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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宗教派別和社會分層

　　在任何一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職業情況的統計數字，幾乎沒有什么例外地可以發見這樣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這一狀況在天主教的出版物和文獻中，在德國的天主教大會上，都頻頻引起討論。這不僅適用于宗教差別與民族差別相一致，從而與文化發展的差別也相一致的情況（例如東部德意志人和波蘭人之間），而且在任何地方，只要資本主義在其迅猛發展的時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放手地改變人口中的社會分布并規定它的職業結構，那么，那里的宗教派別的統計數字也幾乎總是如此。資本主義愈加放手，這一狀況亦愈加明顯。當然，在資本占有者中、在經營管理者中、以及在現代大型工商企業的高級工人中，新教徒人數較多這一事實，也可以部分地歸于歷史因素。這些歷史因素可以追溯到遙遠的過去，而在那里，宗教派別并非是經濟狀況的原因，它在某種程度上倒似乎是經濟狀況的后果。參與上述的經濟職能，一般都要先擁有一定的資本，通常還需要花許多錢接受教育，而這兩者又常常是同時需要的，這在今天多半要靠擁有遺產，至少也要靠有一定程度的物質保障。在十六世紀，古老帝國中一些經濟最發達，自然資源最豐富，自然環境最優越的地區（特別是大部分富庶城鎮），都轉向了新教。這一轉變的結果，直至今天，還使新教徒在求經濟生存的斗爭中處于有利地位。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歷史性的問題：為什么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同時也都特別地贊成教會中的革命？這個問題的答案遠非通常所想象的那樣簡單。

　　從經濟方面的傳統主義中解放出來，看來無疑會大大地增強這樣一種趨向：即象懷疑一切傳統權威的尊嚴一樣，來懷疑宗教傳統的尊嚴。但必須切記卻又常被忽略的是：宗教改革并不意味著解除教會對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卻只是用一種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這意味著要廢止一種非常松弛、在當時已幾乎不見實施、近乎流于形式的控制、而倡導一種對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個領域的一切行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這種控制方式是極其難以忍受的、但卻又得嚴格地加以執行。天主教會的教規，“懲罚異教，寬恕罪人”，正如它在過去比今日實施得更為有力，現在已得到了具有徹底的現代經濟特征的諸民族的寬容，而在十五世紀初，則曾被地球上最富裕、經濟最發達的諸民族所接受。與此相反，加爾文教的教規，正如它在十六世紀的日內瓦和蘇格蘭、十六和十七世紀之交的荷蘭大部地區、十七世紀的新英格蘭以及一段時間內在英格蘭本土所實施的那樣，在我們看來是一種絕對無法忍受的對于個人的宗教控制形式。這也正是當時日內瓦、荷蘭、英格蘭的大部分舊商業貴族的看法。宗教改革者在這些經濟高度發達地區所抱怨的不是教會對生活監督過多，而是過少。那些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和那些國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資產者中產階級，不僅沒有阻擋這種史無前例的清教專制，反而為保衛這種專制發展出了一種英雄主義精神。這，又該怎樣解釋呢？確實，資產階級本身在此之前極少——在此之后從未——有過英雄主義的表現。正如卡萊爾（Carlyle）不無道理地說過的，這是“我們唯一的英雄主義行為”。

　　但進一步說，更重要的一點是：新教徒在近代經濟生活中擁有較多的所有權和管理地位，這在今天或許可以（至少部分地）理解為只是由于他們繼承了較多的物質財富。然而，有很多現象卻不能這樣解釋。只需列舉以下幾個事實：在巴登，在巴伐利亞，在匈牙利，可以發現天主教徒父母同新教徒父母為子女提供的高等教育種類大不相同。在高等學校中，在校生和畢業生中天主教徒的比例，一般都低于他們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這一事實，的確大半可以用他們繼承的財產差異來解釋。但在天主教徒畢業生中，畢業于特別訓練技術人才和工商業人才學校的人數比例，以及畢業于一般培養中產階級從業人員學校的人數比例，比新教徒的還要更低。天主教徒樂于選擇的是文科學校所提供的人文教育。——上面那種解釋不能適用于這一情況，與此相反，這一情況卻正是天主教徒很少有人從事資本主義企業活動的一個原因。

　　有一個事實可以部分地解釋天主教徒在近代工業的熟練工人中為何只占少數——這是一個更為令人注目的事實。眾所周知，工廠在很大程度上要從青年手工業者中吸收熟練工人；但這種情況多發生在新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身上。換言之，在手工業者中，天主教徒更趨于一直呆在他們的行業中，即更多地成為本行業的師傅；而新教徒卻更多地被吸引到工廠里以填充熟練技工和管理人員的位置。對于這些情況無疑只能這樣解釋：由環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在這里是家族共同體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氣氛所首肯的那種教育類型）決定了對職業的選擇，從而也決定了一生的職業生涯。

