲、歌劇、以及最后，作為所有這些之表現手段的我們的基本樂器如風琴、鋼琴、小提琴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只有在西方才聽說過，盡管標題音樂、音詩、全音和半音的變化，在不同的音樂傳統中早已作為表現的手段而存在著。

　　在建筑方面，尖頂拱門在其它地方也都一直被用作為一種裝飾手段，在古代、在亞洲，都是如此；尖頂拱門和對角拱形的拱頂相結合，這在東方大概也不會不知道。但是，合乎理性的使用哥特式拱頂作為分散壓力和覆蓋所有結構空間的手段，并且突出地把它作為建構雄偉建筑物的原則、作為擴展到諸如我們中世紀所創造的那些雕塑和繪畫中去的一種風格的基礎，這卻是其它地方都沒有的。我們的建筑學的技術基礎確實來自東方。但是東方卻沒有解決圓頂問題，而且也缺乏那種對于一切藝術都具有經典意義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類型（在繪畫中就是合理地利用線條和空間透視）——這是文藝復興為我們創造的。印刷術是中國早就有的；但是，只是為了付印而且只有通過付印才成其為作品的那種印刷品（尤其是報紙和期刊），卻只是在西方才得以問世。一切可能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在中國和伊斯蘭世界一直都有，其中的某些機構甚至在表面上與我們的大學（或至少學院）頗為相似；但是，一種理性的、系統的、專門化的科學職業，以及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卻只有在西方才存在，而且只有在西方才達到了它今日在我們的文化中所占據的主導地位。這首先適用于訓練有素的行政人員——他們成了現代國家和西方經濟生活的支柱。行政人員形成了一種類型，這種類型從前只是被人偶然地設想過，但卻遠遠不會想到這類人現在對于社會秩序所具有的重要性。當然，行政人員，即使是專業化的行政人員，乃是絕大多數不同的社會中久已有之的一個組成成份；但是，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不曾象近代西方這樣深切地體會到，國家生活的整個生存，它的政治、技術和經濟的狀況絕對地、完全地依賴于一個經過特殊訓練的組織系統。社會日常生活的那些最重要功能已經逐漸掌握在那些在技術上、商業上、以及更重要的在法律上受過訓練的政府行政人員手中。

　　封建階級的政治集團和社會集團的組織系統自來都是相同的。但是，西方意義上的朕即國家（rex et regnum）式的封建等級國家甚至也只是在我們的文化中才有。由定期選舉的議員組成的議會，以及由民眾領袖和政黨領袖充任向議會負責的部長而組成的政府更是我們特有的，盡管從操縱權勢、控制政治權力這種意義上講，類似于政黨這樣的組織當然在世界各地都一直就有。事實上，國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個擁有理性的成文憲法和理性制訂的法律、并具有一個受理性的規章法律所約束、由訓練有素的行政人員所管理的政府這樣一種政治聯合體而言，那么具備所有這些基本性質的國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盡管用所有其它的方式也可以組成國家。

　　這也同樣適用于我們現代生活中最決定命運的力量——資本主義。獲利的欲望、對營利、金錢（并且是最大可能數額的金錢）的追求，這本身與資本主義并不相干。這樣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車夫、藝術家、妓女、貪官、士兵、貴族、十字軍戰士、賭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說，塵世中一切國家、一切時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實現這種欲望的客觀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這種欲望。在學習文化史的入門課中就應當告訴人們，對資本主義的這種素樸看法必須扔得一干二凈。對財富的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這種非理性（irrational ）欲望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不過，資本主義確實等同于靠持續的、理性的、資本主義方式的企業活動來追求利潤并且是不斷再生的利潤。因為資本主義必須如此：在一個完全資本主義式的社會秩序中，任何一個個別的資本主義企業若不利用各種機會去獲取利潤，那就注定要完蛋。

