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神親嘴》第二輯圣經世界觀與憲政主義之三：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崩潰

簡體傳統

之三：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崩潰

　　剛才說，共產主義是對清教徒世界觀的一次全面模仿。但它帶出來的是一種截然相反的“國家主義”或說“國家崇拜”的政法模式。回到處理永恒的問題，它的回答就是國家與永恒有關系，國家與永恒必須有直接的關系。甚至國家就代表著永恒。這時你看見任何一種政體都不只是一種政治制度，政體一定與宇宙論有關系，與“世界的圖景”有關系。
　　舉第一個例子，你來比較中美國旗。五星紅旗是什么，就是一個縮小了的太陽系。它對應著一個太陽系的，被簡化了的太陽系的宇宙論。反過來說，宇宙論也從來不是單純的宇宙論，宇宙論一定和價值觀，甚至和政治哲學有關系。比如布魯諾堅持哥白尼的日心說，現在大家以為這是一個科學問題。好像布魯諾是因為科學與宗教的沖突受到迫害的。其實不完全是這么一回事。布魯諾是從他的宇宙論，帶出了他的宗教觀，也是從他的宗教觀帶出了他的宇宙論。他同樣是一個有神論者，他提出的宇宙無限論，和他的上帝無限論是一致的。但對無限性的一種片面強調就走向了一種泛神論，輕視了上帝的特殊啟示和他的臨在。布魯諾的太陽神崇拜和他的科學研究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布魯諾和哥白尼一樣，迷戀于古埃及人的太陽神和巫術崇拜，他認為日心說是太陽神崇拜將要復興的標志。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其實布魯諾有點像今天的何祚庥，是自然科學界的一個黨內理論權威。“紅太陽”不只是紅色的太陽而已，“紅太陽”是他的政治哲學。如哥白尼所說的，“太陽居于寶座上統治著它周圍的星體家族”。這句話拿來解讀五星紅旗的宇宙論，再貼切不過了。羅馬教會對布魯諾的迫害當然是極其錯誤的。但你要知道，布魯諾并不是為科學獻身的，更不是為真理而獻身。他是為著一種宗教價值觀而被羅馬教會判為異端的，這個價值觀實際上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如出一轍，實際上是現代各種極權主義的政治哲學的宇宙論基礎，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先聲。
　　然后你看美國的信條旗。很明顯的，也可以看到一個銀河系的宇宙論。太陽系是什么，就是所有星體圍著紅太陽轉，而太陽占據了太陽系全部質量的99％。這就是專制制度下的政治結構。51％的控股都不行，你一旦大起來了，太陽的引力就不夠了。那秩序就崩潰了。所以你告訴共產黨，說你政治上開放一點，沒有危險。其實這話也不太真實。對共產黨來講，放開的確有危險。但不是人民有危險，是他自己有危險。銀河系就不一樣了，沒有一個物理學的中心。我曾借兩句中國古代的話來解釋憲政，一句是論語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一句是易經的“群龍無首，吉”。你看銀河系就是群龍無首，這是他們難以理解的，沒有元首怎么會不散伙呢？沒有單一的中心怎么可能仍然有秩序呢？而且古人說這叫大吉大利。如果你再將眼光放在一個更大的世界圖景中去，那么宇宙就更沒有中心了，但顯然更有秩序。這個秩序是物理的，也是超物理的，是物質的，但也是心靈的。這個秩序你根本想不通。專制主義就是一種日心說的宇宙論下的政體，憲政就類似于銀河宇宙論下的秩序。至于宇宙秩序，我們人是無法想象的。那是超越在世俗的國家和法律概念之上的國度，我們至少應當保持起碼的敬畏。
　　所以前段時間載人上天。我就想其實送誰上去最合適呢？其實該把九個常委射到天上去。上去一看，這個世界和我統治的那個不一樣啊。這是什么秩序啊，怎么找不著開關啊。狗日的要怎么才能統治呢？他下來后就有兩種可能，一是馬上開始政體改革，把五星紅旗砍了。第二就是集體自殺，因為想不通嘛。他的整個宇宙論和政體學說就一起崩潰了。
　　你再比較蘇美兩國宇航員的世界觀也不一樣。蘇聯的加加林第一個上天，他說我上去看了，沒有上帝，人就是宇宙中最大的。上天一盤，使人變得更驕傲了。但美國的宇航員登月后卻不一樣，他被宇宙震撼了，就背誦圣經中的《詩篇》第8篇，“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并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么，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并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里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你就看到，政體和宇宙論有關系，而宇宙論一定是具有道德意義的。任何政體學說，一定是一種整全的“世界的場景”的一部分。