　　天主教徒較少參與德國的近代經濟生活這一事實更為令人驚詫，因為它與任何時候（包括現在）都可以觀察到的一種趨勢恰好相反。屈從于一個統治者集團的少數民族或少數派宗教，由于他們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在政治影響之外，一般都會以一種異乎尋常的力量介入經濟行為。他們最富有才干的成員都在這一領域來尋求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承認的愿望得到滿足，因為他們沒有機會為政府工作。俄國境內的波蘭人和東普魯士人無疑正是這樣，他們的經濟勢力在那里的發展比在他們占統治地位的加里西亞要快得多。從前，法國路易十四統治下的胡格諾教徒，英國的不信國教者和貴格會教徒，最后還有不可不提到的二千年來一直如此的猶太人，也都是這樣的。然而，德國的天主教徒卻并未明顯地帶有這種社會地位所造成的那種后果。從前，不管是在荷蘭還是在英格蘭，不管是在他們受到迫害時還是僅僅被寬容時，他們從未象新教徒那樣在經濟上取得令人注目的進展。另一方面，確實無疑的是新教徒（特別是后面還要詳盡探討的新教運動的某些支派），不管是作為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不管是作為多數還是作為少數，都表現出一種特別善于發揚經濟理性主義的傾向；而這種經濟理性主義在天主教徒身上，不管他們的處境是上述的前一種還是后一種，卻從未表現到這樣的程度。這樣，我們就必須在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內在特征中，而不是在其暫時的外在政治歷史處境中，來尋求對這一差異的主要解釋。

　　我們將致力于研究這些宗教以求找出它們所具有的或曾有過的特征；因為這些特征可以導致我們已經描述過的那種行為。只作表面的分析，只根據一些平常的印象，人們便不免會這樣表述這一差異：天主教更注重來世，其最高理想更具禁欲苦行色彩，這無疑會將其信徒培養得對現世的利益無動于衷。這樣的解釋正符合在判斷兩個教派時的流行傾向。在新教一方，這種解釋被作為抨擊天主教生活方式中（真實的或想象的）禁欲理想的根據；天主教方面則非難說，正是因為新教把全部理想世俗化才搞得人人唯利是圖。最近，一位作家試圖這樣來闡述它們對經濟生活的不同態度：“天主教更為恬靜，更少攫取欲；天主教徒寧愿過一輩子收入不高但盡可能安穩的生活，也不愿過有機會名利雙收但卻驚心動魄、担當風險的生活。俗話說得有趣：‘吃好睡好，兩者擇一’。用在這里，就是新教徒寧愿吃得舒服，天主教徒則樂意睡得安穩。”
　　實際上，這種想吃得舒服的欲望，雖非全面但卻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現今德國許多有名無實的新教徒的行為動機。但事情在過去卻大不一樣：英國、荷蘭、美國的清教徒的典型特征恰恰與縱情聲色背道而馳。我們在后面將會看到，這一點對我們的研究極為重要。更有甚者，法國的新教徒（別處的新教徒亦然）長期甚至至今還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所有加爾文教會毫無例外地烙上的那種典型特征，特別是在多次宗教斗爭的磨難中所烙上的特征。然而（或許，如同我們后面還要提到的，正是由于這一原因？）眾所周知，這些特征正是當時法國的工業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在宗教迫害所允許的狹小范圍內一直如此。如果我們可以將這種宗教熱忱，這種宗教利益在整個生活行為中的支配地位稱做專修來世，那么法國的加爾文教徒則從過去到現在至少都象北日爾曼的天主教徒一樣專修來世（正如宗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至關緊要的事情一樣，天主教對后者也無疑是同樣的至關緊要）；兩者都在各自的國家里，幾乎以同樣的方式與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潮流相離異，法國的下層天主教徒非常熱衷于生活享樂，而上層則公然敵視宗教。同樣，德國的新教徒今天都在專心致志于世俗的經濟生活，其上層對宗教則漠不關心。上述比較已經清楚不過地表明：只是想當然地說天主教專修來世，新教看重現世的物質享樂，這種以及諸如此類的含混說法解決不了本書中的任何問題。以這樣一種泛泛的說法來概括兩者的區別，不足以說明今天的實際情況，更不足以說明過去的實際情況。然而，如果有人想以這種區別說明問題，那么另外好幾種見解便會同時出現，并與上述區別結合，提出這種推測：在以苦修來世、禁欲主義、宗教虔誠為一方，以身體力行資本主義的獲取為另一方的所謂沖突中，最終將表明，雙方實際上具有極其密切的關系。
　　事實上，從一種極為表面化的觀察出發，看到許許多多最重基督教虔誠的精神形式的代表人物竟出自商業圈子，尤其是很多最熱切的虔信派信徒都是這種出身，這確實會令人感到出乎意外。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不適應商業生活的敏感本性對拜金主義的一種反應，而且正如阿西西人弗蘭西斯（Francis of Assisi）一樣，許多虔信派教徒也這樣來解釋他們的皈依過程。同樣，大資本主義企業家中有這么多的人（包括西塞·羅茲）都出身于牧師家庭，似乎也可以解釋為是對他們禁欲教養的反應。然而，當一種異乎尋常的資本主義商業意識和一種滲透著、支配著整個生活的極其狂熱的宗教虔誠天衣無縫地結合在同一批人、同一些群體身上時，這種解釋便無能為力了。這些情況并非是孤立的，這些特征在新教歷史上是許多最重要的教會和教派所共有的。特別是加爾文教派，無論它在什么地方出現，總是體現著這種結合。在宗教改革風起云涌的年代，盡管法國胡格諾教會（或任何其它新教信仰）很少和某一特定的社會階級息息相關，其皈依者中修道士和經商人員（商人和手藝人）的人數卻特別多（在宗教迫害時期尤其如此）；這是很有獨特的，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非常典型的。甚至連西班牙人都知道異端邪說（即荷蘭人的加爾文教）促進了貿易，而這種說法同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 ）勛爵在探討荷蘭資本主義發展原因時所發表的見解正相吻合。哥賽因（Gothein ）曾恰如其分地將加爾文教徒在各地聚居地稱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溫床。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或許也還可以把這些共同體所具有的法國和荷蘭經濟文化的優越性，甚或離鄉背井對于打破傳統社會關系所起的巨大作用，看作決定因素。然而在法國，正如我們從科爾貝特（Colbert）的斗爭所知，甚至在十六世紀時情況就已如此。連奧地利都直接輸入新教徒手藝人，就更不必說其它國家了。