　讓我們給我們的術語下一個比通常的泛泛而言多少更加精當些的界說吧。我們可以給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下這樣一個定義：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是依賴于利用交換機會來謀取利潤的行為，亦即是依賴于（在形式上）和平的獲利機會的行為。至于（在形式上和實際上）靠暴力來獲利，則有它自己的特殊規律，盡管幾乎所有的人都不免會把它與上述那種歸根結底是通過交換來謀求利潤的行為相提并論，但這其實是很不適宜的。只要資本主義的獲利活動是按照理性來追求的，相應的行為就總要根據資本核算來調節。這就意味著，這種行為要適合于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有條不紊地利用商品或人員勞務作為獲利手段：在一個商業周期結束時，企業在貨幣資產上的收付差額（或者在一連續營業的企業中，資產的定期估算貨幣價值）要超過資本，亦即要超過用于在交換中獲利的物質生產資料的估算價值。不管它是原封不動地交付給旅行商人的一定量的商品（其過程也可能是通過貿易原封不動地獲得其它商品），還是其資產是由廠房、機械、現金、原料，以及可用于抵償的制成品和半成品組成的制造業企業，這都沒有什么區別。在任何時候都具有重要意義的事實是，要以貨幣形式進行資本核算，無論是用現代的簿記方式，還是用其它不管多么原始和粗野的方式。總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須考慮收支問題：在一項事業開始時，要有起始收支；在作出任何決定之前，要有一番計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圖；在該企業結束時，要有最后的收支估價，以確定獲得了多少利潤。例如，一項克門達（Commenda ）交易的起始收支將決定投入該交易的資產的商定貨幣價值（就資產尚未以貨幣形式存在而言），而最后的收支將形成一項估價，在最后進行利潤和虧損分配的時候要以這項估價為基礎。只要這種交易是理性的，交易的合伙人每采取一步行動都要進行核算。真正精確的核算或估價或許并不存在，整個交易過程以純粹想當然的方式進行，或只是沿襲原有的、便當的方式進行，——這一切即使在今天，也仍然發生在所有形式的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企業中。但是。所有這一切所影響的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獲利方式的理智性（rationality）的程度而已。

　　我們之所以要界定這一術語，就是要說明經濟行為在實際上要適合于把貨幣收入與貨幣支出作比較，至于比較的方式多么原始都沒有關系。這樣，就這種意義而言，資本主義以及資本主義企業（即使是具有相當理性化的資本主義核算的），在經濟文獻允許我們作判斷的所有文明國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埃及，在古代地中海地區，在中世紀以及在近代，都一直存在著。這些都并非只是孤立的冒險事業，而是完全依賴于資本主義事業的不斷更新，而且甚至是連續運轉的經濟企業。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別的姑且不談，貿易就沒有象我們今天這樣以持續的方式進行，而基本上是一系列單獨的事業。大商人的行動只是逐漸地取得了某種內在的凝聚（如通過部門組織等）。總之，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和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家（不只是偶爾從商的企業家，而是固定從事實業的企業家），乃是古已有之，并且遍布世界各地的。

　　然而，西方卻發展了資本主義，不僅數量上頗為可觀，而且（隨著數量上的增長）還發展出了在其它各地從未出現過的類型、形式和方向，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一直就有著各種商人，如批發商和零售商，地域性商人和國際性貿易商人；各種各樣的貸款一直在發放，具備各種職能的銀行一直存在著（至少與我們十六世紀的銀行相比，可以說各種職能均已具備）；航海借貸、克門達、交易以及類似（有限、無限）兩合公司（Kommanditgesellschaft ）的聯合體一直廣泛存在，甚至成為持續性商業活動；無論什么時候，只要公眾團體的金錢財源一直存在，就一直會有貸款人出現，如在巴比倫、希臘、印度、中國、羅馬等地。從來都是這些貸款人一直在為戰爭和海上劫掠提供資金，為各種合同和開創活動提供資金；從來都是他們一直作為殖民企業家，作為使用奴隸、或使用直接或間接的強迫勞動的種植園主在制訂對外政策時發揮著作用，占有著承租給他人的領地、行政機構，而且更重要的是，占有著稅利；從來都是他們一直在為政黨領袖參加競選提供資金，為雇傭軍參加內戰提供資金；最后，從來都是他們一直在參與各種攫取金錢的投機活動，從不放過任何投機機會。這種企業家，這些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冒險家在各地都一直存在著。除去買賣、信貸、銀行交易之外，他們的活動在過去主要地具有一種非理性的和投機的性質，或趨向于憑借武力以獲利，尤其是獲取劫掠品，無論這些劫掠品是直接通過戰爭還是以剝削附屬國，長期劫掠其財政收入的形式而取得的。

　　企業發家者、大規模投機商、特許權獵取者，這些人的資本主義，以及更為近代的、甚至和平時期的金融資本主義（當然首先是特別熱衷于發戰爭財的那種資本主義），即使是在現代西方各國，也還帶有這種非理性的痕跡；大規模國際貿易的某些方面（但僅僅是某些方面）直到今天也仍然象以往一樣，總是與這種非理性成分密切相關。