　　再舉第二個例子，就是死刑。我前段時間在法國訪問，見到前司法部長巴丹戴爾，在座應有人知道他。因為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反對死刑的人權律師。曾經替6個輿論都認為必死的殺人犯辯護，以反對死刑的名義，把他們從絞刑架上救回來了。密特朗做總統時請他担任司法部長，廢除了法國的死刑。我們談話時他提出一個誘人的建議，說1936年柏林奧運會時，希特勒答應了那一年德國沒有死刑。他說我要建議共產黨2008年停止執行死刑一年。我說很好啊，中國古代一直都有赦免制度。《圣經》說，每50年要有一個“禧年”，這一年要釋放全地的人，給萬物以自由。這個“禧年”就和剛才說的“地不可永賣”一樣，表明無論是生命還是財產，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權之下，而這一位上帝是有憐憫、有恩典的，他要拯救萬物，赦免一切的罪。你觀察全世界任何國家的死刑，死刑制度里面一定包含了赦免制度——幾乎只有1949年后的中國是一個例外。德里達曾說，歐洲的作家都反對死刑，比如雨果啊，加謬啊。但歐洲的哲學家都不反對死刑。為什么哲學家不反對呢，因為殺人的權力也和永恒有關啊。殺人是什么，殺人就是永久性的剝奪人的肉體生命，就是game over。死刑處理的其實就是永恒的問題。在歐洲哲學家們所建構的那些國家學說、政法學說里面，你會發現，一個不能殺人的國家，那還叫什么國家。如果你用革命的方法建立一個國家，結果這個國家到頭來卻不能殺人。那豈不是很荒唐，革命就是殺人的批發啊，就變得很荒誕了。
　　所以死刑的存在也具有政體上的意義。甚至具有宇宙論上的意義。對保守派的基督徒來說，《羅馬書》13章說，世上的一切權柄都是上帝所設立的。這也是國家受托在人間判決和執行死刑的，一個圣約下的正當性。但對一個無神論國家來說，死刑的存在，意味著國家在整個世界觀的圖景中居于一個中心的位置。意味著共產主義世界觀對永恒問題的回答，就是“國家與永恒有關，國家就代表著永恒”。換言之，死刑意味著國家主義崇拜的誕生。這就是為什么憲法序言里，一定要寫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直到三個代表”。共產黨的憲法體制，是共產黨人的世界場景的一部分。不能不寫，不寫就要垮臺。這不是統治的技術問題，這是因為共產主義是人類史上第二種最完整的世界觀，它憑著這樣一個對世界場景的理解，來建立它的國家學說。所以它的憲法序言里，不能不講宇宙論，不能不去描述一個整全的世界觀，不能不去杜撰一個“創世記”。然后在這個圖景中把一個國家、一個政黨擺在那個偶像的寶座上。所以回到死刑問題，你會看到凡是中央集權程度最深的，凡是國家主義崇拜最濃的，凡是主權者意識最強的國家，都很難廢除死刑。法國在歐洲是國家崇拜最濃厚的，所以它也是歐盟最后一個廢除死刑的國家。因為對他來說，死刑不是一個治安問題，死刑是國家的本質的問題。而在美國一些州，反對廢除死刑的立場，則來自《羅馬書》13章及整本圣經的一個管家神學的傳統。死刑與政府在上帝之下受托的地位和權柄有關，而與國家崇拜無關。
　　第三個例子是波普爾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我們一開始都是自由主義者，我們都反對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我們否定它為歷史架設的那種人為的決定論和末世論。它也有末世論的，就是歷史必將終結于某種假設的社會形態。但波普爾在哲學上否定了共產主義對歷史的看法。否定了它的末世論，也就是去掉了“時間”在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中的政治哲學意義。這就將共產主義的世界圖景釜底抽薪了。所以在波普爾之后，共產主義的政治學說就徹底失去了那個強大的世界觀背景的依托，用儒家的話說，就是王道沒有了，只剩了霸氣。
　　最后一個例子，再看近30年前的那一場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初鄧小平這個討論的意義，就是在世界觀上公開認輸。你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是承認共產主義不是普遍真理，進而宣稱這個世上根本沒有真理，也沒有永恒。“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話翻譯成文言文版本，其實就是“成王敗寇”。沒有一種價值是得勝有余的，是可以勝過時間、勝過一時一地的實踐的。共產黨以一種意識形態的理由殺了幾千萬人，然后說，對不起，我搞錯了，其實這個世上沒有超越于一切處境之上的普遍價值，連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都不是。這話等于把當初殺人的理由都否定了，意思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誰。
　　從此一個完整的、贗品的世界觀就被切割了，這句話之后，對共產黨人和主張自由民主的人們，同時都帶來了幻滅。他們的世界觀都不再是整全的和自洽的。對一個自由主義者來說，你在政治上反對一黨專制，但你可能并不反對你在家里對妻兒的專制，或無法從這種專制中自拔。你所理解的政治學，跟你所理解的婚姻模式，是一個被割裂的、不同的世界場景里面的碎片。這就是后現代式的拼貼，你的世界是拼貼的，但你對國家卻有一種貌似完整的、貌似真理在握的要求。你認為國家不應該擁有至高無上的主權，權力必須三權分立，但你卻認為你仍是你自己的最高統治者。你要求這個國家向著每一個公民破碎它的主權，變成一個憲政民主國家。你卻不希望破碎你自己的主權，不管是在你老婆孩子面前，還是在所有人的面前。你也反對獨裁者的“自有永有”，你卻堅持認為自己就是“自有永有”的。你把世界切割成兩半，然后用雙重標準去追求自由。你看今天的中國，89年那種模糊的社會共識已經失去了，絕大部分人都活在各種殘缺的世界觀里，無法使自己的一切重新獲得牢不可破的意義。每個知識分子好像都在憂國憂民，都想救世，卻不知道怎么救自己。不知道怎么把自己從那個殘缺的世界的圖景中打撈上來，這就叫“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每個人的欲望都和你一樣光芒萬丈，甚至包括胡錦濤先生。為什么你的人權非要擺在第一位，或“非如此不可”呢。你在共產主義世界觀的那個廢墟上，若不能重新看見一個整全的世界場景，那么在你對他人和時代提出的種種要求面前，你仍然是一個共產黨人。