　　但似乎并非所有的新教派別在這方面都具有同樣強烈的影響。即使在德國，加爾文教的影響也是最強的；歸正宗（即加爾文宗）似乎就比其它教派更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不管是在烏珀塔爾（Wupperthal ）還是在其它地方，都是這樣。其影響比路德教大得多，無論是就具體事例還是就總體的比較似乎都證實了這一點，在烏珀塔爾尤其如此。蘇格蘭有博克（Buckle），英國詩人中有濟慈（Keats ），都強調過這些同樣的關系。極其有必要提到的是一種更為驚人的結合：即在一些既以苦修來世又以腰纏萬貫而著稱于世的派系中，特別是在公誼會派和門諾派中，篤信宗教的生活方式和非同尋常的經商手腕結合了起來，公誼會派在英國和北美起過的作用在德國和荷蘭便由門諾派承担。在東普魯士，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對門諾教徒手下留情，是因為他們雖然斷然不肯服兵役，但對工業來說卻是必不可少的。這只不過是很多能說明真相的事例之一，但聯想到這位君主的性格，也未必不是最突出的一個例證。最后，極度的虔誠和毫不遜色的經商手腕的結合，也充分體現在虔信派教徒身上，這可以說是人人皆知的。

　　應該提到的還有萊茵河地區和卡爾夫。在這一純屬導言性質的討論中，無須堆砌更多的例子。這為數不多的例子就已經說明了一個問題：艱苦勞動精神，積極進取精神（或不管將其稱為什么精神）的覺醒之往往被歸功于新教，必須不要象流行的看法那樣將其理解為對生活樂趣的享受，或也不應在任何意義上與啟蒙運動聯系起來。路德、加爾文、諾克斯（Knox ）、弗埃特（Voet ）的老牌新教與今天所謂的進步幾乎毫不相干。今日即使是最極端的宗教狂也不會想要抑制現代生活的一切方面，卻正是老牌新教公然仇視的。如果舊日的新教精神和現代的資本主義文化之間有什么內在聯系的話，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應在所謂多少帶點唯物主義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聲色享樂中尋找，而應在其純粹的宗教品性中尋找。孟德斯鳩說（《法意》，第二十卷，第七章）英國人“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取得了三項最長足的進展，即虔誠、貿易和自由”。他們在貿易上的優勢和對自由政治制度的順應，以某種方式和孟德斯鳩所提到的卓著的虔敬連為一體，這難道是不可能的嗎？

　　當我們以這種方式提出這一問題時，大量雖只是被模糊地認識到，但確實可能存在的各種關系便會出現在我們面前。鑒于歷史材料無窮無盡、繁多駁雜，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盡可能清晰地闡述模糊地出現于我們面前的問題。但要完成這一任務，則須將我們前所論述的籠統模糊的概念拋到腦后，而竭力探究在基督教的不同分支中歷史地存在過的那些宗教思想的各自特性和相互差別。

　　然而，在著手這一工作之前，我們尚須對我們正在試圖對之作出歷史說明的那些現象的獨特性略加論述，然后再討論就本書的研究范圍而言，這樣的說明究竟在什么意義上是可能的。

馬克斯.韋伯　譯者：于曉、陳維綱 2013-08-23 16:3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