　　但是，除此以外，西方在近代還發展了一種極其不同的資本主義形式，這種資本主義在其它地方還從未出現過，這就是：（在形式上的）自由勞動之理性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這種組織方式在其它地方僅只略有跡象而已。不自由的勞動組織方式甚至也曾達到過相當程度的理智性，但只是在種植園內以及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存在于古代奴隸工場中。在封建貴族的采邑內，在采邑工場和使用農奴勞動的莊園家庭工業中，這種理智性差不多沒怎么發展過。可以確證的是，使用自由勞動的真正家庭工業在西方以外的其它地方只是極為個別地存在過。只有在很少的情況下，一般是在國家壟斷企業（但也完全不同于現代工業組織）中，頻繁地使用日間勞動者才導致過生產組織的產生，但也從未產生過我們在中世紀就業已有過的那種理性的手工業學徒組織。

　　理性的工業組織只與固定的市場相協調，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資贏利活動相適應；這種理性的工業組織并非西方資本主義的唯一特點。資本主義企業的現代理性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如若沒有其它兩個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這兩個因素就是：把事務與家庭分離開來，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合乎理性的簿記方式；前一個因素絕對地支配著現代經濟生活。勞動地點和居住地點在空間上的分離，在其它地方也存在著，如東方的巴扎（集市）和其它文化的奴隸工場。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聯合體的發展及其賬簿的使用在遠東、近東和古代都有發現，但是，與現代商業企業的獨立性相比，它們只不過是小小的開端而已。其原因就在于，這種獨立性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即我們的理性的商業簿記方式以及我們的公有財產與私有財產在法律上的分離，在那里是全然不曾有過的，或者說，僅僅才開始發展。在其它各地曾有的趨向只是想使贏利企業成為皇室或（具有家政性質的）采邑家業的一部分，而這種趨向，如同羅德布特（Rodbertus ）所察覺到的，盡管與西方的情況有表面上的相似，但在根本上卻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發展過程。

然而，所有這些西方資本主義的特點之所以獲得了重要意義，歸根結蒂，是因為它們與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方式聯系著。即使通常所謂的商業化、可轉讓證券的發展、投機的理性化、交換等等一類東西也是與之聯系著的。因為，沒有這種理性的資本主義勞動組織方式，所有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絕對不會具有同等的意義，尤其不會有與之相聯系而產生的現代西方社會結構及其全部特殊問題。精確的核算與籌劃（這是其它一切事情的基礎）只是在自由勞動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

　　正如（或者不如說因為）在現代西方之外，世人從不知道理性的勞動組織方式，所以他們也根本不知道理性的社會主義。當然，城市經濟、市民食物供給政策、君主的重商主義和福利政策、定額配給、經濟生活管理、保護主義、以及自由放任理論都是一直就有的（如在中國）。世人也還知道各種各樣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試驗：家庭的、宗教的、抑或軍事的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在埃及），壟斷卡特爾，以及消費者組織。然而，盡管各個地方都一直有著市民的市場特權、公司、行會、以及各種各樣的城鄉法律差異，但是，公民這一概念在西方之外卻從未存在過，資產階級這一概念在現代西方之外也從未存在過。同樣，無產階級作為階級也不可能存在過，因為不曾有過在固定紀律約束下的理性勞動組織方式。債權人階級和負債人階級之間，地主和無地者、農奴或佃農之間，貿易團伙和消費者或土地貴族之間的階級斗爭，在各個地方，以各種不同的組合方式一直存在著；但是，西方遠在中世紀就業已有過的雇傭者與其工人之間的斗爭在其它地方到現在也只是個開端而已。大工業企業家與自由－工資勞動者之間的現代沖突在那些地方則全然不曾有過，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諸如社會主義這樣一類問題。

　　因而，在一部世界文化史中，即便是從純經濟的角度看，我們的中心問題，歸根到底，也不是資本主義活動發展本身（這種發展在不同的文化中只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要么是冒險家類型，要么是貿易、戰爭和政治的資本主義，要么是作為獲利手段的經營）；中心的問題毋寧是：以其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為特征的這種有節制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或從文化史來說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起源及其特點的問題；這個問題與資本主義勞動組織方式的起源問題肯定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在資本主義的獨特的近代形態發展以前就已經存在了，雖然它確實只不過是在西半球存在著。

　　初看上去，資本主義的獨特的近代西方形態一直受到各種技術可能性的發展的強烈影響。其理智性在今天從根本上依賴于最為重要的技術因素的可靠性。然而，這在根本上意味著它依賴于現代科學，特別是以數學和精確的理性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的特點。另一方面，這些科學的和以這些科學為基礎的技術的發展又在其實際經濟應用中從資本主義利益那里獲得重要的刺激。西方科學的起源確實不能歸結于這些利益。計算，甚至十進位制的計算，以及代數在印度一直被使用著（十進位制就是在那里發明的）。但是，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它卻沒有導致現代算術和簿記法。數學和機械學的起源也不是取決于資本主義利益的。但是，對人民大眾生活條件至關重要的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確實曾經受到經濟考慮的鼓勵，這些考慮在西方曾對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甚為有利。但是，這一鼓勵是從西方的社會結構的特性中衍生出來的。那么，我們也就必須發問，既然這種社會結構中的所有方面并非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這一鼓勵又來自于哪些方面呢？

　　在這些方面中具有無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機關的理性結構。因為，近代的理性資本主義不僅需要生產的技術手段，而且需要一個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規章辦事的行政機關。沒有它，可以有冒險性的和投機性的資本主義以及各種受政治制約的資本主義，但是，決不可能有個人創辦的、具有固定資本和確定核算的理性企業。這樣一種法律制度和這樣的行政機關只有在西方才處于一種相對來說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狀態，從而一直有利于經濟活動。因此，我們必須發問，這種法律從何而來？如在其它情況下一樣，資本主義利益毫無疑問也曾反過來有助于為一個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過專門訓練的司法階級在法律和行政機關中取得統治地位鋪平道路，但是，資本主義利益絕非獨自地促成了這一點，甚至在其中也沒起主要作用。因為這些利益本身并沒有創造出那種法律，各種全然不同的力量在這一發展過程中都曾發揮過作用。那么，為什么資本主義利益沒有在印度、在中國也做出同樣的事情呢？為什么科學的、藝術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發展沒有在印度、在中國也走上西方現今所特有的這條理性化道路呢？

　　在以上所有情況中所涉及到的實際上是一個關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義的問題。現在，諸多截然不同的東西皆可借助這一術語來加以理解，下面的討論將會反復地表明這二點。譬如，神秘的觀照（contemplation ）從其它生活范圍來看是一種特別非理性的心態，然而在我們這里卻有理性化的神秘觀照，正如有理性化的經濟生活、理性化的技術、理性化的科學研究、理性化的軍事訓練、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機關一樣。此外，所有這些領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終極價值和目的來加以理性化，因而，從某一觀點來看是理性的東西，換一種觀點來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而，各式各樣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個部門和文化的各個領域了；要想從文化歷史的觀點來說明其差異的特征，就必須明了哪些部門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著哪個方向理性化的。因此，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找尋并從發生學上說明西方理性主義的獨特性，并在這個基礎上找尋并說明近代西方形態的獨特性。在試圖作出這種說明時必須首先考慮經濟狀況，因為我們承認經濟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與此同時，與此相反的關聯作用也不可不加考慮。因為，雖然經濟理性主義的發展部分地依賴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法律，但與此同時，采取某些類型的實際的理性行為卻要取決于人的能力和氣質。如果這些理性行為的類型受到精神障礙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經濟行為的發展勢必會遭到嚴重的、內在的阻滯。各種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關于責任的倫理觀念，在以往一直都對行為發生著至關重要的和決定性的影響。在收入本書的研究論文中我們將討論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

　　某些宗教觀念對于一種經濟精神的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或者說一種經濟制度的社會精神氣質（ethos ），一般來說是一個最難把握的問題。本書開頭的兩篇舊文，即力求從一個重要之點出發探求這個問題的一個側面。在那里，我們所處理的是近代經濟生活的精神與懲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倫理觀念之間的關系問題。因此我們在這里所論述的還僅僅只是因果鏈條上的一個環節。后面幾篇關于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觀（Economic Ethics）的研究論文，則試圖對幾種最重要的宗教與經濟生活的關系，以及與它們各自所處環境的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進行一番略覽，以在必要的范圍內對這兩種因果關系進行徹底的探究，從而找出與西方的發展進行比較的要點。因為只有這樣，在試圖對西方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觀念中那些將西方宗教與其它宗教區別開來的因素進行因果評價時，才有希望達到尚算過得去的相符程度。因此，這些研究論文盡管簡明扼要，卻不想自詡對各種文化作了面面俱到的分析。相反，在每一種文化中，我們的研究論文都著意強調該文化區別于西方文明的那些因素。因而，這些論文被限定于只關心那些從這一觀點來看對理解西方文化似乎頗具重要性的問題。從我們的目標上來考慮，任何其它步驟似乎都不可能。但是為了避免誤解，我們在這里必須特別強調我們的目的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們至少必須告誡那些迄今未得門徑的讀者不要夸大我們這些考察的重要性。漢學家、印度學家、閃米特學家或者埃及學家當然會發現他們完全了解這些事實。我們只希望他們在核心論點上找不出根本性錯誤。我不是這方面的行家里手，只能竭盡所能靠近這一理想，但到底有多大可能，筆者就不得而知了。顯而易見，假使一個人被迫只能依賴翻譯文獻，并且必須利用和估價各種碑銘、文獻或著作，那么他就不得不使自己依賴一部常常引起紛爭的專著，卻又無法對這部專著的優劣作出準確無誤的評判。這樣一位著者必須對他的著作采取謙遜的態度，況且目前能夠到手的第一手資料（即碑銘和文獻）的譯文，與現存的、重要的資料相比還少得可憐，用于研究中國的資料更是奇缺，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就更應該謙遜地估量自己著作的價值了。上述這些原因使得我們的研究無疑具有一種暫時的性質，那些論述亞洲的部分尤其如此。只有專家才有資格作出最后的評判。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抱著這一特定的目的，從這一特殊的觀點從事過專門的研究，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寫出了現在這些專論。這些研究，即使沒有上面這些原因，也是注定要被更替的，因為一切科學研究都是要被更替的。但是在比較研究中，越俎代庖，侵入其它專門領域是不可避免的，不管這樣做會招致多么大的非議。不過我們必須對此承担后果，這就是，我們到底取得了幾分成功，只好聽憑他人去大加懷疑了。

　　文人學士的風尚與熱忱力圖使我們相信，專家在今天可被認為是無用的了，或者可以降為預言家的附庸。幾乎所有科學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往往是一些頗有價值的觀點，都有業余愛好者的一份功勞。但是，把淺薄的涉獵當成一種第一位的原則卻會將科學引向絕路。渴望獵奇的人應該去電影院，雖然在目前的研究領域內，這一類文學形式的東西在各種著述中也觸目皆是。這樣一種態度距離這些十分嚴肅的研究的意圖何啻千里。我還想再說一句，想聽布道的人應該去參加宗教集會。關于這里所比較的各種文化的相對價值這個問題，我們將一字不談。人類命運的道路，確實會使一個概覽其某一片斷的人不能不驚訝無比，但他最好將他那些個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見隱藏不露，就象一個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嶺時所做的那樣，除非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有天才將自己的意見用藝術的或預言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連篇累牘地談論直覺體知只不過掩飾了自己對對象毫無洞見，同時也就掩飾了自己對人本身也毫無洞見而已。

　　人種學的資料在這里一直未被充分利用，這種資料所具有的價值，在任何真正徹底的考察中，特別是對亞洲宗教的考察中自然都是需要的。對此有必要作一些辯護。造成這一局限的原因，并不僅僅在于人的工作能力有限。我們在這里所討論的，是作為各自國家的文化承担者的各階層的宗教倫理觀念，我們所關心的是它們的行為一直發生的影響，因而這一缺陷似乎還是可以容許的。誠然，只有當人種學和民俗學所提供的事實與這種行為進行了比較的時候，它所產生的影響的全部細節才能徹底知悉。因此，我們必須明確地承認并強調，這是人種學家完全有理由提出異議的一個空白。我希望在對宗教社會學的一個系統研究中來對彌補這一空白作些貢獻。但是，這樣一種工作將會超出了這里這種具有嚴格限定的目的的考察的范圍。因此我們現在必須滿足于只是盡可能完善地闡明與我們西方宗教進行比較的要點。

　　最后，這個問題所牽涉的人類學方面還值得一提。我們不止一次地發現，在西方，并且僅僅在西方，某種類型的理性化甚至在顯然互不依賴的生活范圍中也獲得了發展。因而揣測其根本原因在于遺傳差異，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筆者承認自己傾向于認為，生物遺傳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盡管人類學研究已經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而我至今還看不到有什么辦法可以精確地或大致地測定出它對我們在此所考察的發展究竟產生了多大的影響，以及是以什么方式產生了影響的。對于各種影響和因果關系可以依照它們對環境條件的反作用作出滿意的解釋，而分析這些影響和因果關系正是社會學考察和歷史學考察的任務之一。只有到達這一點，只有當種族神經病學和心理學發展到超越了其目前的、在許多方面都是前景可觀的開端的時候，我們才有指望對這一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但在我看來，這種狀況目前并不存在，因此侈談遺傳問題就等于過早地放棄了目前有可能達到的認識，而把問題轉移到了那些（目前）我們尚一無所知的因素上面了。

馬克斯.韋伯　譯者：于曉、陳維綱 2013-08-23 16:3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